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大旱灾让王朝上下惊恐不安
“天变不足畏！”“人定胜天！”
这样的豪言壮语听起来让人非常振奋，但实际上，天变是十分恐怖的。即便是在科技发达的今天，自然灾害依然会让人心生畏惧。严重的天灾给民众带来的往往不仅是毁灭性的打击，还有着无尽的绝望。特别是在传统农业时代，小农经济几乎完全是靠天吃饭，在灾害面前更是不堪一击。
熙宁六年（1073）的秋冬，一场可怕的干旱席卷而来，很多地方秋季无雨，冬季无雪，赤地千里，水渠干涸，庄稼枯死在田里，人畜饮水困难。一直到第二年的春天，干旱还没有任何缓和的迹象，有道是“春雨贵如油”，可如今一滴都难有。
大旱灾之后是大饥荒，根据司马光的描述：南北东西，无处不旱。去年播下了麦种，今年却没有收成；而今年连种子也没法播下，明年更是没了希望。只有大地主家里还有些余粮，中等户以下普遍就不够吃了。吃着树皮、草根的老百姓，过得了今日不一定过得了明日。（“北尽塞表，东被海涯，南逾江淮，西及邛蜀，自去岁秋冬，绝少雨雪，井泉溪涧，往往涸竭。二麦无收，民已绝望，孟夏过半，秋种未入，中户以下，大抵乏食，采木实草根，以延朝夕。”）
司马光的说法可能有所夸大吧，但是即便把他的说法打个对折，那也是非常严重的灾情。老百姓在惊恐和绝望中艰难求生，史不绝书的灾后流民问题涌现。
地方上关于老百姓乏食的奏报纷纷送到了朝廷。不光是内地干旱，边境地带也是一样。宋朝西北的环庆路是对夏作战的前沿，安抚使楚建中对边防问题表示担忧：在宋夏边境地带，宋方一直努力招诱当地部族以巩固边防，现如今旱灾背景下，西夏人趁机而动，用赏赐来收买人心，当地的部族成百上千的结群逃走，宋人多年的努力成果付诸东流，边防更是岌岌可危。（“奉手诏，以缘边旱灾，汉、蕃乏食，夏人乘此荐饥，辄以赏物招诱熟户，至千百为群，相结背逃。若不厚加拯接，或致窜逸，于边防障捍非便。”）
此时的宋神宗内心充满了焦虑，忧心忡忡，他不断下诏让官员们四处祈雨，试图用诚心来感动上苍，赐下甘霖，拯救苍生。
在没有人工降雨的时代，祈祷上天便是求雨的最主要办法。在今天的人看来，那时有些充满想象力的做法实在是很滑稽，比如蜥蜴求雨，因为当时人觉得蜥蜴和龙是亲戚，所以把蜥蜴抓来，口里反复念着四句话：
蜥蜴蜥蜴
兴云吐雾
降雨滂沱
放汝归去
若凑巧真的下雨了，那是真龙显灵，这蜥蜴少不得被崇拜；可若是不下雨，蜥蜴也会被折腾得够呛吧。
以今天科学理性的眼光来看，这样做对于下雨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但在当时，这样做至少可以起到一定程度上安定人心的作用。荒诞的做法背后恰恰是惶恐不安的心。在天变面前，人类不过是微弱的蝼蚁。尽人事、听天命，仅此而已。
朝廷赈济的措施自然是有的，地方官们也确实在为解决饥民的问题而努力，但是流民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逃荒要饭是灾民们最后的出路。这对于统治者来说是严峻的考验。
神宗在给河北官员的批示上说：“当下河北各地灾情严重，百姓流亡，食物短缺日甚一日。最让人忧心的是，盗贼结集越来越多，成为公私之患。”古人所说的“饥民为盗、啸聚山林”，今天人们所说的“农民起义”，是对当时社会秩序的严重破坏，也是皇帝的心头之患。饥荒背景下老百姓活下去的渴望，有时候会形成强大的破坏力，甚至冲击一个王朝存在的基础。
这时已经是王安石的新法推行的第六个年头了。经历了最初一两年无比激烈的大争议之后，反对者大部分已经离开了朝廷，不和谐的声音越来越少，音量越来越低，大家似乎都已经习惯了新法。但就在这时，一位年轻官员的言行在朝廷掀起了巨大的波澜，并随即引发了政坛大地震，他就是王安石的弟子——郑侠。
杨威《耕获图》
郑侠对老师王安石逐渐心生怨恨
郑侠，字介夫，福清（今福建福清）人，生于仁宗庆历元年（1041）。郑侠人如其名，是耿介之人，有侠者之风。“少有志操，学识闳远，流辈推服，未弱冠知名。”
英宗治平年间，郑侠的父亲郑晕被任命为江宁府监税。郑侠跟随父亲来到江宁，但并不住在家中，而是到清凉寺读书。当时王安石因为母亲去世，丁忧江宁，同时收徒讲学，吸引了很多学子前来求学。
一天晚上大雪，郑侠读书到后半夜，冻得受不了，便把朋友杨骥叫起来喝酒，喝到酣畅的时候，登阁观雪赋诗，气宇浩然，诗曰：
浓雪暴寒斋，寒斋岂怕哉！
漏随书卷尽，春逐酒瓶开。
一酌招孔孟，再斟留赐回。
醺酣入诗句，同上玉楼台。
他的这位朋友杨骥正是王安石的弟子，王安石的名诗《书湖阴先生壁》中的湖阴先生便是他。杨骥是被王安石派来打听情况的。对于郑侠的名字和事迹，王安石早有耳闻，爱才的他便派弟子去一探究竟。
杨骥向王安石诵读了这首诗，“漏随书卷尽，春逐酒瓶开”，尽显郑侠好学而又风雅的个性。王安石听了之后，对郑侠好学的精神十分赞赏。郑侠对王安石的人格与学问十分敬仰，投身到王安石门下，成了王安石的得意门生。
治平四年（1067），27岁的郑侠到东京参加科考，果然不负王安石的厚望，得中进士甲科，随后被朝廷任命为光州（今河南潢川）司法参军。这一年同时中进士的还有王安石的儿子王雱。他们自然也是好朋友，志趣相投，科考路上相伴而行，无话不说。
过了两年，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这让郑侠内心万分激动，“以为尧舜三代君臣相遇，有为于世，太平可期月而望”。这和当时很多人的心态是一样的。
初入仕途的郑侠怀着一腔为国为民的热忱，在工作上非常卖力。司法参军主要负责司法案件。当时的光州司法参军厅积压了不少疑难案件，郑侠认真研读宋朝的刑律，研究案情，并将审判结果上奏。最终，郑侠的所有建议都得到了王安石的批准。郑侠十分感动，把王安石视为自己的知己，愿意尽忠于王安石。（“光有疑狱，侠谳议传奏，安石悉如其请。侠感为知己，思欲尽忠。”）
当新法刚刚推行的时候，面对一片质疑之声，郑侠极力向同僚申说新法的合理性，这也是在为他的恩师辩护。此刻，在郑侠的心目中，老师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合理的。然而随着新法的推行，郑侠的心态也在慢慢地发生了变化。
熙宁四年（1071），郑侠在光州的任期满了，他到京城去等着新的任命。这次进京对于郑侠来说有个绝好的机会，那就是朝廷推行了试刑法，这是在王安石的建议下设立的司法考试。
在王安石变法推行以后，有两类人才特别紧缺：一种是精通理财的财务官，另一类是精通律例的司法官。如果郑侠参加试刑法考试合格，就可以直接改官，跳出“选坑”，变成京朝官，仕途一片光明。这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他在光州的优秀政绩就是在司法工作上。然而，此时他的主要心思并不在改官。
在赴京的路上，郑侠沿途考察，“所过田夫野老，必从访问新法利害”，结果“答者无一人言其是”。他在《道中见以索牵五六十人监理钱者》一诗中写道：
可怜平地不生钱，稚老累累被索连。
困苦新图谁画此，只愁中禁又无眠。
到了京城以后，郑侠好不容易见到了老师。王安石问及途中见闻，郑侠直言不讳地说：
青苗、免役、保甲数事，与边鄙用兵，与侠心不能无区区也。
王安石听了之后，脸色沉了下来，左右之人急忙告退。王安石和郑侠的这次见面不欢而散。
自这次见面之后，郑侠很难再见王安石，他又给王安石写了好几封信，声称自己并不认为新法不合理，反而强调新法有着“至美至善”的形式，但是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将新法变得扭曲了。
比如他对青苗法的批评就说：“青苗法的立意是很好的，但是普天之下有借贷需求的大概只占一半；没有借贷需求的，也占一半。”（“然民之阙乏而借贷于人者，天下固常半矣，而稍稍温燠、能俭克勤苦以自足，而无所取贷于人者，亦尝半。”）
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召人情愿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吾之心果在利民，非有取利于民，皆听其自来而与之。法不曰召人情愿请耳。及贪暴之吏，急于散而取赏，则曰某县民若干，散必若干，某县为民若干，散至若干。不然者劾奏，而令、佐亟于承命，以求知于其上，又巧以强与。”）
如果某乡某里有人不去借贷青苗钱，那么十天半个月就会遭受其他的无法解决的灾祸。所以一州一县没有不去借贷青苗钱的。（“若某乡某里某人不请，则旬月之下必有他祸者，且不可解。及其催纳之际，亦莫不然，则尽一州一县之民无有不请青苗者。”）
这样算下来，强行被摊派的常常要占到一半。（“是曩之果皆贫无不借贷自足者也，是法虽听其情愿，其实强而与之者常半。”）
到了收获的季节，因为还款期限没得商量，农民只能贱卖粮食。（“至于收成之际，又不稍缓其期，谷米未及干促之已急，而贱粜于市，而曩之利十，今不售其五六。貭钱于坊郭，则不典而解。其甚者至于无衣褐而典解。是法所以苏贫乏而反困之，抑兼并而反助之矣。”）
所以郑侠的意见是：“人们都说青苗不好，其实是贪暴之吏破坏了青苗法。”（“夫如是，无知者便谓青苗为不善，不知贪暴之吏坏之也。”）
青苗法的目标和效果是截然相反的——苏贫乏而反困之，抑兼并而反助之。郑侠认为关键在于“贪暴之吏”。这些可以说是郑侠作为基层官员的亲身经历，是很有说服力的。
其实几年前，陆佃就像郑侠一样说过同样的话。郑侠的这些老生常谈，王安石自然就更听不进去了。
后来，郑侠被任命为监安上门，负责守门及收取门税。王安石派王雱来劝说郑侠参加试法，但郑侠不为所动。他说自己对于刑法并不精通，只是因为职责所在，所以在光州认真审查案卷。其实他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抗议。
熙宁六年三月，王安石设置了经义局。他又派王雱来请郑侠出任经义局的检讨官，其实是想让郑侠当自己的秘书、助理。结果，郑侠又拒绝了。
王安石又派自己的侄女婿黎东美（即黎珣）来，非常直接地跟郑侠讲：“丞相的意思是：凡是入仕为官，一定要改成京官，才能获得一个好的差遣，为何要如此介僻呢！”
“介僻”，这恰恰是当年王安石的风格，只是当他到了宰相的位子上，对于别人对自己的“介僻”，就觉得无法理解和接受了。
黎东美的话让郑侠非常恼火，他说：“我这次到京城里来，本意是要跟从丞相学习经义，当初就没想官位有什么高下、美恶之分。没想到的是，丞相一旦秉政当权，开口便是把爵禄放在最前面，对待士人竟然就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真的想帮助我，让我有所成就，只要能够把我建议的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实施一两件就可以了。”（“某之来，意在执经丞相门下尔，初不知官资有美恶高下也。不意丞相一旦当轴，发言无非以爵禄为先，待士之来者如是而已。果欲援某而成就之，区区所献有利民便物之事，愿得一二足矣。”）
郑侠要跟王安石讨论政事，而王安石跟他讨论官爵。郑侠觉得这不是对自己的蔑视么？渐渐地，他对当年的恩师、如今的宰相，彻底失望了。
有一次，王安石以《何处难忘酒》为题赋诗说：
何处难忘酒，君臣会遇时。
高堂拱尧舜，密席坐皋夔。
和气袭万物，欢声连四夷。
此时无一盏，辜负鹿鸣诗。
这首诗中展现的是王安石的踌躇满志。可是郑侠完全唱起了反调，他在《和荆公何处难忘酒诗》中写道：
何处难缄口？熙宁政失中。
四方三面战，十室九家空。
见佞眸如水，闻忠耳似聋。
君门深万里，安得此言通。
这首诗可以说是近乎破口大骂了。他说王安石见到那些佞人，目光中柔情似水，听到了逆耳忠言，就像聋了一样。宰相府的大门有万里之深，郑侠的话怎么能够让宰相听见呢？他的内心可以说是冰凉到了极点。
汝窑酒瓶
《流民图》终于送到了神宗手中
熙宁七年三月，早已对王安石绝望的郑侠请人绘制了一幅《流民图》。这幅图把灾民呼天抢地、流离失所的惨状表现得淋漓尽致。郑侠再写了一篇长长的奏章，上书神宗，为民请命。其文如下：
臣伏睹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于今，经春不雨，麦苗枯焦，黍粟麻豆，粒不及种。旬日以来，街市米价暴贵，群情忧惶，十九惧死。方春斩伐，竭泽而渔，大营官钱，小求升米，草木鱼鳖，亦莫生遂。蛮夷轻肆，敢侮君国。皆由中外之臣，辅相陛下不从道，以至于此。
臣窃惟灾患有可召之道，无可试之形。其致之有渐，而来如疾风暴雨，不可复御。流血藉尸，方知丧败，此愚夫庸人之见，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贵于圣神者，为其能图患未然，转祸为福者耳。方今之势，犹有可救。臣愿陛下开仓廪，赈贫乏，诸有司敛掠不道之政，一切罢去。庶几早召和气，上应天心，调阴阳，降雨露，以延天下万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万万年无疆之祉。
夫君臣际遇，贵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爱养黎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来，一有利民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张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寿富，而跻之尧舜三代之盛耳。夫岂区区充满府库，盈溢仓廪，终以富衍强大胜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略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懫，劓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视天民之死而不恤。陛下所存如彼，群臣所为如此，不知君臣际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资，意指气使而已乎？
臣又惟何世而无忠义，何代而无贤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驾驭之何如耳。古之人，在山林畎亩，不忘其君，其刍荛负贩、匹夫匹妇，咸欲自尽以赞其上。今陛下之朝，台谏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而左右辅弼之臣，又皆贪猥近利，使夫抱道怀识之士，皆不欲与之言。不知时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为时然，则尧、舜在位，便有夔、契；汤、文在上，便有伊、吕。以至汉唐之明君，我祖宗之圣朝，皆有大忠义、大贤德之臣布于中外。君臣之义，若腹心手足然。君倡于上，臣和于下，主发于内，臣应于外，而休嘉之德下浸于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效则之。独陛下以仁圣当御，抚养为心，而群臣所以应和之者如此，夫岂时然，陛下所以驾驭之道未审尔！
陛下以爵禄驾驭天下忠贤，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庙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饭于道旁，则遑遑图报，而终身餍饱于其父，则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禄，往往如此。若臣之所闻则不然。君臣之义，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禄则忧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从事于此也。乃若思虑不出其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壮，会计当各以其职，而不相侵也。至于邦国若否，知而不言，岂有君忧国危，群臣乃饱食餍观，若视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忧哉。”故知朝廷设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主，忠无两心。与其得罪于有司，孰与不忠于君父？与其苟容于当世，孰与得罪于皇天？臣所以不避万死，深冒千万重之天阍，以告诉于陛下者，凡以上畏天命，中忧君国，而下忧生民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蝼蚁，无足顾爱。
窃闻南征西伐者，皆以其胜捷之势、山川之形，为图而来献，料无一人以天下之民质妻卖儿、流离逃散、斩桑伐枣、拆坏卢舍而卖于城市、输官粜粟、遑遑不给之状为图而献前者。臣不敢以所闻闻，谨以安门上逐日所见，绘成一图，百不及一。但经圣明眼目，已可嗟咨涕泣，而况数千里之外，有甚于此者哉！其图谨附状投进。
如陛下观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即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如稍有所济，亦乞正臣越分言事之刑。甘俟诛戮，干冒冕旒。
文中尽是愤激之语，特别是最后发下了毒誓：如果接受自己的建议，十天之内还不下雨，就请斩自己。可见郑侠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郑侠此举，是真正的死谏，足以和明朝的海瑞进谏嘉靖皇帝相提并论。对于郑侠来说，对精神理念的坚持比任何东西都要重要。
画有了，奏疏也写了，可怎样递到皇帝的手里是个问题。因为郑侠不过是个下级小官，按照规定，他要上书，先要閤门司收纳，再经通进司中转，才能进一步传到皇帝手中。
郑侠一开始到閤门上书，閤门司官员一看，不愿惹麻烦，就说郑侠是越职言事，不给他转呈。
刚迈出第一步，郑侠就被拦下来了。
万般无奈之下，郑侠心生一计，他假称自己要上奏的是密急信息，通过发马递传到了银台司。
“马递”是由银台司接纳的一种紧急文书，按照宋朝的制度，当地方上有了紧急情况时，可以采用这种方式直接由银台司上奏。这样，郑侠的《流民图》和奏疏很快就送到神宗的手中。当然，这是违规操作，所以郑侠申明，即便下雨了，情况有了好转，也请治他的罪。
神宗拿着图反复观看，长吁短叹。当天晚上，寝不能寐。
第二天便下诏将一些新法暂停，让开封府免征免行钱，让司农寺启用常平仓赈济。有的记载说宋神宗还下令罢了方田均税法和保甲法，总共罢了十八项新法，民间欢呼相贺，这就夸大其词了。
看到神宗如此忧心忡忡，王安石说：“水患旱灾都是常数，即便是在尧、汤的时代也无法避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现在虽然赶上了大旱之年，只应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以让圣上如此忧虑。”
神宗说：“这些难道是小事吗？朕现在之所以如此恐惧，正因为人事有所未修。”
神宗还问翰林学士韩维说：“长久不下雨，朕夙夜焦劳，怎么办呢？”韩维建议神宗下诏书，广求直言，并且说他听说地方官员“督索青苗钱甚急，往往鞭挞取足”，老百姓没有办法，有的甚至把桑树砍了当作薪柴给卖掉换钱来还贷，希望皇帝能够痛下决心，“蠲减租税，宽裕逋负”——把税收减一减，把欠款缓一缓。
到了三十日晚上，神宗令韩维起草罪己诏。第二天，这道罪己诏降下，其中写道：
朕涉道日浅，晻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今，旱暵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日滋久，未蒙休应。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直言朝政阙失，朕将亲览，考求其当，以辅政理。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
下罪己诏三天之后，也就是初四的晚上，开始下起雨来了。初五那天竟下了一天一夜。此时距郑侠上书，刚好在十天之内！
天降甘霖，群臣庆贺。神宗把郑侠的奏疏和《流民图》拿出来给大臣们看，并问王安石说：“认识郑侠吗？”王安石说：“曾经跟从臣学习。”接着，王安石向神宗表示要辞去宰相之位。神宗当即表示不许辞职，并下诏开封府追查郑侠擅发马递之罪。
在洛阳担任闲职的司马光应诏上书，控诉新党，痛陈新法六大弊端，并且说“六者之中，青苗、免役钱为害尤大”，希望神宗能像汉武帝那样幡然悔悟。
知青州滕甫直言：“应熙宁二年以来新法，有不便者悉罢，则民气和、天意解矣。”
参知政事冯京直言新法：“有不便者，不吝改作，则天下受赐矣。”
四月十九日，王安石被罢相，出知江宁府。
正当神宗有所动摇的时候，前线熙河传来捷报，王韶破西蕃，降其首领木征。神宗听到之后，十分高兴，继续推行新法的意志再次坚定起来。
王安石在罢政的同时，对朝局走向做了相应的安排：推荐知大名府的韩绛入朝为相，代替自己，并让翰林学士吕惠卿出任参知政事，辅佐韩绛。
韩绛被称为“传法沙门”，吕惠卿被称为“护法善神”，他们都是王安石新法坚定的支持者。当初司马光反问宋神宗是否可以独自和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这三人共治天下，可见韩绛、吕惠卿在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那么，王安石被罢相的原因也就很明显了，神宗不过是让他暂避风头，一旦过了这阵风，王安石还是要回来的。
有人说一幅《流民图》断送了北宋的改革大业，也有人说一个保安叫停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这些说法完全是不对的。虽然王安石被罢相了，但新法继续向前推进。
（明）周臣《流民图》（局部）
郑侠入狱引发了官场大地震
郑侠的行为激起了新党的强烈愤恨，他们抨击郑侠不过是一介狂徒，造谣生事，诋毁良法，擅发马递，越权直奏，惊扰了皇帝，有的甚至请求皇帝将郑侠处以极刑。但最终郑侠为此付出的代价并不大，六月定案，郑侠被罚铜十斤，并被安排去广南或者福建做个小官。这显然是朝廷对他的宽大处理。
郑侠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越战越勇。他再次上书神宗，指斥奸佞。他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福建老乡吕惠卿。
在郑侠看来，老师王安石实际是被吕惠卿之流所误导，吕惠卿才是祸根，王安石罢相了，吕惠卿却升官做了参知政事。对于郑侠来说，自己丢官受罚是小事，自己最讨厌的人却飞黄腾达并继续作威作福，这恐怕是对他最大的打击。
郑侠说王安石作新法为民害，吕惠卿朋党奸邪、壅蔽聪明，请求罢黜吕惠卿，任用冯京为宰相。
对于郑侠的上书，神宗没有理睬。不过，郑侠没有放弃。十一月一日，郑侠又一次上书极陈，言辞更加激烈，不仅要求神宗登宣德门临问，而且以“乞斩臣于众人之前，以塞京师流言汹汹之路”相要挟。
吕惠卿大怒，对神宗讲郑侠谤讪朝政。于是，十一月初六日，神宗下诏，将郑侠押出京门，送到汀州（今福建长汀）进行编管。
虽然将郑侠赶出了京城，但神宗对他依然耿耿于怀。在神宗看来，郑侠的背后一定有人指使，郑侠不过是枚小棋子，这背后肯定有着大阴谋。一次他询问大臣，郑侠奏疏里说的事情，像青苗、免役可以在外面打听到，但有的是我们君臣之间的禁中对话，郑侠是怎么知道的？
吕惠卿一听，立即动起了歪心思。此刻他在朝中与冯京、韩绛不是很合得来，于是他说韩绛、冯京把禁中的对话记录下来，然后交给了秘阁校理王安国，王安国又给了郑侠看，所以郑侠才知道这些。也就是说，韩绛、冯京就是郑侠的后台，是他们拿着郑侠当枪使。
神宗问冯京是否认识郑侠，冯京大吃一惊，表示与郑侠素不认识。
神宗对冯京的话将信将疑。这时候御史张琥弹劾冯京“交接小人”，这个“小人”就是郑侠。这加深了神宗对冯京的怀疑。于是，神宗下诏将郑侠下御史台狱审理。
诏狱既兴，而主犯郑侠已经离开了京师。御史台派遣官员舒亶至陈州（今河南淮阳）追上郑侠，将他拘捕，并搜查他的行李。
经过一番盘查，御史台并未发现郑侠与冯京、王安国交往的直接罪证，不过搜到了三司副使王克臣赠送的三十两白银。御史台秉承副相吕惠卿的旨意，深挖此案。此前凡是与郑侠有交往的，全部逮捕入狱，诏狱规模进一步扩大。
最终的结果是：没有查出郑侠到底有什么后台，或者受何人主使，但是查出冯京和王安国确实有称赞郑侠的言语，而为郑侠传递消息的是内殿承制杨永芳，他是郑侠的邻居，二人聊天时杨永芳就把禁中秘闻告诉了郑侠。
经过半个月左右的审讯，案件牵连所有人员最终定罪：
郑侠被发配到更为偏远的英州（今广东英德）编管；
冯京被罢参知政事，出知亳州；
王安国因“奖激狂妄，非毁其兄”，被直接放归田里，废为平民；
其他相关人员一一受罚。
郑侠所引起的官场风暴告一段落。
郑侠狱之后，吕惠卿势力更为膨胀，提拔了自己的兄弟和亲信，羽翼更丰，和宰相韩绛的矛盾更加凸显。韩绛深感自己不是吕惠卿的对手，于是劝宋神宗召回王安石。
熙宁八年二月，王安石再次拜相。但在经过这一年多的风波之后，他和神宗之间的关系已经大不如前了，和吕惠卿的矛盾也愈演愈烈。最后吕惠卿罢知陈州。吕惠卿为泄积忿，连写奏状控告王安石，其中说道：“王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谮愬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狠，犯命矫令，罔上要君。”这是王安石一生中所受的最严重指控，却是出自他过去最亲密的战友之口，正应了当初司马光所说。
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相，回到了江宁，一直到去世。吕惠卿也没有实现自己的企图，王安石罢相之后他也没能回到朝廷，终其一生没能再登宰辅之位。
是郑侠扳倒了王安石吗？当然不是。神宗的疑心、吕惠卿的野心，以及由于新法而造成的分裂的朝廷，才是王安石下台的真正因素。
据说王安石在金陵的时候，常常在屏风上写“福建子”，这绝对不是表示对某个福建人的思念而是憎恶。“福建子”是当时人对福建人的蔑称，而且这个“福建子”自然是指吕惠卿而不是郑侠。但郑侠的那张《流民图》，正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
经历过诏狱的郑侠，被流放到了岭南。他后来在诗中描述这段经历说：
幸为男儿身，许国自结绶。
安能冷眼看，终不一开口。
封章重十上，夫岂避鼎斧。
南州虽谴逐，万死蒙恩宥。
虽然他惨遭贬黜，依然不悔当年，豪情不改。
此后郑侠便久居闽粤之间。哲宗即位之后，郑侠遇赦，后经苏轼等人的荐举，出任过泉州州学教授。元符元年（1098），郑侠再次贬谪英州。徽宗即位之初，郑侠再次遇赦，在北归的途中遇到了同样是被贬遇赦的苏轼，二人互赠诗歌，互诉衷肠。
蔡京上台之后，郑侠和苏轼都被打入“元祐党籍”。郑侠还乡，不复出仕。宣和元年（1119），郑侠终老于乡，年79岁。
《元祐党籍碑》
据说，郑侠在去世前一年，他梦到了一位客人来访。客人自称是“铁冠道士”，赠给郑侠一首诗，郑侠一看，原来是苏东坡。苏轼在贬谪海南的时候自称“铁冠道士”，当时已经去世17年了。诗中说：
人间真实人，取次不离真。
官为忧君失，家因好礼贫。
门阑多杞菊，亭槛尽松筠。
我友迂踈者，相从恨不频。
苏轼还说：“介夫不久须当来。”
郑侠醒来，感叹自己不久于人世矣。第二年的秋天，郑侠病了，对他的孙子郑嘉正说：“人之一身，四大合成。四者若散，此身何有。”并吟了一首诗：
似此平生只藉天，还如过鸟在云边。
如今身畔浑无物，赢得虚堂一枕眠。
几天之后，郑侠就去世了。
（本文摘自张呈忠著《大宋理财：青苗法与王安石的金融帝国》，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