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公元1834年的李文田（字畲光，号若农），可以称得上是晚清北京官场上的风云人物。作为文人领袖，这位探花郎的学问、书法、文章都称一流，后世学人如李慈铭、缪荃孙、朱一新、蔡元培等悉出其门下。正史上说他“学识淹通，述作有体”，“类能识拔绩学”，（赵尔巽等：《清史稿（下）》，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第1876页）可谓名士兼名臣。
李文田在晚清的名气也确实大，大到“为满朝文人所崇拜”（梁焕鼐：《桂林梁先生遗著（全）》，华文书局，1968，第30页）的地步。究其原因，除了他的文学才华之外，大抵还有以下两条：
一是他的忠直之名。李氏曾因谏阻重修圆明园而得罪西太后，斥责过李鸿章，还力阻过康梁等人的公车上书，所以吴道镕赞其“易名以诚鉴天阙”（吴道镕，《礼部右侍郎李公神道碑铭》，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第124册，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292页）。清朝皇帝讲究“国家昏乱有忠臣”的逻辑，既然强调君主圣明，就容不得直谏之臣。待到同光年间，演化出一系列“清流”故事，这些“清流”中的大多数，不是以“直”邀名，就是“小骂大帮忙”，真以气节著称的士大夫，其实不多。李文田谥号“文诚”，又是“清流”身边的人物，他是否担得起一个“诚”字，至少还有争议。
这第二条，就是他的姑布子卿之术。李文田生于广东，粤人好形家，他通晓命理之术并不奇怪，但在京官的圈子里，精于此道者少，便显得精贵。孙雄说他“方技通九流，合医卜占侯命相堪舆，都成绝学”（倪星垣：《联语粹编》，凤凰出版社, 2015，第2页）就是这个意思。
在士大夫们的笔下，确有不少李文田为人堪舆、相面、推算星命的记录。比如翁同龢，每次搬家都要请李文田“相度住宅”。翁氏世家子弟，在北京能租得起大屋，自有看风水的需求。其他士人的住宅可能都比较小，用不着看风水，他们请李文田大多是为算命。这类记录颇夥，尤其是生活在民国的遗老，常绘声绘色地回忆起这样的场景。比如黄濬说李文田“相杨莲府（士骧）必至一品，相王文勤（文韶）拜直督，后必入相，且生还乡，皆奇验。”（黄濬：《花随人圣庵樜忆（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第373页）又如徐珂所记：
李若农侍郎文田以精相法闻，尝相许仙屏中丞振袆，决其官位当抚而不督。时许方任宁藩，旋授河督。许戏云：“我自督而不抚，若农将谓我何？”后调任广东巡抚，开缺而终。（徐珂撰：《清稗类钞》第十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4641页。）
遗老的文字，总是充满了酸楚的回忆，除了作为亡国之臣的自我安慰外，还要用来换稿费养家。虽然故事神乎其神，可文字近乎传奇，也就当不得真。想看真切的记录，要到当事人笔下去找。恰好，李慈铭就找李文田算过命：
得芍农片，予推星命，言其格为日月夹命，五星逆生，耶律文正“乾元秘旨”中所谓大格者，当主奇贵。又谓逆格者多有磊坷不平之气，以科料之，恐以气节贾祸。他日到崇高时尔宜戒慎云云。首说非所敦者，后说自为近理耳。（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2004，第3297页）
李慈铭字爱伯，号莼客，室名越缦堂。他长居京师，在晚清的文名不低，生性又好骂人，一般士大夫都敬他三分。不过，此公在科场上的运气却远比不上他的文名。他22岁中秀才，42岁始中举人，中间竟落了11榜。待到中进士时，已然52岁，一生仕途可谓无所作为。上引这则日记作于1865年，这一年李慈铭36岁，距他中举还有五年多，距他中进士也还有十五年。这样的际遇既不可能“崇高”，更谈不上“奇贵”，李文田的预测其实不准。
很多时候，算命的作用并不在准或不准。仕途变化多端，来访者所求，更多在心理安慰。或许这才是李文田寥寥数语，便把一向高傲的李慈铭说到自叹“自为近理”的秘诀所在。
后来，王文韶也找过李文田算命。他说，李文田“谓余一生平稳无风波，后嗣必有以科甲起家者，自维德薄不敢作妄想也。”（王文韶：《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第869页。）短短一则日记，同样能使人感受到，经过“心理按摩”之后，王氏内心所表现出的熨帖。
这则日记写于1895年2月1日。这一天，日军刚刚攻占威海卫北帮炮台，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只在旦夕之间。八天以前，身为云贵总督的王文韶奉命“帮办北洋事务大臣”，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间。从风平浪静的云南来到风声鹤唳的直隶，正是内乱外患交相侵逼之时，这位绰号“玻璃蛋”的股肱之臣，不关心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只在乎自己“一生平稳无风波”。晚清国事本不可问，甲午之败、清廷覆亡，早已注定。
其实也不能苛求古人。清代君权强势，“其愚天下之术，可谓巧且深矣”（朴趾源：《热河日记》，《承德历史文献集成1》，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2015，第248页），及至国家有事，忠臣自然就少。强势的君权还有一种附加的效应，就是使本就极具风险的政治生活变得更不确定。不确定的前途教人感到刺激，也使人缺乏起码的安全感。在慈禧专权的时代，有人在两年之间连升数级，从六品的中允做到二品的巡抚；也有人在一夜之间就遭遣戍，甚至人头落地。无论是张佩纶的“朝是青云暮逐臣”，还是翁同龢在戊戌变法之前的突然被贬，都是这种风险的典型例证。
人在缺乏安全感时，容易诉诸神佛和迷信。无关时代和科学，这种由恐惧所带来的心理需求，正是晚清士大夫们痴迷于“命理”、“神数”和“奇门遁甲”的原因。但其效应，则不止于心理按摩的层面。
在文廷式笔下，还有一则故事：
若农侍郎数术之学颇多奇验，余别记之。惟其任顺天学政时，甲午七月考八旗科试毕，余与黄仲弢、沈子培、子封昆弟宴之于浙江馆，酒半，忽言曰：予近相安小峰御史（维峻）不出百日必有风波。余曰：大约以言事革职耳。侍郎曰：尚不止此。乃冬间，安御史以忤旨谴戍，如侍郎言。盖试八旗时安为监试，侍郎相之特详审也。又，壬辰春间，志伯愚詹事（志锐）有奉使外洋之信，中外皆谓必得，而侍郎以相法决其不然，卒亦竟如所说。惟相余则屡易其说而皆不验，此不可解者也。（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第724页）
文廷式，字道希、芸阁，号纯常子，光绪十六年（1890年）榜眼，与翁同龢、李文田等人关系极近，是甲午、戊戌前后政坛上的风云人物。文中“多奇验”、“皆不验”和“不可解者”，都有点抱怨李文田为他算命不准的意思。
所谓“不可解者”，倒也不难解释。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推测《左传》为吴起所作，一条主要的证据即在于“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即无徵，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测。”（《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2005，第223页）道理其实很简单。事后追记，传之口耳者，则易有奇验。但文廷式亲身所试，便只能是“屡易其说而皆不验”了。
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那位遭革职的御史安维峻。李文田之所以在七月间忽“相”安维峻“特详审”，又云此人“不出百日必有风波”，很可能有另一番解释。事情的起因在七月十三日，安某“劾及枢臣”“欺蒙”（翁同龢《甲午日记》，翁同龢著，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8卷，上海：中西书局，2012，第3746页。）。此时，安维峻官不过福建道监察御史，且背景不深，同时得罪行走军机处的礼亲王世铎、武英殿大学士额勒和布、东阁大学士张之万。到他弹劾李文田时，就连一向措辞谨慎的翁同龢都在日记中说他“丑诋之，有腼然人面语”（《甲午日记》，《翁同龢日记》第8卷，第3764页。）。他的直谏，既可以理解为直声震天下，却也难保没有沽名钓誉、政治投机的嫌疑。这样的人，官恐怕就做到头了，风波自然难出百日。
上引文廷式所录，乃是京官雅集时的场景。清末京官集会，除了巧结人缘之外，很重要的一个节目就是打探官场上的各路消息。李文田侍值南斋，天子近臣，又与翁同龢、潘祖荫等人交谊甚厚，非寻常官员可比，找他探听消息的人自然不会少。宴席之间，看似是游戏，又隐约透露出政治内幕。有些话可以明言，有的则改头换面，成了相面的结果。以虚幻的手段释放确实的消息，既达到目的,又不授人以柄。“颇多奇验”岂不自然而然？
类似的例子至少还有两则。一是李文田相文廷式，云“芸阁官不过四品，且即当失势”（马叙伦：《石屋馀沈》，建文书店， 1948，第170页）。一则是他相梁启超，说任公是“扰乱天下耗子精也”（冒鹤亭，陈子善编：《孽海花闲话》，海豚出版社, 2010，第25页），言语间皆带有明显的政治暗示。人谓李文田“善谈风鉴”，他尝言“是非余所知也。”（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续修四库全书》第5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506页）其所知者，未必是命理，倒可能是真“是非”。
也许是因为这种手段影响太大，后来流传的许多极具戏剧性的情节，也常借用李文田的名字。典型的一例，是梁鼎芬受李文田以“非常之厄”而避死的怂恿，弹劾李鸿章的故事。此事已被证明为虚构，但在清末流传甚广，以至于黄濬这样谨慎的遗老都不能分辨真伪。这正好反证出李文田假风鉴而影射政治的手段。
李商隐有两句名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写的虽是汉文帝和贾谊，却大抵描出了历朝历代的通病。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刀笔小吏，自古信鬼神者不少，真正心系苍生的，却未必多。不确定的前途和不自信的内心是他们迷信的根源，也折射出王朝体制的落后。其实，这样的诗，恐怕只有生活在晚唐的李商隐才写得出来，如若放在盛唐，类似的现象便很难引起士人的警醒。而李文田为人算命的传说，至今仍被赞为高妙。比之晚唐，当作何解？
（本文初载于《文史知识》2020年第3期，后收入《李文田年谱长编》，为“引言”部分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