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有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洗冤录”系列，藉由历朝历代的真实案件，窥古代社会之一隅。“巴县妇女档案”作为“洗冤录”的番外篇，聚焦清朝重庆地区妇女的生存状态。
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重庆城，四川总督行辕。一个妇人凄厉的喊冤声撕破冬日肃杀的空气。新任川督蒋攸铦急命人出外查看。不多时，一纸诉状摆到了他的案头。在外喊冤的女子名为周何氏，她状告巴县知县刘德铨刑讯逼供，害死了她丈夫周光鼎。蒋攸铦初到川省，对此地官场不甚了解。但凭着多年为官的直觉，他知道此事并不简单。于是在蒋攸铦的推动下，这个案子开始重新调查、重新审理。
关于此案的文字记录语焉不详、支离破碎、漏洞百出。年仅22岁的平民女子周何氏似乎一直在和一群“看不见的敌人”打着一场“必输的战争”。本文会讨论这个案件的过程、细节，但目的不在于推理案件的真相。因为所谓“真相”，早已被涂抹得面目全非。我们能做的，只是复现那些疑点、谎言和当事人的反常行为，从而去理解一位清代重庆的草根女性，如何面对周遭世界极端的“恶”。
祸之所起
嘉庆二十二年四月，距离归州船户周光鼎的死亡，还有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周光鼎沉浸在对未来的期待之中。他建造的一艘柏木大帆船即将完工，这艘船能承载80-120吨的客货，今后的生意自然会更加兴隆。就在此时，一位名叫胡启昌的商人找到了周光鼎。胡启昌在重庆城中经营着一家“启昌商号”，该商号在湖北汉口设有分号。因为胡启昌和周光鼎都是湖北人，周光鼎曾经帮胡启昌运过货，所以两人也算老相识。
这一次胡启昌托运的是269石大米。“石”是清代的重量单位，清廷规定“白粮以一百六十斤为一石”，而四川的“石”又比别的地方更大。所以269石大米，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70吨，确实是一笔不小的生意。然而周光鼎的船还没造好，这一趟活儿他没法跑。于是，他向胡启昌介绍了另一名归州船户——张正举。张正举和胡启昌谈妥运输细节后，由周光鼎见证，签署了运载合同。在张正举的船出发前，胡启昌预付了256两白银作为运费。
四月中下旬，张正举的船载着启昌商号的米顺长江下行，向汉口驶去。然而五月十六日，船还未到汉口，张正举却被抓了。原来张正举根本没有老老实实地跑这一单生意。经过归州、沙市等地时，他陆陆续续地把启昌号的米卖掉了。最后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自己的船凿沉了，跑到启昌商号汉口分号，谎称船只在途中失事，货物被江水冲走了。
启昌汉口分号的掌柜蔡登瀛是一个精明人，他发现张正举随身携带的胡启昌信件，根本没有一点被水打湿的痕迹。于是他满腹狐疑地随张正举去察看“沉船”现场。货物当然是没有了，但根本不是被水流意外冲走的样子。所以，他当下就把张正举扭送到了毗邻汉口的江夏县衙。至此，一桩普通的水上货运交易，演变成了一个刑事案件。
在江夏县衙，张正举对盗卖货物一事供认不讳。在重庆这边，周光鼎作为这桩交易的介绍人，在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被巴县知县刘德铨传讯。自那天以后，周光鼎就再也没有走出巴县县衙。直到十月十三日，周何氏在县城郊外的荒山上看到了他遍体鳞伤、被随意丢弃的尸体。
短短的六个月间，一个意气风发、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殷实船主，变成了一个暴尸荒野的死人。这变故来得太突然，疑点太多，周何氏想不明白，也无法接受。
在劫难逃
其实从周光鼎走进巴县衙门那一刻，他的命运就几乎已经注定了。
按理说，周光鼎没有动机和条件去盗卖启昌号的货物。毕竟运货的船不是他的，而且他常年在重庆城做生意，有家室，有产业，还正在计划扩大经营规模。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否则他不可能用那么拙劣的手段，去侵吞老主顾的货物。而张正举却是能干出这种事的人。他也是归州船户，但父母妻儿都在家乡，只有他一个人在重庆跑船。在清代的重庆，这类漂泊无根的船户很多。他们常年在水上混得如鱼一般机敏油滑，坑蒙拐骗、打杀偷抢什么都干，他们和“水匪”是无限接近的。他们的行为有固定的套路，比如：
“溜子船“，即假抢客人、巡河差役，设局骗人钱财。骗不了就抢，对方若是反抗，干脆杀人灭口；“钻舱”，即乘大船夜里休息的时候，偷偷溜进船舱，偷窃财物；“桡头”，即招募一帮无赖，一拨假抢船夫，另一拨假扮船夫的债主。当船开到中途的时候，“债主”登船向“船夫”要债，不给钱就不让开船，于是船老大就忽悠客人帮“船夫”还债；“放飞”，即船开到半路上，船夫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卷走工钱和客人的钱财，集体跑路；“放炮”，即先偷走客人的钱财、货物，然后趁船行到险滩的时候，故意把船凿沉，做成一个死无对证的局。
张正举盗卖启昌号货物，又伪装成沉船事故，就是典型的“放炮”行为。既然张正举的不法行为那么常见，启昌商号的人和审案的官员，肯定一眼就识破了他的鬼话。可是为什么被刑讯致死的，不是张正举而是周光鼎呢？
在这个案子的卷宗中，反复出现几个数字：启昌号托运粮食296石；胡启昌预付运费银256两，周光鼎的新船价值银800两。不妨去查一下嘉庆二十二年湖北的米价，得到的近似数据是，每石1.9两。那么296石米，市价就是562.4两。将米的价值和运费的数额加起来：562.4+256=818.4（两）——启昌号的所有损失，恰好是周光鼎新船的价值。也就是说，胡启昌的诉讼目标非常明确，他就是要拿到周光鼎的船，来抵偿启昌号的损失。
在知县刘德铨看来：一方面，周光鼎不愿用自己的新船为张正举背锅；另一方面，启昌号又不肯善罢干休。要结束双方僵持，尽快结案，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折磨周光鼎，逼他吐出钱来。所以周光鼎成了张正举的替罪羔羊。但刘德铨那么急切地帮启昌商号索赔，这不太正常。因为在许多类似的案件中，知县根本就懒得管这样的事情。比如嘉庆十年，蓬溪商人王元清等就说，他们的一批货物已经被盗卖了五年，到巴县衙门告了好几次状，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赔偿。
所以还得再把案情细节梳理一遍。这一梳理，另一个故事便浮现出来。
在胡启昌的口供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小的去银一千三百两余两，买米二百六十九石……送汉口交蔡登瀛发卖。
首先是米的流向。清代前期，人少地多、经济复苏的四川的确是一个“大粮仓”，长江中下游好几个省，都依靠四川接济粮食。据统计，雍乾时期每年运销到长江中下游的粮食大约有100-300万石。这些米大多是从重庆上船，经长江运抵汉口分销。但到了嘉庆年间，随着四川人口的增加，粮食也不太够了，所以川米外运就渐渐停止了。因此之故，嘉庆二十二年启昌商号从重庆运米到汉口，就显得有点怪。
而更奇怪的，是米的价格。如果269石米在重庆的收购价是银1300两，那么每石米的价格就是4.83两。可是在嘉庆年间，即便是全国米价最高的江南地区，也不过每石2-3两。重庆的米价怎么可能达到每石4.83两？而且当时湖北的米价不过每石1.9两，这每石4.83两的米拿到汉口去卖，胡启昌岂不是要赔得底裤都没了？
所以胡启昌肯定在撒谎。他为什么撒谎呢？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托运的货物并不是米，至少并不全是米，还夹带着别的东西。有可能是某种价格昂贵的走私品。因为走私是犯法的，所以胡启昌只能说运的是米。
而更有可能的情况，船上运的是刘德铨的私人财物。因为清代许多官员都是异地为官，常常需要托运财物，有时他们会找熟悉的商人代办。刘德铨和胡启昌恰好都是湖北黄陂人，所以胡启昌完全可能以运米为名，帮刘德铨运送财物。而刘德铨对这个案件过分“上心”，似乎也只能用丢失了私人财物来解释。张正举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发现了“货不对版”的猫腻，才索性“黑吃黑”，把一船货都卖了。刘德铨和胡启昌吃了个哑巴亏，既不能明说船上装的是什么，也不能过分为难手里抓着把柄的张正举，只能铆足了劲儿去逼迫周光鼎。
除了逼周光鼎赔钱，刘德铨还极力阻止周光鼎和张正举见面。其实本案一开始，湖北江夏县就要求将周光鼎解赴江夏接受审问。因为案子发生在江夏县，周光鼎也是湖北人，这个要求自然是合理的。但刘德铨却一拖再拖，致使四个月后周光鼎惨死在巴县大牢。周何氏在诉状中也曾愤怒地质问：
江夏县关文来巴，应解往江夏县与张正举质审，虚实自明，何得用飞刑立毙？
基于前面两个版本的故事，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一旦周光鼎和张正举当面对质，许多精心掩盖的真相就会暴露，刘德铨和胡启昌不仅得不到赔偿，还可能吃官司。所以周光鼎无论如何不能放走。但是刘胡二人万万没想到，周光鼎居然熬不住拷打，死在了监狱里。
以上，我们梳理出发生在本案主要人物之间的两层故事。表层的故事简单清晰，深层的故事暗黑隐晦。不论我们哪一个版本更接近真实，都说明：从周光鼎被传讯至巴县县衙那一刻，他就走进了刘德铨、胡启昌、张正举共同编织的阴谋，这个阴谋是他无力挣脱的。
本文主要人物关系示意图 杨玥希制图
无需法律的秩序？
在《大清律例》卷十五《户律·市廛》部分，有对于水上运输、船户经营的明确规定，具体条文如下：
私充牙行埠头律文
凡城市乡村诸色牙行及船之埠头，并选有抵业人户充应。官给印信文簿，附写逐月所至客商船户住贯姓名、路引字号、物货数目，每月赴官查照。其来历引货，或不由官选私充者，杖六十，所得牙钱入官。官牙、埠头容隐者，笞五十，各革去。
私充牙行埠头第五条例文
各处关口地方，有土棍人等开立写船保载等行，合伙朋充，盘距上下，遇有重载雇觅小船起剥，辄敢恃强代揽，勒索使用，以致扰累客商者，该管地方官查拿，照牙行及无籍之徒用强邀截客货例，枷号一个月，杖八十。
在清朝的法典中，“律”是基本法，是恒平的、抽象的、原则性的法律形式；“例”则是针对现实问题制订的，解释性的、变通性的、补充性的规定。上面的一条律文、一条例文，一共讲了三件事：
1、清廷要求各处水路码头必须设置埠头（或称船行），作为水上客货运输的中介，在船户与客户之间介绍生意。
2、开设埠头（船行）必须拿到官府给的执照，有资产作为担保，接受国家统一管理，私自开设是犯法的。
3、埠头（船行）的一项主要职责，是保障客货运输的安全。
也就是说，清朝的立法者已经充分地意识到，水上运输非常容易出事，所以设置专门的机构（埠头、船行）进行管理。这些机构必须有信用担保、事故赔偿的资质。
下图就是同治九年（1870），湖南湘潭船行开出的一份船运契约，其中就写明：由云祥船行为船户的信用做担保，如果运输过程中货物被损坏、丢失，船户要按照本地市价给客户赔偿。
同治九年湘潭船行契约，图片摘自陈瑶著《江河行地：近代长江中游的船民与木帆船航运业》
总之，清代虽然没有商业保险，但官方设置船行的埠头，就是部分地承担了现代保险公司的职能，确保出了事故有人负责。
据地方志记载，在清代前期，重庆本来设有船行埠头。但是乾隆十六年时，巴县知县以船行埠头“把持滋累、招摇撞骗”为理由，硬是给取缔了。也就是说，在这个案子发生的嘉庆二十二年，重庆这个长江上游最大的码头城市，已经有66年没有合法的船运管理机构。乾隆《巴县志》说，裁撤船行是：
所以顺舆情知其弊而严行察禁者，所以除商累不惟其法惟其人。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顺应民意，人性化治理，效果不好的制度和机构，哪怕是法律规定也要坚决给它精简掉。
这话说得漂亮，逻辑却完全不通：如果乾隆十六年以前的重庆船行、埠头，曾经有过“把持滋累、招摇撞骗” 的黑历史，那其实有两种可能：一是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就不合理，《大清律例》关于船行、埠头的规定从根子上就错了；二是地方官府对船行、埠头监管不到位，让他们失去约束、为所欲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全中国的船行、埠头都必然是名存实亡，近乎瘫痪。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船行、埠头虽然问题也不少，却大多还在发挥作用。那么就只剩下第二种可能，就是这种情况其实是地方官府的责任，是地方官府与船行、埠头之间的监管、协作出了问题。换句话说，乾隆年间重庆裁撤船行、埠头，根本就是在治理失败的情况下，摆烂、甩锅的行为。
那这些可怜的“背锅侠”又是谁呢？有时候是财货受损的客商，在一些案子中，事故都发生了好几年，他们也得不到赔偿。有时则是周光鼎这样的大船主。因为他们在重庆经营多年，有些甚至是家族世代经营，所以他们在同行、在客户中有信用、有人脉。在没有船行、埠头的情况下，客商要雇船，中小船主要揽生意，都得靠他们居间介绍，所以他们又被称为“主户”。而胡启昌通过周光鼎雇张正举的船，就是“主户”在船行、埠头被取缔、地方官府又不作为的情况下，自觉承担责任的“背锅”行为。然而“背锅”是危险的。因为按照《大清律例》规定，无官府许可，私自介绍船运业务，那叫“私充埠头”，是犯法的。所以嘉庆年间重庆船运业，几乎是一种“全员违法”的状态。给人介绍生意的大船主，肯定是“私充埠头”。就连被介绍生意的中小船主，也是缺乏监管，乌合之众，就像今天的“黑车”一样。所以，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崩坏。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祈求老天保佑不要出事。一旦出了事，官府想抓谁就抓谁。尤其是当客商强势的时候，倒霉的就是像周光鼎这样的“主户”，因为他们一方面有担保责任，另一方面有资产，赔得起。当然了，当时的重庆城有了船帮，即船户结成的同业组织。但是嘉庆年间的重庆船帮，最主要的职能还是组织船户为官府提供运输服务（办差），不怎么介入个体经营者的零散业务。
也就是说，嘉庆年间的重庆航运业表面上看起来热闹兴旺，实质上却是用个体经营者的身家性命，来对冲长江航运的巨大风险。大多数时候没有制度救济，是一个异常残酷的行业。很不幸的，周光鼎就在制度和法律的空洞边缘，一脚踩空了。
人命何价？
就算周光鼎遇人不淑，就算当时重庆航运业制度环境很糟糕，他还是有活命的希望，那就是贿赂。周何氏在上呈四川总督的诉状中，就提到这个案子的司法黑幕：
启昌等知氏夫在巴造大舡一只，值银八百余金。启昌等串通差头叶荣等，门丁吴八陈九，官子刘道南，贿嘱刘主将舡封号拘靠河下可查，贪嚼勒卖舡只，获银鲸吞。
也就是说，在周光鼎被传讯之前，原告胡启昌就串通了巴县衙门中的一批人，合伙把周光鼎往死里整。至于怎么串通的，大概率是通过贿赂。
周何氏所说的“差头”，就是差役的头目。“差役”是办理衙署内部杂务和行政外勤事务的人员。清代巴县衙门的差役主要有粮役、盐役、捕役、皂役、民壮几类。周何氏告的“差头叶荣”，大概是一名捕役。“门丁”是给衙门看大门的人，又称“门子”，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差役。因为他们的工作包含安全保卫、信息传递、机要收发等职责，所以通常是精明圆滑、在衙门中颇有能量的人。“官子刘道南“，自然是巴县知县刘德铨的儿子。
在清代的司法档案中，一旦出现这三类人，通常都伴随着某种“有罪推定”。衙内、“官二代”胡作非为、花式坑爹，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也让我们见识了一个门子如何向知府面授机宜、干预司法；而负责跑腿办事的差役，更是有一万种制造冤狱的手段。每当有案子告到衙门，他们就会去摸原被告的底细。如果原被告是家境尚可之人，那么一整套的敲诈勒索程序就启动了：
首先，差役拿着衙门的差票上门传唤原被告。当事人要向他们付车马钱、鞋脚钱、送牌费，甚至还要置办酒席宴请他们，否则就是锁链加身，或者直接告你藐视官长、妨碍执法；即使原被告小心打点一番，老实接受传唤，也未必能马上到达县衙，而是被差役们关押在如牲口棚一样的私设监所。这时，要想讨点吃喝、少受虐待，那就必须给钱；要想案子早点过堂，结束这种非人的羁押，那就更要给钱。否则关你一年半载没说的。
等到案子开始过堂审讯了，差役们敲诈勒索的理由就更多了。抄录诉状要给钱，提堂审讯要给钱，用刑轻重要给钱，增删口供要给钱，关押监牢要给钱，家人送饭要给钱……否则任何一个环节刁难一下，当事人就完全吃不消。案子审毕结案，当事人还要向差役支付辛苦钱、酬谢钱、和息费等等，否则可能拿不到结案文书，判决成为一纸空文。
不少学者认为：清代州县的胥吏、差役其实是非常欢迎老百姓打官司的。因为只要有人打官司，他们就能编织一个长长的“腐败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养活着多少人呢？据说道光初年，巴县的胥吏和差役总数，达到了恐怖的7000人。在这之中，只有几十人是有编制的“正式工”，其余都是靠贪腐陋规赚钱的“临时工”。正因为如此，清代人管州县衙门叫“活地狱”。而这“活地狱”里的“活阎王”，常常是那些“临时工”身份的胥吏、差役。
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清代的胥吏、差役并没有那么坏。比如白德瑞（Bradley W. Reed）在《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和差役》一书中提出：清代巴县的书吏和 差役，创造了一套相当精细、具有合理性惯例、规矩与程序。这些规则不符合国家法律，却约束着他们的行为，令他们基本正常地工作，形成一种“非正式的正当性”（informal legitimacy）。
说回周光鼎的案子，怎么看都像是一桩刻意制造的冤案。
首先，官府的响应太迅速了。前文讲到，像这样普通的船运纠纷，官府通常是会拖延的，拖个三年五载也是常事。而这个案子，张正举五月十六日在湖北江夏县被抓，周光鼎六月十七日就被抓进巴县大牢，没有一点耽搁。这样的高效率，完全不像这个衙门的一惯风格。
其次，用刑太重了。周何氏在诉状中说，周光鼎被抓后，一直被严刑逼供，死前还被上了足以致命的刑：
去十月十三，复提氏夫堂讯，责嘴四十，跪链採杠……氏夫身列庠生，飞刑难受，当即立毙。
所谓“跪链”，就是让犯人光腿跪在粗大的铁链上，以膝盖对抗铁链的硬度；而“踩杠”则是将犯人的双手双脚用木杠压住，行刑者用力在上面踩踏，直到将犯人踩死。
跪链
按《大清律例》，州县衙门只能实施笞刑和杖刑，即用小竹片或大竹板抽打犯人。使用过于严酷的刑罚，致使犯人残疾或死亡，主审官员是要受处分的。而且周光鼎是拥有“武生”功名的人，本来就有免于受刑的特权。但即便这样，他还是被活活折磨死了。
再次，这一阶段的所有的案卷记录都消失了。这一点在后文还要详细讲述，这里暂不多说。但这也可以证明，关于周光鼎之死，有许多不可言说、必须抹去的事实。究竟是谁要这样逼迫周光鼎呢？最有可能的就是本案的原告胡启昌。经手这个案子的人，之所以会照他的意愿办事，显然是受了他的打点。周何氏的诉状中也是这么说。
那么周光鼎可以贿赂吗？当然可以。在周光鼎入狱后，他肯定考虑过这种可能性。甚至在某些诉讼环节，他都已经拿出钱来打点了胥吏、官差。但是到后来，他应该是放弃了。因为要参与这场贿赂竞争，必然涉及一个艰难的权衡：如果拿钱，有可能买回一条命，但前提是要比对方拿得多。可是自己的财力真的能抗衡开商号的胡启昌吗？如果不拿钱，命可能会丢掉，但至少能为家人保全一些财产。周光鼎一定是反复思量，最后做了后一种选择。所以在人生的最后两天，他突然翻供，做出一副不合作的态度，随即受刑而死。所以周光鼎的死，或许也是一种主动退出，是他选择了赴死。
学者吴思在《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提出了“命价”的概念：
所谓“命价”说是人们生命的价格。其核心的计算是，为了一定数量的生存资源，可以冒多大的伤亡风险，可以把自身这个资源需求者损害到什么程度。
周光鼎在死前大概也曾估算自己的命价，而且认为自己的命比不上家里的财产和那条新船。于是，他放弃了。有清一代，像周光鼎这样死于黑牢的囚犯很多。然而与同坠噩运的许多人相比，周光鼎又是幸运的。在他死后，他的妾周何氏——一位年仅22岁的女子，决定挺身而出，为他申冤。
为什么是她？
周何氏在诉状中说，周光鼎家中“弟兄六人，元配生有二子”。也就是说，归州周氏是一个挺大的家族，周光鼎至少有8位直系男性亲属。而且周氏宗族的七位男性成员，也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场官司。包括周光鼎的叔叔周道兴，兄弟周全堂、周寅堂、周仕堂，儿子周全、周现，以及不知是何关系的周维汉。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周家有这么多男人，为什么出头告状的竟然是周何氏？论家庭地位，她是近似于奴婢的妾，严格来说，根本不算这个家庭的正式成员；论社会角色，她是妇女，连独立告状的资格都没有；论年龄，她只有22岁，可能还没有周光鼎的儿子大。所以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出头告状的人偏偏是周何氏？这是周氏宗族的诉讼策略，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首先，妇女出头告状，的确是清代人的一种诉讼策略。清代法律对妇女告状的态度异常分裂。一方面，严格限制妇女告状，比如《大清律例》规定：妇女只有在经历谋反、叛逆、子孙不孝这样的重罪，以及自己（或家人）遭遇抢劫、杀伤等重大刑事犯罪的时候，才能出面告状。各地衙门的状纸，也要在醒目位置印上几条禁令，提醒妇女不得随意告状。比如周何氏使用的状纸上就写着：
一词内犯证不过五名，如株连牵扯妇女者不准；
一生监职员及老幼废疾妇女无抱告，不准。
也就是说，不到生死攸关、走投无路，妇女不能告状。
另一方面，在清代的成文法中，妇女又属于体恤、关照的弱势群体。妇女犯了死刑以下的罪，或者诬告了别人，是不用坐牢的，花点钱就能赎回来，称为“收赎”。就像今天14岁以下未成年人不用负刑事责任一样。这当然大大地鼓励了妇女告状，所以有学者说：
我认为当时法律上限制妇女诉讼，可实际上她们（多数是寡妇）像是对邻家诉苦那么容易到法庭告状。
于是在清朝，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妇女告状都绝对不少。不仅如此，有些妇女还在讼战中发挥出惊人的能量。还有一些轰动一时的上访官司，也是妇女出面来打的。 比如著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浙江举人杨乃武和邻居葛毕氏，被控谋杀葛毕氏丈夫。就是因为杨乃武的姐姐杨贞菊和妻子詹采凤赴京上诉，才使杨乃武与葛毕氏最终平反昭雪。
杨乃武与小白菜
周家的人可能也认为，由女人出面打这场官司，比男人出面效果更好。但问题是为什么是周何氏，而不是周光鼎的原配龚氏呢？理论上，龚氏才是这个家庭的主母，“寡妇”这个人设放在她的身上，才更加名正言顺。而且站在周何氏的立场，这官司简直是“地狱”难度。她的对手是巴县知县，是富商胡启昌，是形同地方“恶势力”的胥吏、官差，是地方制度的阴暗面；她要去说服的是重庆知府、川东道台、四川总督，甚至有可能是北京城的刑部尚书。而她一个家庭主妇，恐怕连诉状都看不懂，连怎么能见到这些大老爷都不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场必输的战争。
周何氏打这场官司是为了名吗？毕竟清代女性看重“名节”，在历代的《列女传》中，有一类就是“义女”，即以道义为重，拯救家人、热心公益的女子。然而根据量化统计，在清朝巴县的地方志中，被记录、表彰的几乎都是为夫守节、以身殉节、孝顺温驯的女子（贞女、节女、烈女、孝女），“义女”一个也没有。也就是说，清代重庆城的女性虽然承担了各种社会角色，但本地的主流价值观却根本不承认这一点，并不鼓励女性堂堂正正地参与家族、社会事务。所以就算周何氏打赢了这场官司，她也绝不可能像民国时期的施剑翘那样，成为众人仰慕的义女、侠女。
总之对于周何氏来说，打这场官司既不是分内之事，也没有名誉和利益可图，还担着天大的风险。那促使周何氏去做这件事的，恐怕只有两个字——“情义”。她或许是念着周光鼎对她的好，或许是被周光鼎的惨死激怒了，或许是出于对周家的责任心，她居然挡在那些比她有责任、更有资格的人身前，成为代表整个周氏家族打官司的人。
在各类史料文献中，多得是各种阴谋诡诈、机关算尽。以至于当柔软、真诚的人类情感出现于其中，人们都很难相信那是真的。但真实世界的残酷就在于，即便那是真的，当事人将受的痛苦和磨难也不会减少哪怕一分。
验尸有用吗？
嘉庆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周何氏亲眼看到了周光鼎的尸体，她第一时间就去了重庆府衙告状。重庆知府受理了这个案件，并安排专人为周光鼎验尸。周何氏上呈四川总督的诉状中，描述了此次验尸的情景：
刘主将夫尸弃至城外荒郊，委员璧山县汤主相验。仵作唱声受刑身死，汤主谕氏书写“验得好”字样。
这次验尸的程序是没有问题的：由于案件涉及巴县差役，而且死因有争议，所以委托邻县知县主持检验；检验时死者家属在场，这样做虽然可能破坏现场，扰乱检验程序，但也使检验过程更加公开、透明；负责验尸的技师（仵作），一边检验一边唱报检验结果；最后形成验尸报告，家属现场签字画押。这些都是在清代法医教科书——《洗冤集录》中，反复强调的验尸规范。
但在不易察觉的地方，问题还是出现了。
首先，另一位家属周全堂缺席了验尸过程。周全堂不仅是周光鼎的表兄，还是周何氏的抱告，他理应出现在验尸现场。但是验尸的时候，周全堂却被巴县知县“锁押不释”。这等于给了验尸人员当场作弊的机会。因为周何氏大概率是不识字的，她只能听仵作口头唱报验尸结果，却看不懂验尸的文字记录。所以如果周全堂不来，周何氏就等于是个“瞎子”。即便仵作可以当场唱报“受刑身死”，书吏却可以作完全不同的记录。只要稳住周何氏当场不发难，验尸程序就算顺利结束了。正是因为如此，周何氏才会在后来的诉状中控诉他们，“同寅相卫，验是详非，笔下埋冤”。但那时周光鼎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死无对证了。
其次，即便验尸现场被做了手脚，后来这份验尸报告还是不见了。为了确保司法检验严格、规范，清廷要求各地方衙门使用刑部统一颁发的验尸表格，称为《尸格》。其中不仅有人体各部位的详细绘图，还有记录每个部位伤情的空白栏。
《巴县档案》尸格样式
在上图右边的空格中，检验人员要在相应的栏内填写伤痕的物理性状，且要分辨是“致命伤”还是“非致命伤”。这就是从技术上强制检验人员做细致的检查和描述，不能张冠李戴，不能含糊其辞。而且《洗冤集录》中说：
凡邻县有尸在山林荒僻处，经久损坏，无皮肉，本县已作病死检了，却牒邻县复。盖为他前检不明，于心未安，相攀复检。如有此类，莫若据直申。
也就是说，凡是到邻县复检尸体，大概都是死因有争议的案子。在这种情况下，验尸官不如实话实说，千万不要给自己惹麻烦。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璧山知县还是在验尸报告中留下了一些无法回避、未经修饰，但又对巴县衙门中某些人非常不利的记录。于是这份重要的尸检报告就凭空消失了。其实就算这份报告不消失，以当时的尸检技术，也无法确定周光鼎究竟是“受刑身死”还是“因病而死”。因为在中国古代，“法医”和“医生”完全是两拨人。医生不管死人的事，仵作（近似于法医）也大多不通医理。所以那时的“检验之术”，绝大部分都是体表检验，只能检查体表伤痕，一遇到创伤和疾病共存的复杂情况，就一筹莫展了。周光鼎死后，还有一位姓刘的医生提供了一份证词，说周光鼎“患的是伤寒病症”。耐人寻味的是，周光鼎的尸检报告消失了，医生的证词却在案卷中保留了下来。所以本案的文书材料是非常明显的“选择性消失”。但即便周光鼎的尸检报告没有“消失”，它也无法推翻医生“因病而死”的证词。
总而言之，尽管有很多研究说清代的法医技术越来越规范、完善，但至少在这个案子中，尸检对破案一点用都没有。它只不过是一场表演，或是一个文牍流程。而且就算那些“文牍”，也是可以随时消失的。
来去成谜的证人
既然验尸已经不能指望，周何氏只能与胡启昌、刘德铨展开正面交锋。由于保留下来的诉讼文书七零八落，已经没办法复原这个对决的过程。但这些前言不搭后语的卷宗，却显现出一个诡异的事实：在诉讼的过程中，关键的证人就像戏台上的道具，恰到好处地“出现”，又莫名其妙地“消失”。
第一个神秘的证人，名叫周盛堂。张正举的一份口供中，是这样提到周盛堂的：
周光鼎因另有事，叫小的同他哥子周盛堂……一同驾舡下来……四月十八，舡到归州，周盛唐又挑米二十二石去了。二十七日在沙市，又凭王德行兴卖与水客李致和米三百石，又在王德兴行另卖米一百一十七石，共得价钱九百千文……周盛唐就叫小的把舡弄沉，小的见这是犯法的事，不敢动手。
仔细分析这段话，其实每一句都意图：
1、周盛堂是周光鼎的哥哥，他出现在张正举的船上，也就意味着周光鼎即使身在重庆，也可以远程操控这艘船；2、张正举的确盗卖了米，但此事周盛堂也有份；3、张正举的确凿沉了船，伪造事故现场，但那是在周盛堂的教唆下干的。
这样一来，张正举把自己的罪责推了个干净，锅全是周光鼎和周盛堂的。但在张正举刚被抓的时候，口供中没有周盛堂。嘉庆二十三年九月，也就是被审讯四个月以后，他才翻供，把一切都推给周盛堂。而周何氏上诉到四川总督衙门后，在张正举、胡启昌等人的诉状、证词中，周盛堂就消失了。后来案子了结，周何氏罢诉回家，周盛堂又出现在巴县整理的案情汇报资料（通详）中。然而在整个案子审讯、调查的一年多，周盛堂本人从来没有现身。在周家人的诉状、口供中，也一次都没有提到过周盛堂。
也就是说，“周盛堂”只出现在一方的供述中，而且只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很难相信“周盛堂”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他的出现好像就是为了把周光鼎和这个案子强行联系在一起，把周光鼎的罪责坐实。但当周何氏通过上诉不断推动这个案子的深入调查时，他就必须要“消失”，否则就穿帮了。
第二个消失的证人，是李文举。张正举的口供中，提到一位名叫“李老六”的水手，也参与了盗卖大米和伪造沉船事故：
周光鼎因另有事，叫小的同他哥子周盛堂并水手归州人李老六、江夏人卻佳胧一同驾舡下来……五月十四日到沔阳毛埠地方，就叫李老六把舡底板撬开，流至石头关江心沉了。
在六月中旬周光鼎被捕后，有一个名叫“李文举”的人也被关进了巴县大牢，据说他就是“李老六”。其实这个“李文举”肯定不是“李老六”。因为当时从汉口附近到重庆，水路大概要走40天。所以如果”李老六”五月中旬真的在沔阳，六月中旬他不可能出现在重庆。再说，如果“李老六”真的参与了作案，他又怎么会回到重庆去自投罗网？所以这个“李文举”大概是个“顶包”的。但据周何氏说，周光鼎被打死的时候，“李文举”就在现场“旁跪活质”。所以，就算这个假的“李老六”没法证明周光鼎有没有盗卖大米，但他是周光鼎死前最后接触的人。要调查周光鼎的真正死因，他的证词是最有分量的。但是在周光鼎死后，“李文举”就再也没有发出任何声音。甚至这个人到哪儿去了，都成了一个谜。
第三位消失的证人，名叫蔡启昌。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周何氏赴四川总督行辕告状成功，新任川督蒋攸铦发下札文，要求巴县重新调查周光鼎的死因。在这种压力之下，刘德铨只得将周何氏诉状内提到的胡启昌、差役叶荣、刘斌等人收押审问。然而就在这时，一位名叫蔡启昌的人“死”了。这个“蔡启昌”，大概就是在湖北江夏县状告张正举的“蔡登瀛”，也是本案的关键证人。清代的诉讼案卷中经常乱写人名，所以把他的名字写成“蔡启昌”也不奇怪。但为什么偏偏在案件调查不断深入的关头，他就“死”了？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见事闹大，胡启昌、刘德铨怕了。为了堵住蔡登瀛的嘴，防止他被上级衙门点名传讯，干脆让他去“死”。事实上，他有可能已经金蝉脱壳，离开了重庆。在同治四年重庆城的一场脚夫斗殴案中，一位名叫“李鸿义”的犯案脚夫，也是用诈死的方式逃离了重庆城。
第四位消失的证人，是刘道南。刘道南是巴县知县刘德铨的儿子，在周何氏的诉状中，严厉地指控他是勒索、迫害周光鼎的主谋。但是在后来的调查过程中，刘道南从来没有出现。
总之，随着周何氏的上诉，随着上级长官越来越关注这个案子，本案的证人（甚至是被告）就离奇地“出现”，离奇地“消失”。有的是从文书档案中“消失”，有的甚至可能是肉体的“消失”。
消失的案卷和摇摆的证言
清朝的衙门，遵循着一套严格、缜密的文书体制。每一件诉讼都对应着少至数件，多至数十件、上百件的案卷文书，而且这些文书都要存档备查。然而仔细查阅本案的卷宗会发现，现有这些档案文书都是从嘉庆二十二年十一月——也就是周何氏赴四川总督行辕告状的时候开始的。在那之前的所有案卷，竟然都消失了。也就是说，关于周光鼎被捕、周光鼎意外死亡、周何氏最初向重庆府、川东道上诉的所有材料，全都不见了。
为什么会不见？不外乎两种原因：一是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因为保管不善导致文书损坏、丢失；二是被什么人秘密地、刻意地销毁了。我相信是后一种情况。因为就在这个案子调查、审理的过程中，这批案卷就已经不见了。从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到二十三年八月，负责审问本案另一批嫌犯的湖北嘉鱼县，就先后8次向巴县发函，要求将周光鼎的审讯记录、诉讼文书抄录一份，发给他们作为办案的参考。
在上面这张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嘉鱼知县用了“幸勿稍缓、立望立望” 的催促之语，说明他已经被巴县的拖延搞得非常焦躁。
出乎意料的是，嘉庆二十三年六月初，也就是在被催了8个月之后，巴县知县刘德铨向嘉鱼县发了一份公函，说案卷已经在寄往嘉鱼的路上。可是嘉庆二十三年八月，嘉鱼知县再一次通过湖北巡抚向重庆府交涉，要求巴县提供周光鼎的相关案卷。即两个月过去了，嘉鱼县还是没有收到那批案卷。但是到了此时，就算湖北巡抚出面交涉也没用了，因为刘德铨已经调离了巴县。嘉庆二十三年六月那份公函，根本就是一个缓兵之计，为的就是稳住嘉鱼知县，让刘德铨顺利跑路。而且之后如果再被问起这件事，他还可以装傻，说文书半路上寄丢了之类的。
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早期的案卷不仅今天的我们看不到，就连合作审案的湖北官员都没有看到。可知在这些案卷中，有一些绝不能让外人知道的秘密，必须彻底销毁。这和周光鼎被灭口、验尸报告消失、关键证人消失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不仅如此，本案的关键口供、证词也严重地不一致。其反转的关键节点在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在那之前，张正举供称他的船是在“江夏驴溪口”沉没。在那之后，张正举突然翻供，说船是在“嘉鱼石头关”沉没。江夏县和嘉鱼县两个不同地方，中间隔着100多公里的水路。作为船户的张正举，绝不可能将两个地方搞错。所以这两份口供，至少有一份是假的。
以嘉庆二十二年九月为节点，张正举供诉的案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反转。在此之前，他承认自己是盗卖大米的主谋，周光鼎与此案没什么关联。在此之后，他坚称自己是周光鼎的干儿子，盗卖大米的事情都是周光鼎指使周盛堂干的。他还专门解释，为什么会翻供：
小的因被事主指告，周光鼎又未同来，分辨不明，怕受刑责，所以自认起意夥同李老六们盗卖的。今蒙审讯，实是周光鼎在重庆把米盗卖……
也就是说，在刚被抓的时候，他发生了暂时的失忆和头脑错乱，所以忘了供出周光鼎。一番审讯之后，他把一切都“想”起来了。满满的嫁祸栽赃、“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再来看这个案子幸存下来的案卷，篡改的痕迹更重。请看下面这页文书：
这是这桩诉案结束以后，巴县提交给上级衙门的汇报材料的底稿。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页有一大半都被删改过。删改的内容，一是关于周光鼎的身份，删去了他获得“武生”功名的具体信息。这当然是因为“武生”有司法特权，怕过于具体的信息引起上司追查的好奇心；另外被删掉的，还有张正举船只载运的其他货物，估计也是害怕节外生枝。我们现在看到的案卷，有一部分是衙门书吏制作正式司法文书时写的草稿。这些草稿竟让我们拥有了一种“后台”视角，看到那些所谓的“事实”，是怎样被挑选、删除和涂改的。
总而言之，在这个案子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将所有的责任、祸水往周光鼎的身上引。而所谓的“事实”，也变成了一种类似橡皮泥的东西，可以不断揉圆捏扁，按需塑造。当然了，这一切的深文周纳、刀笔之术，周何氏都是不知情，甚至无法理解的。
消失的法官
在这个案子中，有一个人高度可疑，那就是巴县知县刘德铨。引发案件的一船货，极大可能与他有关；周何氏控告的几个人，每一个都与他有关；周光鼎暴毙、消失的尸检报告、消失的证人、消失的诉讼案卷、诡异变换的证词，每一项都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所以如果这个案子有一个幕后大Boss，那一定就是刘德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和消失的那一船货有关联。即使那一船货与他无关，周光鼎之死也使他涉嫌重大职务犯罪。《大清律例》规定：
地方文武官员，若抑勒苦累事主致死，除革职外，照故勘平人致死律治罪。
也就是说，法官刑讯逼供打死当事人，有可能是杀头的大罪。更何况周光鼎还是有功名的人，如果认真追究起来，他绝对死定了。所以当周何氏逐级上诉、调查越来越深入的时候，他要疯狂地转移证人、毁灭证据、藏匿文书、篡改事实。
嘉庆二十三年六月，当周何氏的上诉进行到第7个月，重庆府、川东道、川督衙门纷纷介入此案，越来越多的嫌疑人被捕的时候，刘德铨突然消失了。据说他被调往川西的茂州（今四川茂县）。从那以后，重庆知府、川东道台开始制作各种向上汇报、向下传达的文书，大意就是此案到此为止，大家该干啥干啥去吧。为什么重庆知府、川东道台要帮刘德铨收拾烂摊子？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刘德铨安全上岸，这是千真万确的。
据《茂州志》记载，刘德铨在那年当了五年知州。直到道光三年丁忧而去。这五年中，他甚至还因为支持地方文教事业而颇有美名。
当女性来打官司
嘉庆二十三年六月，这场讼战终于迎来了结案时刻。在周何氏控告的七人中，只有差役郭荣被杖责三十，胡启昌和差役叶荣、吴八、陈九被羁押三个月后无罪获释，而刘德铨、刘道南则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周何氏领回了周光鼎的船，但周光鼎依然被认定为盗卖大米的主谋。也就是说：一方面，迫害周光鼎的一伙人吃了些苦头，嫌疑最大的幕后黑手甚至被逼走，但他们所受的惩处也不过是“罚酒三杯”；另一方面，周何氏成功拿回了周光鼎的船，但周光鼎的冤屈仍然未被洗刷。所以周何氏的诉讼很难说是成功还是失败，但作为一个22岁的平民女子，这已经是她能争取到的最好的结果。
可是在诉讼结束以后，周何氏又将面对怎样的未来呢？在今天的人看来，一个有胆识、有担当、在灾难到来时忠诚守护家庭的女子，当然值得被感恩、被记住，至少在这个家庭范围之内。但很可惜，那或许不是周何氏的人生。她最好的结局大概是回到周家，默默无闻地度过漫长的余生；而比较不好却极有 可能的结局，就是被非议、被忘记、甚至被扫地出门。不可思议吗？但清代的中国其实不乏这样的例子。
比如晚清名妓“赛金花”。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两宫仓惶西逃，文武百官如丧家之犬的时候，惟独她挺身而出，与联军统帅瓦德西周旋，避免了北京城遇到更残酷的屠杀和破坏。然而危机过去之后，许多“正人君子”迫不及待地对她进行道德审判，说她“秽乱宫闱、招摇市黡，昼入歌楼，夜侍夷寝”。最后，她被赶出北京城，两度嫁人又两度被抛弃，终于在穷困潦倒中死去。
清朝人会对担当道义责任的女性有如此大的恶意？因为在清朝人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女性的理想人格只有“节烈”二字，，那些被表彰的“贞女”“节妇”和“烈女”，要么是用极端的方式禁欲，要么是用极端的方式抵抗性侵，女性的道德任务只剩下“至奇至苦”地规训自己的身体。而像花木兰、杨门女将这样有才能、有担当、光芒盖过男性的“义女”“贤女”，并不符合清朝主流的道德审美。至于为什么会如此？实在是一言难尽。
但是在清朝，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的兴起，却有越来越多的女性有机会（或不得不）走出家门、赚钱谋生、参与社会事务。有时，她们的女性身份和行动力会被有意无意地利用，比如周家利用周何氏打官司、北京城居民仰仗赛金花与八国联军斡旋。所以，她们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新女性”。然而她们所做的一切，不管是做生意、打官司、还是当妓女，都是在社会默许的范围内。没有相应的法律、制度、观念给她们以援助和保障。她们的能力和作为，甚至会吓到或者冒犯身边的人。所以她们一方面背负起更多、更苛刻的责任，一方面却仍然是权力匮乏的弱者。她们的能力和“义行”，反而会让她们置身于危险的境地，或招来深不见底的恶意。
所以当女性走上法庭，当女性走出家门，却不见得是女性真正的觉醒和解放，反而有可能是家庭、社会对女性更大程度的苛责与剥削。只有权利、尊严和个人幸福得到认可，女性才能堂堂正正地存在于这个世界。正如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所说：
她们是可怜人，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自己和别人，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还要发愿：要除去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和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原文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