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岭南史料笔记丛刊》六种:史料别裁有新篇

《岭南史料笔记丛刊》第一辑六种,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


近世以来,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谈及岭南历史文化,有赞有弹,赞者不说,弹者论调之一是说岭南文化有“穿堂风”的特征,经常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积淀不够——当年我们编岭南历史文化读本《广东九章》的时候,对此就有集中呈现。而以近事观之,则笔者尤慊慊于岭南历史文献的发掘整理,因为我一直认为,学术文化建设,文献是前提,研究是基础,普及有赖于前两项。比如说《岭南文库》1991年启动,1997年即荣获第三届“国家图书奖”,可谓先声夺人,但截至2021年底才出版一百五十五种,而且还体例有嫌不纯,有文献整理的,有研究性质的;外加小册子式的普及丛书《岭南文化知识书系》两百二十八种,合共也才三百八十三种,与后起之秀相形见绌。但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文库”编辑室新近启动并已出六册的《岭南史料笔记丛刊》一百多种,却又令人刮目相看,在某种意义上有再领风骚之意。

笔记史料,向为学界所重,中华书局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贡献最大,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功不在小。但大规模系统整理地方性史料笔记,依笔者管见,当以此番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举动为最著了。从已出的第一辑六种——谭宗浚《荔村随笔(外三种)》、邬庆时《南村草堂笔记》(外四种)、黄鸿藻《逸农笔记》、李调元《粤东笔记》、愈思穆《粤行丛录》、黄景治《定湖笔谈》——看,选题和整理的水准都堪称一流,而所见新材料乃至新观点,嘉惠学林,也不在小。兹拣数端,以为示例。

先说李霞点校的谭宗浚《荔村随笔(外三种)》。诚如点校者在前言中说,谭宗浚其人在今日可说是没有太多存在感的,一般人会留意到他多半是由于其父其子——其父谭莹在岭南学术史和文献学史上皆有名于世,长期任学海堂学长,特别用力于文献辑录,尤其为洋商伍崇曜编刊《岭南遗书》《粤雅堂丛书》,为潘仕成编刊《海山仙馆丛书》,至今仍为人所重;其子谭祖任则以私家之力成就了“谭家菜”,在民国美食史上留下盛名。但若论生前身后,谭宗浚实在是祖孙三代里最“成功”的一个,甚至也是著述最多、成就最大的一个:二十八岁即高中榜眼,虽寿仅不惑,却留下了《希古堂集》《荔村草堂诗钞》及《两汉引经考》《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等大量著述,与岭南另一位探花郎李文田的著述重点均属后来陈寅恪所谓“塞外之史”与傅斯年所谓“虏学”的范畴,不仅反映出晚清学术的新风气,也代表了岭南学术的预流乃至引领能力。

既属岭南史料笔记,则我们关注的重点,宜在其史料,特别是于岭南史料方面,有多少新出,有多大的贡献;在这两方面,《荔村随笔》均大有可观。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现身说法”,无论所见还是所感。这与传统史料笔记是较为异趣的,因此留下的“史料”,也就更为切实可信。比如他谈读书与做官:“或问余居官之法,余必告以九字曰:多读书、毋近利、肯留心。其实多读书,不过平时之根柢,若后二语,乃筮仕之良规也。一切智勇功名,未有不从此中出之者。”这是他一身大抵奉行的。又如限于清代的低薪政策,京官多贫,人所共知,但清季京官如何“济贫”?谭氏所述则甚为新颖:“士大夫端品植学,断从初释褐始。今世京官多患贫,故初入翰林部曹,恒有到两淮闽粤上海等处措资者,虽贤者不免。即唐人所谓‘挟三百绫文剌’溷人也……余新得鼎甲,同人或劝余往上海、香港措资,可得数千金,余笑而不答。过上海时,只留数日,投剌者仅旧识一二人。抵香港,住船中,并不上岸,足不践其地。同乡或怪余以拘傲者,不恤也。”这堪称是新观点,新史料,大有助于我们理解晚清的政商关系。

我们知道,明代汤显祖有一首《有友人怜予乏劝为黄山白岳之游》说:“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说的是士商关系,指士子到徽州找商人打秋风;晚清上海崛起成为最大的商业中心,粤闽犹盛,士子、官员遗老退居上海者倚商谋生,已与明季大有区别,而言京官前来“打秋风”则属稀见材料了。同时他后面说到:“吾粤人多踊跃于科名,而恬淡于仕宦。凡士子,非青一衿登一科者,不能为乡中祭酒;既释褐后,或因祖尝饶裕,或因馆谷丰腴,遂谢脱朝衫,有终焉之志者,比比皆是也。”也是迄今所见的最佳的经济解释。

谭氏虽曾借人之口备陈京官之苦:“陈六舟中丞致余书云:‘凡由京官放外官,如转生再世为人。’”但也有不认可的地方:“阅之殊堪失笑。”在他看来,外放官如不贪,何如做京官?他是一开始就志在不贪:“余尝谓:做官如做秀才时,便无一不可做。忆少年食贫,授徒纸笔之费,亦皆自备,未肯强颜丐人。今为达官,乃事事仰人供给,果何为者?余在蜀,供帐颇奢,然未尝取其一帐、一帘、一瓶、一砚。在滇亦然。乐樊臣大令尝语余云:‘某任首令半年,未曾见粮署取物。盖诚见区区者,皆百姓脂膏。多一分索求即多一分骚扰,后必有踵事增华者,君子贵防其渐也。’”而他的前任却甚贪:“余在滇,见前任贪赃婪劣,所不忍言。”他之不贪,至于不能卒任:“故余在滇只一年有余,决计南归,非不能为外官也,不能为今日之外官也。”且几至于贫不能归:“余濒行,贫不能办装,西林宫保、序初中丞由志书局拨千金,余始得任脂车之役。”但政声却甚佳:“余在滇南无善可称,惟究心水利,倡修官渡河,又增普济堂孤贫二百名,添建房屋七十所,及设古学以课士,办积谷以备荒,是三年来所稍称意者。是日,河工绅土率官渡河绅士绅民焚香跪送者数百人。”凡此,皆是知人论世研究谭氏生平行实的极佳的新史料。

而由此所见之贫,以及他自述的不讲究饮食:“两典文衡,均抱微恙,或眼痛,或痔血,或肺燥。虽沿途州县供亿华侈,备极水陆滋味,涓滴不能尝也。”“自卸事则病愈。迨归里后及入京,恒以百钱市鱼肉,食无兼味,而酒量转豪。其故有不可解者,殆禀赋中之口福有限也。嗟乎!饮食之微尚如此,况敢贪饕藏秽,厚自封殖,以贻子孙哉。”都是很重要的饮食生活史料,可证唐鲁孙说谭家菜因为谭宗浚为京官,钟鸣鼎食,有以致之,显谬。

因为他是达官,不贪渎,有心得,能直笔,故在贪廉这类笔记史料中最习见的记录,也留下了难得的材料,使我们知道,左宗棠、劳崇光、张树声以及同乡曾望颜、苏廷魁等均颇受弟子之累:“子弟年过二十岁,不宜令住衙门。盖人情见利而不为所动者,百无一二。若署中有子弟,则官亲幕友门工均奉之为获利之媒官,即家法甚严,而子弟已为千人所指矣。近时骆文忠,不许其子弟到衙门侍奉,最为可法。若左文襄、劳文毅、张靖达诸公,皆不免受子弟之累也。同乡曾卓如、苏赓堂两制府亦如此。”而我们从新出《杜凤治日记》看,携弟子在身边,乃是晚清官场常例,如此焉能不腐败?而其论名利不可兼收,及于魏源与包世臣,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好材料:“天下做官,断无名利兼收之理,得利则失名,得名则失利矣。近时喜谈经济者,莫如魏默深刺史、包慎伯大令,然两君出宰百里,均不闻循声。”

胡文辉校点的《南村草堂笔记》,因作者邬庆时身份相对低微,更不易见,却也更多新见。邬庆时生于1882年,时属晚清,而其行事已在民国了。早年就读两广游学预备科馆(后并入两广方言学堂)时,与杨永泰、岑仲勉是同学,以后杨氏成为政界闻人,岑氏一度从政而终成为名史学家,他自己亦官亦学,二十年代在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门工作,曾兼任中山大学庶务主任及讲师,广州沦陷后曾任伪政府秘书及市财政局局长。诗文各体皆备,尤以编纂地方史志闻名,《南村草堂笔记》则可谓地方史志与传统掌故的复合体,观其“番禺之风俗”“番禺之方言”“番禺之山川”“番禺之物产”之各卷题名即可知。除了以上四种笔记,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晚年撰写的若干“文史资料”。沙田(围垦土田)是珠三角普遍的农业生产现象,在社会经济史上极为重要。《广东沙田之一面》一篇以其亲身的经验和调查,详细介绍了沙田从造作、使用到契约、租税的种种细节以及相关现象,大者如产权及其分割制度、宗族与社会关系,小者如鸭阜、禾虫阜与种蚝及蚝豉、蚝油制作,皆有介绍。“自梳”(不嫁)和“不落家”(不在夫家同居),是珠三角经济发达地区曾有过的一种女性风俗——可说是旧时代妇女争取个人自由和权利的一种特殊机制,堪称“女权主义”的先驱。而《自梳女与不落家》一篇也是依据作者的亲见亲闻,很可见当时女性对家族制、父权制作抗争的勇气和毅力,同时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如“执禾”(救济“自梳”或“不落家”者的习俗)、“捻妹花”(类似于“扬州瘦马”的习俗)、“契相知”(女同性恋的习俗)之类也有涉及。以上两篇,述事、举例皆细致丰富,在经济史和社会风俗史(乃至时下流行的女性史、性别史或身体史)上价值极高,窃以为是更胜于其笔记的。

邬庆时(1882-1968)


颇值称许的是,邬庆时并没有对这种“不落家”现象予以指责或批判,较之从事革命活动的同盟会员高剑父犹胜一筹。高氏在所编的《时事画报》1906年第二十八期《抵制野蛮妇女》中称:“番禺沙湾、茭塘各司所属,妇女常有归宁不返,实为最野蛮习俗。”并加按语说:“归宁不返,自是地方恶习,苟非严惩一二,安能挽恶习而澄清之耶?犹记乾嘉年间,莅粤某令有‘女嫁不落家,将其父兄涂面,游行街市’之令,余谓此法仿行之今日,亦妙绝也。”显得很不“革命”。

这种“女权”意识高涨,如果联系当日“女工”争权的案例,则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比如《时事画报》1906年第二十四期《容桂女工罢工》说:“顺德容奇、桂州缫丝厂共有七八家,每家用女工多者六百余人,少亦有三四百人,每日缫出之丝,匀计八九百斤,每月支出工金约万有六千两,故容桂女工有‘良田四百顷’之谣。”表面上是说他们因务工而‘致富’,但事实如何不知而知,至少这些女工被描述成“既富而骄,前月十四日突起风潮,抑勒各偈增加工价,并欲鼓动各处女工散处”,“地方官若不急行设法解散,恐丝业为其牵动,而吾粤银市亦蒙影响也”。这才是自梳女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赏奇画报》1906年第十五期《女工滋事》正说明了这一点:“吾粤蚕桑之利,首推顺德容桂一带,丝厂林立,缫丝均靠女工,每厂用数百人不等,亦妇女辈一大权利也。迩来女工忽停工要挟加价,连日纠众滋扰,凡同类有照常工作者,即行截殴……”编者所加按语说:“天下事,利弊恒有相倚伏。顺邑妇女多能自食其力,本绝佳事,而每缘此酿成归宁不返恶习。此次肇事,尤望有司亟行解散,毋使丝偈停工,影响及于银来也。”这不仅比较清楚地说明了务工与归宁之间的关系,更揭示了后来“不落家”与“自梳女”转以顺德为著的最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其他几本,史料也有足资珍视者,各略举数例以明之。比如黄景治的《定湖笔谈》“新塘挂绿”条说因为怕进贡:“土人畏差役之扰,斩伐一空,余不得见者四十年矣。”即便深藏茅厕边的仅存一株,也为商人包卖,无法求得,“为怆然者久之”。又“荔癖”条说:“果产四时,无逾于荔枝。好者匪独一人,然未有好之癖如我者。有酸食、甜食、咸食。酸食,喜其新也;咸食,取其继也;至甜食,放意肆志,虽不能如坡仙所云日食三百颗,而朝饔夕飧外,手擘无算。当盛熟时,提筐挈榼,致馈者日接踵,知已投予好也。大石、 小榄、增城、新兴异其地,黑叶、进奉、田严、桂味异其名。 惟挂绿最佳,缺此为憾耳。堆案下,悬壁间,丰甚,得此可辟十日谷,或半月。逾时,人无所得,而我独有之,盐贮者也。微咸而质不坏,亦可半月。”笔者去年曾编著出版《荔枝赋:岭南荔枝文化九章》一书,对荔枝史料曾做竭泽而渔般的收集,这两条去未曾经眼,而其“咸食”“盐贮”法,在清季犹存,更是罕见的荔枝史料。

俞思穆《粤行丛录》论有清岭南诗人,从国初的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及其外的程可则,到乾隆中的张锦芳、冯敏昌、温汝适、赵希璜、胡亦常、黄丹书、吕君坚,以及嘉道间的宋湘、张维屏,乃一部别有见地的极简也绝佳的岭南诗史。

黄遵宪之父黄鸿藻《逸农随笔》卷三:“吾粤潮、嘉等处,所用钱皆铸自日本、安南,钱质单薄,不知何时流入中国。平远、长乐二县,则与中国钱参用,或以铜钱九十五文抵日本安南钱一百。 ”这无论在货币史或经济史上或中外交通史上,都是极为珍罕的材料。

至于李调元的《粤东笔记》(一名《南越笔记》),虽然有抄撮自屈大均《岭南新语》之嫌,但作者并不讳言,因为其提学广东四年,“遍历全省诸郡县”,志尽“古太史輶轩采访之职”,采录《广东新语》材料,原也正常,更何况当时此书尚禁,则采录也有流传保护之意。当然其亲历实录之作也不少,比如说《龙须席》还写到他“视学肇庆,以此出题使诸生作赋”,更见情怀。毕竟号称清代四川三大才子之一,非苟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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