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系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冰，为方便订阅号排版，原文引注从略。
林纾（1852-1924），字琴南，清朝举人，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是维新派的杰出代表，翻译了大量外国著述，特别是西洋小说，向中国民众展示了丰富的西方文化，开拓了人们的视野，启蒙了人们的思想，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文坛的开山祖师及译界的泰斗。然而后期思想转向保守，曾与新派代表蔡元培进行笔战，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同一个人的思想为何发生如此大的变化？笔者通过阅读大量关于林纾的研究资料，结合罗志田先生《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一文，对林纾其人思想做一分析，并从中透视时代背景。
林纾先生和他的《巴黎茶花女遗事》
一般认为，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一部中国近代史是列强竞相侵略的历史，也是中国人奋勇抗争的历史，这是一个各种矛盾激化复杂的时代，是一个新旧交替急剧变化的时代。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有思想的中国人，也同样变得矛盾而复杂。林纾就是这样一个矛盾而复杂的人。
如果把后人对林纾的种种评价归拢起来，我们就会发现，他竟像近代社会、近代历史本身一样地复杂，一样地充满着矛盾：他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他是一个顽固的卫道者；他是译述西洋文学的先驱；他是传统古文的殿军；他是“五四”新文学的不祧之祖；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顽固反对者；他拥护维新变法；他崇奉程朱义理；他是一位较早觉醒的人物；他是一位效忠清室的遗老……那么，他的新旧思想如何体现？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林纾
一、新思想——译坛泰斗
让我们先来看林纾的新思想。他的新思想无疑直接体现在新文学上。如果说林纾对新文学的最大贡献，那么就当属他的翻译事业，可以说，林纾对西洋小说的翻译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启了一扇新的追求新思想的大门。胡适在晚年说起1915年他二十岁时写《康南耳君传》，“我那时还写古文……那时叙事文受了林琴南的影响。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我总看了上百部。”比胡适小约十余岁的巴金也曾自述他年轻的时候，一部商务印书馆的《说部丛书》打开了他的眼界：“他们好像给我准备了条件，让我张开双臂去迎接新的思想，迎接新的文化运动。”比巴金又年轻一些的钱钟书也回忆说，林译小说是他十一二岁（1920年前后）时的“大发现”，它们“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新世界。”而据周作人回忆，青年时代的鲁迅和他都曾是林译小说的热心读者。
林纾先生书画作品
当一部又一部林译小说目不暇接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时，林纾翻译事业的第二个贡献也就随之产生了：善于思索的读者们不会仅仅满足于贪婪地阅读这些“古装新剧”式的译品，他们要情不自禁地对中西文学进行一些比较，要思考和探求中西文学之间在文学观念、创作方法上究竟有什么异同？比较就是分析，分析就是认识。正是通过这种比较和分析，读者会对西方近代和现代资产阶级文学（林译小说绝大部分属于此类）的某些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获得一些最初的体会和认识。而这种体会和认识在“维新”意识的推动下，必然导致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向着现代的方向转变。
有一点需要说明，林纾本人并不懂外语，不能读原著，因此只能“玩索译本，默印心中”，并且常常向马尾船政学堂师生“质西书疑义”。他翻译得很快，“耳受手追，声已笔止”，口译者话音才落，他的译文也写完了，从而被称为不懂外语的“译界之王”。他之所以如此致力于西洋小说的翻译，原因还要追溯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以他的翻译代表作品《黑奴吁天录》为例，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内忧外患的严峻时期。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势头愈发猛烈，清政府腐败无能。爱国志士林纾非常担心中国的命运，强烈地希望能为“保种救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他渴求能够启发中国民众为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奋起抗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除了在报纸杂志上撰文，还把工作的中心转向文学翻译，借此宣传政治思想。翻译完《黑奴吁天录》之后，林纾在写给他的一位启蒙老师的信中这样写道：“顾国势软弱，兵权利权，悉落敌手，将来大有波兰、印度之惧。近新翻一书，名曰《黑奴吁天录》，叙阿非利加当日受劫于白人之惨状……纾翻此书凡十二万言，叙志冤抑流离之苦，往往搁笔酸鼻……亦使吾乡英异之士读之，之所以自强，不致见劫于彼人，终身不能自拔也……”很显然，林纾之所以选择这本小说来翻译，是因为它可以让中国民众读后产生自强的观念，激发他们的抗争精神，林纾通过文学翻译来达到政治功用的想法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二、旧思想——古文殿军
辛亥革命后，林纾在《畏庐诗存?自序》中说，“革命军起，皇帝让政。闻闻见见，均弗适于余心”，“惟所恋恋者故君耳”。他虽然没有在清朝做官，却十谒光绪帝的陵墓。因此，入民国后，他和桐城马其昶、姚永概相继离开北京大学，并攻击革命家章炳麟为“庸妄巨子，剽袭汉人余唾”，“意境义法，概置弗讲”（《与姚永概书》）为桐城派张目。五四运动中，《新青年》杂志倡导以白话代文言，发自北京大学。林纾写信给北大校长蔡元培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从保守转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其实，所谓的林纾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对，很重要的根据之一就是当胡适、陈独秀等人提出以白话取代文言，成为中国人的基本交往工具时，林纾提出了一个很有力量的反对意见。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当代古文大家，也是不懂西文却是西方文学名著翻译大家的林纾就于2月8日在上海《国民日报》著文商榷，题目就叫做《论古文之不当废》，观点鲜明，理由不足。最引人发笑也反映出林纾最诚实的一面，是他说的这样一段话：
“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自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
林纾先生自用钤印
林纾的这个说法原本并没有什么不妥当，因为根据他对西方近代文化发展史的了解，西方人讲维新讲变革，不仅没有将拉丁文作为文化垃圾予以废弃，而是有意识地从拉丁文中汲取营养，作为近代思想文化的资源。然而，林纾这个比较平实比较温和的说法在被胡适、陈独秀等人大肆渲染之后，则成为一种比较荒唐的文化主张。胡适说：“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接着，胡适以调侃的口吻挑剔林纾文中的表述毛病，用现代文法去分析林纾古文表达中的缺陷。由此可以知道，林纾在新文化运动中守旧派、反面派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陈独秀、胡适以及学生辈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自觉不自觉营造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谱系中进一步被放大、突出甚至丑化的。而其在白话文与文言文之争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并不存在太大的偏差，在笔者看来，反而更温和，更加具有渐进性的理论意义。只是他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中国社会和文化巨大的惰性，有些问题在理论上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付诸实践时就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综上所述，林纾思想中虽然有其固有的保守和落后成分，但是并非完全和彻底的旧思想。前者是因为他本人作为前清举人，生活的时代背景影响了他的思想意识。而后者则是因为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试图通过翻译西书等方式来警醒时人，同时进一步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若一言以蔽之：从社会功能看，旧派林纾其实不旧。
结语：有人说：林纾是旧文学的“押阵大将”，又是新文学的“不祧之祖”。事实也的确如此。林纾的翻译工作使西方文学作品和启蒙思想在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传播，但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一系列行为又使其变为资产阶级激进派心中的守旧和反对派。研究林纾其人，对于我们深入了解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新旧之争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文/王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