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史关注：司马迁的启示
在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中，以统一王朝正史资料计，后世《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稿》涉及“海”的文句逐渐增多，都超过了“前四史”的出现频次。这符合中华民族海洋开发逐渐进步与海洋意识逐渐觉醒的历史趋向。秦汉时期实现了统一。秦王朝与汉王朝控制的海岸线长度与后世王朝大致相当。秦汉在海洋资源开发方面继承战国以来的成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而东洋与南洋海上航路的开拓，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空前的历史性进步。早期海洋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环渤海地区海上方士的活跃及其对海上神仙信仰与长生追求的狂热，秦始皇、汉武帝等有为帝王对“海”的关注，都是后世未能企及的。大致战国以来，“天下”“四海”与“天下”“海内”的文化地理意识，表现了当时社会对统一的共同追求以及对海洋的空前重视。秦汉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之后，海洋文化和内陆文化逐渐融为一体。秦汉社会对海洋的观察和理解，开启了新的更宽广的文化视界。考察秦汉文化的特质，认识秦汉文化的风貌，说明秦汉文化的地位，应当重视“海”的元素的作用。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述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首先称颂黄帝至于东海的行迹。司马迁关于舜的成就，也有“四海之内咸戴帝舜之功”之说。自战国至于秦汉，“海内”已经成为与“天下”对应的语汇。所谓“尽天下之地，臣海内之王”、“名闻海内，威震天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贞天下于一，同海内之归”，都是典型的例证。当时以大一统理念为基点的政治理想的表达，已经普遍取用涉及海洋的地理概念。政治地理语汇“四海”与“天下”、“海内”与“天下”的同时通行，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中原居民的世界观和文化观已经初步表现出对海洋的重视。司马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进行了有关秦汉社会海洋意识与海洋探索的历史记录。
有关秦皇汉武的政治史记忆，有非常密集的涉及“海”的信息。《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海”字出现38次。而以汉武帝的历史表现作为记述重心的《史记》卷二八《封禅书》中，“海”字出现也多达39次。汉武帝至少10次东巡海上，超过了秦始皇的记录。他最后一次行临东海，已经是68岁的高龄。在汉武帝时代，“入海求蓬莱”的航海行为更为密集，所谓“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又说明其规模也超过前代。
《史记》最早、最明确地记述了对东亚史进程曾经产生积极影响的徐福东渡事迹，并以细致生动的笔调叙说了反映越人优越航海能力的史事。“至元鼎五年，南越反，东越王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这是有关“海风波”可以导致海上航路阻断的最早记录。司马迁又记述了闽越与汉王朝的直接军事冲突，战事包括“横海”情节。
秦始皇征服岭南，置“南海”诸郡，是统一进程中的重要战略步骤。汉武帝派遣楼船将军杨仆从海路出击朝鲜，是东方航海史上的一件大事。《史记》卷一一五《朝鲜列传》记载，楼船将军杨仆率军“从齐浮渤海”，“楼船将军将齐兵七千人”较“出辽东”的“左将军荀彘”的部队“先至王险”。汉武帝进军“海东”，置郡朝鲜，对东方史的走向形成影响。司马迁笔下中原人面对神秘的海洋所表现的英雄主义和进取精神，可以看作秦汉历史的光荣纪念。
在秦始皇之后，汉武帝基于“冀遇蓬莱”的偏执心理，多次动员数以千计的“言海中神山者”驶向波涛。虽然当时就直接目的而言“其效可睹”，但是汉武帝内心的冀望客观上刺激了航海行为的发起，促成了航海经验的积累，推动了航海能力的提升。《史记》的这些记录，成为中国航海史的重要篇章。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从汉武帝出游，这位帝王“东巡海上”“东至海上望”“宿留海上”“并海上”，甚至“浮大海”等交通行为，他很可能都曾亲身参与。苏辙说“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指出“四海”的体验成就其文气之“奇”。马存所谓“尽天下之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见狂澜惊波，阴风怒号，逆走而横击，故其文奔放而浩漫”，梁启超所谓“波澜壮阔”“恬波不扬”等，也大致有同样的意思。“海洋”元素与秦汉文化之间发生与发育的关系，通过司马迁学术风格的形成可以有所发现。
面向“海洋”的秦汉文化
秦始皇四次巡行海上以及南海置郡有重要的文化战略意义。汉武帝至少10次走到海滨。大一统王朝最高执政机构面临的行政任务包括对漫长海岸的控制。神秘的海域亦为秦始皇、汉武帝等有作为的帝王所关注。出于不同目的的航海行为，体现了中原居民面向海洋的积极探索。南洋航路以“杂缯”为贸易主题，说明后世称为“丝绸之路”的海上航线得以开通。通达“倭”地的东洋航路，因徐福东渡故事与求仙实践的关系而被渲染了神秘色彩。在这一时期，海洋资源的开发实现了新的历史进步，早期海洋学也形成了初步的学术积累。内地社会对海洋有了空前的关注。中原士人有关“海”的诗赋创作以及出身滨海的人士对主流文化的积极参与，都体现出新的社会文化风貌。而早期海洋学论著，已见于《汉书》卷三《艺文志》。秦汉社会的文化风格，在英雄主义、进取精神、开放胸怀、科学理念等方面体现出积极的时代特色。这些特点，在“海洋文化”这一历史文化主题下均有表现。
海洋，在秦汉社会意识中，是仙人居所、财富资源，也是交通条件、进取路径，同时又是未知空间、神秘世界。海洋是时常发生奇异气象的仙居，但往往也是显现艰难情境的险境。海，是国家权力实现行政效能的极端边缘，在一定条件下，也是社会生机蓬勃发育的优胜场域。
海上航运的发达，海外联系的拓展，海路文化交流的繁荣，都是秦汉历史文化具有时代特色的突出表现。承陈寅恪提示，“滨海地域”自有特殊的“观念”和“信仰”，在有的历史时期曾经全面影响社会政治格局。滨海文化区的早期形成，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景观。回顾中国古代海洋探索史、海洋开发史和海洋学史，有必要总结和说明秦汉时期的突出进步。
秦汉海洋文化研究
秦汉时期与海洋相关的历史文化现象，是值得秦汉史研究者特别关注的重要学术方向。涉及秦汉海洋文化这一学术主题的前期研究成果，包括对秦始皇、汉武帝出巡海滨、“燕齐海上之方士”活动、秦汉沿海区域行政、秦汉滨海文化、秦汉“并海”交通、秦汉海盐生产、秦汉东洋航运与南洋航运、秦汉海洋渔业、汉代“楼船军”战事等方面的研究心得。对于秦汉时期海洋资源的开发、海上航路的通行、海路贸易的往来等，海内外学界的研究论著有一定数量，也有一定深度。对当时的海洋探索、海洋开发，对当时社会的海洋意识，对这一历史阶段涉及海洋的文化面貌的总体论说，也有学术专著问世。
如下学术专题的考察是有积极学术意义的：秦汉海洋资源开发、秦汉海洋航运、秦汉沿海区域文化、“海”与秦汉人的世界知识、“海”与秦汉人的神秘信仰、秦汉早期海洋学、秦汉军事史的海上篇章、秦汉社会的海洋情结等。试求对说明秦汉时期有关海洋的实业开发、行政经营与文化思考这一学术主题有所推进，这也是项目设计与启动的初心。而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察与研究，迄今有若干研究成果，然而学术空间依然可观。
重视史籍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是历史文化考察的正确路径。从事秦汉时期的海洋探索与早期海洋学研究的学者对此进行了积极的探求。科学考古的发掘收获，出土文字资料如简帛、碑刻、封泥等，理所当然地为研究者所采用。对于“海洋渔业”研究中有关“海上渔捕方式”的讨论，对于“海洋盐业”研究中有关“齐国盐业与盐政的考古学考察”的讨论，对于“东洋航运”研究中有关“‘汉委奴国王’金印”的讨论，对于“南洋航运”研究中有关“汉代南洋航运的考古学实证”的讨论，对于“越人航海传统与闽越航运优势”研究中有关“城村城址水门发现”的讨论，对于“秦始皇陵‘水银为’‘海’的象征意义”研究中有关“秦始皇陵地宫设计构想的海洋因子”的讨论，均以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结合进行的考察，促成了新识的推出。秦封泥“晦池”“每池”的研究，丰富了我们对秦汉宫苑“海池”“渐台”的认识。居延汉简所见“临淮海贼”提示了“汉代的‘海贼’”对行政史的深刻影响。居延汉简“鲍鱼”简文增进了对当时海洋渔产的理解。《肥致碑》所见“海上黄渊”有益于说明“东海黄公”传说的社会文化背景。汉景帝阳陵外藏坑出土“海相的螺和蛤”等海产品遗存，透露了汉王朝上层在消费生活层面与海洋的关联。有关文化迹象或许也体现了神仙信仰和长生追求对于社会意识的作用。
以海洋为场域：文化探索、经济开发与行政控制
战国秦汉所谓“燕齐海上之方士”，是环渤海地区较早关注海上景物，并参与开发海上交通的知识人群。他们的海洋探索因帝王们的长生追求，获得了国家行政支持。方士们知识人生的一面，表现为以富贵为目的的阴险的政治诈骗；其另一面，即以艰险航行为方式的海洋知识探求，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内地上层人物的海洋知识，多通过方士们获得。
经营海洋渔业的“海人”，也是海洋探索的先行者。秦汉时期还有“齐客”“海贼”“习船者”，以及“善网捕”“倭人”等与海洋密切相关的社会身份。就此进行分析，可以充实我们对秦汉社会的认识。
秦汉史籍文献有关于“海溢”“海风波”“鲸鱼死”等海洋自然现象的记载。有关海洋水文学、海洋气象学、海洋生物学的相关记录，在海洋学史发展进程中有重要意义。有关“入海市明珠”的贸易行为，“蛮夷贾船”远洋航运，“海租”“海税”的行政征收，“珠官”的产销管理，诸多相关海洋的经济史料的遗存，投入研究力量的必要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分析海洋与政治史的关系，可以深化我们对秦汉政治文化的理解。秦始皇“立石东海上”，“以为秦东门”；刘邦警惕田横“为乱”，因“设屯备”；汉景帝削藩，“削之会稽”，“夺之东海”；汉武帝“事两越”，以楼船军击朝鲜；汉光武帝对西域战略取保守态度，东南方向则派遣马援远征交址、九真等，都是由高层决策的“海上”政治行为。以大规模的军事行为扑灭“海贼”，也是海上航行能力甚强的反政府武装形成治安危害的应对措施。通过秦汉社会的政治理念和海洋意识在政策设计与行政实践层面的交结，或许能够更真切地说明秦汉文化的时代风格。
以世界史为背景的秦汉海洋文化考察
所谓“秦汉海洋文化”，其实是说面向海洋的秦汉文化。工作进行到现今的程度，我们更深切、更具体地意识到这一学术主题的内涵其实非常丰富。分析并说明相关文化现象，指出其发生的背景条件、社会表现、历史影响和文化意义，还有相当广阔的探索空间。对于以往流行的希腊罗马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国文明是陆地文明或内陆文明的认识，可能有必要区分历史时段予以深入理解和准确说明。对于“海洋文明”“海洋文化”与“内陆文明”“内陆文化”的分析，也需要注重时代条件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认真分析秦汉文化与海洋相关的内容，并且以世界史为背景予以更深学术层次的总结和说明，这对深化中国古代海洋探索和海洋开发之历程的总体倾向的认识，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如何解决现今涉及海洋的诸多问题，也可以提供具有启示意义的历史借鉴。完成这一学术任务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我们已经具有值得肯定的认识基点。
近年来，关于海疆问题、海权问题以及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问题受到普遍关注。考察、总结秦汉时期海洋探索的努力以及早期海洋学成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实现积极的学术推进。关于中国古代海洋史研究的学术进步，秦汉时期这一重要历史阶段具有非常重要的考察意义。学界的相关研究收获，应当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现在看来，已有研究收获的不足依然存在。例如，学术发现比较零散，学术层次尚在初级，学术总结也是局部的、不完整的。有些方面完全可以继续扩展、突破，开创新的方向，拓广新的学术空间。比如秦汉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就有很好的学术前景。可以乐观预期的是，新出考古资料将不断揭示新的历史文化信息，进一步的研究一定会获得更优异的条件，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约翰·迈克的《海洋——一部文化史》引用了这样的诗句：“海洋即历史。”作者写道：“大海可能早已发展为全球性的跨国空间。”他还引导读者一起欣赏另一首诗《海浪》：“大海／不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事实／一个谜。”他提出了这样一个文化命题：“书写大海‘历史’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思考这个问题，或者考虑仅仅是“书写大海”与人的关系的“历史”的“可能性”，“书写大海”与中国人的关系，与中国文化的“历史”的“可能性”，大概都是难以回答的，或者只能暂且提交缺乏充分自信的答卷。但是这一工作的意义确实非常重要。也许，通过持续的、认真的考察，我们可以逐步说明，在世界史的视域中，海洋不仅在地中海世界及西方其他地方较早发挥了重要的交通条件的作用，在东方，也有大致相同的历史迹象。也许通过与中国史进程密切相关的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可以得到这样的认识：“大海可能早已发展为全球性的跨国空间。”通过对秦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考察，是可以增进相关问题的认识的。
进行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的比较研究，当然涉及海洋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待于深入进行。
（本文摘自王子今著《什么是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