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伦福儒:考古学的科学哲学思考

科林·伦福儒(Colin Renfrew),英国著名考古学家。他的名字与20世纪许多重要的考古学理论建设相关,包括“过程主义考古学”、“新考古学”、“认知考古学”、“前印欧语系”的起源等。伦福儒早年就读于英国剑桥大学,受到格林·丹尼尔(Glyn Daniel)教授的很大影响。1981年,他接替退休的丹尼尔教授,成为剑桥大学迪斯尼讲席教授(Disney Professor of Archaeology)。这个位置创立于1851年,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考古学教职。2004年,这一职位由格兰厄姆·巴克(Graeme Barker)教授接任。此外,伦福儒还担任过剑桥大学耶稣学院院长、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的创建所长。目前,他是英国上院议员、男爵。

关于伦福儒教授的记述和文章很多,相关采访也不少。但很多文章关注的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的“过程主义”与“后过程主义”的理论争辩。这里,我们将他的履历再向前提早10年,充分展现伦福儒1960年代的个考古学的科学哲学思考人成长经历,以及他对英美考古界的种种看法和印象。

在采访者看来,伦福儒的回答有两点特别有趣。一是他强调自然科学,尤其是科学哲学对考古学的影响。剑桥大学的教育强调学科间交叉,卡尔·波特的观点被贯彻到本科教育之中。很多人相信:科学进展存在于对已知框架的反对和传统学科的边界上(采访者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在人类学领域,另一位剑桥大学的长者杰克·古蒂(Jack Goody)将一切冲突与矛盾都置于“边界”与“外围”的讨论之中。人类学以边境为祖国。20世纪考古学理论的发展似乎遵循了这个轨迹。其核心问题是:“考古学的边界在哪儿?是历史学,还是人类学?是生态学,还是社会学?”科学哲学的影响对伦福儒来说虽然是个人的,但关于“边界”的问题却笼罩了20世纪考古学的所有“主义”之争。

另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考古学家的政治立场。伦福儒的回答是:一个人应该把政治生活与学术生活区分开来。从青年时代的社交和阅读看,他是一个保守派的学生。有趣的是,在那个左派思想在学生中盛行的年代,“剑桥联合会”中的保守派学生却在政治生涯中大获成功,至少有4到5人成为了撒切尔-梅杰时代的内阁大臣。迈克尔·霍华德更是一度成为保守党的党魁。1960年代的英美,左派与右派同时向自由主义转向。持左派观点的考古学家愿意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类似柴尔德的姿态),持右派观点的学者更倾向于晦涩自己的政治立场,而质疑问题本身(卡尔·波特的态度)。今天,西方学术界中前者的声音更大,而伦福儒则以后者的姿态登场。晚年的伦福儒并没有把太多精力投入到政治生涯。他仍是保守党的上院议员,仍潜心于学术研究。也许我们要问:考古学到底有没有受到考古学家政治立场的影响呢?

科林·伦福儒


您是如何开始学习考古学的?

科林·伦福儒:我在剑桥大学一开始是学习自然科学的。二年级的时候,我开始对考古学产生了兴趣。那时我仍在读自然科学,也很有兴致。我选修了物理、化学、生物化学、数学和一些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的课程,但这时我已经在发展对考古学的兴趣了。十分幸运的是,格林·丹尼尔是我所在的圣约翰学院的院士,人很随和,他和我说,想转系的话是很容易的。

在剑桥学习期间,您的老师有哪些?哪些人对您产生了较大影响?和您同龄的学生有哪些?

科林·伦福儒:当时戈德·布赫达(Gerd Buchdahl)正在讲授科学哲学。一年级时,我选修他的课,颇有启发。转入考古学系以后,我在圣约翰学院的学术督导(Director of Studies)是格林·丹尼尔。他是一个既有魅力又好玩的人,幽默感十足(非常好笑),在考古界结交甚广。他对我影响很大。格拉汉姆·克拉克(Grahame Clark)对我的影响主要来自他的著作。作为教师,他不是那么有趣。进入研究生课程以后,我才和他熟识起来。我喜欢他,也尊敬他的为人。在考古学系,艾瑞克·希格斯(Eric S. Higgs)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在哈登图书馆(Haddon Library),我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简·欧班科(Jane Ewbank),她是我最重要的同龄人。

上大学时,我同巴里·坎里夫(Barry Cunliffe)、查尔斯·海汗(Charles Higham)关系甚好。和保尔·梅勒斯(Paul Mellars)不那么熟,但保尔和我同一年级。我还认识马丁·拜德尔(Martin Biddle),我很喜欢他,他好像长我一岁。还有皮特·阿迪曼(Peter Addyman),是我考古学系的同学。我私下的朋友大多是在剑桥大学联合会认识的哥们儿,包括雷恩·布列坦(Leon Brittan)、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约翰·古莫尔(John Gummer)。这哥儿几个后来都成了内阁大臣,我们一直是朋友。

您觉得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教授如何?

科林·伦福儒:他比我们年长几岁,曾经给我和巴里·坎里夫上过辅导课,那时他已经是研究生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启发力的人。当时他应该正在撰写《分析考古学》(Analytical Archaeology)这本书,但我们听到的不多。记得我们去“史前史协会”(Prehistoric Society)听他讲陶器的矩阵分析。在那个时候,他的方法听起来相当前卫。

在大学读书时,您可能读过不少柴尔德的著作?当时您是如何看待柴尔德的?后来又是怎么理解的?

科林·伦福儒:的确,从自然科学转到考古以后,我认真阅读的第一位作者就是柴尔德。像很多人类学家一样,我被他的《人类创造了自身》(Man Makes Himself)以及《历史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深深地吸引并影响着。你可能注意到了,我的《文明的曙光》(The Emergence of Civilization)一书就是献给柴尔德的。那本书引用了柴尔德的著作达18种之多,比引用其他作者的都要多。

尽管我尊敬柴尔德,并对于他关于文化过程的写作,尤其是他在近东研究领域的建树表示敬重,但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理论中的“修正式传播论”(modified diffusionism)味道。他对欧洲的讨论有重大瑕疵。这一点我在1973年出版的《文明之前》(Before Civilization)一书中有深入的讨论。尽管他对多瑙河流域的史前考古材料十分熟悉,但他在梳理近东(以及特洛伊)与欧洲(如温查文化)的联系上出现了问题。

自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背景如何影响您的考古学思想?

科林·伦福儒:我的高中时代及在剑桥学习自然科学的经历,使我坚定了对科学方法的信心。我开始意识到,科学方法可以有很多用途。你用不着成为每个特殊领域的专家,但要善于使用各种方法。这个道理也适用于数学和统计学。这两门学问告诉我们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考古学也一样。

理解“科学”是如何被建构起来是有意义的,也是“科学”的认知论根源。前面提到,戈德·布赫达在这方面对我很有启发。我还听了布莱斯维特(R.B. Braithwaite)的课。通过布莱斯维特,我接触到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思想。后者是当时认知学领域的重要人物。受此影响,我已经开始有点怀疑卡尔·汉普尔(Carl Hempel)的学说了。这些知识在后来关于“新考古学”的辩论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

您在早先的文章中提到,您的考古学框架更多的来自剑桥大学的自然科学传统,而非美国的“新考古学”思想。

科林·伦福儒:是这样的。再多说一点,我的确读过受美国学者推崇的卡尔·汉普尔的文章。他认为所有解释,包括历史解释都要符合科学法则。这个理论后来变得很流行。但我在读本科时就接触到布莱斯维特的《科学解释法》(Scientific Explanation)和卡尔·波普尔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这些著作十分明了地告诉我们,科学方法是什么。所以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大家都要讲汉普尔。布莱斯维特讲的是科学家建立了一个理论或者模型,然后你需要用真实的存在去检测这个理论或者模型。在严格的哲学意义上,没有什么“实证主义”。后来对“新考古学”的批评在这一点上搞错了。

能谈谈1964-1965年您在希腊萨利亚哥斯(Saliagos)的发掘吗?那是您第一次主持考古发掘吧?

科林·伦福儒:太棒了!我们在黎明出发,乘小艇去岛上,通常要花20-25分钟,有时风浪很大。萨利亚哥斯是一个很小的岛,小到午休时你可以围绕它游泳一周,从一个点下水,然后再游回这个点。我们的工人全都是安提帕罗斯(Antiparos)岛的村民,关系很融洽,我学了不少希腊语。每天晚上我们都跳希腊舞……萨利亚哥斯遗址很丰富,是基克拉泽斯群岛(Cyclades)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制作黑曜石的丰富遗存。作为第一次考古发掘来说,十分地完美。

当然,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考古发掘,但却是由我和约翰·伊文思(John Evans)一起主导的首次考古发掘。此前,我曾随谢珀·法瑞(Sheppard Frere)在坎特伯雷一起工作过好几年,也同马丁·拜德尔一起在南撒施宫(Nonesuch Palace)工作过。

看来您在1965年非常忙碌。这一年,您完成了博士论文,结了婚,而且搬去了谢菲尔德。您和简还去了趟保加利亚。能讲讲这一年吗?

科林·伦福儒:是啊,那真是繁忙的一年!我好像是3月份或4月份博士毕业;4月份我和简结婚;婚礼之后我们去巴黎度蜜月。那年初夏,我们一起去希腊的萨利亚哥斯遗址进行了第二次发掘(也是最后一次)。发掘结束后,我们去希腊北部旅行,到了西塔格洛伊(Sitagroi)方墩遗址(之后我们发掘了那座遗址)。回到英国之后,9月份搬家到谢菲尔德,拿到我的第一份教职,任助理讲师。同时,我还得到了一份圣约翰学院“研究院士”(Research Fellow)的工作。我们住在谢菲尔德,每周乘火车回到剑桥,在学院作些辅导工作。的确事情很多!

之后的一年,1966年,我和简都获得了英国研究理事会的资助,资助我们夏天去保加利亚旅行。我们访问了保加利亚主要的博物馆,参观了几个铜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包括卡拉诺沃(Karanovo)。这次旅行使我清醒地认识到欧洲新石器年代学中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在第二次放射性同位素测年革命中得到了解决。

1967年您访问了美国。在美国都遇到了哪些人?您和路易斯·宾福德(Lewis Binford)的第一次接触有怎样的印象?

科林·伦福儒:1967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访问的那个学期给我留下了良好印象。我是受玛丽亚·金布塔斯(Marija Gimbutas)邀请访问洛杉矶分校的。此前,我和简在萨利亚哥斯发掘时,她曾前来造访。离开谢菲尔德去美国那半年,简代我在谢菲尔德上课,任助理讲师(后晋升为讲师)。在洛杉矶分校,玛丽亚同我规划了西塔格洛伊的发掘。1968年,不少洛杉矶分校的师生加入到我们在西塔格洛伊发掘的队伍中。其中包括有奥涅斯丁·厄斯特(Ernestine Elster)、尤金·斯特鲁德(Eugene Sterud)、罗伯特·伊文思(Robert K. Evans)。我也结识了洛杉矶分校的其他一些同事,包括克莱姆·梅根(Clem Meighan)和吉姆·萨凯特(Jim Sackett)。当然还有路易斯·宾福德。他很友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从那以后我们一直是朋友。此后,他来谢菲尔德参加了“解释文化变化”(Explanation of Culture Change)会议。我也到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访问过他几次,他安排我从那儿前往参观了查科峡谷遗址(Chaco Canyon)。

1967年访美期间,我还去了墨西哥。那是我第一次到访墨西哥。该国的国家博物馆令人震惊。我参观了特奥蒂瓦坎(Teotihuacan)和其他一些遗址。那个学期末,我访问了美国一些大学,做了些演讲,也见了些人,包括当时在赖斯大学的弗兰克·霍尔(Frank Hole),密歇根大学(安娜堡)的詹姆士·格里芬(James Griffin),芝加哥的罗伯特·布莱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拉尔夫·苏列齐(Ralph Solecki)等。那是一次对美国考古学界的全面接触与学习!

考古发掘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很大变革。从以往流行的“惠勒探方”法转向更多地使用开放式方法。这个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它仅仅发生在英国吗?

科林·伦福儒:“惠勒探方”对于具有复杂地层的遗址确实有用。比如英国罗马时期的城镇居址等。这类遗址一般会有比较复杂的叠压和打破关系(近东的台形遗址也类似)。但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遗址可能更适合开放式的发掘。布赖恩·霍普-泰勒(Brian Hope-Taylor)在诺森伯兰郡的伊沃灵(Yeavering)的发掘对“开放式发掘”的普及具有推动作用。我呢,则比较喜欢身边有个剖面,所以我从未完全放弃“惠勒探方”法。我第一次看到整座遗址都是开放式的发掘不在英国,而是1962年在保加利亚一处很好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随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柏兰伊(Bylany)遗址也见到过类似发掘法。

1960年代是美国在文化和政治上紧张的十年。越战、黑人民权运动以及妇女解放运动都是在那十年发生的。您认为这些运动和思潮对于考古-人类学的构建有没有潜在的影响?您自己的思想有没有受到影响?

科林·伦福儒:这些事儿肯定会影响每个人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立场。在美国那一年,我十分关心黑人民权运动的动向。之后我也一直关心民权运动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的那些事件,对于当时的老师和学生肯定产生了影响(就像现在的社会运动对你们的影响一样)。因为有了这些影响,很多学生倾向于接受左派的政治立场。但60年代下半段的社会/政治事件并未直接作用于考古学。(60年代)仍是“过程主义”和“新考古学”盛行时期。所谓的“后过程主义”要等到70年代才出现。少数几位考古学家(申克思和提雷)接受了比较激进的政治立场。真正受到60年代思潮冲击的是女权主义背景下发展出来的性别考古学,其形式各异。其实这个领域来得很早。德罗希·加罗德(Dorothy Garrod)是剑桥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教授。我和简在巴黎度蜜月的时候,在格林·丹尼尔安排下见了德罗希和凯瑟琳·肯雍(Kathleen Kenyon)。后者是近东地区杰里科遗址的发掘者,也是伦敦考古研究所的重要人物。

我的立场是,将我的考古学研究和我的政治生活分离开来。我至今仍将“科学”视为正确方向,是我们追寻的本来之义。“后过程主义”或“解释考古学”中那些政治上激进的立场,其实更贴近法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墨西哥也是)的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传统。在美国,政治激进主义(指左派)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没有太多的空间。

您到洛杉矶那一年,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发行了名叫“大门”(The Door)的专辑。同年又发行了“奇怪的日子”(Strange Days)。1967年的洛杉矶,在流行音乐和文化方面是不是很有趣?

科林·伦福儒: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生活让我挺忙碌的。再加上我每天要开车上下班,从托庞佳(Topanga)峡谷沿日落大道开到海边才能到达校园,晚上要原路返回(玛丽亚把她花园里的一个房间租给了我)。所以大多数的音乐我都是从电台里听到的,我听“海边男孩”(The Beach Boys)多过吉姆·莫里森。我观察到的社会生活也主要是在校园(我后来才知道有威尼斯海滩这回事儿)。记得有一次,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来到校园,宣传精神药物(LSD)的伟大功效,并且要求听众“激发热情、向内探索、脱离体制”(Turnon,tunein,dropout)。我不认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很多学生因为听了他“脱离体制”的建议而退学(但估计有不少人“激发热情”了)。那个学期末,在返回英国的路上,我去了旧金山和伯克利。那里的气氛不大一样。在伯克利的校园里,“权力归花儿”的气氛十分明显。不少学生选择一丝不挂。校园的广告栏里贴着诸如“杰弗森飞机”(Jefferson Airplane),“感恩致死”(Grateful Dead),“创造之母”(Mothers of Invention)一类的迷幻音乐海报。我收集了不少海报,从当地书店买了不少。不过,除此以外,我没有过多地卷入“嬉皮”领域。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5年4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闻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

读书推荐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