崇祯八年四月八日，二十五岁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正处在前所未有的低谷期。就在两个月前，凤阳皇陵被毁的消息传来。巨大的屈辱感与挫折感让这位青年皇帝再也不敢小瞧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 “流贼”，将其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与此同时，与宣、大两镇接壤的“插夷”（察哈尔）也被“建奴”（后金）所降服。后金对明朝的威胁随之加大。但就在四月八日这一天，他却表现出了与“流贼”“建奴”无甚关系的忧虑——“倭奴至对马岛”。对于这个笼统泛泛的消息，崇祯皇帝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但也觉得“事殊可骇”。 为此，他下旨令有司立刻派机敏干练之人前去侦查确切情况。
在“流贼”与“建奴”决死交逼的情况下，崇祯皇帝为何又警惕起了沉寂三十多年的倭患？而所谓“倭奴至对马岛”又是怎么回事？
漂流军官带来的“倭情”
崇祯七年冬，明朝东江镇总兵麾下一位叫丰报国的差官在海上遭遇飓风，漂流到了朝鲜南部。丰报国到了朝鲜，注意到了当地紧张的气氛，因为倭商今年没有如期而至，看来倭寇那边“有情况”！
“壬辰倭乱”给朝鲜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但没有永久中断朝鲜与日本的往来。万历三十七年，朝鲜与日本的对马藩恢复了贸易。每年春秋两季，对马岛的日本商人都会驾船来朝鲜贸易。二十多年过去了，已成惯例。但崇祯七年，对马岛商人却没来。这一反常情况，引发了朝鲜沿海居民的强烈警惕。事后用朝鲜国王的解释就是：“南边之民皆锋镝余生，有同伤弓之鸟，讹言煽动，往往有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倭商不来的反常情况，激起了朝鲜人的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丰报国漂流到朝鲜后，恰恰赶上了这样的舆论氛围。
丰报国所供职的东江镇，也就是今天渤海湾上的一系列岛屿，比如其中毗邻朝鲜的皮岛，就是当年袁崇焕诛杀毛文龙的地方，而此时仍然是东江镇总兵沈世魁的“总部”。虽然崇祯年间的东江镇是对抗后金的海上前沿，但也没理由忽略来自日本的隐患信息。
作为天朝将官，丰报国漂流到朝鲜，自然会得到当地的妥善招待。如此，他就遇到了一位叫李声龙的通官。所谓“通官”，也就是翻译。在与李声龙交谈后，丰报国恐怕就更觉事态紧急了。朝鲜百姓虽然紧张，但也就是觉得日本那边有情况，但具体是什么情况，并没有说明。而跟李声龙谈完后，情况就变成了“倭兵来到对马岛”！
要知道在航海技术还不够发达的年代里，横渡日本海有着巨大的风险，而对马岛就成了日本侵朝的跳板。之前丰臣秀吉两次侵朝，都是在对马岛集结。明朝方面也了解这一基本的军事地理知识。所以，丰报国回国后，这一消息得到了明廷上下的高度重视，直至“上达天听”，送至崇祯皇帝的御前。事后，明朝兵部回溯：“对马岛有倭深入其地事属于可骇。故奉有确侦驰奏之旨”。也就是说，崇祯皇帝收到这样的情报是非常警惕的，下旨令有关部门进行确切调查。
虚惊一场
最晚在当年五月，东江镇总兵沈世魁就接到了朝廷指令。此时沈世魁面临的局势非常紧张。两年前，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被后金攻占。而在刚刚过去的崇祯七年年末，自己节制的广鹿岛（今大连市长海县）副将尚可喜也投降了皇太极。至此，东江镇已经彻底被赶出了辽东半岛，龟缩到海岛之上。
但接到圣旨的沈世魁自然不敢怠慢。况且，如果倭兵真的集结到了对马岛，随后再次进攻朝鲜，那他所镇守的东江，将会首当其冲成为新一轮倭患的受害者。从这方面讲，沈世魁自然也有责任去侦查倭情。为此，他给朝鲜国王发去了咨文。所谓“咨文”，在当时的文书中，属于平行文，也就意味着信息发出者与接受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朝鲜国王在明朝的册封下是郡王，而沈世魁的本官只是三品的左军都督府都督佥事，即便有个“挂征虏将军印”的头衔，也比不上郡王。但这恰恰又是宗藩关系的惯例。在明代历史上，朝鲜国王与辽东都司之间的文书也是“平行”的咨文。时至今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仍然保留着这样的咨文。
一档馆所藏隆庆六年朝鲜国王至辽东都指挥使司的咨文
接到沈世魁的咨文后，朝鲜国王同样不敢怠慢，随即给明朝回信，讲述了所谓“倭奴至对马岛”的来龙去脉：
原来是对马岛内部发生了权力斗争——“岛主平义成与其副将平调兴有隙，势不两容，俱赴诉关白”。所谓“平义成”，也就是对马藩大名宗义成。而“副将平调兴”也就是宗氏家臣柳川调兴。朝鲜国王提到了双方激烈的矛盾，但没有提及背后的原因。根据现在的历史叙事，争端源自柳川调兴想跳槽到德川幕府，但宗义成却不答应。为此，柳川调兴就跑到江户向幕府将军举报宗义成“篡改国书”。宗义成同样也到江户举报柳川。也就是朝鲜国王说的“俱赴诉关白”。
对马藩主宗义成
在江户打官司的时候，宗义成似乎了解到了朝鲜方面对于“倭商不来”的猜测，为此派船告知朝鲜的釜山、东莱地方官员，最近商人没来朝鲜是因为“辨佞臣之谗”，没有什么别的情况，请放心。朝鲜国王将宗义成的解释转述给了明朝方面，并认为倭商不来只不过是因为倭人自己的矛盾，没啥大事，至于去年丰报国听到的情报，首先是出自朝鲜民众的过度反应，但最恶劣的是翻译李声龙夸大其词，唯恐天下不乱（“必是李声龙增衍之言”）。说到这，我们不禁想到了相近四十年前忽悠明日双方的沈唯敬，以及一百五十多年后翻译在中英礼仪之争中所发挥的恶劣作用，加剧了双方的误会。当然，这次的误会及时解除了，李声龙的夸大其词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
兵部接到朝鲜国王的咨文，已经到了当年八月。距离崇祯皇帝下旨调查已经过去了四个月。此时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已经因为“祖陵失事”而挨了一个“降三级戴罪”的处分。他以“倭兵至岛之说，信属讹传矣”作为事件的结论，报给了崇祯皇帝。崇祯皇帝的批复很简单，只有三个字——“知道了”。也许这三个字恰恰反映了他半年以来难得的轻松。这虽然也谈不上什么好消息，但最起码是虚惊一场，总不是个坏消息。要知道这半年来，除了东南海贼刘香被诛外，中原战场几乎全是败仗。尤其是剿杀农民军的干将曹文诏在两个月前刚刚战死。所以即便“倭奴至对马岛”被证实不过虚惊一场后，崇祯皇帝也远远没有走出低谷。两个月后，面对中原战场的节节失利，崇祯皇帝下诏罪己，穿上了青衣素服，搬出了豪华的宫殿。
顺便再提一下宗义成这个案子的结局。崇祯九年，幕府将军判定宗义成无罪，反倒是原告柳川调兴被流放了。
备倭的惯性
所谓“倭奴至对马岛”这个消息不过就是个“情报乌龙”，是古代技术条件下通讯不畅的结果。但从崇祯皇帝，以及沈世魁、张凤翼等大员的反应看，朝廷对这个信息是相当警惕的，并没有因为“流贼”与“建奴”的决死相逼，而放松其他势力的隐患。从结果论看，明廷这次的敏感反应似乎“多此一举”。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情报工作本就是不吝“机会成本”的，“十防九空”是难免且必要的。所以，此时明廷的敏感态度，反映了逆境中对全局意识的坚守。如此说来，崇祯皇帝并没有“祖陵之辱”而对其他事情不管不顾。单纯在这一点，朱由检这个皇帝还是合格的。
而且，如果追根溯源，也不难理解朱由检的焦虑反应。在很多关于明朝的历史书写中，万历朝鲜之役胜利后，“倭寇”也就从此“谢幕”，消失于历史舞台。但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消失于历史舞台的聚光灯。而聚光灯以外的事情并非不存在。要知道从明朝开国伊始，“备倭”就是朝廷从未间断的大事。嘉靖大倭寇与万历援朝鲜不过是明朝二百多年抗倭史的两个高峰。德川幕府“统一日本”后，日本国内局势的稳定或许在客观上削弱了倭寇的土壤。但猖獗了二百多年的倭寇，作为一个恐怖意象绝不会轻易消失。比如在万历四十年，明廷得知日本萨摩藩侵占琉球后，就表现出了这种警惕，甚至认为“（倭）未尝一日忘中国也”，所以对日本更要“不可不备”。而五年后，广东海道俞安性奉粤督宪命，在澳门“议事亭”前勒石，“禁畜养倭奴”。
英国人Peter Mundy在其游记所呈现在澳倭人形象
至于“流贼”与“建奴”的决死相逼，反倒更能刺激明廷对于潜在威胁的不安全感。无论是此时的“流贼”“建奴”，抑或刚刚平定不久的奢安土司，哪个不是防患于未然的反面教材呢？
所以，崇祯八年的信息乌龙，并非朱由检第一次对日本的警惕。早在崇祯二年五月，浙江巡按吴阿衡就提请崇祯皇帝要重视台州、温州、宁波、绍兴等地仍然面临倭寇的潜在威胁，并在整饬海防的八项措施中就提到：“禁通倭寇之出没海上也”。翌年六月，崇祯皇帝给朝鲜国王颁布上谕，告诫朝鲜不要“媾倭款奴”，更是将潜在的倭寇与正在为患的“建奴”并置在一起。此外，猖獗于东南的海盗中，也时不时闪现着倭寇的身影。比如在崇祯六年的时候，福建巡抚邹维琏在题本中汇报战绩时，不但提到了斩获的“倭级”、生擒的“真倭”，还汇报了缴获的“倭铳”“倭岛”“倭甲”“倭盔”。
而经过崇祯八年的这次“情报乌龙”后，明廷仍然没有中断对倭情的警惕。即便到了“流贼”死灰复燃且愈演愈烈的崇祯十四年正月，崇祯皇帝也不忘批准浙江巡按王范提出的“禁止通倭事宜”，并下旨“如议饬行”。王范提出“禁止通倭事宜”是针对有人提出“开洋”（通商）的提议。要知道当时明朝的军费困境已经不是“捉襟见肘”所能形容的了。而提议“开洋”者所展望的“开之则饷可以资兵”，至少对于兵部是有一定诱惑的。所以，这个提议也能得以讨论。而浙江巡按王范反对“开洋”并由此延伸为“通倭”的依据，并非近年倭寇为患的实例，而是对开洋后“不测之患”的担忧，也就是担心内地奸人引到倭寇来犯。王范的这种推理，成功打动了已过而立之年的皇帝。
参考文献：
1.《兵部题「朝鲜国王咨」行稿》，《明清史料》，甲编，第9本，第846页。
2. 《兵科抄出浙江巡按吴阿衡题本》，《明清史料》，乙编，第7本，第620页。
3. 《明崇祯三年谕朝鲜国王勿媾倭款奴敕》，《明清史料》，丙编，第1本，第20页。
4. 《兵部题「兵科抄出福建巡抚邹维琏题」残稿》，《明清史料》，癸编，第1本，第46页。
5. 《兵部题行「浙江巡按王范揭」稿》，《明清史料》，乙编，第8本，第763页。
6. 孔颍：《明季澳门“倭奴”辨析》，《古代文明》，第6卷，第3期，2012年7月，第74～8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