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1788-1901）》，乔瑜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271页，98.00元
素知首都师范大学乔瑜教授在澳大利亚农业史领域深耕多年，造诣颇深，但还是从兰州大学张景平教授处才得知其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张教授是中国干旱地区历史地理研究的知名专家，曾负责或参与西北多个干旱区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的项目。他说与多方面的国际同行交流后，发现澳大利亚的经验最有启示性，而在国内学界，乔瑜老师的研究也提供了丰富线索。现在阅毕乔老师的新作《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我认为她确实推出了一种不同凡响的农业环境史研究。
一
当今寰宇，澳大利亚以宜居形象著称。但真正居住过的人都知道，澳大利亚的宜居之地屈指可数，通常是拉满鸟屎，而其余大部分地方是鸟不拉屎。自1788年英国开始殖民，迄今澳大利亚人口不过两千五百万，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悉尼、墨尔本等统统是温带海港。这绝不是因为移民们温良谦恭让，而是因为内陆土地贫瘠，干旱缺水。出于政治原因，澳大利亚联邦诞生后选择在相对内陆的堪培拉兴建首都，其最大的市政工程就是截留一条小河，然后悉心养护近四十年，终于造出一座人工湖。我对第一次造访堪培拉的时间记忆犹新，那是早春的9月3日，当天温差居然达到二十四摄氏度。而接下来的一年，我常常需要涂抹软膏以保持鼻腔湿润。我对老师同学说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不习惯贵地的环境，英国人当年怎么会挑选这里拓殖？他们说还是怪库克船长和约瑟夫·班克斯，谁能想到堂堂大英帝国第一航海家和皇家学会会长的报告有硬伤。在澳大利亚建立永久殖民地的决策确实源于自命不凡的政客听信了自以为是的专家。他们都不必承受新环境的折磨，但对于穿越了半个地球而来的移民，唯一的选择就是随遇而安了。
澳大利亚大陆其实不适合推广现代密集型农业，而乔瑜的研究就围绕十九世纪欧洲移民如何硬着头皮在这里兴建农业展开。她认为“殖民者对于澳大利亚环境的认知，与十九世纪以来的生物学、气象学以及遗传、文明有关的思想纠缠在一起，共同影响了殖民农业的发展” （241页）。
应该说，澳大利亚环境史研究以农业为切入点是绝佳的选择，因为农业不仅是百业之基，更是现代移民改变原生态最持续也最强大的动因。众所周知，负责开辟澳大利亚殖民地的第一舰队是押运囚犯前来的，但是同船抵达的还有开展欧洲密集型农业所需的各类作物种子、种畜及生产工具。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依靠远程补给来维持囚犯殖民地不切实际。不过，开展密集型农业需要稳定的水源、充足的木材、肥沃的土壤与适宜的气温，而殖民者发现登陆地点——悉尼植物湾不具备这些条件，只得派出分队沿海勘察并尝试在周边地区开辟新农耕点。早期农耕活动大部分以失败告终，这不仅是因为殖民者缺乏农业技能，更是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不过，通过顽强推广使用化肥、育种、灌溉与现代交通工具，澳大利亚殖民地最终在十九世纪中叶实现了粮食作物自给甚至出口。
我是农史的门外汉，读过的作品基本都是讨论拥有悠久定居农业传统的社会。大部分故事本质上都是展示人类如何发挥聪明才智，利用自然要素或克服自然挑战，最终实现农业繁荣。澳大利亚似乎很难归入这种类型。比如同样在所谓新大陆，美洲原住民在一万五千年中发展起了相对密集的定居农业，还培育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多种作物。而澳大利亚原住民并没有什么心智缺陷，但他们在四五万年中都没有走上类似道路。这只能说明这块大陆根本就不适合定居农业。而在不到一百年中，欧洲殖民者居然把这里变成了举世瞩目的农业区，这还不值得大书特书么？
如果将澳大利亚农业发展史描绘为一种移民改造不毛之地最终实现农业进步的过程，就会完全背离澳大利亚历史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因为一方面许多研究已经表明澳大利亚现代农业发展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自然环境损失，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原住民并不是茹毛饮血的人群，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创造并维持了一种特色的农业生计，即“烧荒农业”或“点火棍农业”（Fire Stick Farming）。其基本内容就是在特定领地内定期迁徙的原住民通过焚烧枯草腐叶促使植被增生，吸引动物前来觅食然后围猎。这固然不符合现代密集型农业的标准，但也不是游猎经济。事实上，它不仅让原住民社会生生不息，也塑造出澳大利亚今日经典的稀树草原景观。从这个角度看，澳大利亚迎来殖民者时并不是蛮荒之地，殖民者以原住民不开发利用土地为由圈占其领地纯属强词夺理。最新的研究如《黑暗鸸鹋》甚至认为原住民也有定居农业行为，包括播种收获草籽、采集蕨根淀粉并建立谷仓。这种激进的观点引发了广泛争议，但也凸显出一大问题，即如何书写包括农业史在内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史？它牵涉到英帝国史乃至整个世界史叙事的根本立场问题，即在西方力量主导的世界近现代历史进程表象下，如何评述各种本土知识与原住民的历史。
作者针对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学术史梳理，展示了相关研究的流变。她不仅关注了澳大利亚学界的成果，也广泛参考了英帝国史与美国史同行的作品，说明自己的思考建立在既有实证研究基础上，但不再是讨论“农业发展史的某个方面抑或某个独特的生态因素”，而是“更加整体、系统地讨论农业发展与澳大利亚本地独特生态环境的有机联系”。作者表示要充分尊重原住民的能动性，但也不必矫枉过正，低估殖民社会的生态反馈和调节。此外，她要跳出农史研究中过分的“科学化”窠臼，也重视“与生态环境相关的文化研究”。作者所采用的农业概念是广义的，包括农林牧副渔，但以“灌溉农业、畜牧业和小麦种植业为重点”，因为这三个农业生产部门在澳大利亚农业发展史上至关重要且极具代表性。（19页）这是实事求是的判断。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作者采用了环境史研究必需的基于档案的历史叙事方法。在叙事的基础上，也采用了话语分析和文本分析的方法。不仅如此，作者还借鉴了自然科学的理论并整理或引用了相关历史数据，充分体现了跨学科研究的自觉。
二
世人皆知澳大利亚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中的地位。在新中国引进翻译的第一本澳大利亚史论著《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戈登·科林武德编著）中，广义的农业史占了近一半的篇幅。而关于澳大利亚农业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产业地位的提升过程，四十五年前出版的通史著作《澳大利亚的欧洲式农业：澳大利亚农业经济史》已有全面系统的讨论。此后关于澳大利亚农业分支领域的历史研究也层出不穷。所以，即便继续坚持辉格史学的论调，在无视原住民的基础上讨论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农业发展，也很难有创新的空间。与此相对，早期的农业环境史提出要在人与自然界其他要素互动的视角下看待农业活动，指出了一条超越农业经济史的新路径。然而，在过去二十年中，澳大利亚的农业环境史研究充斥着衰败论的叙事——澳大利亚现代农业发展常常被描绘成一种欧洲殖民者无视本土环境，无情破坏原生态，结果有意无意地招致重大损失的历史。
基于此，本书强调要全面客观地认识并描述澳大利亚农业发展史，说明了作者深谙澳大利亚环境史与殖民史学术流变的基本脉络。乔瑜分别批判了澳大利亚农业史研究中既有的辉格史学叙事与衰败论叙事，把原住民与殖民者都放置到动态变化的澳大利亚自然环境与历史场景中，实事求是地分析其成就与不足。作者明确指出大时间尺度内的气候变化为人类抵达澳大利亚并形成原住民社会创造了条件，而他们在认识与适应澳大利亚自然的过程中以火为工具经营土地，塑造出相对于后来移民生态的原生态。原住民会因为有意无意的纵火行为破坏生态多样性，也意外地造出有利于殖民者发展畜牧业的景观。
殖民者到来的时候，澳大利亚陌生环境的挑战使其生产生活举步维艰。除了生态系统的差异感，气候问题最具挑战性，而对事关移民社会存亡的农业而言，最直观的困难就是干旱。不过，作者没有将干旱作为一种客观背景或基础自然要素来描述，而是分现实和观念两个层面来剖析这一问题，进而亮出了本研究最大的创新点，即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干旱既是一种客观自然现象，也是一种殖民话语构建。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农业是围绕对干旱的知识生产不断推进的。作者指出，科学研究已经表明，澳大利亚是干旱的，但并不是绝对的。从人均水资源保有量看，澳大利亚甚至不属于缺水的地方。但这里的降水存在空间与季节的严重不平衡性。更麻烦的是，澳大利亚大陆多数地方的干旱天气会在瞬间转化为疾风暴雨，这令殖民者难以预测，也就难以轻易驾驭使其为农业服务。殖民者迟迟没有认识到当地洪旱急转的问题，只是不断强化和渲染对干旱现象的认知，最后主要是根据持续旱灾的气候预判来组织农业生产并建立相应制度。这样一来，干旱就从一种弹性变化的现实上升为刻板印象，而这种判定又促使根据欧洲标准发展农业的殖民者积极干预澳大利亚环境，仰赖人工灌溉和科学育种建设密集化的种植业。它促生了澳大利亚以水为主要对象的自然资源调配方案，搅扰了既有的地表径流与潜水层，结果加剧了局部地区的缺水现象，还引发了物种入侵、水土流失与土壤盐碱化等新问题，由此再打造出新一轮的对策。正是在这种环境想象与改造实践的螺旋式互动中，澳大利亚殖民地农业不断扩张——看似景气，却不断提出环境治理的新课题。与此相应，澳大利亚殖民地社会发展起一种特有的关于气候变化、气象预测以及水利灌溉的知识体系。作者没有用进步或者破坏这样简单的措辞评判这一历史，而是强调这个知识体系是澳大利亚殖民者塑造新生态又不断应对生态反馈的产物，包含了许多重大的偶然或意外事件。
归根结底，虽然澳大利亚殖民地社会关于干旱的认识与应对体系不能被简单称为欧洲经验的移植和再造，但确实是根据欧洲标准对原住民生态及移民生态进行差异化的评定。对于干旱的想象首先有助于殖民者建构起原生态恶劣、原住民生计落后的话语。这衬托出殖民的进步性与文明性。其次这种想象有利于掩盖部分干旱现象其实是因为殖民者前期盲目开发累积的环境破坏，而并非源自澳大利亚自然特性。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征服旱灾的话语有助于确立殖民社会全面改造澳大利亚自然环境的合理性。
影视剧中呈现的澳大利亚牧场的旱季和雨季
三
通过对一种自然现象的知识生产而非现象本身的考察，作者提示了一种理解澳大利亚殖民地历史的新思路。事实上，这种思路不仅有益于澳大利亚史研究，也有助于开拓英帝国史研究新思路，甚至能启发更广义上的有关现代经济开发活动史的研究。
约翰·麦克尼尔在《太阳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中认为，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其改造自然环境的最大动因，在澳大利亚当然也不例外。不过，透过这种显而易见的现象，环境史学更需要思考人类社会与环境互动的具体方式、程度、特点与动机。乔瑜的研究说明，看似是现实需求在驱动人类改造环境，但人类对环境的观感同样刺激决策。人类未见得不敬畏环境或者无视环境挑战，但常常是根据对客观环境的片面认知发起改造环境的实践，结果造成意外后果。由于自然环境与生态体系的复杂性，人类需要长时间的验错与调适才能与环境建立恰当的互动，比如澳大利亚原住民是在数万年的时间中确认了这里不便发展定居农业，但是在外来物种、工具与科技的助力下，殖民者对自身价值观与自然观极度自负，力图在数十年中就创造出符合故乡标准的新世界。所以，殖民者会无可避免地误判新环境，为改造环境的实践付出重大代价。澳大利亚殖民地围绕克服干旱这一课题竭力干预环境、钻研气象并打造应对干旱的制度，自诩为改良自然，其实是以巨大的经济与生态成本去支撑资本主义的生计。这对于后续的研究颇有启发性，因为类似逻辑的案例还发生在同时期英属印度的森林里、南非的草原上，以及欧洲海外殖民地的各个角落。不仅如此，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思路去重新审视这一时期但主要是此后出现的更多宏大的自然改造活动。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大旗下，不惜以削足适履的方式驾驭自然，常常也会成为社会灾难的诱因。
不过，《澳大利亚殖民地时期的农业发展与环境变迁》一书也存在一些值得改进的问题。首先是全书结构略显分散，内容有机整合不够，围绕干旱议题展开的理论与个案研究显得有些错乱或赘述。比如关于殖民者抵达之前澳大利亚自然环境与原住民生计的介绍，并没有特别围绕干旱这一贯穿后文的主题展开。第四篇内容有些突兀，关于澳大利亚水资源实际条件的最新判断和灌溉农业的经济学分析、原住民水利问题等，其实可以融入第一篇，而关于华人移民水资源利用的少量讨论，也可以整合入第三篇中。
其次，本书主要内容围绕干旱和水利议题展开，但书名给人的感觉则应该包含更多的议题。事实上，澳大利亚殖民地农业的发展固然与供水及治旱问题密切相关，但影响其发展的另一个重大瓶颈在于土壤肥力匮乏，因此改良土壤和补充肥力同样是澳大利亚农业环境史研究中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尤其是这里涉及大量进口肥料，进而造成环境问题的国际性辐射，而本书对此几乎没有提及。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本学术专著做得面面俱到，但这说明农业环境史研究依然存在进一步的开拓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