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约翰·列侬举行的粉丝守夜祈祷，与安妮·莱博维茨的公路旅行，丹尼斯·霍普的肖像……德国知名导演维姆·文德斯在拍摄经典电影的同时，也拍下了成千上万的宝丽来照片。伦敦摄影家画廊这些天举办一次名为“即时故事”的摄影展，全面展出文德斯早期的宝丽来摄影作品。通过照片，他分享了其中的故事。
1945年出生于德国的维姆·文德斯在世界影坛上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代表，其作品曾多次荣获戛纳、柏林、威尼斯等国际知名电影节的大奖。
“这些都来自直觉。”众神之谷，犹他州，维姆·文德斯拍摄于1977年。图片来源：维姆·文德斯/致谢德国法兰克福电影博物馆
维姆·文德斯估算自己在1973到1983年间拍下了一万两千多张宝丽来照片，此时正是他的导演事业真正起步的时候，其中只有3500张保留下来。他说：“你会把照片都送出去。有个人站在你面前，你刚刚拍下了他的照片，仿佛他们对这张照片有更多权利。宝丽来照片对拍电影是有用的，但它们本身并不是目的。它们是一次性的。”
四十年后的今天，伦敦摄影家画廊举办了一次名为“即时故事”的摄影展，全面展出文德斯早期的宝丽来摄影作品。展出照片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文德斯创作的鼎盛时期，那时他导演了诸如《守门员害怕罚点球》《爱丽丝漫游城市》《美国朋友》等经典电影。许多照片捕捉了拍摄这些电影时的瞬间，但其他大多是记录了他曾旅行经过的地方：城市、小镇、沙漠、高速公路，以及旅店。正如他的电影风格一样，这些照片都呈现出一种忧郁的浪漫主义。“我的第一反应是，‘哇，这些都是从哪来的？’那时的记忆很多都忘记了。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疯了一般地拍照。”
“忧郁的浪漫主义” 自画像，1975年。图片来源：维姆·文德斯/致谢维姆·文德斯基金会
这些宝丽来照片被分门别类，冠以各具特色的勾人回忆的标题：自助快照亭、点唱机、敲打打字机；寻找美国；加州之梦（美国经典老歌）；穷街陋巷（美国经典电影）。这些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印象主义日记，“没有悲伤，没有愤怒，只有彻底的纯真，不仅是我自己的，也是我周围所有人的。电影的拍摄日复一日，却没有经历任何了不起的思考过程。电影来自于直觉——宝丽来照片亦是如此。”
我们坐在文德斯图像公司宽敞整洁的办公室里，这是一个位于柏林市中心的综合办公楼，里面陈列着文德斯精心布置的数量庞大的图像存档。他比预计出现的时间要早，戴着头盔，穿着防风衣，刚骑电动自行车从附近的家里过来。他那满头的银发，厚厚的圆框眼镜，和背带高腰裤，让他看起来像一个古怪的教授。
“它们完好地纪念着曾经的世界——以及我们所失去的” 纽约大游行，1972年。
图片来源：维姆·文德斯/致谢维姆·文德斯基金会
今年72岁的文德斯从做医生的父亲那里得到了人生中第一部相机，那时他还是个孩子，生活在杜塞尔多夫。“他一辈子都在拍照，却从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摄影家。他将自己的认识与鉴赏传授于我，于是我不得不学习曝光、聚焦这些技术活。但是我热爱做这些，我也从未把自己看成一个摄影师。即便后来接触宝丽来，也是如此。”
文德斯是否觉得这一点奠定了自己的作品呢？“当然。如果我真的想给什么东西拍张照，我不会用一部宝丽来相机。我从不觉得这东西能拍出真正意义上的照片。”
随着摄影家画廊的展出日益临近，文德斯精心思量该如何展出他的作品。“我确实犹豫过。把它们放进画廊的唯一合理解释在于它们能展现曾经发生过的事。它们完好地纪念着曾经的世界——以及我们所失去的。意识到我们失去了某些东西并不一定是依恋过去，也可能是悲剧性的。”
海因茨牌番茄酱，1973年。维姆·文德斯 摄
在画廊的背景下，这些宝丽来照片是个复杂的存在。它们往往带着折痕或标记，还有些褪色，它们唤醒了另一个时空，一个遥远到不可能的时空。不仅如此，它们赋予了那个时代一种神秘而浪漫的气息，即便已经模糊难辨、破碎不堪。这正是这种笨重又难以聚焦的相机的部分魅力所在。然而，在这个展览空间里，它们从瞬息的事物升华为了艺术。
文德斯察觉到了这种反常的转变。“这些宝丽来照片的意义并不在于图片本身——而在于它们所蕴藏的故事。这也是为什么本次展览被称作‘即时故事’——因为它更像一本故事书而非一部相册。”
伴随其中的故事确实令人着迷。有一张照片里，文德斯回忆了他于1972年和“一位高挑的年轻女子”的偶遇，当时她就坐在他旁边，在CBGB的吧台上，那是纽约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夜总会。似乎是察觉到文德斯的寂寞，她离开的时候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告诉他如果一个人去旧金山的话给她打电话。
一周后，他真的这么做了——于是开启了一段和一个叫做安妮·莱博维茨的年轻音乐摄影师的友情。她带着他踏上了前往洛杉矶的公路旅行。他说：“我和安妮都拍下了一些沿途的照片。”他拍下的安妮开车的照片也出现在展览里。
“来到纽约后，我和成千上万人一起在静默中为约翰·列侬哀悼。”
在另一个故事里，他回顾了自己在洛杉矶的高速公路上开车时听到列侬死讯时的情景。“那是我生命中的决定性时刻，”他说，“我把车停到路边，任凭车流经过，情绪慢慢崩溃，我开始哭起来。我坐在那儿一直哭直到再也没有眼泪了。”冲动之下，他径直开车到机场，赶上一趟夜间航班前往纽约。“来到纽约后，我和成千上万人一起在静默中为约翰·列侬哀悼。这是一个表达共同创伤的举动。我们都失去了某个本质的东西，它快要走向尽头。于我而言，那就是我的童年，我的青春。”
不同于文德斯的晚期摄影，主要拍摄风景和建筑，“即时故事”还展出了几幅肖像画，包括著名荷兰电影摄影师罗比·穆勒，德国演员森塔·贝格尔，以及已逝的丹尼斯·霍普，后者主演了电影《美国朋友》。霍普也曾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摄影师。他们以前会互相比较吗？“并不会。丹尼斯这个人，”文德斯停顿良久，“是个随心所欲的人。当我们的人生道路交汇的时候，他已经抛下了摄影开始画画了。我们谈论过摄影，我看过也喜欢他的作品。我们甚至拍过一个电影，里面他饰演的角色谈了很多关于摄影的事情。但是对于丹尼斯而言，摄影是过去的事了。从我1976年认识他起，就从未见过他拍一张照片。”
短期日用品……坎贝尔牌汤料，纽约，1972年。图片来源：维姆·文德斯
如今，文德斯也把摄影视为过去的事了。“不只是因为图片的意义已经改变了，观看的行为本身意义也不一样了。现在，一切都是表演、传输，或许还有记忆。本质上已经不再是图像本身了。对我来说图像是和独一无二性联系在一起的，是关于取景和构图。你所创作的这个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唯一的瞬间。正因如此，它具有特定的神圣性。而这整个概念都已经消失了。”
似乎是为了感念过去，若干年前，文德斯把自己的宝丽来相机送给了好友帕蒂·史密斯。“她的相机又旧又破了，曝光过度，”他说，“我有一模一样的相机，不过再也不会用了。”
因此，“即时故事”本身也是送给宝丽来摄影及其象征的一首挽歌。“曾经，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你用于生存的另一样东西——就像食物、空气、我们开的臭烘烘的汽车，和所有人都在抽的烟一样。今天，拍一张宝丽来照片不过是个工序。”
文德斯叹了口气，揉了揉眼睛。“文化已经变了。一切都不复存在了。我真的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还牢牢纠缠于‘摄影’这个词。应该有一个不同的名词来指代，但没有人会上心去找这个词了。”（文/肖恩·奥哈根 ）
“即时故事”是伦敦摄影家画廊和维姆·文德斯基金会以及柏林C/O基金会合作举办的展览，展出时间从2017年10月20日至2018年2月11日。本文原载于英国《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