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技术》，[美]伊锡尔·德·索拉·普尔著，胡泳、刘纯懿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520页，78.00元
一本名为《自由的技术》的学术著作，可能是关于什么的？是科技脱离了道德缰绳的野蛮生长，还是越来越快捷的交通和越来越迷你的地球？如果不了解作者的成长经历与学术轨迹，误会恐怕在所难免——伊锡尔·德·索拉·普尔（Ithiel de Sola Pool），是上世纪美国重要的政治学者之一，多种新式研究方法的先锋。独特的学术经历塑造了独树一帜的世界观与知识观，因此，要评析这本来自四十多年前的跨学科经典之作《自由的技术》，得先从普尔的身世说起。
普尔的学术经历与兴趣
普尔出生于1917年，父亲是犹太教神职人员，是当地教区的负责人，母亲也是犹太教神职人员的后裔。普尔青少年时期在纽约市的精英学校菲尔德斯顿文理学院（Ethical Culture Fieldston School）就读，菲尔德斯顿是创立于1878年的新式学校，在学业之外更强调德育、美育与劳动的结合，是后来所谓“进步教育”的代表。普尔之后分别于1938年、1939年和1952年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家庭背景和教育经历可谓精英中的精英。
二十世纪前叶是美国人文社科领域剧变之期，这对普尔的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此一时期见证了社会科学这门新兴学科在美国的出现。1929年，曾任耶鲁大学法学院教务长的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以三十岁的惊人年龄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直到1951年退休，干劲十足的哈钦斯无惧争议，将自己的教育理念全身心地灌注到了对芝加哥大学教育体系的改革之中。哈钦斯反对专业过度细分，将全校各院系都纳入四大“书院”的框架之下，注重跨学科成绩考察；他鼓励本科生及早接触博雅教育，引入“巨著”研修制度，不认可求职为上的价值导向。尽管后来芝加哥大学没有延续改革思路，但哈钦斯在任期间，芝加哥成了美国社会科学传统的滥觞之地，想必是得益于创新的培养计划和深沉的人文关怀。普尔求学时恰逢芝大教改高潮，故而心中不存画地为牢的学科概念。社会科学，顾名思义，就是十八般科学方法都能用于解析社会。《自由的技术》大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意味：一会儿说科技，一会儿谈历史，一会儿抠法律，一会儿讲判例，初读难免有狷介狂放之感，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学科思维在普尔这里是没有的。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说二战塑造了美国的“民族品性”毫不为过，普尔的大学时光与二战高度重合，二战也一样塑造了他的“学术品性”。在校期间，普尔参与了他的老师、著名的政治学家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的战时科研项目，研究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政治宣传。拉斯韦尔本身也是横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传播学等多个领域的专家，他将政治权力解释为价值观念的渗透力，构建个体心理和群体结构之间的政治学理解。拉斯韦尔当时对苏德的政治人物的演讲进行词频等量化分析，这种今天称为“文本挖掘（text mining）”的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在当时是先锋性的。可以说，战时西方各国高强度的政治宣传为拉斯韦尔师徒提供了绝佳的案例库。普尔不但将对政治修辞的关注延续到了之后的学术工作中，恐怕也是在此时，他还形成了对民主观念的一种传播学式的动态理解。普尔执着于传播手段、传播内容与社会建制的三者关系，他后来加入麻省理工学院的国际研究中心，就是研究通讯科技对全球政治的影响，在《自由的技术》一书中，无非是将关注焦点挪到了美国国内罢了。
普尔之后的主要著作体现出知识观的逐步深化，但是由于他的知识世界从一开始就是包容性/异质性极强的，后续的著作也难免带着“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跳跃与随性（甚至涉及日本流行文化等，此处不赘述）。1963年普尔与人合著的《美国商业与公共政策：外贸的政治》（American Business and Public Policy: The Politics of Foreign Trade）涵盖了将近一千五百次访谈的内容，包含大型公司高管、国会议员、说客、记者、意见领袖等，将经济决策和社会心理相联系，是理解美国商界政治的经典之作。1973年编著的《传播之手册》（The Handbook of Communication）和1977年编著的《电话的社会影响》（The Social Impact of the Telephone）等奠定了今天他在传播学界的历史地位。传播学也成为他最为今人所知的专业领域，尽管他其实更像是一名政治学学者。在《电话》一书中，有作者指出电话系统在美国的发展受惠于美国较为平等主义的社会架构，而在中央集权的法国发展得更好的则是广播。这样浅层的、甚至是自我陶醉的分析未必揭示真相，但却让麦克卢汉早在1964年就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得以靠上实证性的历史研究进路；尽管这本书中只有寥寥几篇来自历史学家的文章，更多的是来自电话行业的从业人员，但这也使普尔的工作与技术史学科绾结。1965年时，普尔还发表了《凯撒、沙皇与计算机：危机中的信息处理》（The Kaiser, the Tsar, and the Computer: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a Crisis）一文，文中他使用名为Crisiscom（可译为“危机通”）的计算机模型，该模型中代表人类心智的决策主体既拥有代表知识存储的储备清单，也会根据实时流入的信息改变其注意力与态度，普尔用它模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七日之内开战双方决策与认知的变化过程，这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针对地缘危机的计算机模拟。普尔“玩性”是大，但放在麻省理工学院新创立的政治学系，这样的文工融合又似乎名正言顺，更不要说普尔本身就是这个新机构的创系主任了。
普尔是1984年3月11日离世的，根据友人回忆，尽管罹患绝症，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普尔仍活跃在校园里积极地教学与科研。出版于1983年的《自由的技术》可算是他的遗作，此书既是他独有研究进路与价值观念的集大成者，也天然地包含了一种望向他看不见的未来的急切，是了解普尔的学术观的捷径，也是了解八十年代美国学界自由主义观念的窗口。此书中译本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胡泳、刘纯懿师生团队翻译完成，译者注有数百个之多，不但为不熟悉美国政治历史文化的读者提供了便利，还对作者的一些疏漏和错误做出了勘正，可谓用心至极，为此书添彩良多。
《自由的技术》的结构与主旨
所谓“自由的技术”，指的是与自由表达相关的技术，亦即通讯技术。由于成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普尔探讨的主要是印刷、电报/电话、广播这三代通讯技术，并沿着对此三者的分析脉络，初步辨析了有线电视和电子出版这两种新兴技术与前代技术的异同，从而对通讯科技未来的趋势做出预测，为监管划定原则。此书分为九个章节，透过标题的噱头看本质，主体内容可分为三个板块：（1）三代通讯技术的发展简史与随之出现的社会现象，譬如交叉所有权；（2）三代通讯技术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碰撞，探讨不同代际的技术特征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审查方式，尤其是一些关键判例的深远影响；（3）有线电视和电子出版的新动向，它们从何种意义上继承/解决了前代技术的问题，又从何种意义上带来了新挑战。
此书第一板块由第二、三章构成，从亚洲的活字印刷术到古腾堡，快速切入欧洲的审查制度。早期教廷采取禁书目录和许可证制度，后来选择更为便捷且有利可图的印花税，而美国则通过宪法拒斥了欧洲的审查传统。不但如此，当造纸原材料紧张的问题凭借新技术得以解决之后，美国国会还在1852年降低了书籍杂志的邮费，让大众媒体大众化，政府则通过邮政系统的专营权获得经济利益。但是随着电子手段的兴起，原本受到第一修正案明确保护的印刷出版公司频繁进入需要政府监管的领域，而且媒介之间的界线消失，AT&T（电报/电话）和IBM（计算机）之间也可能竞争。普尔追溯了这一历史变化过程，电报和电话，电话和无线电，国内传输和国际传输，整体趋势都是融合，从而出现“交叉所有权”现象，亦即一家公司拥有不止一代通讯技术控制权，呈现出垄断姿态，威胁公共利益。普尔认为，新旧技术同属一家公司，催生了监管的盲区——到底该不该用保护印刷业极大自由的第一修正案去管电信、广播和电子出版业？普尔认为，电子手段的扩散对自由的维系“产生了事与愿违的后果”。
于是来到第二板块，本书的第四、五、六章，也是全书最能体现学术风格的环节。依据普尔的经验主义研究方法，谈概念冲突没有意义，回归到具体的时代、具体的技术、具体的判例，才有据可循。首先是印刷业，普尔逐一梳理了关键判例，并分析了涉及事前审查、“明显而即刻的危险”、“公共利益”、商业领域言论是否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等关键评判标准的形成因由。譬如，淫秽言论不具有社会重要性，是情绪化的而非一种观点的陈述，不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所以是不能随便瞎说的，但是如果把“具有社会重要性”的信息嵌入淫秽内容之中呢？是否就将受到宪法保护？普尔称，1957年的判例尽管是反对淫秽言论传播的，却事实上为色情作品打开了大门。又比如，夸大实际效果的广告宣传，是不是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六十年代时由于小贩拿着小册子上门兜售大行其道，威胁社区生活，所以法院倾向于将商业领域的言论移出保护范围，从而禁止上门兜售行为本身，但这一结论却在1976年被一起医药广告案中的裁决推翻。普尔认为，不是印刷业是否受到保护的问题了，而是只要与印刷相关，所有的言论都能找到被庇护的由头（尽管百业千行路子各有不同），这就与之后的通讯技术产生了鲜明反差。
在随后的第五、六章，普尔进一步回溯了电信、广播技术与第一修正案之间的摩擦。尽管没有明确指出，但是普尔在这里高亮了“技术形态”的关键作用。譬如，电报和电话的体系搭建都继承了邮政系统，因为1866年的《邮路法》赋予了相关公司以特权，为的是快速促进电报系统发展，但电报电话却远不如邮寄的印刷物“自由”——政府会向电报电话征收特别税费，印刷行业则是自建国起便是豁免的。可见同样是通讯技术，政府的态度却更倾向于认为电信是基础设施，而非其所传递的信息本身。值得注意的是，正因为邮政系统和电信系统都是具有极强公共性的基础设施，所以1921年俄亥俄州的一起判例中，尽管当地是以两家公司会造成生活不便为由拒绝向意图加入竞争的新公司发放许可的，但却事实性地为电信公司的相关垄断提供了法理依据。至于无线电广播，普尔认为是频段稀缺的问题迫使政府不得不进行监管，只给特定对象发放许可证，以免干扰关键军用信道。这种审查的传统却在稀缺问题得到解决后遗传下来，不断引发法理争议，最终形成的博弈结果是：“政治官员尽管不愿干预单个广播台的行动，实际上却决定了美国公众想要的和应该接受的广播类型。”
在第三板块，普尔开始通过有线电视和电子出版这两项当时最新鲜的通讯技术展望未来，此前判例积累起来的“印刷业”和“公共运营商”这两种法律身份，也开始成为新兴媒体角逐的目标。电视与有线电视的差异是巨大的，因为电视作为无线传播，使用的是政府配给的稀缺频谱，但有线电视却并不是，所以适用于广播的管理并不适用于有线电视，这让其在起步时就获得了设计多元内容的动力与空间。不过，有线电视公司犹嫌不足，1981年时，它们甚至想通过一则法案获得区别于“公共运营商”的地位，也就是：离开电信当年的法律定位，彻底变为电子化的“印刷业”，这样就能获得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更大的自由，甚至还能禁止任何一级政府实施强制准入制度和费率监管。电子出版也在争取相似的定位，那就是更接近印刷业，更远离电信广播。普尔认为，“电子信息系统与印刷媒介属于统一业务……使数据网络和存储设备受制于先前电子媒介的法律先例，而不是印刷法的先例，其后果将很可怕”。在他所能见证的时代里，这些试图让电子媒介回归其信息传输本质而非基础设施的努力总是不断受挫。遗憾的是，普尔对当时互联网的理解还不足以支撑他的想象力来到今日之境：在一个用户生产内容占据主导的时代，在越来越多的枪杀和恐怖袭击被当作流量热点被直播出来的时代，使用者、平台和立法者都在看向唯一的解法——限制言论的绝对自由是绝对必要的。
综上所述，普尔提出了一种“软性的技术决定论”：“当通信手段如印刷机或微型计算机一样分散、去中心化且容易获得时，自由就获得了生长的土壤；当通信手段集中、垄断和稀缺时，中央控制更有可能发生，大型网络正是如此。”普尔同时也提出，技术与社会是双向影响，动态作用，尤其是技术的形态和特殊属性，它们决定了社会管理它的方法，也反过来塑造了技术本身未来的走向。因此，既不能将各代“自由的技术”视为同质的，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去“一刀切”，也不能只探讨技术不探讨法律，把第一修正案视为一种可以束之高阁的价值观念。
余论：旧书新读的价值
麻省理工学院的社科专业基本都诞生于冷战时期，包括国际研究中心和普尔联合创立的政治学系。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两届总统的科学顾问都是来自麻省理工，所以在这样一所理工学校内设置社科专业，其目的也是在于显示科学式的社会研究能够对长期变化做出预判，冷战思维意味不可谓不浓厚。然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普尔这个初创院系的新人领导，屡屡呼吁更为理性且中和的国际关系研究方法，其学术品格可见一斑。《自由的技术》一书是普尔这种价值观念的展现，虽然不够晓畅直白，但却理性中和，令人沉静。
《自由的技术》是一本技术史、法律史著作，也可以是一本政治学、传播学著作，但无论如何界定，其历史主义、经验主义方法论都是第一性的。普尔在书中一处提到，“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规律，变化的过程比任何规律都复杂得多”，所以他抛弃了冷战时期美式自由的洋洋自得，也不标新立异地创造概念，忙着宣告“历史的终结”或者“意识形态的终结”，他选择踏踏实实钻到事实中去，钻到技术细节里去，那里有他认为更可靠的证据。我认为这种倾向背后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普尔早期的研究让他习惯于透过修辞话术，去看向社会动力的深层来源。其二，普尔在芝加哥大学入学之初，曾积极参与到托洛茨基主义的学生运动中去，并一度成为学生领袖，还印发了自制的报纸和刊物，后来逐渐祛魅，返归学术。这两点也能解释他的治学风格——他不喜欢在概念的层面多做停留，他喜欢更基础的解释，喜欢更具有行动感的方案。
作为一个身居高位的知识分子，普尔留给世界的不是穿越时空的预言，也不是惊世骇俗的暴论，而是一次又一次超越学科界限，尝鲜尝新，整合多领域人才，编著了一些未能名垂青史但绝对新奇有趣的书作。在工科理科化，文科哲学化，哲学经学化的今天，所有的学问都在仰望抽象，鄙弃具体，追求更高的引用率/影响力。这时重读《自由的技术》，会发现这样逆行的身姿，也有它的坚定与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