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学堂（Morrison School）是由英美来华商人、新教传教士共同创立且设在中国本土的一所新式学校，1839年11月4日在澳门正式开学，1842年11月1日迁入香港，1849年停办。马礼逊学堂在1845年4月开设的声乐课（Vocal music）翻开了中国新式学校音乐教育的历史新页。在此之前，来华新教传教士创办的第一所学校——马六甲英华书院虽然有汉语赞美诗唱诵、诗集刊印等音乐活动，但并未将音乐视为一门课程而独立存在。
前辈学者如孙继南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曾记载：“1842年11月1日马礼逊学堂由澳门迁往香港，开设音乐课。”宫宏宇先生文中有两则史料也反映了马礼逊学堂的音乐活动情况：一是1843年5月清廷两位特使到学堂时曾看到校长布朗先生弹琴和学生们唱歌，二是史密斯1844年曾参观过该学堂并多次听到学生唱圣诗。这些内容提示了马礼逊学堂与近代中国新型音乐人才的培养之间的关系，但也很容易让读者误认为“音乐课”开设时间是1842年，之后便有后续相关音乐活动。事实并非如此。吴义雄先生的研究提供了价值线索，即从马礼逊学堂第1班课程表得知“声乐课”开设于1844—1845年度。张伟保、温如嘉的研究中也谈到“由于当时学堂开设仅有三年，学员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故部分较专门的学科如科学课程和音乐课程尚待后来的补充。”
马礼逊学堂的音乐课程到底始于何时？谁来设置并如何教授？什么人在这里上过课？具有什么样的历史意义？
马礼逊学堂的“金主”
马礼逊学堂在马礼逊教育会的资助下创办，并接受其监督和管理。
1834年8月1日首位到中国大陆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广州去世。为纪念并承续他的志业，英国商务监督罗便臣（George B.Robinson）、商人渣甸（William Jardine）、美国商人奥立芬（David. W. C. Olyphant）、颠地（Lancelot Dent）、马礼逊儿子马儒翰（John R.Morrison）、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于1835年1月26日发出倡议，决定成立马礼逊教育会（The 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是年2月25日由上述人员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在广州发出一份通告，建议人们在财政上支持创立马礼逊教育会，指定广州、澳门、加尔各答、伦敦、曼彻斯特、巴黎、波士顿、纽约、费城共9个城市接受捐款的代理人或代理机构，并阐述了马礼逊教育会的宗旨，即“在中国建立和资助学校来培养本地青年，使他们能够掌握英语的读写能力，并通过这一媒介，接触西方各种不同的知识，学习西方世界。学校学生还要学习《圣经》和其他有关基督教书籍。”可知，马礼逊教育会虽然是为纪念传教士马礼逊而创，教育宗旨也不乏有宗教色彩，但其并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差会或商业团体。因此，我们应看到马礼逊教育会所具有的公共性、教育性面向。
1836年9月28日在广州美国行2号召开会议，讨论了裨治文起草的教育会章程，并选举职员。11月9日再次举行会议，正式宣布成立“马礼逊教育会”，并审议通过该会章程和条例，选举成立了理事会，其中颠地为主席，英商福克斯（Thomas Fox）为副主席，查顿为司库，裨治文为通讯秘书，马儒翰为会议秘书。章程共有13条，其中第五条规定“五人理事须居于中国”，可见确保宗旨实现之信心与措施，或者说我们可以见到马礼逊教育会所具有的职业性面向。这一理事会制度是近代以来西方各国普遍采取的一种较为民主的组织形态，为此后中国教会中小学校乃至教会大学的组织形态和运行机制提供了示范。自马礼逊教育会成立至1849年，共召开了10次年度会议，发表过10次年度报告。正是这10次年度报告，尤其是第七次年度报告内容，成为本文所依据的核心史料。
根据章程，马礼逊教育会着手做的第一件事是对中国的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情形进行调研。调研所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后来马礼逊学堂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课程设置等奠定了基础。需要指出的是，调研范围并不局限于中国本土（主要为广州区域），还包括马尼拉、巴达维亚、马六甲、新加坡、曼谷、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的华人社区的教育状况。在此，我们又可以看到马礼逊教育会之于东南亚及世界的开放性面向。
马礼逊教育会之初并无所属学校，而主要是以资助其他学校或学生为主。例如，曾资助过在新加坡的2名学生和在广州的3名学生，以及向郭士立夫人温斯蒂（Wanstall）开办的学校进行资助。
1837年1月裨治文致信英国海外学校协会（British and Foreign School Society）和耶鲁大学，委托其代为选拔教师来华创办学校。最终，耶鲁大学接受了教育会的请求，并敦聘其毕业生、时为纽约聋哑学校教师的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来华。1839年2月19日布朗与新婚不久的夫人一起抵达广州，四日后转往澳门。他一边学习中文，一边筹办学校，经半年多的准备，布朗于1839年11月4日在郭士立夫妇的住所正式成立了马礼逊学堂。
学堂设置中西课程，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但更侧重英语及西学。首批招收中国学生6名，多为无家可归的儿童，也非信徒子弟。该批学生包括以后的学生全部住校，不仅学杂费、书费、食宿费全免，而且学校还负责提供衣被和医疗服务。1840年3月招生5名。因有学生中途退学，彼时在校人数仍为6人，布朗称其为“第1班”。1841年10月29日陆续有14名新生入学，被列为“第2班”。
鸦片战争后，马礼逊学堂于1842年11月1日迁至香港湾仔摩利臣山上（见下图），开始了在香港办学的历史。1843年招收了入港后的第一批学生，加之广州、澳门、香港、南京、宁波、新加坡等地来港就读的学生共16名，组成了“第3班”。1844年有10名学生入学，编为“第4班”。此时，学堂已拥有一个小型图书馆，中英文藏书已有4100多册，学制确定为8年。马礼逊学堂前后十年的办学过程中共有五十多名学生在此就读，其中平均年龄在10-12岁。
山顶建筑为马礼逊学堂（香港）（香港孙中山纪念馆编制：《孙中山纪念馆展览图录》，政府物流服务署印制，2006年12月，第151页）
1846年9月校长布朗因夫人身体原因提出辞职，后有其助理教师威廉·爱伦·梅西（William Allen Macy）主持校务工作。加之马礼逊教育会的实际负责人裨治文离开香港前往上海拓展事业，马礼逊学堂在此情况下，举步维艰，于1849年春停办。值得关注的是，马礼逊教育会的活动并未停止。随后，理雅各（James Legge）取代裨治文成为马礼逊教育会的实际领导者，在他带领之下马礼逊教育会积极推动国际汉学研究和中国幼童留美工作，直到1873年停止一切活动。
校长布朗
马礼逊学堂的音乐教育面貌是中外师生员工共同塑造而成。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创办人、校长、音乐教师布朗在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布朗（1810—1880）
从本文的立场来说，布朗最大的贡献是亲自拉开了中国新式学校音乐课程史的序幕，为学校音乐教学提供了一种新方式——合唱，这对后世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范式乃至群众歌咏运动及社会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布朗及其在中国的音乐教育活动，并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布朗是美国公理会来华传教士教育家，1810年6月16日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东温莎镇，他8岁时全家移居马萨诸塞州并就读于孟松学院。1828年进入阿默斯特学院，因付不起学费而被迫退学，后转入耶鲁大学深造并于1832年毕业。布朗从小就喜爱音乐，歌唱得也好，并擅长演奏多种乐器，如玻璃竖琴、低音中提琴、长笛、小提琴歌等，在校期间赢得了学生们的欢迎和信任。时为耶鲁大学校长Jeremiah Day评价他：“聪慧敏捷、有着多方面的才能和文雅的举止。对学校开设的每一门课程他都保持优良的水平，且性情友善，令人喜欢和尊重。”在之后的旅日期间（1859-1879），他凭借在声乐和器乐方面上的才能，也获得了广泛好评，其培养的学生成为横滨乐队的重要成员，如有后来的东京商业学校校长驹井重格、帝国大学教授工学博士白石直治、权密顾问官都筑馨六、英国学者佐久间信恭、明治学院总理井深梶之助等。
耶鲁大学毕业后，他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女子学校和纽约的聋哑学校做教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1836年他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攻读神学，1838年10月即将毕业时，他接受了马礼逊教育会的邀请，很快被按立为牧师，并与公理会牧师的女儿伊丽莎白·巴特莱特（Elizabeth Bartlett）结婚。1838年10月17日，作为牧师及马礼逊教育会的专职教师与夫人一起从纽约搭乘“马礼逊号”商船前往中国。
他的良好性格以及丰富学识、教育管理经验等，为他在中国的教育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初到中国时，他特别担忧紧张的中英关系和敏感的商业环境，也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努力学习中文（粤语和官话）和适应中国的生活。他的口语及写作能力提升很快，甚至还协助他人或独自出版了多种教科书，如1841年协助时任英华书院院长的理雅各（James Legge）出版了帮助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英语、马来语和汉语词汇：理解闽南语和粤语的白话习语》教科书，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英语教科书，这段经历也成为他在日本期间编写著作Colloquial Japanese（1863）的基础。1847年在广东独立出版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致富新书》，也彰显了他卓越的语言天赋和丰富学识。
布朗具有较强的社会工作能力，他注重与在中国的英美人士建立良好关系，具有为教会和学校筹集和管理捐款的才智。马礼逊学堂在香港的校址及3000美元的建设经费就是由他募捐而来。他的侄子也认为布朗是一个善于交际、性格开朗的人，有着永不褪色的奉献精神和丰富的经历，对年轻人和老年人都很有吸引力，他知道如何与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打交道。在对待学生及处理学校事务方面，他也非常细致与专注，是一个出色的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据容闳回忆：“他头脑冷静，处理大小事情都能得心应手，风度文雅，性情随和，对一切都抱乐观态度。他很容易使学生亲近，因为他是竭尽全力地在工作，并且在学生勤勉求学过程中，对他们表现出深刻的同情。他对学生讲解一个问题，只用三言两语，直截了当地使学生完全明白了……因为他了解孩子的性格，所以知道怎样管理他们，无论是中国孩子、日本孩子和美国孩子。学生把他看做一个很好的老师，并且认为就他的天赋和性格而言，他也会成为一个杰出的教师。”
因夫人身体原因，1847年1月4日布朗夫妇回国。与其同行的还有马礼逊学堂的学生容闳、黄胜和黄宽，这三名同学也因此成为第一批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之后布朗在纽约担任罗马学院教师、奥瓦斯科奥特莱斯教堂牧师。1859年11月布朗夫妇前往日本兴办西学，直到1879年才退休回美。期间，1878年布朗曾再度来到中国，在广州受到马礼逊学堂部分校友的热情接待，黄宽等人出资并陪同布朗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参观游历。1880年6月20日，布朗在美国马塞诸塞州的孟松镇病逝，享年70岁。
马礼逊学堂的“音乐课”
马礼逊学堂的音乐教育活动贯彻办学始终，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一是澳门办学时期，将音乐视为宗教活动内容；一是香港办学时期，将音乐纳入学校课程体系。
（一）澳门办学时期。布朗于1842年9月20日所作的关于学校情况的报告中谈到：“学生们已经学会在没有任何监督下安静的过主日（礼拜天），并在一天结束之前能够将一些神圣的经文背诵完毕。他们非常喜欢西方音乐，要是我没有那么繁重工作的话，我一定会答应给他们上声乐课（Vocal music）的恳求。以后有助教来中国的话，音乐教育一定不能被忽略，因为音乐既可以赋予灵感，也可以对年轻人的思想起到净化和提升的影响。虽然学堂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课程，但他们已经学会了一些英文曲调。”在此我们可以了解到，自马礼逊学堂建立至1842年9月20日前，学堂并没有设置音乐课程，但有音乐活动展开。即使在学堂迁入香港后，这种宗教音乐活动也未停止，例如在第七次年会报告中布朗曾谈到庆祝主日时（星期日），早上和晚上我和学生们都一起祈祷和唱歌。基督教是一个歌唱的宗教，唱歌或唱颂赞美诗可以说是礼拜活动时必不可少的程序或内容，其《诗篇》本身也属于唱颂范畴，所以不难理解，学生们为什么会接触、学习乃至喜欢西方音乐。
在布朗言传身教下，学生们进步很快。1843年5月的一天晚上，为欢迎清廷两位专员和英国总督的来到，布朗先生演奏乐器，学生们唱了几首歌。演出得到来访人员的认可，其中有人表示：“几年前我从来没有听过他们会做这样的事，我希望他们能够逐渐成为好朋友，去努力改善这个国家。”英圣公会来华传教士、香港第一位英国主教史密斯（George Smith）在1844-1846年间曾多次参观马礼逊学堂并在那里听到学生唱赞美诗。
（二）香港办学时期。目前并未发现有文献直接记述音乐课程的设置时间。不过，我们可以综合相关史料得到较为确切的答案。
1845年9月24日布朗在第七次年会报告中讲到：“声乐作为一年中的学习课程之一，很是受重视。大约四个月来，整个学校的学生每天都会被召集起来一次，花半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唱歌。虽然我一开始就希望在学校引入音乐课，但是在我独自负责教务的情况下，我对此无能为力。除了其他与学校相关的事务，我还要教四个班的其他课程，这让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做这件事。但是在4月1日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ey）先生来到学校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开始教男孩们唱歌。”可见，增设声乐（Vocal Music）课程的时间，应与邦尼到校的时间同步，即1845年4月。
为什么要设置音乐课？除上述提及的赋予灵感和净化思想外，布朗还认为音乐是一门艺术，可以使性情温和，振奋心灵，让各方面的能力处于最佳状态，这门艺术可以使人们更加虔诚，享受一种无害且高尚的娱乐，确实值得培养。他说，如果音乐在基督教国家的学校中被发现如此有益，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不去重视呢？德国学校早就普遍将音乐作为教育的一科目，而在英国和美国，尽管发现音乐有实际功效性的时间较晚，但现在也得到了普遍认可。可见，布朗对音乐及其教育的认识是一种跨越国别又立足于“人”的深刻体验，或者说在布朗的价值理念中教育的真正意义应超越简单的竞争和比较，所以作为校长的布朗认为在马礼逊学堂或中国学校开设音乐课程也非常有必要。况且，在音乐课程实施后，他发现“从给学生上音乐课的第一天起，就注意到他们对其他学科的学习有了更大的热情和兴趣。学生们喜欢音乐练习，上完音乐课之后，神清气爽地回到学校教室里进行日常学习。”
布朗是如何教学，其教学内容及效果如何？马礼逊学堂四个班级的学生全部接受音乐教育，且每次至少在半小时以上。布朗说：“其中一些男孩之前已经靠死记硬背学会了一些常见的曲调。然而，大多数人从未学过外国曲调。”这意味着学生之前是通过“鹦鹉学舌”的方式来一遍一遍的跟着布朗学唱英文曲调，学生们并不识谱。现在布朗则是通过一定的学习步骤来完成教学，即“先教学生学习一两首简单的轮唱和学校歌曲（School-Songs）作发声练习，同时给他们讲音乐基础知识。一开始，一些学生发现很难区分音阶的半音，但几乎所有人最后都学会了。从此，他们开始循序渐进地学习识谱。”
经过四个多月的教学，布朗说：“可能有一半的学生能够认识一个调的音符，一些学生甚至能认识多个调中的音符。我还没有教他们音阶移调的方法。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中国人并不知道什么是和声（Harmony）。那么教学生了解和声最接近的一步就是让他们懂得合唱。然而，我们的学生已经进步到可以相对准确地唱出几首三声部合唱歌曲。我相信再过一年，他们粗糙的声音将会变成和谐的合唱团。”显然，在布朗眼里中西方的音乐观念存在着差异，但他并没有作出相关评论或价值判断，而是将学生纳入到音乐专业知识的框架之中，对其进行声音和音准训练，从而逐步实现布朗的音乐教育理念。这一教学实践方式，对于当下合唱训练也不无裨益，应视为中国合唱艺术发展研究的重要案例。
对于教学效果，布朗整体还是比较满意。他说：“我相信中国男孩们也可以识谱和唱歌，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实验，结果没有让我失望。尽管我们的学生中有一些人唱歌跑调，但我相信这些学生最终会也学会如何正确地唱歌。整个学校的学生都被纳入音乐课程，看到他们在唱歌时间集合时快乐的步伐和笑脸，真是令人愉悦。”
另外，通过学生Ashing（即黄胜）的信件，也可以反映出当时学生学习的曲目及教学的一些情况：
……我非常喜欢唱宗教音乐（Sacred Music），但我练习得不多，我只知道一首叫做Old Hundred（笔者注《老一百》）的曲子，还有一些曲子虽然我会唱，但我叫不上来名字。我从未学过音乐，我不能用英语音符记谱中国乐曲，但我会在信中附上一张纸，用中国音符为你写下来一首曲子……
该信刊于1844年7月，即尚未设置音乐课程（Vocal Music）之前。黄胜或学堂学生接触的宗教音乐主要指唱颂赞美诗，他提及的《老一百》，即为诗篇一百篇。该赞美诗是欧洲教会音乐史上最广为传唱的作品之一，最初由法国作曲家Louis Bourgeois依据加尔文倡导的简化教会音乐仪式为原则进行创作，曲调简单、庄重，属于单声部作品，适合诵唱、齐唱。后又有法国作曲家Claude Goudimel将原有的单声部，配上和声，使其更为流行。
据笔者考证，他们所唱颂的其他赞美诗还有“周年赞美诗（Anniversary Hymn）”“告诉我这些日子（Tell me the days）”“让我们唱晚歌，让欢乐的音符一直持续下去（let us chant the evening song, And the joyous notes prolong）”“让我们结束这愉快的时光（Let us close the tuneful time）”等，由布朗用Seraphine伴奏，学生们用英文演唱。这是笔者所见最早有Seraphine乐器的文献。Seraphine是一种早期介于簧管风琴和手风琴之间的乐器，样式如下图：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对这一乐器的图文及技术描述，可以丰富我们对该乐器的理解：矩形外壳，带有铰链盖，立在两对折叠腿上，腿之间的十字杆上有两个踏板，左踏板操作位于气阀板下方的斜向关闭的音量挡板，右踏板泵风箱；键盘带有象牙色的自然键，黑檀色的变调键，音域为C-c3；键盘下方的黄铜自由簧片，每个簧片上都标有其音高名称；键盘组件后面是矩形的气囊，下面是一个楔形的皮革风箱；簧片通过吹气而不是通过吸气操作。
在马礼逊学堂就读的学生中，引起学界普遍关注的主要有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留学美英并获医学博士学位第一人黄宽、著名报人黄胜，以及洋务运动重要人物唐廷枢等。其中，容闳1841年入学（之前曾在郭士立夫人温斯蒂开办的学校学习），学习英语、算术、地理及宗教课程，当然也接受音乐教育。容氏不仅会自弹（风琴）自唱赞美诗（Song of Zion），且在其为清仁兄书写的对联里也可以折射出他的音乐修养（见下图）。1842年唐廷枢入学马礼逊学堂，经过六年学习，他习得一口流利英语口语和不俗的英文写作能力，在其1862年出版的《英语集全》卷二音乐部分曾用中英文列举一些中西乐器名称，并附有简单解释，如风琴、竖笛、横笛、箫、洋琴、笙、啼琴、八音琴、琵琶、喇叭、响角、笳、号筒、月琴、唢呐、响笛、木鱼、筝、天球、三弦、铜线洋琴、钟、提鼓、风铃、钹、磬、瑟等，同样折射出唐氏所具有的音乐及英文知识素养，从而推动了中西乐器及音乐文化交流。可见，他们的教育、工作历程，无不折射出马礼逊学堂对于他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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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学堂自1839年创办到1849年停办，可以说是宗教意图与知识传播交织变奏的十年，其音乐教育活动也贯穿始终。对于这一历程的回顾，我们要看到其教育活动的宗教性一面，也应关注到其公共性、教育性和开放性的一面。通过考证分析，我们得知其音乐课程设置的时间为1845年4月，明确了音乐或合唱课程在中国新式学校发展历程中的时间节点，有助于重新诠释中国学校音乐或合唱课程发展的历史。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布朗成立的是一支由中国学生（男）组成的合唱团，并通过练声、视唱、乐理等学习方式和用Seraphine乐器伴奏方式来唱颂赞美诗，展示了鸦片战争前后西方音乐知识在中国新式学校中的传播与接受形态。这一演唱及教学形式对后期学校音乐教育教学范式及二十世纪的“乐歌”运动、群众歌咏运动、合唱艺术发展均有着密切的联系。
揆诸史料，我们也了解到布朗的人生足迹、经验和情感，不仅属于美国，也属于中国和日本。其中，他在中国8年，在日本达20年。他甚至这样说道：如果我有一百条生命，我都愿意将其献于日本。可以说，亚洲是布朗人生历程中最精彩的乐章，他有近一半的人生历程在这里度过。但笔者目力所及，布朗在中日两国音乐教育活动方面的研究尚无专文。重新发现布朗在中国的音乐教育活动踪迹以及他在中国音乐教育近代化转型中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丰富布朗这一历史人物研究的面向，拓展中日及亚洲音乐教育研究的内容。
马礼逊学堂的音乐教育活动反映出中国音乐教育史研究离不开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互鉴。虽然布朗及其音乐教育活动史实所折射出的交流互鉴存在“强势输入”或知识上的“不相同”、价值上的“不平等”、发展上的“不平衡”等“不对等对话”问题，但不容否认的是，正是在这种交流互鉴中才逐步确立了“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与“和而不同”的学术自觉。作为在中国本土较早接受西方音乐教育的容闳、唐廷枢等所具有的认知水平、知识储备及能力素质等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可以说中国音乐教育的历史是多维、多面的历史，不仅要体现出中国人在中国的踪迹，也要体现出外国人在中国的踪迹，乃至中国人在外国的踪迹和外国人在全球的“中国踪迹”。
总之，今天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审视和借鉴各种音乐历史文化资源，正如将西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西儒耳目资》、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的《泰西水法》、艾儒略（Giulio Aleni）的《职方外纪》等纳入国学丛书《四库全书》一样，展示出一种阔达自信的学术姿态。所谓中国自主的音乐知识体系的构建，并非仅限于本土资源，而应着眼于在全球音乐知识生产与流动中如何深刻地挖掘、理解和表达这些惊心动魄的碰撞与交融，及其在更长时段不断展开的历史后果，又如何生发出别开生面的社会实践，从而形成颇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音乐学科体系、音乐学术体系和音乐话语体系，推动中国音乐学术成果的国际化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