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的小说，无论是作为一种讲故事的艺术形式、一种表达观念的言说方式，还是作为一种特殊技艺和美学形式，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10月26日至27日，以“小说的当代性”为主题的“2024清华大学国际文学工作坊”在清华大学举行。日本小说家岛田雅彦（Shimada Masahiko）、平野启一郎（Hirano Keiichiro），与王中忱、格非、北村、西渡、郭爽、班宇等中国作家、学者展开对话。讨论充实且热烈，大家从写作者自身、读者受众等视角出发，共同思考当代小说的困境与可能性。
“并非当代作家就天然具有当代性。当代作品，可能因为它的空洞或者同质化令人生厌，这样的作品有很多。”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作家格非表示，如果从《堂吉诃德》算起，现代文学已经出现了400多年，当代写作与现代文学、现代性以及更久远时代的古代文学的关系，本身值得我们深入理解。他个人在创作中也存在诸多困惑，这些困惑固然与当代经验有关，也源于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类的总体性历史运动以及如何理解文明的目标。
交流现场。本文图均来自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
0.01%的人在读纯文学
芥川奖得主平野启一郎介绍，日本大约有1亿人口，达到10万销量的纯文学作品就是顶级畅销书了。“现实一点来看，纯文学能卖出1万部就已经相当不错了，这是我们人口的0.01%。还有99.99%的人对纯文学没有兴趣，而这部分人基本上可以约等于100%了。所以我们可以说日本基本没有读纯文学的人，但你也可以说，至少还有那0.01%的人在读纯文学。”
“在日本，如果你自诩诗人，你要做好被人严重怀疑的心理准备。”芥川奖评委、有“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旗手之称”的岛田雅彦在小说创作之外也写诗，“不知从何时开始，诗人在日本的存在价值被不恰当地贬低了。”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诗人西渡表示，诗歌在中国当代文学里是最早遭遇危机的。1970年代末中国朦胧诗崛起，代表了一种反叛的力量。这种反叛带有普遍的社会基础，因而反响热烈。这个阶段的诗人是文化英雄，享受明星般的待遇，但之后很快发生了重大变化——大约以1985年前后为分水岭，诗歌读者开始大量流失。
而在诗歌写作内部，第三代诗人以“个性化”对抗历史压力，丧失了那个普遍的社会基础；九十年代诗人希望“去个性化”，追求历史的个人化，但也并没有真正实现对历史的抵达。
“但一些诗人自我评价很高，认为自己在欧美评价体系里也是大诗人，是中国的批评家太无能，才没能把他们辨认出来。”西渡直言，他同意北村的一个观点——“当代已经不大可能产生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大作家”，“同样，也不大可能诞生大诗人。”
“意义的丧失是非常严重且普遍的问题，这个危机可能不光是诗歌的危机，也是小说的危机，是文学的普遍危机。如果不能重建那个普遍的基础，我们的写作就只能面对一小部分的读者，我们就只能甘于做小诗人、小作家。”西渡说。
“真正的自己”在哪里？
岛田雅彦坦言自己的写作深受日本作家安部公房的影响。“终其一生，安部公房都执着于书写在异世界中的迷失，他的作品更像是与压抑自我的超我进行赤手空拳搏斗的记录。他也让我意识到，小说家的工作，是在每一部作品中不断更新自我意识。过去的我，通过被现在的我观察，而得知发生了什么。”
岛田雅彦曾获“野间文艺新人奖”等文学奖，代表作有《彼岸先生》《献给温柔左翼的嬉游曲》
通过写小说，平野启一郎一直在思考有关自我身份认同的问题。他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会非常自然地在自己与他人的个性之间寻求调和，相应地衍生出可实现交流的人格。这些复数的人格各自独立，但全部都是“真正的自己”。
因此，相对“个人”，平野启一郎认为“分人”这个概念更符合当下的自我身份认同。所谓“分人”是指每个对他关系中形成的各种各样的自己。一个人可以拥有多个“分人”：与父母在一起的分人、与恋人在一起的分人、与亲友在一起的分人，职场上的分人……每一个人，都是这些分人的集合体。
在这个意义上，平野启一郎主张我们不要把自己的身份固定在某一个层面。“人是社会性的，总会存在于某一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但你可以不把自己完全归属于某个地方，你可以‘我什么都不是’，以‘分人’的理论去维系你想要维系的自己，以此抵抗自己完全被外在的某种巨大力量吞没。”
平野启一郎曾获“芥川奖”等文学奖，代表作有《日蚀》《一月物语》
当代小说家应有的姿态
在岛田雅彦看来，20世纪的历史没有办法绕过希特勒、斯大林这样的人物，这种基于“历史巨人和我”“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而创造出来的作品中诞生了很多杰作。不同于历史学者，小说家采取独特的书写方式，将自己的意识置于历史的现场，近似于去扮演历史人物和他们同时代的人。
文学界近年也频繁探讨小说家的“当事者性”。岛田雅彦表示，小说家如果过度在意某种政治正确，在描述自己并非当事人的事件时便充满踌躇和犹豫，那么就只能被局限于描述自身经历和自身属性的内容。说得极端一点，甚至会演变成“男作家就不要写女人”。
“但我认为，我们更应该主张描写他者的故事才是小说。对于历史中的巨人，对于他者，我们很难完全感同身受，但我们可以通过穿上他们的鞋子、借戴他们的眼镜，通过种种方式将自己置身于他者的立场，努力去观察和想象他者。”岛田雅彦说，这是他心目中“小说家应有的一种姿态”。
格非
格非援引阿甘本的观点，认为我们跟历史的关系需要通过写作的停顿，将当下经验嵌入了无生机的同质化的时间的连续性之中，以此与不同时段的历史建立起特殊的联系。
尽管当下人们对真相的追寻热情空前，但格非发现人们探寻的目的往往并非澄清事实，而是变相表达自己的某种意愿或欲求——换言之，对真相的追寻，往往是去真相化的过程。在当今社会，在一个后真相时代，真实和真相所包含的能量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写实主义的可能性已经被消耗殆尽。
“如果说小说文本与我们的生存存在着某种共同之处，那就是这两者都是不被满足的。”格非说，岛田雅彦小说中有一句让他印象很深的话——“快乐的人生总是意味着出人意料的空洞”。“我们在小说和人生中所寻找的那个并非必然存在的价值，通常被界定为‘空’或者‘无’，但我并不是从消极悲观的意义上理解这个‘空’或者‘无’，而是希望将它看成开放性的意义生存的空间。平野启一郎所强调的‘我什么都不是’，也可以被看成是这样的空间。”
什么样的作品能带来“新”？
在作家北村看来，当代小说问题的焦点不在于没有“内容物”，而在于没有“评价”。“没有评价、没有问题意识的叙事是死亡的，一次性的，不可持续的。”他从人物、故事、结构、语言四个小说维度出发，提出“评价”在今天的小说里严重缺失，“若我们不重获看法，所谓现代性体验也终将诉诸感觉、流于变态而走向终结。于是，叙事不存。”
从欧格斯·兰斯莫斯的电影《可怜的东西》《善良的种类》到安部公房的小说《他人的脸》，作家班宇想到很多小说和电影的“新”都在于讲述一个“新人”是如何出现和完成的。这个“新人”的诞生可以是科学或者灾难的某种结果，也可能诞生于扭曲的资本主义日常，是一个被异化的人，“这个‘新’，里面既有陌生、危险与不可控，也有深沉、迷人、可理解与共情的部分，甚至不属于某一个世代，而属于每一个，始终在延续。我想这也许是我们今天在写小说时，应该去寻找和发现的一部分。”
在作家郭爽看来，整个世界都已卷入一条叫作现代的履带，每个人不得不去面对作为现代人的一生，国人传统观念里对应“不变”的家园也必须面对现代生活的种种不确定。
“人还能怎样安于自我、忠于自我？”她说，在文学的领地里，关于人和人所栖居的空间，乔伊斯、本雅明、伍尔夫等现代以来的作家给出了一些示范，还有玛丽莲·罗宾逊、劳伦斯·布洛克等作家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各种写作中构筑家园，“寻找家园，寻找自我认知的这一漫长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温暖的旅程。”
依然乐观地去面对文学的未来
七年前，岛田雅彦写了一部设定在2036年的科幻小说《大灾难·狂热》。主人公岛田Miroku是个二十六岁的宅男，自愿接受新药临床试验。但当他醒来，却发现外面空无一人，一切生产活动都按下了暂停键。
而今回想起来，这本小说对当下充满了寓言性。“新冠疫情刚刚结束。疫情带给人们很大的影响。对我，对大家，都是如此。”但岛田雅彦依然对世界抱有一丝乐观，“如果总是诅咒、抱怨，我们的处境并不能得以好转。尼采说要热爱命运。我想，只要有决心，我们人类能走出任何逆境。”
而身处这一过程中的作家，需要不断询问自己的内心，不断将观察与反思诉诸笔端。岛田雅彦说：“我们尽量用精炼的文字去创造一些作品，去创造一些能留在大家心里的记录，故事或诗，以此去对抗人世间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王中忱也对未来心怀乐观。他是在1990年代初开始读岛田雅彦的作品——虽然那时的岛田雅彦不像村上春树那样流行，但还是有一个距离遥远的异国读者亲近其作品。“我们的读者在什么地方，会在什么时候读，这些都充满偶然性。但总会有这样的读者存在。”
王中忱还举例，岛田雅彦在1980年代中前期写过《流亡旅行者的呼喊与细语》，而北村在1980年代中后期写了《逃亡者说》。“他们两位这次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身上有共同性，有同时代性。我想这些都表明我们文学的未来性是无限的，是完全可以有信心的。”
“我也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全人口中有0.01%的人能读就挺好了，我还是觉得挺有希望的。”平野启一郎笑着说。
王中忱
本次国际文学工作坊由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办，翁家慧、陆楠楠、仓重拓、张芬、高华鑫、熊鹰、贾立元、范佳妮、曹翰林、张佳、关立丹等来自各大高校与机构的学者畅所欲言，展开了内容密度极高的交流与讨论。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成立于2017年，致力于全球文化视野下的文学创作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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