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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认为，这是一个粗糙放荡散漫的城市，它缺点明显，无论如何努力都纠正不过来。我试图去碰触它的每一寸肌理，想好好了解它所包含的物事，但是我失望而归。我从它的身边逃离，成为另一座城市——澳门的闯入者。当飞机在澳门机场降落的那一刻，我从小窗望出去，看到天空挂满繁星，远处密集的灯火像巨大的盘子托住了天空，我终于抵达了同乡口中曾经遍地黄金的澳门。
我站在澳门的土地上，闪闪烁烁的光拂过我的脸颊，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我三十三岁，有一个九岁的孩子，在湖北老家。丈夫是一名长途货车司机，在这段不咸不淡名存实亡的婚姻中，我们大吵大闹，拳打脚踢。当然，在打斗中女不敌男，鼻青脸肿的肯定是我。就这样过了几年，互相也厌倦了，他在跑长途中喜欢上了嫖娼，而我，待在家里只会给孩子哼哼卿卿地唱歌。在快染上精神分裂症之际，丈夫曾经的战友出手拯救了我——在澳门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李介绍我成了放贷者老孙的手下，一名大陆来的澳门扒妹：围绕赌场的边缘职业，成为陪赌、放贷的人。
对于丈夫居然同意我背井离乡来到澳门，至今我都感到不可思议。我的母亲十三年前就撒手人寰，父亲也在郁郁寡欢中活了十三年后，于两个月前追随母亲而去，回村处理丧事时，我并不是特别伤心，倒是娘家的街坊邻居们对我充满了怜悯之情。一个失意的中年女人，父母双亡，婚姻不幸，缺钱，狼狈不堪，那些泛滥的同情不给我给谁呢？
专科毕业后，我做过好几份工作，当过话务员、机票销售，也曾在服装专卖店打过工。却没挣得几个钱，仅够养活自己。经历一场半死不活的恋爱之后，经一个远方亲戚做媒，我带着自我放逐的心态，自作主张把自己嫁掉了——嫁给了这个看似木讷实则粗暴的男人。
后来，有许多次，我独自躺在那张空空荡荡的大床上，对着天花板，将许久未抽的烟拿出来，一根一根，将它们摆在房间各处，用星星之火，填满了我深恶痛绝的房间。我会顺手取来一根，慢条斯理地抽，袅袅的烟雾在密不透风中直线上升，偶尔会扭一下腰，年少的岁月透过烟雾，迎面而来：我颓废，自虐，有自杀的倾向。我张开手，将紧握的激情松开，给它自由。
我住在氹仔岛潮州街上的一栋公寓里，公寓在十二楼，电梯却只达十一层，还要跑一层楼梯。四间房，女生一间，男生一间，档头老孙自己住一间，还有一间用来招待来澳门的大陆客。里面放着三张双层铁架床，我睡在最靠里的第一层。房子并未住满，来澳门当扒妹的越来越少。
在一个多月的混迹中，我渐渐上了门道，收入渐渐攀升到了半个月五千葡币，但与那些熬了几年动则月入十几万葡币的扒妹相比，我简直惨不忍睹，发财无望。
虽说扒妹并不靠美貌挣钱，但美貌确实是加分的项。那些化了妆、拎着精致小挎包、踩着高跟鞋在赌场的牌桌上一张又一张当看客的姑娘们，来钱都很容易。不过，可能刚入行，我没办法一上去就挽住客人的手臂柔声搭讪，也没法厚脸皮地开口叫客人给钱。经过十来年洗礼和反腐风暴后，大陆过来的赌客都学精了，来钱不再轻而易举。
每次签证一到期，我就坐上赌场的发财车过关，然后找合作的旅行社团签再次进入澳门。通常我会睡上一整天，在下午四五点起来，有时和同屋的一起买菜做饭，有时拿公司的快餐券去银河的快富站吃饭。赌场的餐食贵得吓人，一碗面至少都要一百葡币，一杯柠檬茶最便宜也要四十二块。
我去银河，一般从钻石大堂进入，穿过时尚大道，进入嘈杂的赌场。银河是澳门比较大的赌场了，普通投注区大都两百港币起。我会问服务员要一杯橙汁，端在手上边走边看哪桌的百家乐热闹，遇到孤身的男子，便站在身后，看着客人一局接一局地下筹码。有时，看客人心情好，觉得时机成熟便坐旁边，陪客人赌起来。一方面，我希望客人赢钱，这样拿小费就容易些，一方面，我又想客人最好将筹码输得一干二净，这时，便可有意无意地探寻口风：是否需要钱，可以给。至于如何抽水，就是档头和客人之间的事了。
通常一个晚上，我会转三个赌场，银河待腻了，便坐上发财车去威尼斯人，然后，从相邻的威尼斯人来到巴黎人，它们都集中在氹仔岛。这家新开的澳门首屈一指的赌场，听闻有一阵子了，但一直还没来。巴黎人将法国的埃菲尔铁塔搬来了，二比一复制在金碧辉煌的庞然建筑物面前。站街女子三三两两站在闪烁的灯下，经过时会多看两眼，前几年，外国妞最低两千葡币起价，中国的一千五百块，现在行情都跌了五百块，加上汇率贬值，钱不如钱，小姐生意也不好做了。
我是在新葡京遇到刘海若的。这十天半月都耗在了银河，小费却没挣到几个。有人说新葡京最近很热闹，于是，我决心换场碰碰运气，在银河坐上开往星际赌场的发财车，前往澳门。从星际赌场正门口穿过马路，就是金碧辉煌的新葡京。路边都是大陆过来的赌场边缘从业者，有人给路过的行人发廉价纸巾，上面印着穿着暴露的女人和招嫖电话。我问其中一个认识的要了两包，澳门物价高昂，我是能省则省。
百家乐桌上离表演的舞台很近，穿着暴露身材完美的外国女郎正在台上跳劲舞，许多人都被吸引过去。我站在他后面，一边看台上的热闹，一边瞄着他赌三公。他手上的筹码从五百到上万，每一注都押很大。他看上去不过三十二三岁，个子中等偏瘦，皮肤白皙，头发微卷凌乱，隐隐显出谢顶的征兆。台上的音乐达到了高潮，他翻出了三公，五倍的赔率，抽水后，他还赢了二十多万。他没有特别地兴奋，接着继续下注，身边渐渐有人围观。非贵宾区域，下注这么大的并不多见了，旁观的人觉得刺激。
我退后几步，将灰色大衣放在了手上。他穿了一件桃红色的格子衬衫，后背微微有些蜷缩，我盯着他修长的手指，灵活翻牌。这一局，他翻出了八点，两倍赔率，人们又是一阵惊呼。庄家赔完后，他站起来，面无表情地带上筹码离开了这张桌子。我跟了上去。对于这种单身的赌客，我放贷以及拿小费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是，我好奇。
好奇并不能来很多钱，你会将许多时间消耗在这些事上，对你收入的提升毫无帮助。老孙平心静气地劝过我。老孙是伯乐花园十二楼公寓的租金支付者，本地人，四十岁，单身，属于放贷公司的中层。平常神出鬼没，偶尔见人，时常冒出惊人之语。我初来乍到，他就给我讲了两条做扒妹的金科玉律：一，察言观色，二，厚脸皮。
只是这两样我都不具备。我那对死去的父母都是愚笨寡言之人，少了言传身教，如今，我对自身的天赋已有清晰认识。我曾眼瞅两名老练的同行一搭一唱，将台子上的客人说得晕头转向，另一个干净利落顺走了几个大额筹码。
刘海若在靠角落的一张桌子坐下了，荷官是一个短发的中年女人。我走过去，继续站在他身后。他没有回头，一心一意地玩三公。这个晚上，我从八点一直看着他赌到了凌晨三点。我喝了好几杯咖啡，而他，除了一杯二百五十毫升的矿泉水，并没有补充任何的食物。
他去账房换钱，突然对将要离开的我说，“你跟我来。”我不明所以，还是紧随其后。他出手阔绰，给了我五千葡币，一边轻描淡写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对这笔飞来横财颇为惊愕，并没有立即回答他。他又重复了一遍。我犹豫了下，还是决定告诉他我在这里给自己取的名字:刘海慈。
他说：“你的名字和我就一字之差。”
我说：“缘分吧。”
我走出赌场，夜幕被这午夜的灯火照亮，花了八十块打的回到了宿舍。耳边回荡他柔若无骨听不出丝毫情绪的语调，一场萍水相逢，下次不知是否还能再见。
2
每次我醒来后，都会觉得活在地理课本里。过一会，才会确认自己正躺在资本主义的怀抱中。
我去敲了老李的门。老李当过兵，一直保持着从部队带出来的习惯，每天都会在客厅做上一百个俯卧撑，深棕色的木地板让房间在冬日里有凉气。老李的声音朦朦胧胧飘到了门外，开门吧。我门把一拧，把头探了进来，一起吃饭吗？
老李穿了一条白色的背心，裸露着手臂，趴在地上，仰起头问，“早饭？午饭？晚饭？三餐合一？”这日子过得不规律，但在澳门这几年，老李被辣椒浸泡多年的肠胃也习惯了清淡腥咸的南方口味。
我扫了一眼他裸露的部分，我是一个对美色贪婪的人，从不放弃任何可以一饱眼福的机会。何况，是对我温柔相待的老李。有时，我会弄不清我对老李的感情。除了会和儿子连线视频外，老李充当了我和丈夫的传声筒。我见他左右为难，会直截了当地让他转告丈夫：离婚，我净身出户。老李笑着问，你有什么？我不置可否，我知道，这种话他不会转述。
“冰箱里还有些菜，拿来煮了一起吃？”
老李说，“行。你先弄，我做完俯卧撑再出来帮你。”
我便去厨房忙活开来。其他人要不上赌场，要不就在赌场周边转悠拉客了。我洗好菜，打开抽油烟机，热了锅，油和蒜头的香味飘飘袅袅钻入了鼻子。我一阵闪神，看了一眼窗外，窗外是密密麻麻的高楼，楼很旧，屹立在海的不远处，铁栏杆大多腐蚀生锈了，建筑看起来却还很结实。我把菜倒了进去，卷心菜，水分饱满。再煎两个蛋，下两块挂面，这简易的晚餐也就弄好了。
老李走进厨房，说，弄好了？我说，快了，你把这菜先端出去，老孙又去哪里了？老李答，说是去上海见个客人。一说到老孙，老孙就从房间里出来了。我问，你不是去上海吗？老孙说，明天再去。
我曾问老孙，如何成为澳门人。老孙竖起两根手指，比了个V手势，说，两点，一，嫁个本地人，比如我；二，技术移民。后者你不行，那只有嫁我了。我大笑，你又老又丑，我高攀不起。
我们在客厅那张浅黄色的小圆桌上吃饭。刚开始，都没说话，只有吧唧吧唧的咀嚼声。我心里还在想着前天折腾一宿却没做成的事，忿忿说，那老女人，还装了个网红脸。我为自己太相信微信头像而后悔不已。
那名年近四十的赌客，我跟他有好几天了，他输光了所有筹码，客人脾气好，不怪我这个坐他旁边的女人红颜祸水，还给了一千葡币的小费，让帮忙找个年轻貌美的姑娘。我心怀内疚，一心一意地要把这事办好。在微信上搜索了半天，才找到了一个满意的。急匆匆和老李去巴黎人接人，一见面，我气得破口大骂，这装嫩的老女人，比客人还要年长十来岁，人家怎么可能会上这种骚货！我朝她大吼大叫，老李在旁边当和事佬。那天也是奇怪，招嫖生意出奇地好，老李认识的几个小姐都有客了。真是供不应求。老李纳闷地说。
吵了半天，也只能将就着将女人带往酒店。年轻帅气的男客人还算客气，给了小姐小账，就让人回去了。我的脸涨红了，眼睛眯成了一条缝，不停地点头哈腰道歉和解释。
走远了，我忍不住又把女人骂了一通。昏黄的路灯照亮了那张鬼魅一般的脸，女人的眼睛画得很黑，头发浓密，弄成细卷披在肩上，尖刻地看了我一眼，冷然走了。澳门的星空是美丽的，氹仔岛的夜色也是美丽的。辉煌灿烂的巴黎人将周边变成雄浑的不夜城。
我心情不好，老李跟着我，穿过马路，不知不觉来到了海边。无论夜色多深，海边还是有人。现在，是初冬，海风吹得直把人往里缩。我也不禁拉紧了军绿色的棉布外套，这颜色老土，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个乡下来的大陆妹，老李叫我不要再穿了，可是天一冷，这衣服又套在我身上。我穿了一双黑色的平底短靴，显得裙子下面的小腿很粗。还好个子高，加上是冬天，大家都忙着在夜晚与海风的寒冷抗争，没有人会注意到我。
我在粗粝的沙滩上停住了，望向远处的星光点点，海风将旁人讨价还价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吹入了我的耳中。我扭头斜睨了一眼老李，老李站在我身边，气氛有些暧昧，这暧昧被海风一卷，刹那也就消失了，留下了一地僵硬。老李说，这桩生意要是我们做多好。显然，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老李熟悉赌场的规矩，一些来往赌场的相熟客人半夜输得精光，想找个女人安慰，就会拜托老李。
那天，星空下，夜色穿过稀疏的树影落到地上。我充满了赚钱的欲望，勾住了老李的脖子，凑近他的耳朵大声喊出声：“我操你妈的，老娘死过一回了，还怕你不成！”老李问那句话中的“你”指的是谁。我嬉皮笑脸地说：“我也不知道。”像老李这样的扒仔，凤毛麟角。
老李初来澳门，也曾想在几年摸爬打滚后当上鸡头。但是，小姐这个行当太不好掌控，为了自保与安全，他还是当了一名死皮赖脸的扒仔。头几年，他挣了不少钱，除去寄回家用、盖房子，也没剩多少积蓄。这一两年，澳门的行情变差了，他的生意也没从前红火，钱越来越难赚。老李颇有生意头脑，开辟新的门路，在澳门北京街的一栋公寓租了套房，在网上做起了民宿。现在，我偶尔会帮他写写几句房间的介绍，换一两顿在那边的围炉火锅。
吃完饭，老李有事，将一串钥匙给我，说是有朋友介绍了一个租客，一会要来，让我代劳，我和他讨价还价谈酬劳，给了我一百五十块人民币之后，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搭车去了澳门。临出门时，老孙朝我喊了一句：今晚你在新葡京和永利转转呗，祝你好运。我回头甩了个白眼，便钻入了楼梯。
老李的租客是刘海若。他脚下是一个黑色的密码箱，站在怡景阁的铁门前等我。我不敢确定，于是在刚加完不久的微信再次给他发了一条确认信息。得到回复后，我朝他走过去，笑着说，太巧了，我带你上楼吧。我用钥匙把大门的电子锁打开了。
沉闷老旧的电梯发出苍老的叹息，我们到了十楼，在又窄又小的过道中来到房前，我开门，领着他来到了租住的那间小卧室，并将钥匙交给他。我问他住一晚多少钱。
他将箱子放到床上，说，两百，Airbnb上卖三百五，直接跟房东租省了一笔。
他开始省钱了，看来这几天输了。我漫不经心地问：“租多久？”
他说：“一个月吧。”
我算了算，六千块。人民币。
他从箱子里取出了几本英文书。其中一本的书名很简单，我看得懂：翻译成中文是《遇见你之前》。他把外套脱后，我看到他穿了一条纯黑的衬衫，扎在卡其色的休闲裤里。
我说：“我过来的时候，唯一带的一本书，是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留在家里的，都发霉了，结婚后不久，我老公不让我看书了，说那是毒药。”
一个坏女孩，总要有一些不良嗜好，要不是一个烟鬼，要不就是一个酒鬼，要不就是看对眼了到处和男人或女人上床。而我是一个神经病。在有寒冷冬天的小镇上，我会长冻疮，会被街坊们指指戳戳：看那个被书毁掉的孩子。
我嫁过来的那年，除了读书，一无是处。连几分钟的客套话也不愿浪费，总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丈夫忍无可忍，把我到处塞的书全部搜出来，趁我不在打包扔上他那辆大货车，拉去了废品收购站。说真的，我也不知道那段日子，自己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瞄了我一眼，说：“你能忍受？”
我说：“能。反正我都看过了。”我怀念起在老家不断买书的日子。我不吵不闹，却顽强对抗，和丈夫的意愿背道而驰。
“我这里是自由的，没人能绑住。”我敲了敲自己的脑袋。
我突然问：“你去过葛洲坝吗？”
他说：“四年前去过。”
我说：“我也是。”
我退到门口，“你隔壁也住了一个职业赌徒，昨天输光了连给儿子打了六次电话，汇钱过来。你先忙，我走了。”我下楼，穿过到处是表行、药房、手机店的街道，前往新葡京。谋生不易。
3
我去了立于高地的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圣老楞佐堂。抛去宗教的因素，澳门教堂的建筑之美值得细细品味，它和玫瑰堂的色调有些类似，玫瑰堂太出名，为了避免被打扰，做弥撒时它会暂时不对外开放。
今天周日，教堂内坐满了人，大家都在做礼拜，神父用粤语布道。我不信教，昨晚的遭遇将我的尊严寸寸切割，我只能跑来华美的教堂寻求玛利亚的安慰。
也是在新葡京，一个独身的赌客，微胖，平头，有一双锐利的眼神。我很想坐到他旁边，但因为他杀人如麻的目光，我有所顾虑，便只是站着，和一个认识的江西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开牌后，会一并惊呼，钱又赢了。过了许久，他换了一张牌桌。我去看一群人赌俄罗斯转盘，接着又兜回来。我一坐到他身边，他立刻站起身，厌恶地看了我一眼，没下注就走了。我一愣，第一次感到自己丧失了尊严。
江西妹拎着包在后面目睹了一切。她自嘲地说，你体会到了吧，以后你会遇到更多的，脸皮厚是第一步，要做到百辱不伤。
我坐了一会，江西妹笑着拍拍我的肩膀，沿着台子走去了贵宾区。我忍住痛，将这些苦楚一句一句钉到心墙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如果你忍受不了屈辱，就不要在赌场混了。
所有的声色犬马于夜色中跌宕开来，我看到灯火通亮下文明的泡沫被戳破了。蓦然，幼年读过的一则童话《海的女儿》从心底长出，树枝将记忆高高挑起，我经常在梦中与记忆惨烈相撞，苦难无可避免朝我奔涌而来。
我时常会想起倒霉的母亲，趁着夜黑风高，死去的她就被从破宅子里抬了出去。接着，我会想起她的妈妈，那个重男轻女又特别长寿的老人，想了很多年也想不通，她是如何捂紧了口袋，一毛不拔，看都不看临死的女儿一眼。人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不过世态炎凉四字。
如今，我有了自己的家庭，却仍被过去捆绑，年深日久，双手被缚出了深深的印痕，我盯着自己的手，想起儿子，他会问我，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二年级作业好多，我都做不完。妈妈，我放假了可以来澳门和你一起吗？
我跟着人群做完礼拜，对于失去的，我从来不考虑挽回。我往海边的妈阁庙走去，路上会有卖水果的摊子，进口的龙蛇果特别便宜，每次我都买上一大袋，拿起一个狠狠咬一下，满口甜，甜得欢喜。
我的口袋塞着一包烟，一个韩国不知名品牌的香烟，细长，像骨瘦如柴的女子。我已经不抽烟，但我喜欢在黑夜中点燃它，看着它慢慢烧掉，和在家里一样。
我在妈阁庙遇到了刘海若。他从拥挤的人群里出来，在下来的石阶上，我们迎头遇见，呆望了几秒，我说：“在啊，等我，我们在附近喝杯饮料？”
他说：“好啊。”
我们在庙前那块有树的空地，买了两瓶气泡水，蹲在那里，看着不远处的海事博物馆，周二门票半价，拧开喝起来。
我絮絮叨叨，他只是默默聆听，不发一语。接着，我们聊到梦境。他喝了一口水，混着腥咸的海风，特别解渴。
我说：“感谢上帝，给了我造梦的能力，让我成为梦中世界的主宰者。”接着，我问他：“你有做过印象深刻的梦吗？”作为一名孤单的异乡客，我最大的兴趣是造梦。
“我反复梦到两只鬼，一只黑衣，一只红衣。”他说。
这时，我迫切想翻阅弗洛伊德《梦的解析》，我相信玄之又玄的东西。很久以前，我靠在床上，读这本很厚的书，丈夫穿着短裤走进来，瞄到书名，一边骂骂咧咧一边粗鲁地把书从我手里一抽，扔到一边：“看看看，看这些有什么用，能赚几个钱。”古人云，小不忍则乱大谋。我铁青着脸，站起来走出去。他每一次出车，我都会诅咒他死在高速公路上。
我问：“鬼长什么样子？”
他沉吟了一下，说：“我看不清他们的脸。”
我说：“鬼压身吗？如何自救？”
日光打在他脸上，他淡淡说：“想听吗？”
我盯着他，点了点头。
他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和鬼，做……爱。”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毛衣，一双咖啡色的休闲皮鞋，穿着打扮上比平时成熟不少。
我读蒲松龄的书少，实在没想到这招，一下子惊呆了。
我说：“我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我又说：“我赚到钱了就去泰国看人妖现场做爱。”
他说：“我看过。”
我疑惑：“现场？”
他回：“没有，种子下载。”
我说：“没兴趣，我只想看真人秀。”
我问：“你为什么来澳门？赌钱？”
他点头，反问道：“你呢？”
我想了想，说：“赚钱买一个一居室，为了可以穿着短袖和内裤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寒风中，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沿着栏杆晃来晃去，菲律宾籍保安趴在博物馆的外面，注视远处的港口。我蹲累了，便席地而坐。他看了我浅白色的裙子，目光又望向远处，他很淡然。
他说：“你的裙子和夕阳一样美。”
我扑哧一笑：“我被你的比喻折服。”
“不过被你糟蹋成垫子了。”他嘲笑。
他的话，让我回忆自己还是一名顽童时，生活在一个小镇上，小镇临河而建，河岸铺上了碧绿的草皮，夏天长得茂盛，坐上去会扎屁股。我为了不扎屁股，攒了一笔钱，在供销社大楼的店铺买了一块裁剪适当的布料。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独自去那里，铺上了那块淡黄色的布，带了一本租来的席绢的小说，看得昏昏沉沉，最后被不知名的虫子咬醒了，裸露的手臂长了好几个脓包，奇痒无比。我为缺乏经验、没有带风油精懊悔不已。
过了一会儿，我们站起来，迈出回去的第一步时，他不是赌徒，我也不是博彩业的灰色从业者了。我们发现，彼此是可以说话的同伴。这时，是傍晚，阳光柔和许多，狭窄的巷子里有行人，挤挤挨挨的楼有夫妇的吵架声传出，接着，一个扫把从窗户丢出来，落在了我的脚下，我捡起来，拿走了。划出的停车位停满了各种小汽车。
我们走回北京街，他说：“等我买条毛巾，一起上去坐坐吧。”
他花二十块钱在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条很劣质的毛巾。我手拿那把软毛扫帚，一边看着他刷门一边说，“这毛巾，要是在我家卖也就值五块钱。”
十楼的房间很小，除了一张床，两个人转身都很难。我将灰尘扫了扫，说：“这个扫把好用。”就把它放到了墙角。他坐在床边，盯着我的一举一动。
三十七度的体温烧热了室内的温度，空气变得灼热。我望向他的眼睛，试图从他的眼睛找出一些秘密。我刚刚和此人，虚度了一些时光，我产生错觉，觉得那短暂的一瞬就是一生。我离他那么近，近得我将他的五官看得一清二楚。他微低着头，之后又仰起来看着我，四目相对，我突然泪如雨下。
我抱住了他，他顺势揽过了我。情欲从两具流放的肉体溢出来，我们终究触摸到了彼此的赤身裸体。作为凡夫俗子，我追求实在的物质，精神也到处寻找信仰，我发现，源头可以通过一个人找到。我将未来砸了一个洞，义无反顾地跳了下去。
我希望我死在澳门的醉生梦死里，这样我平凡的一生也能染上一些发光的纸醉金迷，至少不是寒酸悲凉地躺在无人问津的病榻上不甘不愿地咽气。那一刻，至少我是璀璨的，虽然转瞬即灭。我在封闭的房间盯着头上那盏灯，淡然地说。
在幻象中，我们走完一生，我们只是挨得近的两粒火焰，走得太近或太远，都会因彼此倾轧而晦暗无光。我们没有那么多可供浪费的东西，只能尽量让自己在每一天里痛快地爱，热烈地活，全情投入在当下的所有事物中。
他在美国的爱荷华州读过书，写过色情小说，五十度灰那种，曾经的外国女友是一个AV女优。如今，他又重操旧业了。给国外成人文学网站写黄色小说，用英文，稿费用美金结算。他说这是他全部的经济来源。
我曾经也想当一名作家，年少时我写过一些东西，后来都被生活毫不留情地撕毁。我尝试阅读他的东西，除了SEX之外，我完全看不懂。自始至终，我都不务正业。我告诉他。他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人掏心掏肺。
我不知道他何时来的澳门，又将何时离开。他生活日夜颠倒，喜怒不形于色，却能从语调中听出情绪的喜怒哀乐。
他在梦中说，比我们活的时间长短，毫无意义，在有限的人生里，比谁死得早或死得晚，也毫无意义。
他会买来很多啤酒，在楼下靠着墙柱，一口一口地喝，就像喝白开水一样。北京街表行、药房林立，他就在灯火闪烁的霓虹招牌里，把自己埋在了酒精里。漂泊，是因为无法把自己安放。
天亮后，他醒来，从钱包里拿出了几张钱递给了我。我迟疑，接过，很想说，谢谢老板。可我没说。赌城待久了，我也成了一名赌徒。
我还是无法控制，犯了忌讳，和放贷的客户上床了。我在安静的床上，可以听见档头老孙怒其不争的唠叨，可以看到江西帮那个瘦高个女人甩我一张鄙夷的脸。
我回去后，对老孙坦诚了此事。深红色木地板的客厅，我略微慌张。有些事，明明知道不应该发生，但还是发生了。至于如何收场，我不得而知。我任由那颗心，信马由缰地奔驰在空旷的草原。
老孙沉吟半晌，说：“他还欠贷呢。”对于我这名唯一的女将，他流露出痛心。
我走出去，下楼，在马路边坐下来，十分确定我不适合从事这种工作。我点了一根烟，默默地注视它，它就像我在赌场流连的时光，靠施舍、祈求、死皮赖脸地拉客，大多一无所获。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也有意无意自动接受了它定下的规则，我们就是这规则上被迫行走的棋子。穿过那条巷子，就是被围起来的一座校园，每次下午我从那里经过，都会看到外籍足球教练教孩子踢球。这时，我会想起在老家的儿子。
我闻到一股香气，我环顾四周，不确定香气是不是从旁边的水果店飘出来。澳门是一座非常安全的城市。我生活的小镇，顺着灯柱飘飘荡荡向我摇来。那条水泥街道上，是来来往往的人。我把自己撕裂，一半留在了那里，一半留在了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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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都是奔涌的海浪，友谊大桥将澳门与氹仔岛联起来，交通畅通无阻，也就分不清是不是跨海了。初来乍到还有些观看的兴致，不会有人在街上大喊大叫或者奔跑，每个人都慢悠悠的，不过两三米宽的路，绿灯都亮到了七十一秒，这七十一秒是精确数过的。在这样井然有序的环境中，我们都变成遵纪守法的文明公民。
一个月很快过去，老李不再给刘海若续租。我陪他去新葡京开了一间房，留他自己在网上搜索低廉的房源信息。然后，我独自返回怡景阁。新入住的是一个意大利人，长得高高大大，那张小床根本装不下他庞大的身躯。可他还是选择住下了，因为在澳门，他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住处。我用中文和意大利人吵架，他不知所措，只是盯着我看。我越来越像个毫无教养的泼妇了，到处撒野。不知不觉，我和丈夫的粗鲁共生了。
把自己吵得心浮气躁之后，我便怒气冲冲地奔下楼拦了辆的士上车走了。我的目光越过前面的女司机，看到年轻时那场惊天动地的恋爱：我割腕了，差点死掉。当时的同居男友是我的大学同学，他吓到了，照顾我整整两个月，不敢离开半步。痊愈后，我又被送去了安宁医院，住了一个月。为了留住一个人，我真是不择手段。曾经的两情相悦，终究还是变成了我的一厢情愿。
我回到了氹仔。
我坐在沙发上，望着老李头顶乱发出来，他看到我，又想转身回房间，我喊住了他。他走过来，坐在了靠背餐椅上，等我开口。
我问：“为什么赶他走？”
老李摸着桌上的茶壶，淡淡地说：“他欠贷，还不上了。”他欲言又止。
老孙所有的下属中，我和老李关系最好。
“你不应该这样。”老李的眼睛看向别处，他说的是实话。
房间很局促，我来澳门的第一天，来接我的是老李。彼时，我们在湖北就已经见了好几次面。他眼睛很小，披一件黑色的长风衣，一路帮我拉箱子。我们上车，过道边的位置上坐了一名瘦骨嶙峋的瘾君子老外，脖子不自主地痉挛，全身发出一股酸臭味，我捂紧了口鼻，他强行把服务生发的赌场餐饮优惠券塞给了我，借此搭讪。我用结结巴巴的单词回完他之后，就和老李调换了座位。老李用流利的英文和他说了几句，老外就没理会我们了。
我惊讶地问老李：“你会英文啊。”
老李说：“来久了，能说几句。当时不是想赚老外钱嘛，结果接触了发现老外精得很，都是自己玩二十一点，赢了走人。”
之后，我和老李搭档了好几次，互相帮忙中逐渐建立起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有一天深夜，我和老李坐在巴黎人外边的广场台阶上，对着三三两两的站街小姐品头论足。我一直觉得，澳门是一个分裂的城市，作为葡萄牙曾经的殖民地，它的饮食、审美都受葡国的影响。在氹仔，最能感受到资本主义的醉生梦死。而我，还无法躺在这个大染缸里，只是作为一名旁观者，游走在灰色地带，看形形色色的人。
小时候，我看到镇上的溜冰场和录像厅有人卖一包一包的花生，我吵母亲给我煮了二十多包，放到菜篮里就拎去各个店里叫卖。还卖过菜，卖过衣服，卖过杂货摊。成年后，我对外界的敏锐在某一天突然消失了，转而自我放逐，对身边的一切都毫不在乎，漠不关心，专注自我。
我仿佛看到天空飘落了把把钞票。各大赌场除了周到的服务，还负责给客人提供梦。威尼斯人搬来了威尼斯的小桥流水，天空也造得逼真，走在上面，让没去过威尼斯的人都坠入梦中，以为自己真的去白天的威尼斯走了一圈。
我和老李谈起这些我嗤之以鼻的见闻。老李笑我太天真，太天真的人才会割腕自杀。他说话毫不留情，一针见血。
老李忍不住：“你这是要工作挣钱，怎么和客人乱搞上了。”
他并没有责骂我对丈夫的不忠，对世事有自己的道德判断。我曾经幻想过，把老李换成我的丈夫，多好，他有原则，有耐心，有底线。我傻笑，作为一名被治好的精神病患者，我在两个世界的缝隙之处过着无足轻重的生活。
老李怎么能理解我悲观厌世的念头呢。
我站起来，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慢慢地说：“有一则熊掰玉米棒的故事，说熊贪心，老是觉得前面更多，于是一路掰过去，到头了一无所获。我觉得不对。如果我走不远，就随手掰了一根，不能丢，继续往前走，结果遇到更合适了，那我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谈话以失败告终。老李认为现在的我不适合谈论任何事。他丢下一句话：“你是想回去了吗？”
我在沙发上看着他出去，听出了潜藏的关心。我的眼前晃荡着高地上的教堂。澳门太小，到处是小巷子。我走在教堂里面，仰望富丽堂皇的椭圆屋顶，昂贵华丽的吊灯，有一群葡国人走了进来。他们的胸前，都挂一个牌子，上面用繁体中文写了四个字：葡国土人。这群人，重返故地，来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寻找消失了的与自己有关的记忆。而我的过去，如影随形，我随时随地都能想起它来。我如此憎恨它，以至于我用虚假的、温暖的词汇来伪装成为一名没有过去的人。刚刚，这种伪装被老李的一句话戳破了。
生命的状态会因为经历的某事、增长的年龄、不断丰富的阅历被迫中断，或者更改方向。我在澳门，改弦易辙。
我对着那扇关上的门说：“回去？回去和一个将性病传染给你的丈夫继续过生活吗？你觉得这样好吗？”谣言在我来澳门的一个月就飞了过来，人们轻而易举原谅到处喷洒精液的丈夫，却将我说成一个人尽可夫的娼妓，仅仅是因为我在物欲横流的澳门。儿子年纪小，视频里和我说这些的时候，他还不懂是什么意思。我忍着怒气，精心教育了他一顿，那天，我特别焦灼，在房间来回走动了一整夜。
这天的傍晚，我开了老孙的房门，拿了他的摩托车钥匙，将他的摩托车开去了酒店。见到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刘海若，才知道老孙为什么下午办完事就急匆匆飞往上海了。还好，老孙吩咐过，打手们算手下留情了。我到药房买了跌打损伤膏，拿上去坐在床边给他涂。眼角，脸颊，后背……我边擦边说，我能想到最好的事，就是和你一起共同生活。我的泪落下来，滴到他的后背上。
老孙放高利贷多年，见过大风大浪，走南闯北多了，普通话说得很溜。经常拿一个古驰的钱包，装了许多卡，各大赌场的贵宾卡他都办了。有时，约人谈事，在只针对贵宾的休闲区他便来去自如。他初中没毕业，就出来混社会，有些神秘，我好奇，却不好过问。赌场的规矩，什么身份做什么事情，大家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挣钱嘛。
我帮刘海若穿上了衬衣，心里想着，偷骑了老孙视若珍宝的摩托车，可惜没被交警抓到，不然这报复就等值了。老孙辛辛苦苦，花了一万多块，才考到的摩托车驾照。
他躺下来，我坐在床尾，盘腿看着他，他也盯着我，过一会，他侧过头去，看着床头柜上的台灯。房间的空气很浓，困住了许多氧气，让呼吸变得困难。他终于说话了：“我会很快还上钱的。”
我问：“你怎么赌上的？有很多千万富豪赌成了百万富翁，或者变成了一文不值的人，很难东山再起。”
他打开了那盏台灯，光照亮了他的眼睛：“我父亲就是一个赌徒，他年轻时就开始酗酒，精通各种牌技，输光之后，就去信基督了，性情大变。”
他又说：“我们总是劝自己，不要走父辈的老路，但是，我们总是下意识重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面带忧愁和无法摆脱的苦恼。
我说：“老孙是好人。”
他说：“谁都是好人。”
他伸出手，平放在床上，用温柔的满含祈求的口气说：“过来，躺这里，可以吗？”
我轻轻地躺了上去。床很宽，我问他，还疼吗？他说不疼了。
我说：“故事通常会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但不会在很久很久以后结束。过了二三十年，或者十年八年后，我们会记得此刻吗？”
他立刻说：“不记得。”
我闭上眼睛，置身在不知名的某地，我和他，同睡同起，做相同的事，咬他的手臂，谈不着边际的话题……许多时候，幻梦一场总比什么都没有来得真切和实在。
5
这天，我和他第一次在澳门还没彻底清醒的时候起床，我拉开窗，望向外面的云朵，看到横跨大海错综复杂的道路，百感交集。这几日，我已将工作抛之脑后，老李给我打了好多次电话，我都没有接，后面我干脆将他移入黑名单，于是，我获得了短暂的清静。所有的一切，我都没和刘海若说。可我知道，他心知肚明。他轻车熟路，不过随手一挑，便像解内衣一样将我的灵魂解开了。
我们起那么早是有原因的，我请他去议事亭前地的黄枝记饭店吃云吞面。他是福建人，应该吃得惯黄枝记。我来澳门的第二天，在这家著名的餐馆吃了生平最贵的一碗面。那是早上九点钟，议事亭前地还没有人山人海，许多店铺还没有开门营业，这时候的澳门很地道。那会儿我一边吃一边心疼钱。我还买了韩束的化妆水，之后，就渐渐变成了一只昼伏夜出的猫。
虾饺和黄色的伊面混在一起，挺大的一碗。刘海若吃到一半，突然说：“我会补偿你这几天的损失。”这几天，他没刮胡子，看上去沧桑许多。王家卫的《2046》里的梁朝伟，就留着这样的小胡子。
我慢慢地吃着，又喝了一口汤，突然觉得有点发苦。我说：“你先把钱还上再说。”
他没再说话。我们很快就吃完了。之后，我们下楼来到了街上。陆陆续续有人了。我们并没有明确的目的，只是慢慢地往上走去。据说，附近不远处就是著名的大三巴牌坊，一栋在火灾中被烧毁得只剩下一堵墙的教堂，在岁月中，被喊成了东方的牌坊。
我们来到了葡文书局，书并不是很多。他的目光掠过那几排书架，英文书、简体书、繁体书。我说：“你要买书吗？宏远图书中心离这不远，算是澳门最大的书店了，有挺多英文书。”
他说：“我不买，看看而已。”
我们出来，继续往前走，经过许多鳞次栉比的店铺，穿过越来越多的人海，我突然有了一种安心的感觉。
人的一生，可以有许多次婚姻，但是真正惊心动魄的爱情，仅有一次。我不自觉看了看自己的手腕，将二十来岁的那场自杀排除在外，它变得毫无意义。那时，我寻找依附，没有依附便寻死觅活，经过那些狭隘的、幼稚的、极端的冲突，今天，我终于走在了阳光之处。
在此之前，我总觉得自己在澳门飘飘荡荡，就像浮云，变幻万千，不知自己是谁。有时，碰巧公寓留守的人都在，大家便七嘴八舌地谈在赌场遇到的客人，做了什么事，黑暗的，光明的，平凡的，惊奇的，就那么不咸不淡娓娓道来，我也不再一惊一乍。我已经三十三岁了，已过了可以冲动犯罪的年纪。生命就像一支烟，无论昂贵与否，交合的部分都会被丢弃。我的目光掠过道路的悠长，漫入熙熙攘攘，可我已经无所谓了。
澳门，像飞鸟的羽毛那样柔软。他，让我变得像澳门一样柔软。
他看了看四周，说：“烟瘾犯了，想抽烟。”他并没从口袋掏出香烟。他气管不好，极少抽烟，这几天却是例外。
我侧头看他，说：“这是公共场所。不要抽。”
我缓缓地说起一个故事：“有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家境殷实，自己开了一个小诊所，有一天夜里开车往城里，就失踪了。直到两周后，派出所的人找上门，叫家属去认领尸体。泡在水里都烂了，牙齿全被人拔掉了，手上的大金戒也不见了。听说是被放高利贷的做死了。案子好几年了，都没破。”
他面色一沉，问：“在澳门吗？”
我说：“没，在澳门借的钱，死在自己的家乡。老李说的故事，我一直想要不要告诉你听。”
他说：“没关系，我无所谓。一个人能活多长，怎么死，都是命中注定。”他开始相信宿命论了。
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了炮台，位于小山坡上。炮台视野宽阔，游客渐渐多起来。我有些累，坐到了石椅上。他也坐下来，头往后仰。我感到有河流从我们身边经过，一条温暖活泼的河流。周围虽然有窃窃话语，我内心却一片宁静，我从来没有这么安静过。从前，我总是听到轮胎行驶撞击心口的砰砰声，让我难以入眠。我把自己放进平庸的日子，像折花瓣一样，一瓣一瓣地数自己将在某年某月某日死去。有时，丈夫就卷着被子躺在我身边，可我的眼睛，只看到满房子的花瓣，飘荡着奇异迷人的香气。
丈夫对我捉摸不透，最后他干脆放弃了努力。
此刻，我生活在一座遥远的城市，和一个萍水相逢的人，结伴走过人生一段悠闲轻松的假期。我扭头，看着他的侧脸，泛起一股温柔。此刻，当下，足够。
……
回去后，他把酒店退了，另寻了新的住处。我在酒店和他分别，回到了伯乐花园。老孙和老李早已等着我，两个人恶狠狠地训了我一顿。骂完后，老孙恨铁不成钢地说：“他给你什么了？不就几个钱值得你这样做吗？”
我说：“他会还上的，我相信他，给他两周时间。”在澳门的这段时间，初来乍到，老孙照顾我，亲自带我到各大赌场转悠，教我如何辨别赌客、扒仔、条子。可惜除了给老孙拉来一单生意，却生出无数是非外，他并未获得多少的好处。说实话，我还挺内疚的。
我们仨，呈三足鼎立之势，沉默良久。老李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我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帮我太多。
老李说：“你不适合在这待。”他话中有话。
我像一个梦游者般，脑海里闪过很多绮丽古怪的画面，我用力甩了甩脑袋，疲惫之极地说：“让我睡一会吧。”我踉踉跄跄从沙发上站起来，失明似的双手在空中乱抓，老李一把扶住了我，将我抱进了屋，把我扔在了床上。
我变得很轻，脸蛋也比刚来时光滑，双目也比从前明亮有灵气，哪怕刚刚哭过。昨天，我和刘海若在新葡京，他一无所有，只能充当看客。我们站在台子边，看别人一把一把下注。一个打扮妖娆时尚的女子挽住一个男人走过来，撒娇地说要赌一手，直接扔了一千块到台子上。我冷笑，都要开了，荷官肯定骂。果然，荷官一声厉喝，小姑娘就委屈地躲到那名壮汉身后。
老李轻轻摸了摸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生硬地扭过头，走出了房间。
两周后，刘海若用稿费把钱还上了。他把我叫出来，我们在台湾小面馆吃饭。他给了我五千块。外面灯火通明，又是一个让人沉醉的晚上。而我有预感，他要走了。
他输光的那天，也是这样的晚上。晚上的七点和凌晨四点并无不同。
在巴黎人广场上，他叫我帮他找小姐。当我颤抖着，将打火机凑近那支烟，点亮的一刹那，他的面孔也在我心里一闪一闪。他给了我一千五百块葡币，作为酬劳。他给我的小费，总是比别人多。
我接过钱，仰头看了看高耸入云的铁塔，十一月的海风吹得真是冷。他一边抽烟，一边猛烈地咳了几下。我环顾四周，姑娘们在寒风中哆嗦。我不知如何启齿，沉吟半晌方问道，“要什么样的？”对于上次和老李的失败，心里留了阴影。
他看了我一眼，说：“像你这样的。”他疲惫的眼睛被烟雾洗涤，缠绕在树上的灯光将他的头发染成了暗黄。
我一愣，说：“我身价高，玩玩牌抽水可以。”
他黯淡地笑了下：“我开玩笑的。算了，我今晚没兴趣，回去睡了。”
我说：“找小姐发泄完了，本照样回不来，我给你介绍个人，你们谈，赢了是你的。”
命运是一把神奇的钳子，将每个人修修剪剪，在交错的搭配中，有些对，有些不对。
他说：“我后天的飞机。”
我没问他去哪里，只是说：“还回来吗？”
他没回答。
我发现自己问了一句蠢话。
我说：“以后，你如果再做梦，穿红衣的是我。”
他也有过幽默的时候，那几日，我们在房间里，互相逗乐，哈哈大笑。我们甚至忘了身在澳门，忘了外面奔驰的街道和浩浩荡荡的行人。我们心平气和，用各自的肢体和漂浮的言语，彼此试探和触摸。我们翻来覆去，寻找各自身上的伤疤，不断追忆那些荒唐旧事。他还给我放了两部黑白片，一部叫《精疲力尽》，一部叫《祖与占》。
他走的那天，我陪他转车，先是坐星际赌场的车到银河，再从银河坐开往机场的大巴。他只有一个行李箱。我们站在银河候车处，我问他：“我怎么才能像你一样，写优秀的虐恋小说？”他曾夸夸其谈，把自己比作萨德侯爵。
我撑了一把黑色的伞，我紧紧握住伞柄，他没叫我收起来，我也固执地在被建筑笼罩下撑着一把伞。
他想了一会，说：“很难，因为你不在我身边。”
我把脸转向了一边，揣测他话里意思的真假。这里有几条线路，开往不同的地方，俨然一个小型始发站。下午三四点，等车的人不多。
他上车，我和他挥手。车子拐了出去，消失在我的目光所到之处。直到他离开，我都没问一直想确定的事：到底有没有爱过我……我一边走一边旁若无人地哭了，流泪是一件可耻的事，可我顾不得面子了。
不久，我离开了澳门，我用亲身的经历验证了一个事实，它并非遍地黄金，也验证了一个真理，不是所有的感情都有始有终。并没有太早或太迟，老天安排我们在这段时间相遇自有其道理。我在反复的确认与求证中，在重复的痛苦与挣扎中，在足够成熟的年纪，经过不断练习，我具有了辨别的能力，确定自己在他的言传身教中，郑重地习得了真正的爱情。我活了三十多年，终于懂得如何去爱一个人，它不是得到，而是放下。
在梦中，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重叠。你知道吗？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就叫刘海若。
《长江文艺》2017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