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北京十月文学月”（10月12日至30日）已拉开帷幕。
10月是各种节日、纪念日汇集之月，仅“世界镇痛日”“世界传统医药日”等健康类纪念日就有14个。各方竞逐，文学所得空间几何？
相关调查颇多，结果近似。以阅读文学名著论，虽然超80%的受访者认为有价值，可即使在大学生中，每学期阅读课外书超5本的勉强过半数（53.98%），在这5本书中，文学艺术类只占20.73%，不及成功励志类书（21.06%）。
文学阅读是有门槛的，不达到一定阅读量，难有收获。
不阅读
据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小学生课外阅读文字总量不应少于145万字，初中生不应少于260万字，高中生不应少于150万字，加起来就是550万字左右。从实际看，我国学生的平均阅读量仅及标准的20%。这就不难理解，《红楼梦》《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为何被列为“死活读不下去的书”。
忽视文学名著是全球现象，因真正在主导现代社会的是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致力于创造一个景观社会，并通过将世界景观化，实现对人类心灵的深层殖民。
商品经济本是为了互通有无，可在景观社会中，则呈现为虚拟大于实物，品牌高于商品、时髦高于应用……物品的影像成了生产与消费的主体，物品的本身渐次退出。
为了让这个游戏能继续下去，消费主义只有进一步强化影像诱惑，以让人们陷在其中，无力自拔。当人人都变成资本的奴隶时，消费主义便走向了反启蒙。
反启蒙，就必然要反对小说，因为“小说共和国”是启蒙的主话筒。
正是小说，让人类有了超越民族、文化、地域、语言等隔阂的可能，中国人也会为安娜·卡列尼娜流泪，西方人也会被黛玉葬花陶醉。“小说共和国”具有传播优势，能读懂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的人不多，可读过司汤达的《红与黑》，读者自然能把握卢梭的思想。同样，读过《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存在主义也就不再艰涩。
名著唤醒了人们心中近似的感受与近似的价值观，大家仿佛变成同一个国家的人。这种超越促使我们去追问更深层的问题，如生命的意义、这次生活是否值得经历、什么是永恒，等等。
这份觉悟，正是消费主义所要极力掩盖的。
一般来说，它会采取三种方式。
首先是漠视。消费主义通过商业街、商业片、娱乐文化、搞笑之类的嘈杂，掩盖住名著的声音。
其次是边缘化。斥“小说共和国”为虚幻、不真实，将深度阅读从生存必备技能中排除出去。
其三是改写。消费主义表面上接纳名著，甚至还会用名著来促销，包括以传播推广为名不断翻拍名著，但一切围绕卖点，即美女、绯闻、事件等。一番喧闹后，名著本身要表达的东西反而被忽略。消费主义刻意制造并放大着误会：名著就是离奇的情节，就是美女，就是感官刺激。这种偏见一旦形成，人们再去读原著就会觉得异常失望——名著原来这么拖沓、平淡和无趣。
“伪阅读”
在不阅读名著的同时，更可怕的是许多名著只被阅读了一半，或者被伪阅读（即人们只看过影视作品，便认为自己“读”过了）。
没有名著的提醒，我们就会觉得繁忙是高效率，追逐时尚是精致生活，承担压力是人生义务。
消费主义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时间概念——现代。它是一个与过去完全割裂、完全不同的时代，是历史的一次突变，所以现代人无需参照历史，更不用从前人智慧中获得启迪，我们只需沿着直觉和利益考量，便能让生命价值充分绽放。
可问题在于，我们的大脑已被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化反复耕耘过，我们的直觉还是直觉吗？利益考量总要围绕游戏规则进行，如果这个规则本身是错误的，我们该如何不走上歧途呢？
上世纪20年代，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发出了觉醒的声音：“尽管通过科学，我们可以取得社会的进步，但科学并不能把我们带向我们的最终目标，因为科学不能告诉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要重新彰显西方的传统，通过重拾那些蕴含于伟大思想家的著作和讨论中的智慧，为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提供借鉴。”
1929年，年满30岁的哈钦斯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他立刻将莫提默·J·阿德勒等永恒主义者招致麾下。永恒主义者们坚信世界上存在永恒的真理，它是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向前的根本力量，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寻求这种永恒的真理，而非获取孤立的、琐碎的、专门化的知识。
阿德勒曾说：“若人是理性的动物，其本性是不变的话，那么不论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每一种完善的教育方案都要具备一些永恒不变的特征。”
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也是永恒主义者，所以他愿意“朝闻道，夕死可矣”，主张“君子不器”，在他看来，人的生命并非实现利益的工具，而是通向永恒的一次修炼。
永恒主义坚信名著的价值，认为通过阅读名著，可望成就健全的人格。哈钦斯对“大学是为了培养工程师的”的说法提出质疑：一个大学毕业生能当工程师当然很好，但一个学生十年、二十年后依然当工程师吗？他总要发展，成为领导者和管理者，如果缺乏人文素质，他如何能胜任呢？
教育的目的是成就人，而不是提升技能。
“青少年名著阅读计划”
哈钦斯与阿德勒设计出一套以阅读名著为基础的通识教育体系，以“发展人的理性，养成智性美德，实现最高的智慧和善，来培养完人”。
然而，哈钦斯等人的计划被斥为复辟传统教育，引起芝加哥大学内部派系对立，直到1942年，方案才被最终通过。芝加哥大学因此成为全美最重视通识教育的大学，而美国的“名著阅读运动”至此才算取得了重大突破。
哈钦斯等人的成功拜两点所赐：
首先，芝加哥大学从第一任校长威廉·林尼·哈珀开始，便有大胆激进改革的传统。该校办校宗旨“建立大学是为了给学者们和他们的学生们发展或者施展学术才能提供场所”，与功利主义教育本非同路。
其次，阿德勒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当时该校英语系教授约翰·厄尔金斯开设有名著讲读课程，他每周六晚上和学生们一起讨论一本名著，共讨论了50部经典。阿德勒毕业留校后，曾任该课程的领导者，从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直到1962年，美国各级学校才开始推广“青少年名著阅读计划”。1992年，美国教育部才正式将“青少年名著阅读计划”列入计划，初期只向优等生推荐，确认效果显著后，本世纪初才开始面向普通学生。
从醒觉到改变，时光整整走过70年，这再清晰不过地展现出人类愚昧的力量。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作为人，我们天然有追问的勇气和天赋，我们天然知道，当下的世界并非最好，我们能从名著中获得启迪。
无意义的赞美
受历史阶段与发展路径的影响，名著阅读在我国虽在表面上长期受重视，但在具体层面，却处于被忽视、被扭曲的状态。突出特点是：我们仍在用功利主义教育的方式在推动名著阅读，即所谓“还原式阅读”。
“还原式阅读”是把名著异化成知识，通过文本细读，在字句、段落间发明出一套标准解释方式，然后强制输入到学生的记忆中，以代替他们自己的理解。“还原式阅读”是一种标准化的、浅层的阅读，它的所谓深读，无非是记诵作家生平、创作动机、时代背景等。如此一番折磨下来，既不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也不能加深对世界的理解，更不能让他们内心变得更敏感。这可能是最坏的结果：名著中的真问题皆被隐没，名著反而成了封锁心灵的一道枷锁。
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许多提倡阅读名著的人，脑海中也还带有僵化的“还原式阅读”的印记——他们不能接受有人认为《红楼梦》难读；不愿意尊重不同个体的阅读感受；他们不同意戏说；即使没读，也要崇拜所谓名家名作……这体现出“还原式阅读”的可怕：它能如此封闭人们的心灵，使其丧失开放性、多元性看问题的能力。
哈钦斯说过：“教育的目的在于能让青年人毕生进行自我教育。”从这句话看，我们中太多人其实还未受到真正教育的滋润。
小说因问题而存在，因为生命中有永恒的烦恼，所以我们才要与名著对话。面对又一个“北京十月文学”，赞美名著、夸张名著是没意义的，通向名著的路其实很简单：一是面对生活，要有真实的烦恼，而有烦恼时，绝不匆匆放过。二是到名著中找安慰，看看还有多少人曾那样烦恼过。（文/唐山）
本文刊载于20171024《北京青年报》B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