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曾在访谈中提到“写作的动力正是来自对故乡的思考”，作为先锋文学“五虎将”，“故乡书写”一直是格非的写作特色。《登春台》凭借其特别的四段式结构，让人眼前一亮。四位主人公分别从故乡——江南笤溪、北京小羊坊村、甘肃云峰镇、天津出发，相聚在北京春台路67号神州联合公司。在此之前，他们过着不同的人生，年龄、性别、成长环境完全不同，却都与周振遐这个人物产生联系。周振遐路过他们人生的不同阶段，同时，他们手执周振遐不同时期的拼图碎片，拼凑成一个真实的周振遐。格非巧妙转换三种人称，为四个人物敷陈各自的人生困境。
面对断梗浮萍的处境与原生家庭的创伤，《登春台》中的男性人物都没有圆满自我生命。窦宝庆选择极端的方式锒铛入狱，陈克明在人生翻盘后遗珠弃璧，周振遐功成名就后却对声音病态地敏感，在遇见姚芩前，近乎苛刻地追求安宁。而反观《登春台》中的许多女性人物，无论是天南地北打工的贾连芳，还是北漂疗伤的沈辛夷，抑或是从茯西村来到北京的姚芩，在离乡的地域流转中，挣脱压抑的生存状态与心灵监狱，找到了出路。并且，她们的出走是主动式的无怨无悔，不是“一生被迫出走的东亚女性”，不是粤港澳因婚配离家的“走仔”，不是从一个家庭走向另一个家庭，而是用出发的勇气，从家乡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功利如贾连芳，不断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寻致富商机；审时度势如沈辛夷、姚芩，在互联网时代供职物联网公司，她们的出走都具有向上的、与时代同频共振的力量。
《登春台》
被周振遐提携为董事长的陈克明，曾送给助理沈辛夷一枚昆虫化石琥珀项坠作为答谢，也曾想送前妻静熹和沈辛夷同一对琥珀耳坠，结果都被拒绝。“琥珀”意象冥冥中对应着书中女性的命运：有少数女性一辈子困在凝固的琥珀中，或如窦宝庆的姐姐最终萎谢，或如郑元春终身等待“纽约”的虚无丈夫；有的女性在出走故乡的精神突围中，不再囿于壅闭的琥珀，化身为一只翩跹的蝴蝶，完成自我生命的救赎。姚芩离开让她伤痕累累的福建茯西村，在北京西山云锦寻得清净恬然的生活。笤溪人沈辛夷在北京的宁波菜馆，向姚芩倾诉她与母亲的矛盾，姚芩一句“母亲终归是母亲。并不是说，只有完美无缺的母亲，才值得我们去敬重与善待”，某种程度帮助沈辛夷在与母亲渐行渐远中，学会接受与释然。
地域漂泊给予小说人物无根性，由此产生孤独的情绪。《登春台》中的人物面对孤独有诸多方式，那些方式来自不同的灵魂，不同的性格特质。男性人物大多困顿于孤独，他们需要倾诉的对象来纾解——周振遐觅得灵魂伴侣姚芩，窦宝庆向郑元春讲故事，陈克明需要静熹帮自己做决断。而女性人物在异乡北京短暂生活后，出人意料地适应——慢慢发现这个城市让人愉快的地方，自由洒脱的空气苫蔽了在家乡时的压抑窒息。有的女性成为自渡者，有的女性在自渡者的调解下成长。
格非对姚芩这个“自渡者”的塑造，比“超凡脱俗”的周振遐更鲜活生动。周振遐学习理科专业，却对哲学痴迷，也颇爱总结人生道理。但他的个人之见，会因无法落地而显得空泛，且带有男性刻板印象。正是带有烟火气的姚芩，将自诩不食人间烟火的周振遐“拉下神坛”，她激烈地反驳周振遐“友谊高于爱情”的柏拉图式想法。女性在这时处在更主动的位置，某种程度摆脱了“顺从温和”的脸谱化形象。在对童年阴影的克服上，姚芩也比周振遐更为擅长。周振遐一直困顿于被母亲抛弃的“我执”，从此执着于自我感受，对家中老小没有责任，导致与妻子离异、儿子不成器。在与姚芩的交往中，周振遐近乎唠叨地讲述他耿耿于怀的过去，而姚芩仅用一句“表面光鲜，实则惨不忍睹”草草概括自己的往昔，这里既有格非特意设置的情节留白，又能体悟到姚芩作为一个成熟女性的超脱。姚芩在几次失败的婚姻中认识到，“想通过把自己交出去而获得心灵上的平静根本是不可能的”，由此成了自渡者。对于生活苦难与灵魂创伤的疗愈，除了自渡，他人爱莫能助。与姚芩相比过于偏执的沈辛夷，也如周振遐般沉湎过去、自顾自怜，她与周振遐是否能在对姚芩的单向倾诉中，感受到姚芩精神上超越他们的地方呢？
沈辛夷的故事，借由向姚芩的倾诉展开。沈辛夷的困境，不外乎对母亲的憎恨与性侵伤害。泼辣果敢的沈辛夷母亲——贾连芳，颇具虎妞气质，用一股力牵引懦弱无能的丈夫向前走，是《登春台》中唯一一个摆脱女性特质的，在人文主义视野下的女性主体。贾连芳没有受到性政治的束缚，没有女性气质、女性面具的捆绑，在沈辛夷看来却那么可恨。她高喊着“要压倒一切困难”“生活就是拼命”，一辈子执着于咸鱼翻身，从蜀阳到湖北两地，从赣州到南宁，凭窗帘生意一点点打拼属于自己的小家。出身农村的贾连芳，一直怀揣着去法意瑞、新马泰见世面的理想，欢欣地享受各地周转的劳作。反倒是沈辛夷父亲无法忍受东跑西颠，提出回家，被贾连芳狠狠反驳“回来能做什么”。即使最终回到家乡，贾连芳依然能够风生水起，可以说，哪里都能成为贾连芳的罗德岛。她绝不是“真正的女人”，却因此闪烁着野性原始的生命力。
反观她的女儿沈辛夷，最缺乏的便是生命力触受。格非放大了沈辛夷的女性特质，《登春台》中11次描写沈辛夷流泪，与毕飞宇《哭泣的生涯》、苏童《碧奴》有异曲同工之处。格非用眼泪构建沈辛夷的女性主体身份，来对抗苦难人生。每当沈辛夷回忆起母亲，与性侵的不堪回忆时，似乎只能流泪面对，用眼泪去浇灌的伤口越来越痛，她变得无法释然、敏感隐忍。小说中的很多人物深受声音的困扰，沈辛夷便是最具代表性的。格非通过她在笤溪生活时“声音景观”的描述，展开隐含的心理创伤与身份认同。她在故乡的生活环境，可用“声音碎片的黑暗之海”来形容，被言论、训诫、箴劝、格言、琐谈、意见、聒噪等围困。而后的性侵事件加剧了她对声音的敏感：猥亵男紧贴她耳朵萦绕不去的絮聒，搬去新小区的聒噪市声，朱老师在猥亵事件后对她的励志说教，这些人为的、嘈杂的、无孔不入的声音，构成了她的炼狱与成长空间，加剧烦恼与焦虑。这些声音景观，也与沈辛夷儿时生活在苕溪老屋时，听到的自然声音景观形成了对比。它们由风声、雨声、雷声、大雪压松枝的声音构成，织成厚茧子，曾形成一种抚慰她的力量，却注定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消失不见。
去北外前，那些箴言中唯一让沈辛夷认可的“越好就是越糟”，形成了她的价值观。对嘈杂声音景观的无比厌恶，让她与深受声音困扰的普鲁斯特产生共鸣，这个同病相怜的“声音知音”，让她选择在大学学习法语。在声音景观的驱使下，沈辛夷的价值观，与生活选择，最终构成了她的自我身份认同。在自我身份的构建中，在心理创伤的疗愈与倾吐中，沈辛夷慢慢明白——离开乃和解之道，不再执着于怨恨她的“提婆达多”。
格非为这两个女性，安排了相似的伴侣——桑钦与周振遐，二者都与梭罗的《瓦尔登湖》产生了联系。桑钦身上梭罗式“寂静的绝望”暗示了他的悲剧命运，他没有任何坚实或恒定的东西托住自己，只能选择陨落；而周振遐同样与梭罗以及隐逸之士心意相通，却能在世俗中做到圆融，年龄与阅历，或是他比桑钦更能托举住这些想法的因素。但也正是这种“出尘之想”，加剧了他和陶渊明同样的“我执”，将“人我”当作优先，仍是有待之境。而后的“无我”之境，周振遐这种一味追求自己清净孤独的避世想法，还远未达到。
故事的最后，这两人终究无法陪伴沈辛夷与姚芩长远地走下去，更无法救赎两位女性。贾连芳亦是孤身一人走到最后，丈夫的存在只会阻碍她的前进。因此，格非的命运安排，也暗示了姚芩自渡的必然性，沈辛夷在姚芩引导之下的成长，以及贾连芳“处处都是罗德岛”的主体性。她们挣脱故乡与家庭凝固的琥珀，扇动蝴蝶翩跹的翅膀，在异乡，寻到了生命柔韧悦动的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