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记者加缪》一书按时间顺序介绍了阿尔贝·加缪从阿尔及利亚的贫民区走向巴黎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享誉世界的一生。其中着重讲述了加缪在《阿尔及利亚共和报》《巴黎晚报》《战斗报》这几家报纸工作的记者生涯。作者分析了加缪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文字，指出加缪的记者经历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极深厚的养分。本文为埃德威·普莱内尔（Edwy Plenel）为该书撰写的导言。
那是1957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举办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的日子。这些最负盛名的人中获得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加缪，依照传统，在官方晚宴结束之前发表了获奖感言。他强调了一点：“或许，每一代人都自信肩负着重塑世界的使命，但我们这代人知道，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然而，我们的使命或许更艰巨，即不让这个世界分崩离析。”
在那个时代的背景下，即冷战、反殖民斗争、帝国主义、独立运动、蔓延直至欧洲大陆的独裁统治及反叛的青年，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并存。简言之，就是在解放和抵抗的背景下，这番言辞或许听起来谨小慎微，像是在后退或有所保留。然而，在60年后的今天看来，它比任何时候都更符合实际；而且，它远不是一种对谨慎或冷漠的邀约，而是对“介入”的呼唤。
这种“介入”不是企图使现实屈从于其信条的、具有狭隘派系观念的人的介入，这类人的介入并不明智，因为他们相信仅从政治角度思考是正确的，此外，其中一些人还认为自己说的是真理。加缪邀请我们去进行的是一种更不可缺少的介入：一种事关存在的介入，对我们可以作为自由的男人和女人的条件的介入。我们的自由需要我们，要求我们负起责任。我们要对世界负责，尤其对其意义负责；我们要对世界之内涵负责，也就是对其团结负责；我们要对世界之理性负责，反对会毁坏它的非理性。
赴自由之约，并不是给世界的失序增加出于恐惧的慌乱和出于仇恨的激动，这就像盖上一层使我们愈加不安的厚重而愚昧的面纱。相反，赴自由之约是寻求理解、苛求知晓、直面真实，尽管它令人痛苦和烦忧。为了能真正地自由选择、自主决定，我们需要看清一切，否则，我们只会成为我们幻想的玩物，被幻想催生出的灾难打败。
因此，《记者加缪：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一书并不仅仅是一部严谨精确、资料翔实的专著。通过展示这位作家当记者时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实践这种介入——以寻求真相为首要目标的介入——的主要阵地，玛丽亚· 桑托斯-赛恩斯呼吁人们振奋起来。她的作品实际上是在敦促新闻业重新振作，并不断提升，找回自己的高度和深度，拒绝粗制滥造，同时与为之布下陷阱、使之丧失威信的败坏行为做斗争。
1944年夏天，巴黎解放时，加缪在最初发表于《战斗报》（Combat）的社论中做出了承诺。而从《阿尔及尔共和报》（Alger républicain）最初的调查，到《快报》（L’Express）最后的专栏文章，加缪发表的这些作品从各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他对这些承诺的忠诚（提到巴黎的解放，我往往会想起勒克莱尔师的西班牙共和军战士也是其中的英雄）。加缪于1944年8月31日这样写道：“我们的欲望越是习惯沉默不语，就越是强烈，它将报刊从金钱中解放出来，赋予其风度和真实性，这种风度和真实性将公众带往其能到达的最高处。于是，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价值往往由其媒体的价值体现。如果报刊确实是一个国家的发声筒，那么我们决心站在自身的角度，作为一支微弱的力量，通过优化国家的语言，来提升国家本身。”
这个项目一点都不过时，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的最大贡献是重新赋予了它一切现实性——如果不是紧迫性的话。在媒体经受风浪的日子里，在这个行业受到威胁、在记者这个职业失去稳定性的时刻，她的这本书对于记者（以及公民，这两者并肩而行）而言是一部抗争指南。她邀请我们向加缪学习，在索求公众知情权中，带着对公民的责任，重拾勇气，找回尊严。当娱乐腐蚀了资讯，当集中摧毁了多元，当扼杀了真相，新闻业就只能进入抵抗状态，除非它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一切只是出于职业责任。没有自命不凡，没有妄图虚名，只是出于生存的需要。
在阅读玛丽亚· 桑托斯-赛恩斯的文字时，我不断想到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在《真理与政治》（Vérité et politique）中的警告。这篇文章写于1967年，我认为它是我们这一职业真正的哲理性宣言。她坦言，如果没有记者，“我们将永远无法在一个一直变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方向，并且，从最直白的层面上讲，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自己在哪里”。这里我们又看到了加缪在1957年提及的这个萎靡不振的世界——失去方向，步入歧途，被夺走了路标。
但是，阿伦特补充说，只有当上述记者是不断寻求“政治意义上最重要的真相”的审慎仆人，而不是爱好发表意见的机会主义狂热者时，这种民主理想才有价值。这位哲学家声明：“如果关于事实的信息不能确保是真实的，如果辩论的对象不是事实本身，那么意见自由就是一场闹剧。”然后她提出了这样的看法：“当代历史上有很多例子说明，说出事实真相的人被认为比真正的反对者更危险、更具有敌意。”这一点在今天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在我们这个充满即时新闻的通信时代，没有国界、没有延迟，许多揭秘者只能落得悲惨的命运，如朱利安· 阿桑奇（Julian Assange）、切尔西·曼宁（Chelsea Manning）、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这里仅提及世界上最有名的揭秘者，他们是捍卫普遍知情权的英雄，对抗着国家或金融权力机构的不正当秘密。
阿伦特和加缪这一代人被他们亲历的犯罪、战争、屠杀等悲剧残酷地夺去了天真。两人都以大卫·鲁塞（David Rousset）于1946年从集中营世界返回时表达的那种清醒进行思考：“正常人不知道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有可能”的“一切”包含了人类最糟糕的一面，即对自身人性的否定。唉，当我们眼见“恐怖主义与武力镇压的那场血腥婚礼”自2001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庆祝时，我们又一次领会了这个道理。
这些话看起来像是今天说的，事实上来自以前。这些话出自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对恐怖主义毫不客气的加缪；它是一种抗争的方式，这种方式不再“是受控于某种政治的工具，不再寻求成为某种仇恨下的疯狂武器”。但是，正如他在广岛那颗原子弹造成的毁灭中当即看到的，那一刻“机械文明达到了其野蛮程度的顶点”，他也察觉到了这是一场没有回旋余地的剧变——轻描淡写的酷刑、秘密监狱、特殊状态、被践踏的基本自由——其中“每个人都以他人的罪行为借口，以便更进一步”。
但我们怎么能忘记，今天，这种指望靠恐怖主义带来的恐慌来抛弃人民、削弱民主的恐怖政治，诞生于之后会是媒体谎言的国家谎言，再以各种新保守主义的面目传播到美国之外？我们怎么能忘记，即便是所谓高质量的北美媒体，也相信“基地”组织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之间有联系的传言，相信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稽之谈，相信布什政府的意识形态议程，而这些议程与具体的现实没有任何联系，无论联系有多小。简言之，我们怎么能忘记，对事实真相的压制允许了一场非法的、造成大量死亡的冒险？
加缪总是冒着让各个阵营的人不高兴的风险，拒绝那些具有安慰性的半真半假的说法，这些说法只寻求符合主流偏见，却罔顾现实。就像目的不能证明手段的正当性一样，任何正当的动机都不能宽容谎言的不正当性，对真相闭口不谈也是一种谎言。当下，这种孤立的独立态度引发了误解和疏远，造成了断裂和憎恶。加缪，一个无法被归类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他的生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态度保有永恒的警觉，将使后代受益。
这部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追忆并重访“记者加缪”的作品就证明了这一点，啊，它是多么必不可少。因为，在我们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事变的不可能性与灾难的可能性并肩而行，新闻业极有可能再次被置于考验之中，受到灌输，被利益的重压阻碍，掉入金钱和权力交错进攻的陷阱。然而，解药就在这本珍贵的书，这份邀请我们沿着阿尔贝·加缪的足迹走下去的“新闻批评”之中。
它要求——它已经告知我们——“记者本身对新闻工作的深刻质疑”，即记者对其工作的意义、职业的责任进行的反思。加缪在1944年9月1日《战斗报》的一篇社论中写道：“什么是记者？他首先应是一个被认为有思想的人。”这个答案谨慎又讽刺，它想表达的是：记者应是一个质疑自己工作的意义的人，一个不断忧虑、自问、怀疑的人，若他知道自己使命的重要性，便更应如此。在这个意义上，加缪认为，新闻界应站在犬儒主义和麻木不仁的、唯利是图和投机取巧的、因循守旧和机会主义的新闻业的对立面，索求真相这个职业要求也是对人生理想的忠诚。从他1946年3月28日于纽约市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演讲会中，可以看到这一观点的雏形，第一所新闻学院也是在那里创建的。“如果什么都不相信，如果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我们不能确认任何价值，那么一切都可以得到允许，什么都不重要，”他解释说，“那么就没有善与恶，希特勒既不对也不错。”若是如此，“正确者即成功者，在他成功之时，他就是正确的”。
这种胜利者的光荣哲学总是满足于对战败者的羞辱，阿尔贝·加缪用劳动者的谦逊德行与之对抗。在这个演讲会上，他谦逊地说要“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作”，使一个“警察、士兵和金钱的世界，变成一个男人和女人的世界，充满有成果的工作和恰到好处的闲暇的世界”。
很明显，我们这里谈论的介入是一种建立在根本民主之上的境况，其目的是达到某种高度的民主，在这种民主下可实现日常人道主义、自由商议和广泛共享、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真正的人民至上，而非暗中进行的寡头私有化。在这条充满希望和抗争的道路上，从弱者到强者，知情权是通过知晓来实现解放的和平武器。作为深耕“当下”的工作者，记者是为这一基本权利服务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这场战役中。当然，他们必须达到负起这一责任所要求的高度。
玛丽亚· 桑托斯-赛恩斯这本书将新闻与批评——公民对媒体的合理批评和专业人士必要的批评意识——相结合，是一个愉快的邀约，面对这一需要，我们在所不辞。
《记者加缪：从阿尔及利亚到巴黎》，[法]玛丽亚·桑托斯-赛恩斯（Maria Santos-Sainz）著，张冬锐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