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女王的零食——穂港糖姜业小史

19世纪中期,一位英国官员将“济隆糖姜”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由此诞生了一个产业。1821年“济隆糖姜”创始于广州河南济隆巷,女王与上流社会用这种奢侈品消费与常人拉开地位差距。糖姜业兴衰是极好的经济学案例,证明许多产业无法“规划”出来,自由市场中价格同盟通常也难以持久。

漱珠桥畔济隆巷

广州河南海幢寺以西,有一南北向小河叫漱珠涌(chōng),有石桥飞架,叫做“漱珠桥”。自乾隆年起,十三行巨商伍家、潘家在此附近营建别墅,潘家占地桥西,伍氏建园桥东。漱珠涌两岸由此兴起酒楼食肆,常有“花船”停泊。漱珠桥畔旧有明末诗人陈子壮所题“虫二”石额,寓意“风月无边”,清末被广州协左营都司高厚慈拆毁。(江孔殷《兰斋诗词存》卷一第三十二叶)

漱珠桥与漱珠涌


漱珠涌“风月无边”,有丰富的诗文题咏为证。《白云越秀二山何志》云:“桥畔酒楼临江,红窗四照,花船近泊,珍错杂陈,鲜薨并进,携酒以往,无日无之。初夏则三鯬、比目、马鲛、鲟龙,当秋则石榴、米蟹、禾花、海鲤。泛瓜皮小艇,与二三情好薄醉二回,即秦淮水榭,未为专美矣。”漱珠涌风景既佳,又有四时河鲜供应,引无数骚人墨客流连,但醉翁之意不在河鲜,在于佳人。黄璞《珠江女儿行》咏漱珠涌花船云:

珠江有女舟为居,姣然出水新芙蕖。

十三十四不荡桨,十五十六不捕鱼。

十七翠云初挽髻,十八歌喉如串珠。

有时接客漱珠桥,秋波转处人魂销。

漱珠桥两岸既为繁华之地,特色零食也就有了市场。1821年,糖果小贩李济(Li Chy)试售自制糖姜,受到欢迎,逐渐有些名气。酒食征逐之人用来醒酒,食后舌底生津。时值十三行“一口通商”时期,清政府虽限制外商活动范围,仍“开恩”让他们每月三次到海幢寺及附近、芳村花地游览。有一英国人购买数瓶糖姜回国,其中一瓶呈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女王食用后大为激赏,谕令此后每次宴会都必须配备糖姜。(《香港糖姜工业》,载1948年《经济导报》第87期)

据余皓媛、区志坚合著《余达之路》一书所述,1806年报纸已有英国入口糖姜的报道,可见李济并非糖姜的发明人,糖姜这种零食是早已有之。制作糖姜的主要原料,是广州附近出产的子姜(姜芽),辛辣味较淡,吃起来“无筋无渣”,其他地方出产的生姜无法替代。李济是糖姜制作者中的幸运儿。在得到维多利亚女王赞誉后,李济接到大量订单,因自身资金不足,只好找人入股,两个新股东是香山叶氏、宋氏。在英国王室、官员推动下,糖姜产业诞生了,漱珠桥畔有了一条“济隆巷”。

英国圣公会牧师格雷(John Gray)驻穗多年,1875年出版《漫步广州城》(Walks in the City of Canton,今译名为《广州七天》)。格雷如此写道:

我们走进济隆糖姜铺。这里不但出售糖姜,也制作糖姜,并因其品质优良而闻名世界。济隆制作糖姜的方法如下:把姜块放进清水缸中泡上四天四夜,此期间需要换一次水。然后把姜取出铺在工作台上用大锥子扎,为了提高效率,扎姜的工人要双手各握一把锥子。之后把姜倒进大铜锅里煮透,再捞出来放入盛有水和米粉混合的大缸里泡两天两夜。最后,把它们置于盛有水和贝壳粉的槽里浸泡,再捞出来放在铜锅里煮。这次煮的时候要加上一定数量的糖,通常是一担姜一担糖。这种糖是加了鸡蛋白提纯过的。煮过的姜水晒凉之后,就可以装入小瓷罐中准备出售了。(李国庆等译《广州七天》第46页)

济隆工人制作蜜饯


济隆巷的糖姜作坊是19世纪西方人的“打卡点”。在广州行医数十年的嘉约翰医生,在英文《广州指南》小册子里面也介绍济隆。济隆巷位于漱珠桥西面,呈L型,建筑多改建为水泥楼房,只有一两间还保留着青砖屋原样。1937年,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广州,济隆巷的糖姜工厂随之停业。

济隆巷巷口


济隆巷


1934年,冠生园创始人冼冠生发表《国产糖果考》一文,称:“香港济隆糖姜,不仅国内人民所津津称道,在国外更有神秘的力量。巴黎舞场,糖姜是香槟的代用品,名贵非常,酒吧间及盛大宴会,必有糖姜作点缀,否则无以示主人的豪阔。济隆糖姜,系取广州的嫩姜作原料,食时无筋无渣,滋味鲜美达技巧之最高峰……”(1934年《国货年鉴》)

三家股东

济隆糖姜有三个股东,除李济外,另有叶姓、宋姓,均为广东香山吉大(今珠海吉大)人。叶姓股东是上海知县叶廷眷之父。宾睦新《叶廷眷与轮船招商局》一文,引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字林星期周刊》,前译《北华捷报》)报道,指出叶廷眷乃是济隆股东之子。

叶廷眷(1829-1886)为李鸿章手下洋务能员,曾协助唐廷枢轮船招商局招股,先后署南汇、上海知县,也是上海广肇公所的主要发起人。1866年,杜凤治经上海到广东上任,“辰刻又谒道台,于官厅见一官,询系叶姓,名廷眷,号顾生,现署南汇令,业已题补进京,……叶亦广东广州香港人。”(邱捷点注《杜凤治日记》第一册第61页)叶廷眷号顾之,“顾生”应是笔误。此处写叶廷眷“香港人”,笔者曾与友人讨论过,不得其解。后得知他是济隆股东的儿子,才算有点明白。1846年,济隆到香港开分厂,叶家有人长居香港,故有此说。1886年,叶廷眷与长子叶乃翰奉总理衙门之命赴云南参加中法越南勘界,不幸先后瘴故。

第三个股东叫宋少彭(Sung Shiu Pang)。宋家应是济隆经营的主力,但目前能见到的资料不多。1886年1月,宋少彭申请将“济隆”(Chy Loong)商标在香港注册,获得批准。(1886年香港政府通告第34号)相当长时间里,济隆生意顺风顺水,宋家后代在经商之余,有较多闲暇投入于音乐爱好,于1920年代组织“济隆音乐社”,为广东音乐重镇之一,宋华坡、宋郁文叔侄灌录过多张唱片。1940年国光书店出版的《粤乐名曲集(初编)》,收录了多首宋氏叔侄与吕文成、何柳堂、何少霞、何与年等名家的合奏曲。抗战前广州音乐界常有雅集,宋郁文、李素兰夫妇十分活跃,男抚琴,女唱曲,珠联璧合,令人艳羡。

宋郁文、李素兰夫妇


宋达廷等著《宋绍兴堂家族史》称,祖父宋仲良约生于1865年,“与友人合伙创办济隆商行,主要产制糖姜等口果食品,除销往四乡外还远销西欧各地”。从宋仲良生年判断,他肯定不是创始人。为照顾生意,宋家从香山吉大迁居广州河南,后在附近鹤鸣四巷置业,名之为“宋绍兴堂”。“宋绍兴堂”建筑尚存,只是外墙已经改变。《宋绍兴堂家族史》叙述的宋氏先人中,没有宋少彭、宋华坡、宋郁文的名字,暂时找不到合理解释。

余达之“中兴”

1846年济隆在香港设立分店,光绪年间在油麻地开设工厂,后迁至深水埗海坛街,鼎盛期有员工超过200人,出品远销英国、美国、荷兰、澳洲等国,每年销售达数百万元,为香港重要的出口商品。据报道,战前港九糖姜果子厂有100多家,靠刮姜皮为生的女工达一两千人。糖姜制作工艺不算复杂,竞争十分激烈。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为避开战火,广州不少糖姜厂迁到香港,加剧了恶性竞争局面。

余达之(U Tat Chee,1894-1969),原籍广东惠阳,出生于香港,1912年毕业于香港皇仁书院,曾往马来西亚工作,1926年返港。受世界性经济萧条影响,济隆出现财政困难。1937年初,余达之斥资6万元收购了济隆糖姜厂。当时熟练工人的月工资约30元,6万元是一笔很大的投资。1940年,余达之在大角咀塘尾道64号新建厂房,扩大生产。

香港济隆工厂


同年4月,余达之与叶秉濬、马道生等人成立“香港糖姜贸易公司”,组织11家糖姜厂实行联营,参加联营的糖姜企业有:济隆、中华、万隆、时新、联安、祐隆、南华、同芳(淘化大同)、翠香、裕隆、大利。所谓联营就是“辛迪加”,由联营公司统一接单、统一品质、统一原料价格,订单在厂家之间进行分配。统一生姜收购价格,对糖姜厂来说有利,受损的是种姜的农民与生姜经销商。至于统一接单后如何在各厂之间进行分配,未见到细节披露。联营较为明显的好处,是避免有些厂家以次充好,损害行业声誉。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糖姜业进入全面歇业状态。“二战”结束后,欧洲正处于战后重建阶段,糖姜被认为是奢侈品,限制进口。余达之深具国际营销意识,认为必须走出去开拓市场。

1948年3月,他率领香港代表团参加英国工业展览会。参展之前,余达之先向玛丽王太后(Queen Mary,)、伊丽莎白公主(Princess Elizabeth)馈赠糖姜,两人都赞不绝口。(《英后及公主赞美糖姜》,1947年8月24日《华侨日报》)展览前后,他频密联络各方,约见英国媒体作访谈,大大提高了香港糖姜在英国的热度。余达之此行的一大成就,是吸引了英王乔治六世及王后到香港糖姜展台参观。英王的光临令香港糖姜名声大噪。经此一役,1948年香港输英糖姜较上年增长了50%。

余达之促成糖姜业中兴,被美国媒体誉为“糖姜大王”(Ginger King)。经营糖姜的同时,余达之与香港中华总商会同仁集资开发了九龙塘“又一村”,1956年创建了又一村学校。鉴于余达之对香港工业、教育、工人福利等方面的突出贡献,港府将九龙塘主要道路命名为“达之路”(Tat Chee Avenue)。香港城市大学即设在达之路83号。

左四为余达之


糖姜产业之式微

从1950年开始,广东方面对联营公司压低生姜收购价多次表达不满,一度停止生姜输港,并计划自制糖姜出口。联营公司发动新界农民种植,但质量、数量未达要求。因联营公司各厂家与供销商早已订立合同,为保证交货,最后被迫以两倍高价从广东购买原料,导致当年出现巨额亏损。最好的姜芽产地在广州附近的增城等地,香港工人工资高于内地,广东省食品进出口公司采用低价策略,挤压香港厂商的国际市场份额。1957年,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推出“珠江牌”糖姜,用景德镇出产的名瓷作包装。在狭窄的市场空间里,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加速了产业的衰落。

珠江牌糖姜


联营这种形式高度依赖于业内团结,联营的主持人需要在众多厂商之中进行利益分配,沟通成本(交易费用)很高。新厂商的出现很容易打破业内的约定,压低价格以争取订单。1955年,糖姜业一度取消联营,次年又恢复。1960年,眼见糖姜业恶性竞争难以解决,余达之选择退休,联营彻底解体,回复到各自为政的局面。

战后,欧美消费者的口味出现变化,年轻人把糖姜视作“爷爷辈的零食”,不再时尚,这可能是糖姜业式微的主要原因。香港从业者面对这种局面,惟有苦苦撑持,1976年仍可见到淘大糖姜促销活动的报道。此后,港报中再也难见到糖姜身影,兴盛100多年的产业至此落幕。

淘大糖姜


从糖姜出发思考全球史

人类学家西敏司在《甜与权力》一书中,曾回顾蔗糖在英国的消费史。早年,贵族独占了糖的消费,享用甜食是身份的象征。而后,随着海外贸易的扩大、殖民地的增多,糖的供应逐渐充足,英国普通人也能大量消费,糖作为身份象征的功能近乎消失。但是王室、贵族总能别出心裁。维多利亚女王选中糖姜,既有她个人口味的选择,也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行为。糖姜属于手工制品,高度依赖工人的手艺,姜芽产量有限,不像大机器生产产品可以无限复制。用作糖姜包装的瓷瓶、瓷罐本身就是艺术品,充满了东方情调与风韵,与“日不落帝国”君主的地位相匹配。维多利亚女王的偏爱,令“济隆糖姜”得到欧美上流社会的认同。圣诞节来临之际,许多家庭会将糖姜作为高尚礼品馈赠亲友。

从一个街头小贩的尝试开始,糖姜业无中生有地发展起来。李济主动寻求外来投资,专注于外销,使这个行业发展壮大,雇用了不少工人,股东在承担风险的同时大赚特赚。在糖姜业诞生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产业规划”的痕迹,换言之,再高明的“规划专家”也预测不到糖姜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供给创造了需求。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个“试错”的过程,“蒙对了”的企业得到发展,押错的企业遭受损失甚至被淘汰。企业家用真金白银承担押错的后果,从这一点来说,他们与官员确乎不同。

余达之牵头组织的糖姜联营撑持20多年,最终难逃解体命运。在自由市场中,多个企业统一原料收购价、产品售价的约定(辛迪加)或能取效于一时,并不稳定,一个新来者的出现就足以摧毁原有格局。

糖姜产业是19世纪“全球史”的一部分。许多原本被认为“地方”的东西,可在全球视角之下重新检视。人们曾认为广州糖姜是一种“地方”零食,之所以形成产业,乃是拜全球化之所赐。糖姜在本地销量很小,主要用来出口。广州糖姜迁移到香港生产,是为了更加“靠近”世界中心伦敦。广州、香港两个城市与伦敦的地理距离相差不大,所谓“靠近”更多是其他方面。糖姜业的前期投资者乃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既然有人受益,也就有人受损。近年民粹主义的兴起,可看作全球化受损者的激烈回应。全球化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博弈将走向何方,恐怕一时难以预测。

(承康志斌提供《宋绍兴堂家族史》一书线索,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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