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代史学者龙盛运的《湘军史稿》，成书于1980年代，虽有着时代痕迹，却是迄今有关湘军史研究著作中颇为少见的佳作。绝版多年后，近日，重庆出版社再版了该书。本文经出版方授权摘自书中第二章。
《湘军史稿》，龙盛运/著，重庆出版社，2024年8月版
清廷于咸丰二年（1852）十一月任命曾国藩为团练大臣：“着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搜查土匪诸事务。”接着又另旨详细宣布办团练方针：“着各该督抚分饬所属，各就地方情形妥筹办理，并出示剀切晓谕，或筑寨浚濠，联村为堡；或严守险隘，密拏奸宄。无事则各安生业，有事则互卫身家。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所有团练壮丁，亦不得远行征调。”这是镇压三省白莲教大起义的故技重演，妄图以此来割断太平军与广大群众的联系，使之得不到人力物力的支援。而团练则是不脱离生产，不拿政府军饷，不离本土本乡的地主民间武装；同时，团练还要接受地方大吏的督促和管辖，团练大臣则只是帮同办理。
但是，曾国藩对这样的团练和团练大臣没有兴趣，决心另搞一套。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自湘乡抵长沙，次日即上折奏陈他的计划。折中虽然也谈了办团练、“查土匪”，但紧接着笔锋一转，大谈“省城兵力单薄”，“本省行伍空虚，势难再调”；他要在“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并指出绿营腐败不可用，“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臣拟现在训练章程，宜参仿前明戚继光、近人傅鼐成法”。在曾国藩上此折的前三天，即十二月十九日由左宗棠草拟、湖南巡抚张亮基签发的奏折中，也提出因兵力不足，欲“委明干官绅，选募本省有身家来历，艺高胆大之乡勇一二千名，即由士绅管带，仿前明戚继光束伍之法行之。所费不及客兵之半，遇有缓急，较客兵尤为可恃”。
两折的内容虽有差异，但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即要建立一支由士绅管带，以农民为勇，并用戚继光成法进行编练的军队。这与世兵制，将弁由清廷按定制委派的绿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军队。事实上，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建立湘军的最初设想。这样的决策，固然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才识与魄力高于一般官僚，但也与当时的全国形势，湖南地主阶级在咸丰元、二（1851-1852）年对抗太平军、镇压省内群众的反革命实践，有着重大的因果关系。金田起义以来，清军与太平军在各省，特别是在湖南的半年交战，彻底暴露了八旗绿营腐败，且毫无战斗力；而湖南地主士人，如江忠源、左宗棠、刘长佑、罗泽南、王錱、陈士杰等，或出谋划策，或亲临前线，或集团自守，不仅有效地镇压了境内的群众斗争，还屡当大敌，取得蓑衣渡那样重大的胜利。此时的曾国藩虽在家守制，未直接参与各项事务，但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对本县团练尤为关注。在致刘蓉的信中，他提出团勇不宜太多，要求对其进行整编，“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并表达了对罗泽南、王錱等人认真求实的办事作风的赞赏，“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
这就是说，湖南士人对八旗绿营的腐败十分痛恨，对其毫无信心，只能奋起自救，他们在镇压群众起义的战争中锻炼和发现了自己的才干与力量，从而极大增强了自救的信心，甚至萌发了充当整个地主阶级救世主的野心。曾国藩、左宗棠建立新军的决策，正是湖南地主士人这种精神最集中的体现。当湘乡团练调来长沙时，左宗棠却因张亮基升任湖广总督，随同北去了武昌，之后又一直家居，直至咸丰四年（1854）三月，方应骆秉章之聘，再入巡抚幕。这样，编练湘军的任务就只能由曾国藩一人承担下来。但是，曾国藩要完成这一任务，还存在种种困难，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就个人学识才干而言，曾国藩虽一向关心经世之学，但对军事学既未深入讲求，更无实践经验可言。如在前引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奏折中，曾国藩很推崇傅鼐。其实傅鼐只不过是镇压苗民的刽子手，在军事上并没有多少建树，更未经历过大的战阵，而曾国藩却把他与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并列，这反映了曾国藩军事学方面的浅薄。这就是说，在军事方面，曾国藩还有一个学习前人，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过程。其次，就当时的省内外斗争形势而言，外有太平军压境，内有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这就使曾国藩在编练湘军的同时，还必须与这两方对抗，否则，就不可能有筹饷练勇的安定环境。最后，就其所处地位而言，团练大臣固然是皇帝的钦命，也可以上奏言事，但诏书明言“帮同办理”团练，正如曾国藩自己所说“处于不官不绅之地”，地位很尴尬。曾国藩仅仅是“帮同”，对于编练新军，特别是省内政、财、吏、刑诸事务，各级官吏是不会容其插手的。而曾国藩却不安于本职，既要建军，又要干预军政事务，且遇事雷厉风行，这就导致他与省内大吏的矛盾日益尖锐。这种矛盾的加剧，又促使官吏在地方士绅中寻求支持，从而使曾国藩在士绅，甚至是湘军的士绅中，也难免遇到阻力。
总之，在完成建军任务的同时，曾国藩还必须做到：一要镇压省内的群众斗争，抗拒入境的太平军；二要处理好与省内各级官吏，特别是省中大吏的关系。建军是他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同省内官绅办交涉时赖以自重的资本。这两项则关系着湘军能否获得官绅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能否顺利建军。三者虽有主次之分，实则三位一体，缺一不可。
曾国藩
湘军建军可以分为长沙和衡州两个阶段。咸丰二年（1852）底，在张亮基的札调下，湘乡团勇千余人分两批，王錱先带一营到长沙，随后罗泽南、康景晖又各带一营前来。咸丰三年（1853）正月，张亮基赴湖广总督新任，由潘铎接署湖南巡抚。时太平军已由武汉东下，正围攻江宁，对湖南暂不构成威胁，且筹饷甚难，潘铎与曾国藩商定，裁撤新旧勇三千余人，康景晖营亦在被裁之列。四月中旬，骆秉章回任湖南巡抚后，又先后招募湘勇二营，由邹寿璋和曾国葆（国藩亲弟）分别管带。不久，又因江忠源之请，曾国藩令宝庆知府魁联及江忠淑在新宁、邵阳、新化招勇两千，令朱孙诒在湘乡招一千二百人。此批甫一召集，南昌被围吃紧，其中除邵阳、新化勇外，其他全部由郭嵩焘、江忠淑等带领，再加上罗泽南一营及兵六百，共三千六百人，分三批东援江西。这是湘军作为独立的军事力量，第一次大规模出省作战。其规模之大，成军之迅速，反映出湖南地主办事既认真，效率又高，这与清廷征调之缓慢，绿营行军之拖延，形成尖锐的对照。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会不定期考察省城之绿营弁兵，力求加以整顿。他一面专折奏奖塔齐布、诸殿元，褒奖塔齐布“忠勇奋发，习劳耐苦，深得兵心”，诸殿元则“精明廉谨，胆勇过人”，要求破格提拔；一面专折奏参长沙协副将清德，“性耽安逸，不理营务”，当太平军攻长沙，“轰陷南城，人心惊惶之时，该将自行摘去顶戴，藏匿民房，所带兵丁脱去号褂，抛弃满街”，要求将清德“解交刑部从重治罪”。此举对湖南绿营虽未起到多大促进作用，但塔齐布从此对曾国藩感恩戴德，成为湘军得力大将。在塔齐布的带领下，数百绿营兵也加入湘军行列，后益以宝勇，塔齐布营遂扩充为两营。至六月，江忠源系统的楚勇在外，曾国藩经手编练的湘军已达三千多人。其中援江西的数营虽大部分不久被汰撤，但王錱、罗泽南、邹寿璋、曾国葆、塔齐布等营却训练有素，成为湘军的骨干力量。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识拔了王錱、罗泽南、塔齐布这样后来对湘军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的将才，其中塔齐布尤为重要。塔齐布不仅凶悍死战，“每战不令士卒出己前”，又能“与最下卒同甘苦”，深得军心，所部“杂用兵勇，皆得其死力”。而且，他还是满洲镶黄旗人，曾为三等侍卫。湘军初立，营官弁勇几乎全为湖南人，甚至多与曾国藩同县，塔齐布加入后，曾国藩又大加保举，咸丰四年（1854）即骤升为湖南提督，几成湘军副帅，这就冲淡了湘军浓厚的地方色彩，有助于减轻满族贵族的猜忌，从而在政治上，起到了其他将领无法实现的重大作用。
湖南是白莲教、天地会和少数民族反清势力三股力量的交汇区。少数民族的反抗力量虽在乾嘉大起义和之后的斗争中，遭到了很大的削弱，但白莲教、天地会的力量却在不断得到加强。金田起义，特别是太平军过境以后，虽然有的反抗力量因起义失败而有所损失，更有一部分人随太平军东去，但湖南境内仍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正如曾国藩所说：“湖南本会匪卵育之区，去岁从洪逆去者，虽已分其强半，而余孽尚在伏莽。即素未入会之徒……亦且嚣然不靖，思一逞其恣睢。”据此，他预测：“土匪窃发之事，殆将月月不免，而东南山多之地，行且县县相继。”其后续事态发展完全印证了曾国藩的预测。正是从这一预测出发，曾国藩认为“刻下所志，惟在练兵、除暴二事”，把镇压群众与建立湘军同列并重。事实上，由于太平军东下，暂未构成威胁，再加上财政拮据，建军因饷缺而不能大举进行，在正月至五月间，曾国藩更侧重于“除暴”。他反复向官绅强调“方今吾乡之患，在土匪犹有未尽”，“芟除土匪为第一要务”。五月以后，太平军虽时而入江西，时而趋湖北，但他在扩军援江西的同时，仍加紧进行所谓“除暴”。
曾国藩在省内“除暴”，主要通过两项措施来实行：对于正在活动，或并未活动的“会匪”或嫌疑犯，依靠团练来捕杀和控制；对于起义的革命群众，则派湘军和其他兵勇前去镇压。
湖南团练，在金田起义前后，官府已大力举办，虽其中许多有名无实，敷衍从事，但也有不少在实力奉行，如常宁。太平军进入湘南，士绅李孝经（举人、知县）、唐训方（举人）等，立即“同盟于关庙，誓贼来而不杀贼者，明神击之”，并在县城设城局，主持全县团练；四乡共立三十二团，“有警每团十人入城守，有急则倍之”。又如湘乡县令与士绅商定：“团练无分大小，俱令先练族，随练团。”县令发给族长、房长札委，这使族权与政权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更严密地控制群众。咸丰三年（1853），蓝山更在办团练的基础上，建立县级武装，招募义勇，加上原有民壮，共达四百余人，号曰“蓝勇”；原有团练，“亦编为伍籍，期会操演”。
曾国藩就任团练大臣后，把团与练分开，“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并定期操练，甚至还要立寨筑堡。前者费少事简而易行，后者费多事繁而难行。“方今百姓穷困”，经费难筹，故他力主“团则遍地皆行，练则择人而办”。一般县城条件较好，可以办练，用以守卫县城；乡间条件差，只办团。曾国藩还注意办族团，“以一方之正人，办一方之匪徒”；“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为此，他颁发了族团章程，并发给乡团、族团头目执照，令其稽查拘捕所谓“匪类”。此外，还在长沙、衡州两城，颁布街团章程，委派专人办理。
曾国藩上述办团练方针并未完全贯彻下去。有的州县官绅，除了在县城办练，还在乡村既办团，又办练。如湘乡，咸丰三年（1853）九月，在县城募勇二百名，严加训练，作为县级武装。复令每都选派“劲勇”百名，并在《百勇练局条规》中，对其训练、派费等项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又颁布《挨户团练章程》，令各乡各村普遍办团。这就是说，士绅积极性高涨，超过曾国藩的要求，自行加码。当然，也有敷衍了事，达不到曾国藩要求的。但曾国藩办团练的总精神在绝大多数州县得到贯彻，即依靠士绅，严密搜查监视，并残酷打击所谓“匪类”。士绅们纷纷告密，捕人送官，甚至擅杀。曾国藩不仅对此大加鼓励，号召士绅们不要管什么仁义，不要怕伤“阴骘”，要大杀多杀；同时，他自己也大挥屠刀，“一意残忍”，专门成立发审局，“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敝处所为，止此三科”。前两科自然是死，后一科非死即残。总之，就是杀！杀！区别只是杀的方式不同而已。这样嗜杀成性，又扬扬自得，人们就呼他为“曾剃头”。官吏们竞相仿效。如蓝山知县张嗣康在咸丰三、四年任期内，仅在清乡就屠杀群众数百人。又如，自称“秉性慈善”的宁远知县刘如玉，咸丰二年（1852）四月到任，至五年（1854）八月，“实共杀匪一千二百四十七名”。宁乡团练在全县八个都（共十个都）中大肆捕杀匪类，焚烧“匪巢”。在这样疯狂的屠杀下，不少地区的秘密会党宗教严重受挫，骨干力量不是被杀，就是外逃，极少数保存下来的，也只能深匿不敢活动。如太平军入境长沙、宁乡时，就无人敢于响应，“土匪不敢窃发”，“土匪无一起而应者”。
曾国藩的“除暴”，主要是镇压群众武装斗争。咸丰三年（1853）这一年中，湖南仍连续爆发武装起义。如湘阴周甲借团练的名义，聚众树旗，图谋起义，因过早暴露而失败。醴陵潘应光以斋教团结数千人，与团练和前来增援的湘军激战，牺牲数百人而失败。湘南仍是全省武装斗争的中心。正月就在常宁白沙堡揭开了本年斗争的序幕。地方官报告：“匪徒”四百余人，“旗帜枪械俱全，沿途张贴伪示，称受伪东王札谕，劫掠富户，裹胁村民”。曾国藩立令刘长佑、王錱带队前往镇压，行至衡州，此股起义已被当地兵勇击散。但衡山又有群众起义，遂移军前往，屠杀数百人，义军首领李跃亦被俘杀。五月，江西起义者入桂东，王錱军驰往堵击，越境袭杀起义者七百余人。这时两广天地会起义军迫近湘南，曾国藩命王錱屯扎郴州，张荣组领他支乡勇驻防永州，以为预防。七月，王錱击走攻占兴宁的广东天地会军后，即大力办团筑堡，张贴告示，反复强调“欲求可以保民之道，断非练团练族不可”；并告诫“倘仍疲玩不遵，或奉行故事”，就要“从重究办”。又传集士绅，商订练勇办团及劝捐章程，亲加督促检查。同时，还大肆进行所谓“清乡”，仅在桂东沙田墟一带，就屠杀五十余人，烧毁“匪巢”四十余所。王錱认为这是他成功的经验，以后“所至之处，每兼办团练辅之，其能以寡胜众，亦每借助于此”。
对湘南地主最大的威胁，不是两广天地会，而是本境天地会。曾国藩早在二月就指出：“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以后虽不断有群众起义和斗争，但真正显示自己的力量却在这年冬。十月，常宁天地会军围攻县城，曾国藩立令湘军一营增援。后来各种情报说明，湘南天地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以何贱苟为首，在常宁、桂阳、道州、宁远等州县设立据点，且与两广天地会及太平军都有联系。正如曾国藩所说，“实与太平贼相通”，其大旗二面，“上绘龙虎，中书大字四：一曰‘定中扫清’，一曰‘集贤招勇’……其各种印板，如号衣、腰牌，圣兵前几军、后几军之类甚多”。这与天地会传统的反清复明口号不同，而与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布告四方谕》的思想颇为接近。其军队编制更是明显向太平军学来的。更令曾国藩等害怕的是，何贱苟等不仅有众四五千人，分布十余州县，且正在迅速发展，仅常宁洋泉一带入会者就不下四千人，有的地主，甚至士绅也被裹挟进来。这样强大的湘南天地会，一旦起义成功，其本身就足以对湖南的封建统治构成严重威胁；更何况它还可以南联两广天地会，北联正在湖北活动的太平军。这样，湖南地主家园就会被摧毁，襁褓中的湘军也行将夭折，两湖与两广的革命力量势必连成一片，从而对整个战局产生重大影响。曾国藩等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乘其初起，立脚未稳，调动两千多兵勇，在常宁、嘉禾、道州、蓝山等州县，跟踪追击，终于在十二月，将义军击溃。这次起义虽然使湘南天地会损失惨重，但何贱苟、何禄等首领仍然逃出了魔掌。
在咸丰二、三年，湖南官绅镇压了各次起义，捕杀了大批革命群众，从而成功地扑灭了太平军过境时所掀起的革命热潮，初步达到了他们“安内”的目的。
环绕着上述建军和“除暴”两大任务，曾国藩与湖南官府，特别是巡抚、提督和两司的矛盾，也日益加多和尖锐起来。早在京官时期，曾国藩就对官僚们的昏庸苟且、贪赃枉法深为不满，甚至十分痛恨。就任团练大臣后，更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认为正是这种作风酿成了当时的革命，“三四十年来一种风气，凡凶顽丑类，概优容而待以不死。自谓宽厚载福，而不知万事堕坏于冥昧之中，浸溃以酿今日之流寇”。因之，他办事时就力矫此习，“于是攘臂越俎，诛斩匪徒，处分重案，不复以相关白”。有的“犯人”已解送长沙府县衙门，他也派人强行提走，自行处置。有时甚至还直接拘杀官衙中的吏役，“奸胥蠹吏，亦时便宜诛之，牧令皆悚息”。这样跋扈的做法，既使巡抚、两司十分不满，也让他们感到难堪。绿营为经制兵，向归总督、提督管辖，各级地方官，甚至巡抚（抚标在外）也无权过问。但曾国藩却令驻长沙兵与湘军一同操练，长沙协副将清德按规矩，拒不听命，对听从曾国藩的命令并认真操练的塔齐布更是“伎恨次骨”，遂怂恿湖南提督鲍起豹下令禁止弁兵会操。但曾国藩毫不退让，针锋相对，奏参清德，奏保塔齐布。这就使曾、鲍之间形同水火，从而引发了兵勇武装冲突。“弁兵执旗吹号，操军火器械”，“寻湘勇而开仗”，甚至打坏曾国藩的行馆，“杀伤门丁”，危及曾国藩的人身安全。巡抚衙门与曾国藩的行馆紧邻，对这样“犯上”的严重事件，骆秉章初时却佯为不知，任弁兵哄闹；后来虽不得不出来敷衍一番，但对闹事弁兵却不认真查处。原来骆秉章对曾国藩一系列侵犯官权的行为，早就不满，甚至示意曾国藩，“不宜干预兵事”。这样，本来就对曾国藩不满，又善于迎意承旨的司道等官，更群起而攻之，怨曾国藩“操切”致变。
曾国藩与军政大吏的矛盾虽然很尖锐。但处于谁也赶不走谁，不能不共处的相持状态。骆秉章无明显可供人参劾的劣迹，曾国藩不敢轻易一试；而曾国藩既是全省士绅的头领，又在练兵办团中做出了成绩，得到了咸丰帝的嘉许，骆秉章自然也不敢轻易一参。更为重要的是，五、六月以来，不仅“内乱”时作，且太平军西征军时而袭扰江西，时而攻击湖北。在这种形势下，双方都不能不考虑省内政局的大变动，对“安内攘外”大局所造成的严重影响。正如曾国藩所说：“时事如此，若非同心协力，勉强支撑，愈不可问。”为了缓和矛盾，为了便于就近镇压湘南革命群众，曾国藩决计离开长沙，于八月二十七日移驻衡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