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期，一位英国官员将“济隆糖姜”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由此诞生了一个产业。1821年“济隆糖姜”创始于广州河南济隆巷，女王与上流社会用这种奢侈品消费与常人拉开地位差距。糖姜业兴衰是极好的经济学案例，证明许多产业无法“规划”出来，自由市场中价格同盟通常也难以持久。
漱珠桥畔济隆巷
广州河南海幢寺以西，有一南北向小河叫漱珠涌（chōng），有石桥飞架，叫做“漱珠桥”。自乾隆年起，十三行巨商伍家、潘家在此附近营建别墅，潘家占地桥西，伍氏建园桥东。漱珠涌两岸由此兴起酒楼食肆，常有“花船”停泊。漱珠桥畔旧有明末诗人陈子壮所题“虫二”石额，寓意“风月无边”，清末被广州协左营都司高厚慈拆毁。（江孔殷《兰斋诗词存》卷一第三十二叶）
漱珠桥与漱珠涌
漱珠涌“风月无边”，有丰富的诗文题咏为证。《白云越秀二山何志》云：“桥畔酒楼临江，红窗四照，花船近泊，珍错杂陈，鲜薨并进，携酒以往，无日无之。初夏则三鯬、比目、马鲛、鲟龙，当秋则石榴、米蟹、禾花、海鲤。泛瓜皮小艇，与二三情好薄醉二回，即秦淮水榭，未为专美矣。”漱珠涌风景既佳，又有四时河鲜供应，引无数骚人墨客流连，但醉翁之意不在河鲜，在于佳人。黄璞《珠江女儿行》咏漱珠涌花船云：
珠江有女舟为居，姣然出水新芙蕖。
十三十四不荡桨，十五十六不捕鱼。
十七翠云初挽髻，十八歌喉如串珠。
有时接客漱珠桥，秋波转处人魂销。
漱珠桥两岸既为繁华之地，特色零食也就有了市场。1821年，糖果小贩李济（Li Chy）试售自制糖姜，受到欢迎，逐渐有些名气。酒食征逐之人用来醒酒，食后舌底生津。时值十三行“一口通商”时期，清政府虽限制外商活动范围，仍“开恩”让他们每月三次到海幢寺及附近、芳村花地游览。有一英国人购买数瓶糖姜回国，其中一瓶呈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女王食用后大为激赏，谕令此后每次宴会都必须配备糖姜。（《香港糖姜工业》，载1948年《经济导报》第87期）
据余皓媛、区志坚合著《余达之路》一书所述，1806年报纸已有英国入口糖姜的报道，可见李济并非糖姜的发明人，糖姜这种零食是早已有之。制作糖姜的主要原料，是广州附近出产的子姜（姜芽），辛辣味较淡，吃起来“无筋无渣”，其他地方出产的生姜无法替代。李济是糖姜制作者中的幸运儿。在得到维多利亚女王赞誉后，李济接到大量订单，因自身资金不足，只好找人入股，两个新股东是香山叶氏、宋氏。在英国王室、官员推动下，糖姜产业诞生了，漱珠桥畔有了一条“济隆巷”。
英国圣公会牧师格雷（John Gray）驻穗多年，1875年出版《漫步广州城》（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今译名为《广州七天》）。格雷如此写道：
我们走进济隆糖姜铺。这里不但出售糖姜，也制作糖姜，并因其品质优良而闻名世界。济隆制作糖姜的方法如下：把姜块放进清水缸中泡上四天四夜，此期间需要换一次水。然后把姜取出铺在工作台上用大锥子扎，为了提高效率，扎姜的工人要双手各握一把锥子。之后把姜倒进大铜锅里煮透，再捞出来放入盛有水和米粉混合的大缸里泡两天两夜。最后，把它们置于盛有水和贝壳粉的槽里浸泡，再捞出来放在铜锅里煮。这次煮的时候要加上一定数量的糖，通常是一担姜一担糖。这种糖是加了鸡蛋白提纯过的。煮过的姜水晒凉之后，就可以装入小瓷罐中准备出售了。（李国庆等译《广州七天》第46页）
济隆工人制作蜜饯
济隆巷的糖姜作坊是19世纪西方人的“打卡点”。在广州行医数十年的嘉约翰医生，在英文《广州指南》小册子里面也介绍济隆。济隆巷位于漱珠桥西面，呈L型，建筑多改建为水泥楼房，只有一两间还保留着青砖屋原样。1937年，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广州，济隆巷的糖姜工厂随之停业。
济隆巷巷口
济隆巷
1934年，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发表《国产糖果考》一文，称：“香港济隆糖姜，不仅国内人民所津津称道，在国外更有神秘的力量。巴黎舞场，糖姜是香槟的代用品，名贵非常，酒吧间及盛大宴会，必有糖姜作点缀，否则无以示主人的豪阔。济隆糖姜，系取广州的嫩姜作原料，食时无筋无渣，滋味鲜美达技巧之最高峰……”（1934年《国货年鉴》）
三家股东
济隆糖姜有三个股东，除李济外，另有叶姓、宋姓，均为广东香山吉大（今珠海吉大）人。叶姓股东是上海知县叶廷眷之父。宾睦新《叶廷眷与轮船招商局》一文，引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字林星期周刊》，前译《北华捷报》）报道，指出叶廷眷乃是济隆股东之子。
叶廷眷（1829-1886）为李鸿章手下洋务能员，曾协助唐廷枢轮船招商局招股，先后署南汇、上海知县，也是上海广肇公所的主要发起人。1866年，杜凤治经上海到广东上任，“辰刻又谒道台，于官厅见一官，询系叶姓，名廷眷，号顾生，现署南汇令，业已题补进京，……叶亦广东广州香港人。”（邱捷点注《杜凤治日记》第一册第61页）叶廷眷号顾之，“顾生”应是笔误。此处写叶廷眷“香港人”，笔者曾与友人讨论过，不得其解。后得知他是济隆股东的儿子，才算有点明白。1846年，济隆到香港开分厂，叶家有人长居香港，故有此说。1886年，叶廷眷与长子叶乃翰奉总理衙门之命赴云南参加中法越南勘界，不幸先后瘴故。
第三个股东叫宋少彭（Sung Shiu Pang）。宋家应是济隆经营的主力，但目前能见到的资料不多。1886年1月，宋少彭申请将“济隆”（Chy Loong）商标在香港注册，获得批准。（1886年香港政府通告第34号）相当长时间里，济隆生意顺风顺水，宋家后代在经商之余，有较多闲暇投入于音乐爱好，于1920年代组织“济隆音乐社”，为广东音乐重镇之一，宋华坡、宋郁文叔侄灌录过多张唱片。1940年国光书店出版的《粤乐名曲集（初编）》，收录了多首宋氏叔侄与吕文成、何柳堂、何少霞、何与年等名家的合奏曲。抗战前广州音乐界常有雅集，宋郁文、李素兰夫妇十分活跃，男抚琴，女唱曲，珠联璧合，令人艳羡。
宋郁文、李素兰夫妇
宋达廷等著《宋绍兴堂家族史》称，祖父宋仲良约生于1865年，“与友人合伙创办济隆商行，主要产制糖姜等口果食品，除销往四乡外还远销西欧各地”。从宋仲良生年判断，他肯定不是创始人。为照顾生意，宋家从香山吉大迁居广州河南，后在附近鹤鸣四巷置业，名之为“宋绍兴堂”。“宋绍兴堂”建筑尚存，只是外墙已经改变。《宋绍兴堂家族史》叙述的宋氏先人中，没有宋少彭、宋华坡、宋郁文的名字，暂时找不到合理解释。
余达之“中兴”
1846年济隆在香港设立分店，光绪年间在油麻地开设工厂，后迁至深水埗海坛街，鼎盛期有员工超过200人，出品远销英国、美国、荷兰、澳洲等国，每年销售达数百万元，为香港重要的出口商品。据报道，战前港九糖姜果子厂有100多家，靠刮姜皮为生的女工达一两千人。糖姜制作工艺不算复杂，竞争十分激烈。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为避开战火，广州不少糖姜厂迁到香港，加剧了恶性竞争局面。
余达之（U Tat Chee，1894-1969），原籍广东惠阳，出生于香港，1912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曾往马来西亚工作，1926年返港。受世界性经济萧条影响，济隆出现财政困难。1937年初，余达之斥资6万元收购了济隆糖姜厂。当时熟练工人的月工资约30元，6万元是一笔很大的投资。1940年，余达之在大角咀塘尾道64号新建厂房，扩大生产。
香港济隆工厂
同年4月，余达之与叶秉濬、马道生等人成立“香港糖姜贸易公司”，组织11家糖姜厂实行联营，参加联营的糖姜企业有：济隆、中华、万隆、时新、联安、祐隆、南华、同芳（淘化大同）、翠香、裕隆、大利。所谓联营就是“辛迪加”，由联营公司统一接单、统一品质、统一原料价格，订单在厂家之间进行分配。统一生姜收购价格，对糖姜厂来说有利，受损的是种姜的农民与生姜经销商。至于统一接单后如何在各厂之间进行分配，未见到细节披露。联营较为明显的好处，是避免有些厂家以次充好，损害行业声誉。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糖姜业进入全面歇业状态。“二战”结束后，欧洲正处于战后重建阶段，糖姜被认为是奢侈品，限制进口。余达之深具国际营销意识，认为必须走出去开拓市场。
1948年3月，他率领香港代表团参加英国工业展览会。参展之前，余达之先向玛丽王太后（Queen Mary,）、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馈赠糖姜，两人都赞不绝口。（《英后及公主赞美糖姜》，1947年8月24日《华侨日报》）展览前后，他频密联络各方，约见英国媒体作访谈，大大提高了香港糖姜在英国的热度。余达之此行的一大成就，是吸引了英王乔治六世及王后到香港糖姜展台参观。英王的光临令香港糖姜名声大噪。经此一役，1948年香港输英糖姜较上年增长了50%。
余达之促成糖姜业中兴，被美国媒体誉为“糖姜大王”（Ginger King）。经营糖姜的同时，余达之与香港中华总商会同仁集资开发了九龙塘“又一村”，1956年创建了又一村学校。鉴于余达之对香港工业、教育、工人福利等方面的突出贡献，港府将九龙塘主要道路命名为“达之路”（Tat Chee Avenue）。香港城市大学即设在达之路83号。
左四为余达之
糖姜产业之式微
从1950年开始，广东方面对联营公司压低生姜收购价多次表达不满，一度停止生姜输港，并计划自制糖姜出口。联营公司发动新界农民种植，但质量、数量未达要求。因联营公司各厂家与供销商早已订立合同，为保证交货，最后被迫以两倍高价从广东购买原料，导致当年出现巨额亏损。最好的姜芽产地在广州附近的增城等地，香港工人工资高于内地，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采用低价策略，挤压香港厂商的国际市场份额。1957年，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推出“珠江牌”糖姜，用景德镇出产的名瓷作包装。在狭窄的市场空间里，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加速了产业的衰落。
珠江牌糖姜
联营这种形式高度依赖于业内团结，联营的主持人需要在众多厂商之中进行利益分配，沟通成本（交易费用）很高。新厂商的出现很容易打破业内的约定，压低价格以争取订单。1955年，糖姜业一度取消联营，次年又恢复。1960年，眼见糖姜业恶性竞争难以解决，余达之选择退休，联营彻底解体，回复到各自为政的局面。
战后，欧美消费者的口味出现变化，年轻人把糖姜视作“爷爷辈的零食”，不再时尚，这可能是糖姜业式微的主要原因。香港从业者面对这种局面，惟有苦苦撑持，1976年仍可见到淘大糖姜促销活动的报道。此后，港报中再也难见到糖姜身影，兴盛100多年的产业至此落幕。
淘大糖姜
从糖姜出发思考全球史
人类学家西敏司在《甜与权力》一书中，曾回顾蔗糖在英国的消费史。早年，贵族独占了糖的消费，享用甜食是身份的象征。而后，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殖民地的增多，糖的供应逐渐充足，英国普通人也能大量消费，糖作为身份象征的功能近乎消失。但是王室、贵族总能别出心裁。维多利亚女王选中糖姜，既有她个人口味的选择，也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行为。糖姜属于手工制品，高度依赖工人的手艺，姜芽产量有限，不像大机器生产产品可以无限复制。用作糖姜包装的瓷瓶、瓷罐本身就是艺术品，充满了东方情调与风韵，与“日不落帝国”君主的地位相匹配。维多利亚女王的偏爱，令“济隆糖姜”得到欧美上流社会的认同。圣诞节来临之际，许多家庭会将糖姜作为高尚礼品馈赠亲友。
从一个街头小贩的尝试开始，糖姜业无中生有地发展起来。李济主动寻求外来投资，专注于外销，使这个行业发展壮大，雇用了不少工人，股东在承担风险的同时大赚特赚。在糖姜业诞生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产业规划”的痕迹，换言之，再高明的“规划专家”也预测不到糖姜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创造了需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个“试错”的过程，“蒙对了”的企业得到发展，押错的企业遭受损失甚至被淘汰。企业家用真金白银承担押错的后果，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与官员确乎不同。
余达之牵头组织的糖姜联营撑持20多年，最终难逃解体命运。在自由市场中，多个企业统一原料收购价、产品售价的约定（辛迪加）或能取效于一时，并不稳定，一个新来者的出现就足以摧毁原有格局。
糖姜产业是19世纪“全球史”的一部分。许多原本被认为“地方”的东西，可在全球视角之下重新检视。人们曾认为广州糖姜是一种“地方”零食，之所以形成产业，乃是拜全球化之所赐。糖姜在本地销量很小，主要用来出口。广州糖姜迁移到香港生产，是为了更加“靠近”世界中心伦敦。广州、香港两个城市与伦敦的地理距离相差不大，所谓“靠近”更多是其他方面。糖姜业的前期投资者乃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既然有人受益，也就有人受损。近年民粹主义的兴起，可看作全球化受损者的激烈回应。全球化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博弈将走向何方，恐怕一时难以预测。
（承康志斌提供《宋绍兴堂家族史》一书线索，谨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