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爆发前，湖广总督瑞澂就已获悉湖北军心不稳，并探得不断有革命党人到达汉口等地活动。这把他吓得不轻，“每日昼间在署，夜间即到楚豫兵轮住宿”，还早早将家眷送往上海。10月9日破获革命党机关后，瑞澂似乎以为危机已经解除，于10月10日上午向朝廷报称“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商民并无惊扰”，请出力员弁照例择尤奖赏。同时向内阁协理大臣那桐报告“幸即获犯惩办，未致起事”。清廷接报后，于10月11日降旨肯定瑞澂“弭患初萌，定乱俄顷，办理尚属迅速”，准许其择尤酌保出力各员。不料该旨刚刚发出，瑞澂报告新军起义、武昌失守的电奏紧跟着就到了，自称“辜恩溺职”，请“严加治罪”，并请派北洋劲旅来鄂剿办。与此同时，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和内阁协理大臣那桐，也分别通过豫抚宝棻来电及外务部所获警电，第一时间得知武昌发生变乱。于是朝廷内一片慌乱。民政部立刻咨请步军统领衙门派兵扼要驻扎京师附近村镇，以资震慑；请税务处和崇文门商税衙门认真检查所有往来行人及携带行李，以防危险；请陆军部迅速派兵防守存储军装、军械、弹药地方，以保公安；令消防公所完整配置相关器具，以防火警。
当天午后，盛宣怀和那桐到协理大臣徐世昌处商量应对办法，三人一起谒见总理大臣奕劻，奕劻随即持电报至监国摄政王载沣处面奏。随后内阁召开紧急会议，除总、协理大臣及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外，军谘府大臣毓朗、陆军部大臣荫昌、陆军部副大臣寿勋、海军部副大臣谭学衡、弼德院副院长邹嘉来以及外务部左、右侍郎胡惟德、曹汝霖等也被匆忙召至。经过长时间商量，初步决定派荫昌率陆军两镇兵马南下援鄂。因瑞澂失职，众议另选湖广总督，但有主张征召袁世凯者，也有主张征召岑春煊者，还有主张将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调回者，未能形成一致意见。
袁世凯
摄政王载沣时年二十八岁，不曾经历大风大浪，因此面对突发变故，只能依靠老臣代为筹谋。10月12日早5时，天刚亮，摄政王即在勤政殿召集奕劻、那桐、徐世昌及毓朗、载洵等了解情况，商议对策。经讨论，当即降旨：湖广总督瑞澂着即行革职，仍暂署理，戴罪图功；军谘府和陆军部迅派两镇人马，陆续开拔，赴鄂剿办；海军部加派兵轮，由萨镇冰督率赴鄂，并饬程允和率长江水师即日赴援；所有湖北各军及赴援军队，均归荫昌节制调遣。又以武昌失守后，长江两岸最关重要，令两江总督张人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西巡抚冯汝骙等长江督抚加意防范，毋稍疏虞，并令各省督抚随时严密侦防革命党人。陆军大臣负责全国军事行政，位高权重，以陆军大臣亲征，可见清廷极端重视平定湖北变乱。据内阁阁丞华世奎披露，当讨论时，那桐曾提出异议，认为“武昌一隅蠢动，奚必以陆军大臣亲临前线”，华世奎提议不如由江北提督段祺瑞率清江浦混成协乘军舰迅速到鄂剿办，但奕劻等没有采纳。荫昌曾在德国留学，习陆军，但并无统兵作战经验，奉旨后对人言：“我一个人马也没有，让我到湖北去督师，我倒是去用拳打呀，还是用脚踢呀？“但既领命，遂开始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包括军械、枪弹、粮饷以及行营司令处的组织等，以易迺谦任总参谋官，丁士源任副官长兼总执法官，恽宝惠任秘书长。
在当天的会议上，摄政王表现得非常惊慌，那桐与徐世昌提出征召袁世凯，以应对眼下的局面。他们都是袁世凯的亲信，前者与袁世凯为姻亲，“是著名大贪污分子”；后者与袁世凯为总角之交，有数十年的交情，袁被开缺后，其在京、保一带的嫡系部队即由徐氏暗中照料。还在1911年5月皇族内阁成立后遭各省谘议局攻击时，奕劻和那、徐作为总、协理大臣奏请辞职，那桐在辞折中就已提出起用袁氏，谓“其才具固胜臣十倍，其誉望亦众口交推”。而根据徐世昌所述，保路运动兴起后，那桐又“密推项城”出山处理，但没有下文。现在湖北发生变乱，省城失守，清廷压力陡增，这显然是再请袁氏出山的绝佳机会。至于奕劻，与袁氏的关系更加非同一般，其人“无钱不要，为人所共知”，以致被载涛称为“叫袁拿金钱喂饱的人”。当那、徐在10月12日的会议上提出起用袁世凯后，奕劻同样认为非袁氏出山不能收拾局面，但因他与袁氏的关系尽人皆知，为避嫌起见，没有开口讲话。他料定载沣、载洵等少年亲贵最终不能不求助于他，然而载沣并未表态。因情势危急，当天载沣没有回府，就北海西所休息，载洵、毓朗两贝子也值宿内廷。由于谣言开始流传，民政部令内外城巡警总厅严加防范，并应陆军部的要求，传知在京各报馆暂缓登载有关湖北乱事消息。
10月13日上午，摄政王载沣又召见奕劻、那桐、徐世昌、毓朗、荫昌、载涛和载泽，商酌应对之策。其中军谘大臣载涛在武昌起义爆发当天恰好被派往直隶永平总监秋操事宜，此刻急匆匆赶回北京，奏请停罢秋操，全力剿平“鄂乱”。度支部大臣载泽本来因病休假，此刻亦提前销假，在郑孝胥建议下向摄政王提议四事：“一，以兵舰速攻武昌；二，保护京汉铁路；三，前敌权宜归一；四，河南速饬戒严。”荫昌则是在赴鄂前请训，摄政王谕其命各军严守纪律，剿抚兼施，以收人心；荫昌奏陈“克复鄂城六策”，摄政王允其照行。当天，清廷降旨将张彪即行革职，命瑞澂责令张彪迅速“痛剿逆匪，克复省城”，又命瑞澂待荫昌到后会同筹划，迅赴事机。又从当天起，民政部令内外城一律停演夜戏，并禁止夜市。此举更加剧了京城的紧张气氛，正在京城的徐兆玮于日记中写道：“此次京师之谣言蜂起，半由民政部桂大臣临事张皇，而外厅丞吴彭秋亦举动失措，致有停止夜戏之谕。幸庆王闻而诘问，谓如此恐人心更为浮扰。桂大臣支吾其说，谓观剧之窑子太多，恐有闹事，一时传为谈柄云。”
10月14日，清廷令军谘府和陆军部立刻对近畿六镇新军及禁卫军进行混合编配，组成三个军，具体为：陆军第四镇（统制吴凤岭）及第二镇混成第三协（统领王占元）、第六镇混成第十一协（统领李纯）编为第一军，由陆军大臣荫昌任总统；陆军第五镇（统制张永成）及第三镇混成第五协（统领卢永祥）、第二十镇混成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桢）编为第二军，由军谘府副大臣冯国璋任总统；禁卫军及陆军第一镇（统制何宗莲）编为第三军，由军谘府大臣贝勒载涛任总统。当时第一军大部分正集中在直隶永平参加秋操，便于调动，故令荫昌督率迅速出征；第二军驻地分散，故令冯国璋负责迅速筹备，听候调遣；第三军均在京城及附近，故由载涛督率，驻守近畿，防卫京师。荫昌奉命后当即奏请刊刻木质关防一颗，文曰“钦命陆军大臣行营关防”，以便沿途发递文电。
就在10月14日，起用袁世凯一事有了结果。当天摄政王召见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涛、毓朗、溥伦、载泽等，据阁丞华世奎讲述，奕劻不再沉默，提议起用袁氏，那、徐随声附和，摄政王沉默不言。奕劻道：“此种非常局面，本人年老，绝对不能承当，袁有气魄，北洋军队都是他一手编练，若令其赴鄂剿办，必操胜算，否则畏葸迁延，不堪设想，且东交民巷亦盛传非袁不能收拾，故本人如此主张。”可见其时不只奕劻与那、徐支持袁氏，代表列强的各国外交官也支持袁氏。但摄政王还是有些顾虑，问奕劻：“你能担保没有别的问题吗？”奕劻答：“这个不消说的。”摄政王蹙眉道：“你们既这样主张，姑且照你们的办。”又对奕劻等道：“但是你们不能卸责。”另有一说，谓袁氏之出，载泽其实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奕劻屡劝摄政王起用袁氏，摄政王不听，载泽请“独对”后，摄政王终于同意；而在背后推动其事者则为盛宣怀，“由盛说载泽，由泽说摄政，而项城起用矣”。故盛宣怀半年多后在给孙宝琦信中说：“此次潜龙再出，承泽起之，摄政畏之，决之于如春，而如春决之于鄙人，竭力解说，乃底于成。”“潜龙”“承泽”“如春”即袁世凯、奕劻、载泽。此外，海军部大臣载洵在参事冯公度鼓动下，也向摄政王提出迅速起用袁氏，并托御史史履晋于当天上奏提出，谓北洋六镇都是袁氏旧部，如派袁氏署理湖广总督，“责以督帅各镇，克复已失城池，似觉略有把握”，对摄政王下定决心起了一定作用。
起用袁世凯之议既定，摄政王遂赴仪銮殿征求隆裕皇太后意见，获得允准。于是，清廷连降两道谕旨。第一道谕旨：“湖广总督著袁世凯补授，并督办剿抚事宜……迅速赴任，毋庸来京陛见。”此旨并没有特别提及兵权，想来袁氏轻易不会接受，于是在载涛、毓朗奏请下，紧接着发出第二道谕旨：“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著袁世凯会同调遣，迅赴事机，以期早日戡定。”此旨给了袁氏调遣两湖军队及各路援军的权力，但要调遣荫昌、萨镇冰南下所统陆海军，则须与二人协商。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道谕旨使用了“督办剿抚事宜”的说法，表明清廷的策略已由一开始决心剿灭转变为剿抚并用。据徐世昌言，这一转变实为袁氏幕后推动。当时奕劻急电袁氏询商策略，袁氏认为，“在此潮流转变之下，民心思动已非一朝，不是单靠兵力所能平定，主张剿抚兼施”，于是徐世昌等在摄政王前“旁敲侧击”。摄政王“只知事机危急，虽说重在用兵，而一面主剿，一面主抚，亦为摄政所愿听，载泽等无能反对”。显然，清廷认为只有依靠袁氏的实力和威信，才能剿杀革命党，或者与革命党达成妥协，从而挽救朝廷。
亲贵中当然也有坚决反对起用袁氏的。如禁卫军协统良弼曾暗中联络各旗军都统上疏，奏陈袁之不可起用多条。恭亲王溥伟也谒见摄政王，询问起用袁氏原因。摄政王曰：“袁氏有将才，且名望亦好，故命他去。”恭亲王曰：“袁世凯鹰视狼顾，久蓄逆谋，故景月汀（禁烟大臣景星——引者）谓其为仲达（即司马懿——引者）第二。初被放逐，天下快之，奈何引虎自卫？”摄政王默然良久，始嚅嚅言曰：“庆王、那桐再三力保，或者可用。”因朝旨已下，溥伟亦无可如何。
10月15日午后，荫昌乘运兵专车由北京西站出征湖北。莫理循描述当时情形道：“星期天晚上荫昌离去时的场面没有一丝热情，听荫昌像日本人那样喊道‘皇上万岁万万岁！’简直荒唐之极。我算了一下，有五个人跟着喊，大部分旁观者不知他在说些什么。”足见清军士气并不高涨。
据随第一军南下的副官长兼总执法官丁士源记述，荫昌出发前，盛宣怀登车送行，拿着一张汉阳地图向荫昌表示，如果汉阳铁厂少受损失，即赏银十万元。盛宣怀退至站台后，仍向车窗高声道：“适所言，诸君勿忘。”荫昌答曰：“君备款可耳。”在场中外记者听闻此言，以为军饷不足，新闻一播，市面恐慌，遂致翌日上海、天津、北京、广东等多地发生银行挤兑之事。特别是在北京，数万人挤至大清银行取银，复纷纷至银钱各店兑现，以致各店措手不及，不得不关闭。再加米价飞涨，讹言流传，人心惶恐，居民出京者络绎不绝，以致火车不能相容，轮船不能悉载。民政、度支两部只能竭力设法维持市面。
在此数日内，京城的防卫亦逐渐加强。赴永平参加秋操的禁卫军陆续返回京城，于东华门外、西华门外、东长安门外、西长安门外各驻一标，地安门内驻两标，加强对紫禁城的保护。民政部复令内外巡警总厅加派巡警，携带轻便武器，不分昼夜在紫禁城院墙及摄政王与各大臣府第，以及衙署、仓库、使馆、教堂等处梭巡。顺天府则组织马、步侦缉队，在长辛店、丰台、通州等处车站及冲繁城镇扼要驻扎，严密巡防。不久，清廷又调直隶提督姜桂题统率毅军十营开入京城，驻守宣武门外长椿寺、崇文门外法华寺、朝阳门外东岳庙、阜成门外游缉公所、永定门外四合号、德胜门外功德林等处，于是“营垒密布，枪炮高擎，昼则鼓角齐鸣，夜则旗灯照耀……全城惶惶，群虑大祸之将至”。
（本文摘自尚小明著《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