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Lens发布了段视频，同事转到朋友圈中，加了一句评论：带你认识不一样的梁文道。
是的，和道长接触这么久，你仍然会发现自己无法完全“认识”他。
待人总是彬彬有礼的他，在理性、幽默的外表之下，总是深藏着一颗沉重的心，带着强烈的道德焦虑，对自己的要求近乎严苛，每天只睡五六个钟头，阅读五个小时。难怪窦文涛说，梁文道喜欢自虐。
带有老派香港人气质的他，看到这篇微信，会怎么说呢？或许是：“能不能别这么肉麻”；或许，他根本不会看自己的采访。
“所谓做人，到底是为了什么？”
2008、2009年的时候，我那时做人的状况很危险，变得不像自己原来想的样子。忽然之间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名人，去哪里都被一圈人围着。
有一次在一个小县城做活动。当地找了5个保镖围着我。我只是过一小段路，5个人围一个圆圈把我围住，路上的人都在看我：“这个人是怎么了，被警察抓了吗？”
我很怕自己习惯了。习惯去哪里人家都要给你一个很好的对待，坐头等舱飞来飞去，那样的感觉并不好。
于是，我就开始重新问自己：“该怎么办？”“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这样再问下去就是：“做人的意思到底在哪里”。
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就在想：“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大概上初一的时候，就很自觉地知道自己要念哲学。
我念了二十多年的哲学，但2008年、2009年左右，遇到那个问题、想要解决的时候，我几乎一身冷汗地发现：我读了很多理论，学懂了很多思考的方法，但是我已经忘了，我原来是想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
“老香港的魅力，减弱了”
香港给我的魅力是：这个地方没有人关心你是谁。
它太功利，太实际，功利到一个程度，乃至于它不在乎你是什么种族、肤色、国籍，什么身份认同。
“你这份工作做好没有?”“你赚了多少钱？”
它不会去说，“你是不是个汉奸？”这儿没人管这个问题。
香港是老外来了觉得自己没必要学广东话和普通话，他说英语就好。香港人也觉得我们跟你谈英语就行。为什么?因为香港人首先考虑的是哪一种更方便。
香港人当然有一种很宽阔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但是又跟两岸所见到的那种认同是不同的。
这个认同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上的、文化上的东西。
比如说，香港的影视产业，从李小龙的年代开始，到徐克版本的黄飞鸿，到后来的叶问，贯穿香港功夫片的，尤其是涉及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永远不变的主题就是英雄人物打老外。一种很原始的、赤裸的民族感情，但又不是现代国家所要求的国民身份认同，而是一种更俗世的、更传统华人社会的情感。
《十月围城》就很有趣地呈现了香港人的世界观：孙中山来香港了，清朝派人要来刺杀他，香港一帮人要保护他，为什么？是因为认为他是个了不起的革命英雄吗？不，为的是今天保护他的那个人是我哥们儿。
又比如《明月几时有》，那些人不是天天到晚喊着口号，“为了国家存亡，”不！是“为了我女儿。”
这是一种那么传统的、地道的、香港式、或者南洋华人式的民间感情。它是透过家庭伦理，在中国儒家伦理式的秩序下面产生的一套东西。
但当年吸引我的那个老香港的魅力，减弱了。
“香港没有‘都懂的’这回事”
老香港的生活氛围对我很重要。那是一个我心目中过度浪漫化的、曾经存在过的南方中国。
香港很多地方我都很喜欢。尤其晚上，灯是蓝色的，冰冰冷冷的蓝色，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很科幻的城市。
然后一转眼，到鰂鱼涌那边，或是过海到深水埗那边，又是很凌乱的状态，就像电影《攻壳机动队》。
为什么《银翼杀手》那种电影以香港为蓝图，因为香港是这样一个地方：你觉得它处在未来某个时空，但是又非常古老，充满了各种的妖孽，你不知道背后一个转角会冒出一个什么样的怪人……
我们常常说香港人比较讲秩序，守规矩，不只是因为英国的管制，而是因为这个社会真的需要这样的秩序。
当这么多不同的人、不同的信仰、不同的生活方式，共同活在一起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套共存的法则，这个法则使得所有人都不干涉所有人，所有人都不用理任何其他人地活着。
在内地，很多事情能够透过不言自明的潜规则解决，是因为社会比较同质化，“大家都懂的”。
但香港没有“都懂的”这回事，因为我们很难有默契，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有纸面的东西，清清楚楚。
“它需要你在自己身上做点什么”
我是太流动的一个人了，每年有三分之二在饭店度过，每个星期都坐飞机。当你生活这么漂泊不定的时候，你需要有些别的东西定住自己，那个东西就是我给自己的纪律，是我生活的重心。
我喜欢住酒店。把别的东西都拿掉。
我让自己隔一段时间就要去短期出家或者禅修，那是一个跟我生活剧烈变异的状态。不能读书，不能说话，不跟外界有任何的沟通，甚至时钟、手机都要拿掉，你对自己失去了任何的掌控。所有的时间都是听敲钟来定。钟不在你那儿，是人家在敲。你专心一意地在你的修行上面。
每次回到日常生活，都会有种很强烈的距离感，觉得自己在做的这些事都不是真的，都是可有可无的。
我觉得修行最主要学的就是怎么样继续保留这个感觉：就是每天在做事，但同时觉得这都不是真的，不是必然的、必要的。
所谓做人到底是为了什么，不是一个字面上给你答案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它需要你在自己身上做点什么来体会、得到、产生一种感悟。
我就发现：我应该在“人”上头做点功夫，透过对自我的、生活的、心灵的、乃至于身体的锻炼，让自己产生出某种状态，然后一路发展下去。
“我常常处于良心不安的状态下”
我很讨厌回头看自己。在我看来，这就像一个人老照镜子一样。很变态。
我讨厌一切让我联想到很自恋的东西。你写过的东西，你做过的东西，它有那么重要吗？它并没有那么重要，它譬如蜉蝣。
但是我现在也在反省，这么讨厌自恋，恰恰就是因为我把自己看得很重。
我是年纪越大，越有强烈的道德焦虑。
我常常感觉到自己的虚伪，感觉到自己的下流和无耻。
这种焦虑感，总让我考虑到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绝对正确的东西。
绝大部分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会有这种怀疑。
我觉得公知让人受不了的地方就是：他凭什么觉得对什么事情都能说上一番话，他凭什么觉得自己对什么事情都有立场，而公众又为什么认为你既然身为一个作家、身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读书人，你就该对很多事情都要有立场，凭什么？
我不太喜欢让人情绪太激烈的东西。我对一切煽情的东西都比较有保留，而且是越来越有距离。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大家都在寻求被感动。这个让我很受不了，包括一些很有名的语句，比如说：“总有一种力量叫我们泪流满面”，我很讨厌这些话。我为什么要泪流满面？为什么总有一种力量让我泪流满面？能不能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那么想要被感动。
两岸很像，都很滥情，都喜欢很夸张的语言。
比如说我出席最多的活动，就是所谓的演讲、座谈。每次这种活动开场之前，主持人、司仪在台上讲的话都很像，都会说：“今天，我们很荣幸地请到梁文道老师，接下来我们请他为我们带来一场思想的盛宴。”
我现在都已经肉麻了，习惯了。但当初听到这些话，我鸡皮疙瘩都要起来。我讲都还没讲，你怎么知道这是思想的盛宴？也许我给的是毒药呢？我很怕种种这些夸张、浮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