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要求一种宽容与尊重自己群体之内的成员与自己群体之外的人的差异性的心理状态。与广泛流行的观点相反，民族的共同体在某些方面可能比那些通过共同的信仰维系社会关系的共同体更加开放与多元。当成员是以共享价值的重叠共识为基础的时候，外在于这个共识的人就可能被边缘化，他们的成员身份受到质疑以至于被转化为被放逐者。但是在一个其凝聚力以民族的、文化的以及历史的标准为基础的社会，持有一种不顺从的观点并不必然导致驱逐。虽然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上戴高乐与萨特存在分歧，但是戴高乐却从来不怀疑萨特是法兰西民族深受爱戴的成员。另外一个例子是：英国的公众从来不怀疑基姆·菲尔比（Kim Philby）或安东尼·布伦特（Antony Blunt）（两人均为苏联间谍），而以色列的公众依然把厄里·戴维斯（Uri Davis），一个加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人，看作是以色列人。民族纽带即使在极端的规范性冲突中也依然没有断裂。由于民族共同体中整体性的根源是外在于规范性领域的，所以它们能够容纳规范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比通过共同的价值而联合在一起的群体更加多元的。
基姆·菲尔比在接受记者采访（图片源于中国日报网）。
由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是通过对于民族群体生存的普遍性承诺而得到申述的，所以它从定义上说就是多中心的。因此它被归入沃尔泽所说的“反复的普遍主义”（reiterative aniversalism）的标题之下。反复的自决行为创造了一个以差异为标志的世界。一种以反复的普遍主义假设为基础的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必然是多元中心的，也就是说，它假设虽然有一种共同的文明，但是却存在许多民族，并把特定的民族斗争看作一个主题的不同变体。每一种民族斗争因此都代表一种重新创造民族特殊性的尝试，但同时也反映着“加入民族大家庭、加入地位平等的民族组成的国际舞台的渴望，以及发现自己的适当身份与作用的渴望”。这样，反复的普遍主义包含着一个道德的训诫，因为它是“以这样的方式承认他者的一种道德行为”。它教导要谦逊，认为总是存在可以从他者那里学到的东西。
有些人可能会宣称：民族主义运动倾向于固守自己特殊主义的关怀并忽视对他者的关怀。的确，在激烈的战争中，绝大多数的民族运动将否定其对手的民族权利。但同时，他们将依赖《联合国宪章》所阐述的所有民族的普遍的自决权利，以便得到支持并把自己的特殊斗争正当化。
反复的民族主义的第一个版本出现于法国革命之后。吉伦特派的成员已经致力于在法国已经征服或期望占领的领土上推进“姐妹”革命，在签署于1792年11月19日的第一个宣传法令中，国民大会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宣布：“（法国）将给予所有渴望恢复其自由的人民以博爱与援助。”签署于1792年12月15日的第二宣传法令更前进了一步并签署了一个文件，其标题如下：“收件人：某某人民；发件人：法兰西人民。”这个文件被发送到所有的革命将领手中，要求这些将领在空白处填上适当的国家——一旦它被占领和/或解放——的名字。这个文件是这样开头的：“从今以后，法兰西民族宣布某某人民拥有主权。从今以后，你们就是兄弟与朋友，大家都有平等的权利，都平等地被赋予统治的权利、服务并捍卫你自己的党派的权利。”所有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应该以法国民族主义为榜样塑造自己，这样的观念也被别的民族所接受。1792年爱尔兰爱国者代表大会宣布它愉快地期待着“伟大的民族”赐予欧洲自由的景象。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以〕耶尔·塔米尔 著，陶东风 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法国革命的支持者把自己描述为自己国家的爱国者，并宣称通过遵循法国的榜样并接受法国的指导，他们正在服务于自己的最好利益。从今以后，“空格爱国者”（blank space patriot）把自己献给两个民族：伟大的民族与他们自己的民族。非常明显，当法国的支持者渴望最终统治欧洲的时候，“空格爱国者”与姐妹共和国（soeur republiques）受到喜爱的原因，只是因为它们的潜在价值。而这个观念后面隐藏的犬儒主义后来成了痛苦的觉醒的根源。事实上，它还对费希特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中所表达的种族中心的德国民族主义的出现负有部分责任，这个演讲发表于法国占领的柏林。但是尽管存在这些欠缺，直至19世纪末，反复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在欧洲的民族主义中还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出现的犹太民族复兴的先驱之一是戈登（Aaron David Gordon），他敦促犹太民族与同化展开斗争，犹太人应该挖掘自己的创造性资源，但是不要使自己孤立于其他民族。他认为：“民族是有机的实体，他们模拟天体在彼此相互激活的过程中创造了相互团结的关系。”
另外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见于卡齐米日·布洛津斯基（Kazimierz Brodzinski）的著述。他认为波兰人最先意识到民族自我中心的原则必须被多中心的视角所取代。他指出，在以前，每个民族都把自己看作是宇宙的目的与中心，而且
波兰民族单独（我大胆地而且带着爱国者的骄傲这么说）就能够有对于道德宇宙的真正运动的预知。每个民族都是整体的碎片，都必须在自己的轨道上并围绕中心运转，就像行星围绕它们的中心运行一样。
这段话反映了特殊主义的自豪感与普遍的承诺的奇特结合——它是流行于19世纪中期欧洲的进步浪漫主义版的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观所特有的。这种视角促进了诸多民族之间的同胞关系的观念，这些民族共享着在争取自由与国际正义的斗争中相互帮助的神圣职责。
为独立而斗争的民族之间的这种伙伴关系是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马志尼向他的意大利同胞发表演讲并问他们：
当我们听到遥远的地方发生民族解放战争的故事的时候，是什么使我们怦然心动？……一个民族的人民，希腊人、波兰人、高加索人，举起了祖国独立的旗帜，为它而战斗、征服或者献身，使我们的心为了它的胜利而喜悦、为了它的失败而悲伤的东西是什么？你为什么热切地阅读希腊故事中记载的爱国者的爱情奇迹？并且带着骄傲之情给你的孩子复述，好像这些是你自己父辈的故事？
即使是特赖奇克，从他的极端种族中心的立场出发，也承认：
所有民族，就像所有个体一样，都有它们自己的局限，但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局限性，人性的本质才得以展现出来。神圣的光线由单个民族/人民之间的无数个面向所显现，也被这些面向所折断，每个面都展现出整体的另一个图像与另一个观念。每个民族的人民都有权利相信特定的神圣理性的属性更加完美地体现在自己的身上。
除了其显而易见的道德美德以外，多中心的民族主义还有一个方法论上的优势：免于特殊主义的民族主义内含的理论局限。种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者由于依赖于只涉及一个特定民族的论据，因此排除了对于民族权利的普遍主义论证，失去了与其他民族成员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的能力。
安东尼·D·史密斯，是一名英国民族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民族主义和种族教授，被认为是跨学科民主主义研究的其中一个创始人。
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多中心本质有助于把它区别于许多其他常常与民族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运动——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纳粹主义。
依据史密斯的观点，帝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近亲，因为
它非常适合“种族中心主义的民族主义”中所固有的优越感，[但是]帝国主义本质上是多中心的民族主义主流思想——每个民族充分自主地实现自己以便能够为人类作贡献的权利——的一种堕落，甚至是与之对立的。
法西斯主义也是“多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对立，它引入了附加的因素，这种附加的因素“本身就是与‘多中心的’宗旨相违背的，并且用国家来取代民族，成为集体忠诚与集体认同的首要对象”。种族主义同样违背了“多中心”的潮流，尽管它能够被当作是“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的后达尔文式的畸变。
史密斯认为，纳粹主义是与民族主义完全对立的。乍一看，纳粹主义可能的确显得是“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登峰造极的表现，是“希特勒非常擅长加以利用的情绪”，但是如果我们追踪纳粹意识形态的轨迹将发现：
世界原初的垂直分化——甚至“种族中心的”民族主义也得面对——逐渐被激进的帝国主义利用伪科学的“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观，败坏为正好相反的、全球范围的种族主义。
史密斯认为，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这一对意识形态之间的聚合应该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而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临近性或结构的相似性加以审视。
相应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沙文主义”是关于种族、性别以及国家的等级排列，但沃尔泽认为，“民族主义”是通过别的方式起作用的。它与一种不可通约性的理论或关于等级与秩序的不可知论是完全兼容的。“民族主义者更像是爱国主义者，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能够尊重并珍视别的人民那种与自己的相似的承诺——与自我中心主义者不同，他们能够这样做而又不把别的人民看作是竞争者与对抗者。”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论证了与通常的假设相比，民族主义可以是更加多元的、更少种族中心的。在这个意义上，把它与所谓的意识形态近亲（close ideological relatives）分离开来并不困难。不过，在民族主义与其更加臭名昭著的伙伴之间进行区分却要求对其伦理内涵进行更细致的讨论。
从语境化的个体观念开始，并从文化权利发展到民族权利，关于文化与民族生活的必要性的某种观念开始呈现出来，这个观念意味着：当个体能够与某些他们关心并视作生活规划中的伙伴的特定他者共享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们就能够过得更好。这种伙伴关系创造的不仅是特定的人际关系，而且是影响我们对于道德领域之理解的特定的权利与义务。民族主义的伦理含义——我们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是与这种对于民族成员身份的重要性以及它所创造的特定关系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者简介
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1954年生，以色列学者、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弟子。曾任特拉维夫大学哲学教授、以色列教育部长、国会议员。
图书介绍
民族主义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大国霸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思想力量，也因其极端的排外性和种族歧视，成为世界冲突的重要因素。这引发了从自由主义角度探索民族主义的学术路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一个重要思想流派，本书是这个流派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作者重新构建了民族主义哲学思想，融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原本对立的意识形态，促进民族主义吸取自由主义理念而变得温和理性，为解决当今世界的矛盾冲突提供新的理论思路。当今世界矛盾冲突不断激化，本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本文摘选自《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以〕耶尔·塔米尔著，陶东风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文 / [以] 耶尔·塔米尔（Yael Tamir），以色列学者、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思想家，《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作者。经出版社授权刊发，标题、图片为编者所加，图片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