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在俾斯麦的战略视野中，他认为对于德国而言，它的国家利益应该是维持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继续实现自身的发展，在没有把握决定性超过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强国的联合之前，没有必要去谋求在欧洲扩张领土以及争夺殖民地。但是很明显， 随着威廉二世的上台，德国很快抛弃了俾斯麦的战略，最终导致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乃至失去成为全球性霸权国的可能。
从1862年就任首相，到1890年离职，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铁血宰相俾斯麦所执掌的普鲁士取得了三次王朝战争的胜利，德意志帝国取代法国成为除英国以外欧洲大陆上的首要强国。这一辉煌的成就，当然不仅仅是俾斯麦个人的功劳，明君威廉一世的支持同样至关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俾斯麦，没有他高明的国际战略，这些辉煌的成就并不一定会发生，或许至少会延缓许久。俾斯麦曾经坦言，他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国家利益，而不是自己所在阶层。那么，他的国家利益观到底高明在哪里？
奥托·冯·俾斯麦
在俾斯麦上台之初，在欧洲的五大列强（英国、法国、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之中，普鲁士无疑是被普遍认为是最弱的。尽管普鲁士是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之一，但是普鲁士在拿破仑战争过程中的表现也是摇摆不定、骑墙型的。在《维也纳和约》中，普鲁士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被拿破仑夺走的普鲁士领土由沙俄继续控制，这无疑是一种赤裸裸的羞辱。而且，作为一个仍为君主掌权的国家，普鲁士也面临着深刻的内部矛盾：由于1848年欧洲革命引发的自由主义政治浪潮并未停息。长期以来，为了减少德意志各邦联之间的商品流通成本，普鲁士一直主张自由贸易。政治上，在普鲁士议会内部，反对武力统一的声音十分高涨，“统一如果不是自由的产物，就既不可靠，也无价值。”
当然，这并不是说，普鲁士的崛起只是俾斯麦执政二三十年间的产物。事实上，普鲁士几代国王励精图治，通过奥地利继承战争获得了富饶的西里西亚，然后又在《维也纳和约》之后意外获得了蕴藏有煤矿和铁矿资源的莱茵区（这可以说是运气），同时在国内实施了不少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措施，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也获得了一定的发言权。这些都是普鲁士能够实现德意志统一、德意志第二帝国崛起的坚实基础。
图为德国统一三大功臣俾斯麦、罗恩、毛奇。
俾斯麦的君主观
俾斯麦是一个有着坚定德意志民族主义情感的人，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他具有强烈的忠君思想，但是他也曾经说过，他并不排斥议会或者媒体对政府的批评，“应该让议会和报纸有公开批评政府的可能，以便保护君主，免除女人、野心家和幻想家蒙蔽君主的危险，因为这种蒙蔽会妨碍他看到他那君主职责的全貌、妨碍他避免或改正错误。”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尽管他忠于君主，但是却拥护使用各种制约手段来限制君主。
事实上，正如我们在三次王朝战争中所看到的，当俾斯麦认为普鲁士的国家利益是不能过分压迫奥地利时，他不惜与威廉一世发生激烈争执，以自杀相威胁，迫使威廉一世接受了他自己所说的“可耻的和约”。从这个角度来说，俾斯麦有点像唐朝的宰相魏征。但是贤相还需要有明君成全，所以魏征遇到了李世民，而俾斯麦遇到了威廉一世。
威廉一世，德意志帝国第一任皇帝。
现实主义者的抉择
俾斯麦在国内治理方面的成就，存在很多争议，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为德国的崛起争取到了三十年左右的和平国际环境，这本身就是十分了不起的。在俾斯麦执政时期，经济社会方面采取了两个大的措施，总体来讲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但也为后来德国对外政策走向扩张主义埋下了祸根。俾斯麦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更多的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考虑到当时德国国内容克地主阶层仍然势力强大，在经济上采取保护主义，在社会领域采取福利主义，这两者自然可以缓和国内的矛盾，但是从长远来看却也是德意志失败的根本原因，因为俾斯麦无意真正进行现代化的民主政治改革。也就是说，俾斯麦本人期盼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时刻意识到德国的利益在于稳定和发展，以及压制法国，而不是对外扩张，这种国家利益的判断是完全没有问题。出问题的地方在于，他无力从根本上实现德国的政治现代化。
在德国统一完成之前，普鲁士是强烈主张自由贸易的，毕竟当时德意志分散成为诸多的邦国，彼此之间关税壁垒非常多。主张自由贸易，当然有利于发挥普鲁士的比较优势。1818年开始，普鲁士就已经实施了自由贸易，进口原料免税，只对工业品输入征收10%的进口税和消费税，殖民地产品征收20%-30%的进口税和消费税，这与奉行保护主义的奥地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大大增强了普鲁士对于德意志诸邦的影响力。到了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与其他各邦之间所建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1834年1月生效）已经实现了制度上的经济一体化。一个巨大的德意志国内市场逐步建立起来。
不过，俾斯麦上台之后，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德国的经济政策逐步倾向保护主义，形成了所谓的“钢铁与黑麦的同盟”。这里面主要的问题就是德国的容克地主阶层日益受到来自俄罗斯和美国的农业生产者的冲击。而对于俾斯麦来说，他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不仅是因为他出身于容克地主阶层，而是从农业的重要性出发，“如果说我曾维护过地产，那绝不是为了与我同一等级的土地占有者的利益，而是因为我把农业的衰落看作是影响我们国家生存的最大危险之一。”
俄国近30%的进口来自德国，而其近30%的出口也流向了德国。而俄罗斯向德国出口物主要就是农产品，因此经济关系一度是俾斯麦欧洲大陆体系中确保德俄关系的重要基础。俾斯麦对此不可能不了解。但尽管关税保护政策会影响到他一直小心翼翼维护的与俄国的关系，俾斯麦还是这么做了。他这么做，大概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农业乃立国之本，关系到国家之生存，也是工业制造业的重要原料来源；第二，通过保护容克地主阶层，让他们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缓和矛盾，建立所谓的“钢铁与黑麦的同盟”，从而确保德国国内的稳定。
1878年俾斯麦出席柏林会议斡旋奥俄关系。
俾斯麦本人确实反感左翼自由主义运动，但也说不上多么憎恨或者仇视。在他所领导制定的宪法中，德国的成年男子获得了一人一票选举帝国议员的权利，尽管帝国议会的实际权力非常有限。俾斯麦推动了《反社会党人法》，但这一法案仅仅是限制社会民主党开展工人运动，代表工人的社民党仍然是议会党派，并且后来成为德国第一大党。从1883年开始，俾斯麦政府开始在欧洲率先推行社会保障制度，以《疾病保险法》《意外灾难保险法》和《残疾和老年保险法》三大法案为核心的社会保险体系建立起来，雇员、雇主和国家共同承担社会保障负担，从而出现了现代福利国家的雏形。
俾斯麦所做的这一切，本质上都是出于维护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但所采取的措施是缓和矛盾而不是解决矛盾。从短期的角度来说，这有利于维护当时的德国的国家利益，毕竟最危险的外部敌人仍然存在，打压法国是德国的战略利益；而从长期的角度来看，它并不能解决德国国内的矛盾，导致维持现状的难度越来越大，最后甚至促成了俾斯麦本人的下台，同时在外部恶化了德国与沙俄的关系，将其推到了法国一边。
1890年代的漫画：威廉二世目送俾斯麦的下台（资料图）。
当然，想要俾斯麦超越他自身的这些局限恐怕也是过于强人所难了。在他那里，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德国，才是维护国家利益的有效方式，一旦因为改革而陷入国内动荡，恐怕是不可承受之重。但其实，以他的威望，经受一定的动荡代价进行国内改革，削弱容克地主阶层，形成一个他起初所设想的“大众联盟”，加强与沙俄的经济联系，未必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然， 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
克制：左右逢源的外交智慧
相比争议较多的国内治理，俾斯麦对于德国外交战略的高超谋划更能体现他的国家利益观的高明之处。19世纪，英国已经成为海上的霸权国，也是世界工厂，经济力量同样远超其他大国。而德国作为一个崛起相对比较晚的国家，直到1871年才完成统一，这就意味着，它的崛起环境必然十分不利。因为德国的统一，一定会导致欧洲大陆原有地缘政治格局的巨大变动。在之前，德意志一共是有着23个邦国的松散政治联合体，普鲁士只是欧洲五强中最弱的一个。而德国的统一，意味着奥地利彻底沦为二流国家，而德国成为有可能和其他大国一争欧洲大陆霸权地位的国家了。
欧洲各国
因此，在俾斯麦的战略思维中，他充分意识到德国崛起的艰难，尤其是西面法国、东面俄罗斯、北面英国这种不利的地缘政治处境。俾斯麦认为，德国的崛起不能过于锋芒毕露，一定要有克制。这种克制，目的是安抚英国、奥地利和俄罗斯，甚至包括法国，不让德国的崛起使其自身成为众矢之的。对于德国而言，它的国家利益应该是维持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继续实现自身的发展，在没有把握决定性赢过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大陆强国的联合之前，没有必要去谋求在欧洲扩张领土以及争夺殖民地。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国家利益界定，原因在于：首先，德国虽然正在强大，但是它并没有已经强大到可以为所欲为的程度；其次，俾斯麦清楚认识到，诸如殖民地、势力范围等，本质上没有多大的价值，并不是国家崛起的必要条件，不介入到英俄法的殖民地争夺只会让德国处于左右逢源的有利地位；最后，割走阿尔萨斯和洛林，在凡尔赛宫为德皇加冕，固然获得了表面上的巨大利益，却也让法国成为德国的死敌。而法国虽然单凭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完全击败德国，但是只要沙俄或者英国倒向法国，那么德国的处境就极其不利了。也就是说，在狂热的民族主义驱使下，俾斯麦也不能阻止从法国割地、在法国王宫加冕这样的愚蠢举动，但是他清醒地意识到，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的战略利益一定是想尽办法压制法国、孤立法国。
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一世镜厅加冕图（局部）。
事实上，在俾斯麦的坚持下，在德国统一的三次战争中，其中前两次（普鲁士和丹麦的战争，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战争），德国在战争胜利后都表现得极为克制。前面也已经提到，威廉一世认为与奥地利的和约是“可耻的和约”，但是俾斯麦以自杀相威胁最终以宽大的形式结束了战争。根据和约，奥地利完全退出旧的北德意志联邦。而普鲁士则有权建立以它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奥地利把它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德国16个州中最北面的一个州）的管理权全部让给普鲁士，并给予战争赔款。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本来就是通过普丹战争中从丹麦手中抢过来的。普鲁士获得的利益主要是让奥地利退出了德意志统一进程的竞争，并没有其他重大的损失。因此，没过多久，德国和奥匈帝国又重新结盟了，这与普法战争的结果明显不同。
在德国完成统一后，俾斯麦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了周边国家对新崛起的德国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很可能导致它们与法国走到一起。因此，他花了十分巨大的气力，建造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欧洲体系，试图把法国孤立起来。从三皇同盟到地中海协定，再到《再保险条约》，俾斯麦利用大国之间在殖民地争夺中的种种矛盾，把德国设定为中间人、协调人的角色，通过公开条约和秘密外交，巩固了与英国、沙俄、奥匈帝国的关系，甚至连罗马尼亚这样的小国也依附进来。
对于德国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阻止形成反德联盟，建立孤立法国的联盟。如果德国把英国当成主要对手的话，那么就会面临霸权国和法国的联手，这无疑是自取灭亡的做法。因此，俾斯麦十分谨慎地处理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在殖民地问题上保持相当的克制，绝不挑战英国的核心利益。他曾经说过，“与索尔兹伯里勋爵的友谊比二十块泥糊的殖民地要有价值得多。” 在俾斯麦的努力下，构建了一个英德友好、俄德奥三皇同盟以及英意奥《地中海协定》等为核心的孤立法国的大陆体系。
索尔兹伯里侯爵，英国政治家，保守党领袖，曾经三度出任英国首相。
对于德国来说，不管它首要的敌人是英国还是法国，它都一定不能恶化同俄国的关系，否则就会陷入两面作战的困境。在俾斯麦时期，他总是努力促成俄奥合作，担心两者矛盾激化而导致法俄结盟。他尽力维持与俄国的关系，签订了《再保险条约》，但他刚刚下台，威廉二世政府就决定不再续约。
因此，总结起来看，如果说俾斯麦的国家利益观有什么高明之处的话，无疑在于：清醒地认识到本国的实力限制，确定合理的整体国家利益目标。作为一个整体，统一后、崛起之势非常明显的德国，其周边环境不是在好转而是在恶化，因为英国、沙俄这样的强国可能第一次真正把它作为对手来看待。在这种条件下，一定要十分谦虚谨慎、确定合理的国家整体目标，不被个别利益集团所绑架。俾斯麦认识到了这一点，即坚决地在统一战争中不去过分伤害奥地利、战后不去扩张领土和争夺殖民地，只把最重要的外交战略目标限定在打压法国、孤立法国，这无疑是十分高明的。在他的努力下，德国没有受到外部大国的干涉，顺利地完成统一，并且获得了三十多年的“国际战略机遇期”。
兴登堡（左一）与威廉二世（中）。
致命的错误
不过，随着威廉二世的上台，德国很快抛弃了俾斯麦的高明战略，主张所谓的“世界政策”，希望德国谋求更高的目标。这一目标无疑是直接挑战英国的老大地位。威廉二世认为，德国经济正在赶超英国，因此现有的国际秩序对德国来说是不公平的，“我们也要争夺阳光下的地盘”。如果此时德国的实力已经足以击败英国及其盟友，那么威廉二世的外交战略或许还是理性的。但情况显然并非如此。英国的总体经济实力仍然超过德国，伦敦仍然是国际金融中心。即便是德国具有更强的先进工业能力，但是如果比较德奥同盟国集团和英法俄三国协约国集团，协约国实力仍然明显超过同盟国。因此，尽管德国的工业和军事动员能力在战争初期具有优势，但总的来看它并不具备足以击败英国及其盟友的实力。
在1892年法俄已经建立军事同盟的前提下，德国的首要战略目标应该是联合英国，至少是阻止英国与法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乃至结盟。但很显然，威廉二世的外交战略完全走错了方向。他的一系列政策——扩张海军、争夺殖民地、不愿意在东亚支持英国对抗俄国等——都激怒了英国或者使其感到失望。尽管英德在十九世纪末有过几次谈判，但德国方面都不愿意给出让英国方面愿意结盟的足够支持，相反还试图从英国“压榨”更多的好处，例如利用英俄矛盾获得太平洋上萨摩亚群岛的两个小岛。威廉二世的联英努力显然半心半意。这部分源于傲慢，部分源于无知。
俾斯麦下台后，德国的国内经济、军事力量仍然在迅速增长，国内治理并没有出现太大的问题，但是国内治理的深层矛盾仍然在积累，加上外交战略的致命失误，使得德国在一战中最终失败。德国的失败，并不是完全是军事战败，而是因为德国人民的起义。德国本土并没有受到战火的波及，甚至还占领着大片领土，普遍的预言是德国将取得战争的胜利。如果威廉二世能够继续俾斯麦的战略，延长德国的战略机遇期，深化国内改革，那么德国崛起成为欧洲大陆乃至全球性的霸权国都是有可能的。那么他将超越俾斯麦，成为比他父亲威廉一世更为伟大的一代君王。（文/宋伟；本文转载自公众号“镜厅论道”；相关配图来自网络。）
作者介绍
宋伟，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7年进入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读本科，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北京大学完成，博士期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2007年获得北京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双博士学位。2007年起留校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副教授。2015年8月经人才引进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工作，担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本科时期起就在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专著两部，学术论文五十余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