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点关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典地中海”的发展。
地中海沿岸的第一批居民显然没有办法过海。尼安德特人一直在直布罗陀海峡逗留到公元前2200年，在那里后人发现了他们的大量遗骸；但是海峡对岸的休达缺乏类似的证据，这表明他们只生存于非洲海岸。按照这里所用的术语，地中海历史的有效起点是：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来自大陆的小船开始探索希腊岛屿寻找黑曜石的时候，第一批定居者大约在公元前1100年就已到达西西里岛。从断断续续航行的证据来看，我们进入了东地中海各大文明的贸易网络：不仅仅是生存于希腊和克里特岛环境中的米诺斯人和迈锡尼人，还有他们在意大利等更西地区土地上生产出的食物，以及他们通过塞浦路斯与黎凡特的密切联系，特洛伊战争的作用（可能）是控制黑海到爱琴海入口的贸易战，这预示着后来会有许多争夺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的战争。在地中海的另一端，根据古典作家的说法，直布罗陀海峡至少从公元前1104年开始对航运开放，当时的加的斯（Cádiz）据说是腓尼基人建立的，而这一说法几乎比实际情况早了几个世纪。很早以前已建立的这种与大西洋的关系，构成了地中海人类史的永恒主题，并在1492年以后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主题。地中海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是一个通过黑海与欧亚草原相连，并通过大西洋与北欧和西非相连的世界。从本质上说，这就是地中海如此重要的原因：这里发生的一切将对经济、文化和政治产生深远影响。
我们可以从“第一阶段地中海”开始探究，在这个时期，人类开启了横跨水域的交流，到达岛屿，甚至抵达对面的海岸，但此时的整片水域并未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系统。在青铜器时代末期以前，大约公元前1100年，甚至更晚，远西地区基本上与东地中海相互隔绝。事实上，跨地中海贸易的第一个证据，将我们带回到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更早，当时人们首次造访爱琴海的米洛斯（Melos），寻找工具制造中使用的火山玻璃，也就是黑曜石。由于米洛斯是一座岛屿，我们有直接证据表明小船经常穿梭于此，将该岛与希腊和亚洲大陆连接起来。即便如此，这并不是贸易：据我们所知，起初人们只是简单地收集黑曜石，并不存在当地的中间商。很多世纪以后，东地中海才出现了克里特岛和希腊迈锡尼的复杂贸易网络。“第一阶段地中海”时期的结束标志着冲突可能还带来了移民、造成贸易的崩溃及大城市的毁灭。在这里，我们可以集中讨论一件既可以说是传说也可以说是事实的事件（但地中海内外的传说故事一直是地中海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特洛伊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为了争夺从地中海通往黑海这段海峡控制权的战争，因为这一地区从拜占庭时代到奥斯曼帝国时代，对地中海历史都至关重要。古典作家认为特洛伊战争是从公元前1184年开始的，这一观点似乎站得住脚。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争以一种地中海传说的形式得以叙述：奥德修斯（Odysseus）游历的故事中还包括一些人认为是对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周围水域的描述，在该地区发现了许多特洛伊战争时期的迈锡尼希腊陶器。在这个航海先锋的时代，海盗、商人和移民逐渐向西进发。但是，希腊作者认为这个时代的混乱局面可延伸到更远的领域，我们可以在埃及的记录中，看到关于这一时期海洋民族的论述，其中最著名的是非利士人（Philistines），他们可能有希腊血统，定居在迦南海岸，并为该地区命名，这里就是如今的“巴勒斯坦”。
东地中海伟大青铜时代文明的崩溃标志着“第一阶段地中海”的终结。腓尼基人开创了“第二阶段地中海”，后来希腊人重新开辟了通往西方的贸易路线，在北非、撒丁岛、西西里岛、意大利南部、西班牙和法国南部建立了殖民地。因此，在这一阶段，联系的范围和规模远远大于偶尔有迈锡尼商人到达意大利南部或西西里东部塔兰托（Taranto）的那些日子。当然，这些航线的开通是一项竞争性的业务，特洛伊战争只是许多商业冲突中的第一场，是希腊舰队在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南部海域对伊特鲁里亚人和迦太基人发动更为激进攻势的前身。希腊人也与希腊人作战，因为种族忠诚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公元前8世纪以降，地中海岸的西班牙和非洲西北部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人主要购买当地产品、食品和原材料，并出售精致陶器和手工作坊的产品。
腓尼基人为新网络的建立提供了主要证据，他们不仅在今天黎巴嫩的土地上开创了商业路线，而且在远到北非的地方建立了子城（殖民地是一个最好避免使用的词，因为它意味着可以远程控制）。在那里，他们建立了Qart Hadasht，也称“新城”，后来被罗马人称为Carthago（迦太基），并最终在西班牙水域建立了更多的二级中心。腓尼基人理所应当被视为中东、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宏大文化的传播者，他们分发这些文化的产品，甚至更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作坊中仿效这些文化。商业哨所应运而生。通常，这些哨所位于近海岛屿，或至少坐落在腓尼基人和其他寻求贸易之人的领域边缘，如位于西西里西海岸的莫特亚（Motya）是腓尼基人和迦太基商人的重要交易基地。对安全的需要和成为自己小飞地主人的愿望驱使了这种行为。商人和文字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腓尼基字母是希腊字母的祖先，它打破了祭司和其他上层群体对书写系统的近乎垄断，在那之前，书写系统非常复杂，甚至是深奥难懂的，因此出现了一种适合商人需求且容易阅读的书写系统。字母表向西传播成为地中海早期历史上的伟大主题之一。
公元前7-公元2世纪地中海历史的主旋律是雅典与其竞争对手在东方争夺政治统治权的斗争（这场斗争延伸到亚得里亚海和西西里岛），以及希腊人、迦太基人、伊特鲁里亚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在西方海域的冲突。这些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海上竞争实现的，因为斗争的核心是为了获得贸易路线的控制权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尤其重要的是，希腊在叙拉古、塔兰托和库迈等地建立了“殖民地”（要记住，这些地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这片殖民地区被称为“大希腊”，希腊语为“Magna Graecia”，而小亚细亚沿岸也建立了类似的殖民地。西西里岛的殖民地为像科林斯这样正在蓬勃发展的城市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从位于那不勒斯海湾伊斯基亚岛的匹德库塞（Pithekoussai）开始，希腊人就在大希腊与深受希腊习俗影响且不太世故的民族建立了贸易和文化联系；意大利民族采用希腊文字的形式仅是其中一例；另一个重要的例子是希腊宗教思想的输出——拟人化的神和女神，以及丰富的神话宝库，这些思想被移植到意大利和其他地方的当地神身上。但在进入这些水域时，希腊人与其他民族有了竞争，特别是和腓尼基人及伊特鲁里亚人。有时他们并肩合作，例如位于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斯皮纳（Spina）成了伊特鲁里亚进口希腊陶器的一大中心。但也有暴力冲突，比如公元前474年叙拉古的希腊人和伊特鲁里亚人在库迈爆发的大战。由此得出一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地中海内部的许多竞争根源于商业竞争。然而，这不一定是一个控制黄金和香水的问题。罗马早期更重要的是盐，而伊特鲁里亚人以其巨大的铁矿石储量而闻名，尤其是在厄尔巴岛及其周边地区。因此，我们很早就可以看到，与许多经典著作的设想相反，地中海的贸易不仅可以理解为奢侈品的交换，而且还可以理解为像食品和原材料等简单必需品的贸易。
竞争和贸易战是反复出现的现实。但也有相对稳定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和叙利亚并建立希腊统治之后，东地中海地区形成了一种混合文化。托勒密时期的埃及统治者延续了古埃及人关于国家控制经济的观念，但他们也通过亚历山大大都市与更广泛的地中海地区建立联系（在法老统治下被忽视），亚历山大港是希腊化时代希腊人、犹太人、科普特人和其他许多人的故乡。这些联系既有经济上的——托勒密王朝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海军——也有文化上的。尽管存在着种族和宗教的矛盾，但亚历山大图书馆仍体现了希腊化世界中发展起来的文化统一性。希腊化时期是为罗马帝国，甚至为拜占庭帝国奠定基础的时期，因为在东地中海涌现了一种以希腊语为基础的城市文明；与此同时，真正的政治权力已从独立城邦之手转移，落入地方君主之手。像对古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这样的宗教信仰的传播，证明了古代地中海地区人口和思想的流动。在政治上，罗马取得了胜利：公元前1世纪中叶希腊和迦太基的沦陷巩固了其对地中海的政治控制；在埃及，罗马统治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其经济利益。公元前1世纪末，埃及、非洲和西西里的著名小麦贸易支撑了罗马，尽管从西西里岛进口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5世纪。在试图保护母城的利益与维护地中海沿岸的大联邦之间存在着一种矛盾关系。诸如高卢、英国和西日耳曼尼亚等地区处于帝国的边缘，帝国的中心首先在罗马，然后向东迁移到君士坦丁堡，从而增强了东地中海地区古希腊土地的经济活力。这是一个城镇星罗棋布的地区，长期以来，这里经常进行着密集的商业交流，即使在伊斯兰教出现和7世纪拜占庭时期埃及和叙利亚灭亡的时候，这种交流也仍继续存在。
因此，“第二阶段地中海”的主题是将整个地中海空间纳入一个相互关联的贸易区，最终在罗马皇帝的统治下建立起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综合政治区。可想而知，“第三阶段地中海”的起源必须从公元4世纪以来可见的政治和经济分裂中去寻找。“新罗马”——君士坦丁堡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一直控制着东地中海，但经过1000年的跨地中海贸易之后，远东和远西之间失去了密切的联系；以弗所（现位于土耳其）等城市的人口减少表明，拜占庭也经历了衰落，尽管与西方国家相比，它的衰落并不明显，复苏的速度也要快得多。此外，在公元7世纪，拜占庭失去了在近东和西欧的许多最珍贵的财产，尽管事实上伊斯兰教的兴起确实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统一起来，就像罗马便视地中海地区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一样。从某种程度上说，一旦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从711年起）处于穆斯林统治之下，那么伊斯兰教就能够重建东西方之间的联系；但南北之间的联系减少了，西欧基督教的世界与东地中海之间的联系也大大削弱。我们进入了所谓黑暗时代的阴暗水域；历史学家们围绕5世纪蛮族入侵后贸易的崩溃进行了激烈的争议；那不勒斯湾一直是贸易中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与意大利西北部仍然平静的港口有所不同，部分原因是阿马尔菲（Amalfi）和那不勒斯的商人进入了东地中海和北非的拜占庭和穆斯林城市。据说，来自古代腓尼基贸易中心的“叙利亚”商人和犹太人，于这一时期在跨地中海贸易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伊斯兰教的统治下，一个从西班牙和摩洛哥到埃及和叙利亚的共同市场建立起来，同时与东地中海和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世界保持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希腊和伊斯兰世界在高雅文化领域有着重要的联系，阿拉伯译者通过阿拉姆语翻译将希腊文本保留下来，在更小的范围内，东正教（和“异端”）教士、僧侣与犹太人，当然还有越来越多的穆斯林一道，在伊斯兰土地上形成了丰富的混合文化。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地中海历史上反复出现的一大主题：有时，就像在这一时期一样，地中海作为文化和宗教融合的舞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相互包容。 然而，情况并非自发如此：东部基督教僧侣抵达早期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推动了当地基督教徒公开谴责伊斯兰教，由此引发了科尔多瓦烈士危机（Martyrs of Córdoba），严重破坏了8世纪安达卢斯（Al-Andalus）地区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关系。
从大约950年开始，我们观察到多样性中的统一性。教派繁多，因此很快便不再只有一个伊斯兰教，就像不再只有一个基督教一样。然而，尽管倭马亚王朝、法蒂玛王朝、阿拔斯王朝以及其他声称拥有哈里发权力的君主之间存在着尖锐的政治分歧，但这仍然是一个经济上统一且相对稳定的世界。在这一时期横跨地中海的人群中，有信仰三种一神论的朝圣者，其中包括伊本·朱拜尔（Ibn Jubayr）和图德拉的本杰明（Benjamin of Tudela），前者是一名穆斯林，后者是一名西班牙犹太人，他们生动地记述了自己在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旅行。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于1095年发起）之前，基督教就开始了跨越地中海到圣地的大规模朝圣运动，之后，十字军东征（于1099年）攻占耶路撒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进一步刺激了基督教的大规模朝圣。11世纪末，意大利商人、十字军和其他征服世界的骑士大举闯入这个世界。他们的活动在中世纪中叶主宰了整个地中海。然而，这不应被完全呈现为碎片化的历史。意大利贸易的兴起又一次成为地中海商业统一的历史，意大利人、加泰罗尼亚人和普罗旺斯人先后从穆斯林和犹太人手中夺取了贸易路线的控制权，并在十字军的阿卡、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突尼斯和巴勒莫等城市建立了自己的贸易基地，由此开启了“第三阶段地中海”。由于比萨人、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一旦获得了他们的贸易基地，便会寻求与穆斯林贸易伙伴建立和平关系，所以这些人在西欧经常因与法蒂玛王朝的埃及等穆斯林国家关系十分密切，而受到批评；亚历山大港以黎凡特贸易为生，向西方商人出售从印度洋获得的货物，特别是胡椒和其他香料。加泰罗尼亚人与马格里布统治者的关系变得如此密切，以至于加泰罗尼亚人甚至为阿拉贡基督教国王的穆斯林盟友提供雇佣军。另一方面，西欧基督教的自信也表现在征服巴利阿里群岛和西班牙海岸线上（1229年的马略卡岛，1238年的巴伦西亚，等等）。
随着我们跨过1200年，地中海的历史也日益成为基督徒之间激烈竞争的历史，如在13世纪初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克里特岛的斗争，或在1284年的梅洛里亚战役中，热那亚击败了宿敌比萨，一度控制了盛产铁的厄尔巴岛。东方的基督徒和穆斯林都是十字军东征的牺牲品，尤其是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洗劫君士坦丁堡时，拜占庭首都自此再未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再往西，由于撒丁岛的谷物、奶酪和皮革颇具价值，于是加泰罗尼亚人和热那亚人为争夺撒丁岛的控制权而进行了血腥的战斗，没有一个人幸免于这场战争，包括敌舰上的水手和乘客也惨遭屠杀。
“第三阶段地中海”在14世纪中叶结束，当时黑死病夺走了地中海沿岸陆地上多达一半的人口；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和伊斯兰教国家的整个经济被迫调整。自此，“第四阶段地中海”开始发展。随着地方贸易路线的兴起，一些大干线（主航线）路线衰落，出现了新的格局；所有这一切都与东方的重大政治事件有关，因为土耳其人控制了爱琴海，并干扰了食糖等产品的供应，基督教商人现在不得不在西西里岛、格拉纳达，甚至地中海以外的马德拉（Madeira）等更近的地方寻找食糖。需要喂饱的人少了，便有更多的钱花在奢侈品上，所以不仅是路线改变了——运输的货品和货品的来源都发生变化了。15世纪初，巴伦西亚已成为一座繁荣的城镇。我们还开始看到，大西洋逐渐成为地中海商人和征服者的目的地，甚至发生于1492年哥伦布横渡大洋之前，这也导致了地中海与更广泛世界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一年对地中海的宗教历史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目睹了格拉纳达穆斯林王国的毁灭和数千名犹太人被驱逐出西班牙的惨状。大西洋蓬勃的经济发展像黑死病一样颠覆了地中海。“第四阶段地中海”与大西洋的联系日益密切，新香料路线在大西洋的开通使地中海城市发现自己可与里斯本，甚至与安特卫普展开香料贸易的竞争。现代地中海早期贸易的衰落包括谷物生产量的下降，例如在当今的克里特岛，葡萄藤和橄榄树的种植占主导地位。
人们总是倾向于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斗争来理解16世纪和17世纪，其特点是西地中海残酷的海盗活动的卷土重来（巴巴罗萨·海雷丁〔Barbarossa Hayrettin〕的“巴巴里海盗”可与基督教海盗如罗兹骑士团和马耳他骑士团相匹敌），以及北非沿岸西班牙战役的爆发。1565年对马耳他的围困和6年后的勒班托战役（battle of Lepanto），将地中海分裂为受西班牙和土耳其两种势力影响的地区，因为土耳其无法控制马耳他以西的海域。然而，在这分裂的表面背后，旧的统一仍然存在：由于西方人表达出对土耳其事物的迷恋，东西方通过利沃诺、士麦那、杜布罗夫尼克，甚至文化联系形成的贸易由此而建立；17世纪，西班牙专注于其他地方（美洲、意大利和北欧）的政治问题，而法国国王从16世纪初开始就与奥斯曼帝国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这个时期的地中海地区就此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包容性。因此，即使在这一时期，我们也需要把地中海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利沃诺和士麦那向所有宗教信仰的商人开放，在这些城市中，政治斗争常常被抛到一边，让位于交易和利润；15世纪末从西班牙和葡萄牙流亡的犹太人后裔在这两个城市的成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杜布罗夫尼克（拉古萨）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因为它在连接西欧和奥斯曼巴尔干半岛之间起到了“枢纽”的作用，并在土耳其境内享有特殊的政治自治。该城的地位上升，并拥有地中海最大的一支商船舰队，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拉古萨市政官员向奥斯曼帝国纳贡的决定不谋而合。然而，这些成功是非地中海列强进入地中海的前奏：16世纪末，英国和荷兰的海盗已经在地中海活跃起来，到18世纪，地中海正式成为一个列强活动于远洋之外的主战场，例如最早开始于18世纪初英国占领直布罗陀海峡和米诺卡岛（Minorca）的行动。18世纪末，地中海成为拿破仑时期法兰西和大英帝国海战的主要战场。
这一切都是19世纪非凡变革的前奏曲，这时的地中海——“第五阶段地中海”——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英国和法国正共同致力于用一种新的方式将其变成一个中间之海，他们开辟了苏伊士运河，并允许从欧洲到亚洲的航运，而无需绕行整个非洲。北欧的工业化刺激了对东方原材料的需求，现在这些原材料直接可以穿过地中海。因此，地中海作为一条通道重新得到了重视，而不是作为一片拥有资源而具有价值的区域；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一种旧式的关系得以重建：印度的产品再次大量沿着红海流向埃及的地中海港口，就像中世纪葡萄牙开辟一条绕过地中海运输胡椒的路线前的情况一样。亚历山大在经历了几个世纪惊人的衰落之后，再次成为一个经济强市；它的新居民——希腊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土耳其人、科普特人——都认为自己与埃及的生活格格不入，并频繁回忆对其城市的经典描述，即Alexandria ad Aegyptum——亚历山大在走向埃及的路上，而不是已经身处埃及（in Aegyptum）。与此同时，殖民列强逐渐加强了对地中海周围领土的控制，早自1830年的法属阿尔及利亚开始，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当时意大利还为控制利比亚而战。亚历山大实际上也成为列强的共管地。
与此同时，地中海以新的方式进入欧洲人的意识之中，作为希腊的发源地，由此它也被认为是欧洲文化的发源地。1900年前后，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和阿瑟·伊文斯（Arthur Evans）在迈锡尼、特洛伊和克诺索斯的发现证实了这些观点。显然，希腊世界的历史比任何人想象得都要久远。从奥德修斯（荷马）时代开始的地中海旅游历史，至20世纪末达到了大规模游历的顶峰，地中海成为欧洲和美国所有社会阶层的游乐场。从记录上看，飞行旅行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第一批是从英国和德国直飞马略卡岛；佛朗哥政府鼓励西班牙海岸线的迅速发展，甚至是过度发展，并希冀于找到让西班牙在政治和经济上与欧洲脱离的办法。20世纪末，旅游业呈现出一种新的特征，廉价的航班使前往地中海城市的费用比在本国乘火车还要便宜，至少对英国人来说是这样。旅行是大众化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关注于参观散布在地中海周围的古代庙宇和中世纪或巴洛克式的大教堂：在马略卡岛、莫纳斯蒂尔或米克诺斯（Mykonos），海滩比博物馆更吸引人。在20世纪下半叶，两项在技术上相距甚远的发明改变了地中海和欧洲北部之间的关系：飞机和比基尼。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过度旅游所带来的危害。不单单是那些临近太阳海岸丑陋的混凝土旅馆和公寓（Costa del Sol）的问题；环境污染还蔓延到地中海水域，过度捕捞蓝鳍金枪鱼和其他生物，还有在南亚得里亚海等地区倾倒有害化学品。法国总统萨科齐提议建立一个“地中海联盟”，与欧盟相并列、相重合。在鼓励以色列和利比亚等宿敌同桌合议的背景下，“巴塞罗那进程”发起了对环境问题的探讨。在这片海域的生物被侵蚀殆尽之前，“第五阶段地中海”很有可能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地中海。
（本文摘自杰里·H.本特利主编《牛津世界历史研究指南》，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