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读陆游《读杜诗》：“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总觉得放在李白身上更切贴。杜甫功名未遂，毕竟还落个“白首郎官”，他的自比稷契和忧国忧民在后世引起过广泛同情；李白的结局是“一命不沾”，不但比杜甫失败得更惨，而且他的政治抱负从不被人理解。
李白像
李白一生主要兴趣在政治，不在诗。和“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晚节渐于诗律细”的杜甫比较，他对作诗并不那么重视。李白很骄傲，但他极少吹嘘自己的诗才，却总是吹嘘自己的政治才能，一再表白自己“怀经济之才”“托意在经济”“欲献济时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政治抱负非但不得施展，反而招致嘲笑：“时人见我恒殊调，闻余大言皆冷笑。”这是当世人对他的态度；“李太白狂士也……此岂济世之人哉！”这是后世人对他的看法。李白明明说自己“一生欲报主，百代期荣亲”，《旧唐书》却硬派他“飘然有超世之心”；他在安史之乱中三度参军、一次入狱、一次流放，激昂慷慨，《新唐书》却偏说“白晚好黄老”。李白在历史上的显赫诗名谁都承认，对于他的政治抱负谁都不承认。
李杜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一个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一个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都想做出一番辅弼大业。但当他们积极从事政治活动时，唐统治者已经非常腐败，政权操在不学无术而又嫉贤妒能的李林甫、杨国忠这般奸相手中，这是他们从政失败的客观原因。杜甫两次应考落第，碰了许多钉子，终于因陈情、干谒由小官入仕，采取的从政道路是很现实的。李白却始终不向现实屈服，他不考科举，不求小官，“喜谈纵横术，好语王霸略”，总想步先秦策士后尘，凭借个人才能一举而致卿相，成为安邦定国的风云人物。这种从政道路在逐鹿未定的封建社会初期曾经是现实的，在封建社会庞大的官僚机器已经巩固建立的时期便显得滑稽可笑。这是李白从政失败的主观原因，也是他的政治抱负在历史上不被理解的重要原因。
我们不用为李白从政失败“嗟咨”，白居易便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中国古代不少人都懂得这种生活的辩证法。值得“嗟咨”的是历代封建士大夫对李白的普遍看法。当然，无论从成就上看或从气质上看，李白都是诗人，不是政治家。但是，如果不了解李白的政治悲剧，便不可能正确了解他的诗。
两年翰林供奉生活，在李白一生中是个重要转折点；无论从前看往后看，情况都是如此。从出蜀到入宫，其间经过十七年，可看成李白从政准备时期。李白虽不曾像杜甫那样直接向皇帝陈情，但他在各地漫游中竭力扩大社会关系，结交各阶层的知名人物（包括王公、大臣、地方官吏以至隐者、道士），向他们吹嘘自己，以期树立名声，也就等于是间接向皇帝陈情。经过多年惨淡经营（包括游仙、访道和隐居生活在内），终于名动京师，以至唐玄宗亲下诏令征他进京，其时天宝二年，李白已经四十二岁。李白辞家赴征时写的那首《南陵别儿童入京》，近世论家每引最后两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确很能说明李白当时的心情；其中还有一句：“游说万乘苦不早！”则不但说明心情，还说明抱负。他俨然以谋臣策士自居，满以为可以实现“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的夙愿了。
关于李白入宫初期受到的待遇，李阳冰《草堂集序》中有一段相当翔实的记载：
皇祖下诏征就金马，降辇步迎，如见绮皓。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谓曰：“卿是布衣，名为朕知，非素蓄道义，何以及此！”置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人无知者。
李阳冰是李白死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其所编李集系李白“枕上授简，俾余为序”，所叙李白事迹当最可信。“绮皓”，指汉初著名隐者商山四皓中的绮里季，李白于诗文中曾屡次提及或以自比，主要是为抬高身价，表示自己是不受侮慢的客卿。唐玄宗正是这样看待他的。他自然不以调护孝惠刘盈的四皓为满足，而是要积极参预政事，这个宏愿看来也并没有完全落空。当世另一位李集编纂者魏颢亦有李白于宫中“制出师诏”的记载；年代稍晚一点，刘全白曾记李白“为和蕃书并上宣唐鸿猷一篇”，范传正曾记李白“论当世务，草答蕃书，辩如悬河，笔不停缀”，也都是可信的记载。上述这些记载与李白自叙“既润色于鸿业，或间草于王言”“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相印证，可知李白入宫初期确曾在政治上显过身手。所载《出师诏》《和蕃书》《宣唐鸿猷》均未流传，所谓“辩如悬河”也不知道他在唐玄宗面前讲的什么，因此无从了解其具体政治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和蕃书》这个题目，与李白去朝以后写的许多反战诗篇（如《古风》其三十四、《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登高丘而望远海》等）相印证，可知李白是反对穷兵黩武、主张和平外交的，这自然是符合人民利益的进步主张。但可以断言：李白的主张并没有对统治者的政策发生作用。天宝初年以后开边战争有增无已，就对吐蕃而言，八载哥舒翰率兵十万拔石堡城，李白于《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对哥舒猛烈抨击，即因此事。李白在宫廷的政治活动不可能发生作用，关键在他根本没有接近真正掌握实权的人物。据《新唐书·李林甫传》载：“时帝春秋高，听断稍怠，厌绳检……及得林甫，任之不疑。林甫善养君欲，自是帝深居燕适，沈蛊衽席……同时相若九龄、李适之皆遭逐，至杨慎矜、张瑄、卢幼临、柳升等缘坐数百人，并相继诛……谏官皆持禄养资，无敢正言者。”这便是李白面临的现实：唐玄宗本人已经厌倦政事，实权掌握在著名奸相李林甫手中。现有材料表明：李白待诏翰林期间接触的宫廷人物很多，其中有左相李适之，却没有右相李林甫，连谗毁他的人物当中也没有李林甫，这就说明他和这位实权人物根本没有接触。李白既是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只有通过皇帝才能实现其抱负，入宫后依附皇帝而不依附宰相，在他是合乎逻辑的。但唐玄宗并没有突然委以国政的理由，何况连他自己对政事也不感兴趣了呢！完全有理由设想：唐玄宗的“问以国政”并不包含多少诚意，他对于李白的“辩如悬河”也不过是姑妄听之而已。便是这种表面敷衍，也为时不久。李阳冰记：“丑正同列，害能成谤；格言不入，帝用疏之。”魏颢所记过程简略，却具体指出了进谗的人：“上皇……令制出师诏，不草而成，许中书舍人；以张垍谗逐，游海岱间。”按：张垍当时亦以学问知名，以中书舍人供奉翰林，后安史乱中投降安禄山。《松窗杂录》等书则说李白遭疏系由高力士、杨太真谗毁。上述记载与李白自己所说“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才微惠渥重，谗巧生缁磷”“为贱臣诈诡，遂放归山”相印证，可知李白受谗被疏无疑。值得注意的是，诸家所载这些进谗的“同列”当中，张垍是驸马，高力士是贵宦，杨太真是宠妃，与李白所说“佞臣”“贱臣”符合，都是皇帝的亲近，可并非左右朝政的权臣，此亦可为李白未接近政治实权人物之又一证。李白既以谋臣策士自居，自然不把这些皇亲贵宦放在眼里，这些人当然也瞧不起出身布衣的李白，更不会容忍他的傲慢，他们对他进行谗毁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唐玄宗本人对李白的看法，虽然说者多有美饰，有时也能看出点真实眉目，如“此人固穷相”“非廊庙器”，便都是唐人的记载，可见在唐玄宗眼里李白并不是当官的材料。
唐玄宗并不欣赏李白的“经济之才”，却非常欣赏他的诗才。关于李白宫廷生活，历代人津津乐道的是这样一些记载：
开元（当是天宝之误）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李濬《松窗杂录》）
（唐玄宗）尝因宫人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于后！”遂命召白。时宁王邀白饮酒，已醉，既至，拜舞颓然。上知其薄声律，谓非所长，命为宫中行乐五言律诗十首。……白取笔抒思，略不停缀，十篇立就，更无加点；笔迹遒利，凤跱龙拏；律度对属，无不精绝。……出入宫中，恩礼殊厚。（孟棨《本事诗》）
李白在翰林多沈饮，玄宗令撰乐词，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动，索笔一挥十数章，文不加点。（李肇《唐国史补》）
开元（当是天宝）中，李翰林应诏草白莲花开序及宫词十首。时方大醉，中贵人以冷水沃之，稍醒，白于御前索笔一挥，文不加点。（王定保《唐摭言》）
以上记载虽属小说稗史，未知何据，但作者都是唐或五代人，去李白不远，新旧《唐书》均曾采用；再参照李白并杜甫等人诗文，可知这些经过渲染的描写是大致可信的。所记《清平调词》《宫中行乐词》现存李白集中，确实都是些歌咏享乐生活、点缀升平的典型宫词。所记《白莲花开序》未传，但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序》亦载：“他日泛白莲池，公不在宴。皇欢既洽，召公作序，时公已被酒于翰苑中，仍命高将军扶以登舟：优宠如是。”可能最早行世的李集中有这么一篇作品。当然，李白为唐玄宗写的作品并不止此。魏颢《李翰林集序》称“朝廷作歌数百篇”，李阳冰《草堂集序》亦称“朝列赋谪仙之歌凡数百首”，这些作品虽大部散佚，于现存李集中总还留下数十首，其中十六首可以肯定为奉诏应制之作。再从杜甫《寄李十二白》中所说“文采承殊渥，流传必绝伦”和任华《杂言寄李白》中所说“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同样可以看出李白在长安宫廷的真实处境。
唐玄宗实在是把李白当御用诗人看的，为榨取其诗才尽可“以水沃之”，其地位与乐工、倡优何异？这对于想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的李白，真是绝大的讽刺！事过境迁，当李白晚年回忆这段翰林生活时，对于“朝天数换飞龙马，敕赐珊瑚白玉鞭”“龙驹雕镫白玉鞍，象床绮食黄金盘”“敕赐飞龙二天马，黄金络头白玉鞍”的荣华，自不无顾恋，这是李白的庸俗一面。可是李白的并不庸俗，也正好在于他当初能够毅然舍弃这种“荣华”。关于李白去朝，说者纷纭，不外遭谗被逐和“恳求还山”两种。恐怕还是杜甫所说“乞归优诏许”，李阳冰所说“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最为可信。如前所述，李白遭谗被疏是事实，但如果他甘心做个“入侍瑶池宴，出陪玉辇行”的宫廷诗人，照样可以享受富贵荣华的，或许谗毁便不致发生。李白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安于现状，“彷徨庭阙下，叹息光阴逝”，因为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即使享有富贵荣华，仍然不得意，这种不得意的心情在他当时写的诗中经常流露。李阳冰有段话很可注意：“格言不入，帝用疏之。公乃浪迹纵酒以自昏秽，咏歌之际屡称东山；又与贺知章、崔宗之等自为八仙之游。”可见八仙之游实在李白政治上被疏之后，是他的一种反抗行动。同样，如果令高力士脱靴传说可信，也是一种反抗行动；这种反抗既是针对“以水沃之”的中贵，也是针对唐玄宗的。《旧唐书》作者有悟于此，所以说李白“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事实并不可信，但李白放浪形骸以示反抗的行为引起了唐玄宗不满，则属情理中事。因此也可以说李白的失意系咎由自取，这正是他值得颂美的地方！
可是，近世研究者每引任华所谓“高歌大笑出关去”以说明李白去朝时的心情，则又未免把李白看得过分旷达。他辞家赴京时固然是“仰天大笑出门去”，辞京还家时便不能是任华猜想的那个样子。请看《出金门后书怀留别翰林诸公》一诗：
方希佐明主，长揖辞成功。白日在高天，回光烛微躬。恭承凤凰诏，欻起云萝中。清切紫霄迥，优游丹禁通。君王赐颜色，声价凌烟虹。乘舆拥翠盖，扈从金城东。宝马丽绝景，锦衣入新丰。……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客日疏散，玉樽亦已空。才力犹可倚，不惭世上雄！闲作东武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知己，吾寻黄绮翁。
辞意相当缠绵，对于宫廷生活的眷恋真可谓一步三回首。最后提到商山四皓中的夏黄公和绮里季，表面表示归隐决心，实则借四皓与汉高祖故事以谴责唐玄宗的轻士并表明自己义不受辱；既是“微辞”，说穿了，也是恋君的表示。既有不满，又有留恋，这种矛盾心情在李白是很典型的。他在去京大约十年以后写的《书情赠蔡舍人雄》中，又借严子陵与汉光武故事，反用其义，以说明他对唐玄宗的失望：“彼希客星隐，弱植不足援！”但在同一首诗中又说“迹谢云台阁，心随天马辕”，仍旧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这种矛盾使李白在持偏见的后世论家当中处于两面受攻的尴尬地位：宋代道学家诋李的重要根据之一便是他对皇帝的忤慢，近世某些研究者则又对他终生眷恋朝廷每有讥刺。不言而喻，李白的“戏万乘若僚友”和以客卿自居，比起同时一般封建士大夫在皇帝面前的奴颜婢膝来，更能引起我们的同情。不过，李白并不能超越历史局限，虽然自称“偃蹇臣”，毕竟还是要称臣。有什么办法？既想做番辅佐大业，总得有辅佐对象，即使碰上个昏君，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这是屈原、李白以及封建时代许多有政治抱负的优秀人物的共同悲剧。
李白宫廷生涯以彻底失败告终，对封建时代一个热衷功名的读书人来说，这是很大的不幸。可是，对于诗人李白来说，这段经历不惟毫无遗憾，可说十分幸运。如果李白不进宫廷，他对政治黑暗和统治阶级的腐朽本质便不能具有那样深刻的认识，从而也就不能对社会盛极而衰的必然趋势具有坚信不疑的预感；如果他入宫后功成名遂或则安心做个宫廷诗人，便不会对统治阶级进行那样大胆的揭露和抨击，他的抒发个人痛苦的诗篇便不会同广大人民的情绪产生和谐共鸣。五十年代，我在和一些主张李白诗反映了“盛唐气象”的研究者争论时，曾把天宝二年李白入宫当成他的创作分界线，认为他的主要创作在后期。当时尚未见有人为李白诗编年，只有一帙由南宋薛仲邕编辑、经清人王琦补订的《李太白年谱》，因此争论当中彼此都感到有些困难。因近人黄锡珪《李太白编年诗集目录》和詹锳《李白诗文系年》相继行世，现在重新研究便感到方便得多，实在应该对他们的辛勤劳动表示钦佩和感谢！
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可资征引资料有限，将某一作品系于某年有时难免武断；于大致写作时期的判断，则一般是可信的。大体而论，黄氏《目录》将现存李白诗文绝大多数编年，而考证（见其所撰《年谱》）欠详；詹氏《系年》占李白现存诗文三分之二强，态度较审慎，考证说明亦较翔实。如按愚见将天宝二年作为分界，据黄氏《目录》，则前二十年诗文共一百三十四篇，后二十年诗文共八百二十三篇，后期为前期六倍以上；据詹氏《系年》，则前二十年诗文共一百四十四篇，后二十年诗文共六百二十一篇，后期为前期四倍以上。而我之所以强调李白的后期，主要根据还不在作品数量，而在作品质量。历代论家评李普遍存在重艺术轻思想的缺点。在我们看来，李白作品的思想特色比艺术特色更加重要。我们今天给这位“吟咏留千古”的伟大诗人以崇高评价，不仅因为他的作品具有不可摹仿的鲜明的艺术个性，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进步政治倾向和极其深刻的社会内容。而作为一个对政治和重大社会问题有深刻理解的先觉者，他是在和最高统治集团有了直接接触的经验之后才成熟的。只要按编年顺序把现存李白诗文通读一遍，便不难看出两年翰林生活在李白创作生涯中是个关键性的转折点。他的前期作品，或抒发抱负，或流连山水，或咏史怀古，或惜别，或寄远，一般说来思想感情比较单纯，缺乏后期作品的深刻，复杂和凝重，读起来感人力量不大，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个人抒情还缺乏社会内容。至于后期作品，虽然仍以个人抒情为主，但这些个人抒情经常伴随着对政治黑暗以及整个社会秩序的猛烈抨击，这时才出现我们所熟悉的李白的面貌。李白后期的抒情诗大部分可以当作政治抒情诗来读，关于这一点，将另文论述。《旧唐书》称李白“飘然有超世之心”，胡适鹦鹉学舌，于《白话文学史》中也说李白是个“山林隐士”。其实，李白比文学史上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被称为政治诗人、社会诗人，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
李白短促的宫廷生涯，包括他的奉诏填词应制作诗，总的看来是个政治悲剧。李白没有辜负历史要求他扮演的角色，因此才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诗人。
（本文摘自裴斐著《李白十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