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都柏林康诺利火车站等车时，忽然从检票口涌过来一大波人。他们大多拿着雨伞，背着包，急匆匆地从我面前走过。即便车站外下着雨，也不能阻拦他们上班的步伐。我不由得想起以前每天从苏州坐高铁到上海上班的日子。他们想必也是住在都柏林郊区，每日这样往返吧？但这一次，我要跟他们逆向而行，前往爱尔兰东南角的一个小城：恩尼斯科西。等那些赶路的人都走光后，我进了站台，上了火车。冰冷的雨滴敲打在车窗上，车子穿越都柏林城区，跨过利菲河，往恩尼斯科西驶去。用手机查了一下爱尔兰的国土面积，只有七万平方公里。如果置换到中国，从都柏林到恩尼斯科西，也就是从主城区到郊县的距离，而在这里却是要从这个国家的北边横穿到南边去。所以我需要调整空间上的尺度感，也需要根据气候的不同来调整我的穿着，七月份在国内已是酷暑难耐，在这里却需要穿上厚厚的外套来抵御湿冷。我马上就要去到我心之念之的地方，一切都像是梦一样不真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作家而起：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
爱尔兰人口只有五百万，却拥有四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有以《等待戈多》闻名于世的塞缪尔·贝克特，还有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剧作家萧伯纳以及诗人谢默斯·希尼。当然还有未曾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同样享誉世界的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另外还有奥斯卡·王尔德，他的雕像躺在都柏林梅里昂公园，每天接受着不同国家的读者前来打卡留念。但这些作家都已经离世了，而还在世的杰出作家，科尔姆·托宾肯定是绕不开的。很多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原乡”，譬如说中国作家莫言的高密东北乡，美国作家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当然还有科尔姆·托宾的恩尼斯科西。熟悉托宾作品的读者，对“恩尼斯科西”这个地名肯定不会陌生。
这次出行的缘由，还要从二〇一一年八月十八日说起。当时上海有一场王安忆与科尔姆·托宾的对谈活动。我是王安忆的忠实读者，特意从苏州赶到了上海的活动现场。我记得当时举办活动的地方设在巨鹿路上海市作家协会里的一座花园洋房，房外有一个漂亮的花园。活动开始前，我到花园里转了转，碰到了一位身材高大、头发稀疏的外国人，我当时就猜到了他是科尔姆·托宾。那时，他的小说集《母与子》刚刚引进中国，出版方邀请他来做活动。我在活动现场找了个靠走廊的位置坐下，托宾经过我的座位时，朝我点头微笑，让我又惊讶又感动。惊讶的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跟陌生人点头微笑是少见的事情；感动的是，他对我们每一个前来参加活动的读者，都是这样和蔼。那时候，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因为这个微笑，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托宾
在那场活动中，托宾与王安忆进行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对话。他讲话不疾不徐，嗓音充满磁性。那一年我二十七岁，刚刚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纸上王国》，自然非常兴奋，对未来的写作之路也有很多的设想和期盼。可我也知道自己的写作还很稚嫩，日后能否写出令人满意的作品，还是个未知数。那次活动之后，我找来托宾的短篇小说集《母与子》阅读，被他优雅、细腻和准确的文字深深打动。后来，他的作品陆续被引进中国，每出一本，我都会第一时间找来阅读。从他的作品中，我得到了写作的滋养。一晃十三年过去了，我也出了十几本书。在我自己的写作过程中，每当遇到困难，我总会重看他的作品，然后得到新的启发。所以，我一直把他视为我写作道路上的精神导师。
接触托宾的作品多了，就会发现“恩尼斯科西”是绕不过去的地方。他笔下的人物在这里生活，经历着人生中的各种悲欢离合。而我的老家是中国湖北的一个小村庄，在长江边上。每当我想写作时，我总忍不住回到我的家乡，去写我认识的那些人。我也像他那样，在书中细致地书写家乡，人物在其中活动，故事在其中发生。所以，我非常渴望去他的家乡恩尼斯科西看一看，毕竟那是他魂牵梦萦的地方。在那次活动中，尽管王安忆对托宾文学的地域与历史归属一再表示出强烈的兴趣，托宾则显得毫不在意，他说：“文学的迷人之处在于它是一种跨越的形式。跨越国籍、家庭和背景，直接跨入灵魂。”我非常认同这句话，他的作品能够被像我这样的外国读者接受和喜欢，自然是跨入了我们的灵魂。可我按捺不住好奇心，要反向跨入他的故乡一探究竟。
二
从都柏林到恩尼斯科西，全程一百六十多公里，坐火车两个多小时。相比于英格兰车厢座位之脏，这里的火车却异常干净。车厢里乘客稀少，大家都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风景。一开始是都柏林市郊的小城镇，接着到了全程最让我激动的一段，从威克洛到戈里，火车紧贴海岸线，不时穿过隧道，很快就又钻了出去，再奉献一段海岸风景。一九九九年，托宾出版了长篇小说《黑水灯塔船》，书中母亲回忆自己带着女儿海伦和儿子德克兰从恩尼斯科西坐火车去都柏林：“真有趣啊……时间过得多快。现在你开车送我在都柏林里穿梭，而我记得你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们坐火车带你来都柏林，你和德克兰都穿着好看的衣服。”女儿海伦回应道：“我们曾经以为火车会掉到大海里，它几乎都到海边了。”我现在坐的这趟铁路线，就是书中人物坐的那条线，我跟他们一样莫名地担心火车会掉进海里。很可惜是雨天，看不清远处，透过车窗往下看，只见陡峭的崖壁之下，灰绿的海水拍打暗色的砾石滩，激起了千堆雪。倘若能打开车窗的话，一定会听到澎湃的海浪声吧。
爱尔兰的海并不温柔，却是托宾经常在书中描写的对象。依旧是在《黑水灯塔船》里，海伦从让人窒息的外婆家里跑出来，“她站在狭长的海滩上，浑身发抖。站在此处，在悬崖的阴影中感觉更冷、更暗，更像是在八月末而不是六月末。一排海鸟几乎贴着平静的水面飞翔。每次浪潮涌来时，看起来都像不会碎掉，而只是随意地涌过来又被吸回去似的，但是每次浪花都不可避免地被抬升，再蜷曲起来，发出遥远的声响，最后安静地碎开。她相信，这声音与她无关，也和她所知道的一切无关”。而在天气稍微变好一点后，“海伦沿着小路走，她只能看到微蓝的天际，想不出大海在这样的光线下会是什么样子。走到崖边她朝下看，蔚蓝一片，远处有深蓝墨绿的漩涡。大海颇为平静，波浪轻盈细语翻滚着。路的尽头没有栏杆，车很容易就开过去了，沿着黏土和泥灰一路滚到下面的沙土上。但这里不会有陌生人，即使在夏天，这里也不会有闲散游客”。托宾写的那片海域在黑水村附近，却与我眼前的海连在一起。我现在就成了这里夏天里的闲散游客。
我非常喜欢看托宾笔下的风景描写。托宾并无华丽绚烂的文笔，他用的都是普通常见的词汇，却能够精确细致地描绘出大海之千变万化，着实让人惊叹，这要归功于他直接的观察和逼真的描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描写并不是静物描写，而是蕴含了观察者的主观感受，我们得以代入进去，身临其境，感受到光影变幻之际内心的情绪颤动。在这里，不免多说几句：很多读者习惯跳过风景描写，因为冗长沉闷，又不推动情节，但我觉得好的风景描写能让你体会到小说之美。我非常看重小说空间的营造，如果要知道一本书的情节，粗暴的话，一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但要体会人物细致的内心活动，还是得有赖于空间的构造，人在这个空间里，有这样的反应和行为，才能得以解释和展现。尤其是读托宾的小说，这一点不能不重视。
恩尼斯科西
在我欣赏海景的同时，耳边一直回绕着“stop”的警告。循声望去，原来是从坐在我身后的女人那边发出来的。她看样子消瘦而疲惫，坐在她对面的应该是她的一对儿女，年龄大约在七八岁。小女儿拿着玩具车在桌上滚动，惹得女人发出一连串的“stop”，听多了，让我深感不适。在我看来，小孩子在玩耍，既没有发出闹人的尖叫声，也没有在车厢里来回跑动，那就让她好好玩。但这位母亲无法遏制住自己的焦虑，她的声音短促急迫，仿佛再晚一秒就会发生无法收拾的事情。这让我再次想起托宾在《黑水灯塔船》里写到母亲带着一儿一女去都柏林的情节，倘若他们回到恩尼斯科西，会不会也发生同样的场景呢？疲惫的母亲，好动的孩子，空荡荡的车厢，还有绵延在窗外的海景。
托宾虽然是一位男性作家，却非常擅长写女性，尤其是母亲。《关键所在》里的南希，《黑水灯塔船》里的三位女性（外婆、母亲、女儿），《诺拉·韦伯斯特》里的诺拉·韦伯斯特……母亲是一个身份，她对应的是孩子，正如托宾那本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母与子》所提示的。托宾在诸多作品中都写到了母亲与家庭的关系（包含了母亲与孩子的关系），把其中的情感纠葛写得丝丝入扣，让人印象深刻。这与托宾本人的人生经历有很大关联。他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家庭中长大，九岁才学会阅读，且有口吃的问题。他出生于一九五五年，八岁时，父亲生病，母亲不得已把他送到外地的姑妈那里寄养，然后陪同丈夫去都柏林接受治疗。这段持续了三个月的分离对托宾有着深远的影响，甚至造成了他内心难以弥补的创伤。托宾就是以这段经历为原型创作了小说《黑水灯塔船》，作品随后入围布克奖短名单。在书中，女主角海伦对母亲为了照顾生病的父亲，把她和弟弟丢给外婆的事情无法释怀。托宾认为他的口吃问题，也与这场分离有关。十二岁那年，托宾父亲去世，口吃持续地影响了他一生。在另外一部托宾以母亲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诺拉·韦伯斯特》里，诺拉为他儿子的口吃问题而烦恼。这一切都有现实的依托。
三
历经两个半小时，到了恩尼斯科西站。整个站只有一个小屋子，连工作人员都看不到。从站旁的一个小门直接就出去了，没有人检票。沿着一条曲折的巷道往前走，这条路托宾本人走过，他笔下的人物也走过。倘若用我们中国人的标准来看，恩尼斯科西更接近我们熟悉的小镇，它面积不大，常住人口也只有一万余人。托宾从这里走出去，成了举世闻名的作家，恩尼斯科西乃至整个爱尔兰东南角的威克斯福德郡，因为他的作品被人熟知。翻译托宾多部作品的柏栎曾于二〇一〇年专程来到这里旅行，她在散文《历史与想象中的恩尼斯科西》中如数家珍：“小镇往东大约十九公里就到海滨，那里的黑水村，是《黑水灯塔船》的发生地，海伦和德克兰曾在附近的巴利瓦罗村散步，参观灯塔船。再往南六七公里，是克拉克劳海滨浴场，东海岸最好的沙滩之一，艾丽丝和乔治曾在海中游泳，而他们漫步沙滩时聊到的古虚的度假屋，原属于《诺拉·韦伯斯特》的女主人公诺拉。那部小说的开篇，便是诺拉在一个风雨天从恩尼斯科西驾车前往古虚，去收拾房子。而同一栋房子，也出现在短篇小说《空荡荡的家》中。”
《诺拉·韦伯斯特》
托宾很早就离开了恩尼斯科西，大学就读于都柏林大学，主修历史和英文。一九七五年大学毕业后他即赴巴塞罗那，在那里以教授英语为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托宾曾投身新闻业，担任爱尔兰新闻月刊《麦吉尔》（Magill）的编辑，并游历南美。曾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高校教授英语文学与创意写作。他的人生轨迹跟我们很多从小地方考学出来的人一样，离开故乡后，在外面的广阔世界闯荡，除开偶尔回家探亲之外，再也不会回来生活了。但创作是一件奇妙的事情，离故乡距离越远，时间越久，反而越容易在文字中“还乡”。隔着迢迢山水，回望故乡的人与事，在异乡甚至异国书写，构建出一个纸上的“原乡”。同为创作者，我在自己的作品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湖北老家，那种感觉我曾经形容为“就像是鱼儿回到了水中”，写人写事信手拈来，毫无枯涩之感。这种熟稔是从出生时就开始培养起来的，也是其他人生经验完全无法取代的珍贵感受。
作为读者，我熟悉那个纸上的恩尼斯科西及其周边城镇；作为游客，我现在走在这里，就像是闯入了托宾的“文学后厨”。从巷道走出来，不一会儿就看到了斯兰尼河。这是一条清澈的小河，河水清浅，水鸟栖息在河中的石滩上，河两侧的树木浸润在水雾之中。这是一条多次出现在托宾作品中的河流。而在河对岸层层叠叠的民居之中矗立起一座恩尼斯科西堡。这座始建于十二世纪的古堡，后世几经诺曼人和英国人的修建，至今维持了十六世纪的面貌。它与托宾家族关系密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托宾的父亲与约瑟夫·兰森神父合资购买了古堡，并将它改为博物馆。我以它为坐标，走过石桥，沿着高低起伏的马路慢慢溜达过去。老实讲，倘若没有托宾作品的加持，真的很难说这会是一个旅游胜地。平淡无奇的房屋，冷清的店铺，三三两两走在路上的行人，没有任何让人眼前一亮的建筑，也没有任何招待外来游客的设施，它就是一个爱尔兰东南角的偏僻小镇。
逛完恩尼斯科西堡，时至中午，我绕着小镇寻找可以吃饭的地方。走到拉夫特街，这里想必是整个镇的商业中心，街两侧都是店铺。我随便进了一家餐馆，正在吃饭的顾客们，一看便知都是本地人。我的出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反倒让我有点惊讶。毕竟我在欧洲其他国家旅行，没有多少人会特意看我一眼，他们习惯了东方面孔的出现。而在这样的小镇，可能很久才会看到一个亚洲人。我也观察这些本地人，其中既有老人，也有小孩子，年轻人很少。他们对我来说是陌生人，可他们也是托宾笔下人物的来源。我推测《关键所在》里南希所开的炸薯条店，很有可能就在这条街上。南希丈夫离世，留下一个烂摊子，她通过开炸薯条店，慢慢地扭亏为盈，可是在她内心深处，“她这一生都在抛头露面，早在她母亲的小店里，大家就肆无忌惮地看她，或者对她视而不见。现在她梦想着都柏林，悠长的道路两旁栽种着树木，一栋栋房屋隐约其间。在勾兹镇、斯蒂尔罗根和布特斯镇，那里的人住在独栋的房子里，没有人走出家门时会用熟悉和好奇参半的方式与他们打招呼。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一切，没有人会随意地在半路拦下他们聊天。他们只是住在房子里的普通人。这才是她想要的，这才是她工作的原因，是要和他们一样。偿清债务，存下足够的钱，变卖家产，然后就去没人认识她的都柏林，她和吉拉德还有女儿们也将会只是住在房子里的人。她梦想着未来的生活是没人站在她面前，手里攥着钱要她去招待”。
身处实地，我完全能理解南希的感受。这个镇太小了，大家互相之间都太熟悉了，就像是我曾经生活的那个湖北乡村，东家长西家短，很快就能传遍全村。南希不仅希望自己逃离这个小镇，也希望自己的孩子离开。可她的孩子吉拉德非常喜欢炸薯条店的工作，这让她很不安，因为吉拉德只想做一个店主，不想去上学。“你不能一辈子在这里干活，”南希说，“这不是你这个年纪干的，你得去其他地方，看看这个世界。”吉拉德反问她：“然后回来后一无所有？”“等你长大了，你会为此感激的。”南希回答，但吉拉德不买账：“好吧，我现在就告诉你，我永远也不会感激的，我现在就能对你保证这一点。我在哪里都没归属感，什么地方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我要为此感激吗？这真不错啊，好！”
是要留在家乡按部就班地接管家业，还是出去到大城市闯荡，这样的人生选择，对我们来说不也是熟悉的吗？《布鲁克林》里，艾丽丝与许多同龄人一样找不到工作，前途渺茫，她选择了去美国工作，背井离乡既会带来孤独，也会带来机会。《诺拉·韦伯斯特》里，诺拉的一个女儿在都柏林读大学，她参与了政治运动，这让诺拉担心不已，因为这风险她无法控制。留守自然是安全的可控的，可也是闭塞的保守的。出去是新鲜的开放的，可也伴随着漂泊与动荡。在托宾的笔下，恩尼斯科西就是一个不动的锚点，有人留下，有人离开，有人回来，有人再次逃离……无论他们身在何处，都是恩尼斯科西人。
那恩尼斯科西人怎么看待托宾呢？这是我非常好奇的问题。在我就餐的餐馆对面是一家书店（有可能是本地唯一的一家书店），有一个托宾作品专柜，可见对托宾的重视。其中有一本《诺拉·韦伯斯特》。我们都知道诺拉·韦伯斯特的原型就是托宾的母亲，而他母亲就住在书店旁边的法院街，她当年很有可能逛过这个书店（如果那时有书店的话）。这种小说与现实重叠之感，真是让人兴奋。在恩尼斯科西艺术中心，与年轻的工作人员聊起托宾，他非常兴奋地说：“我们都很爱托宾！他是我们的骄傲。”那一刻，我有点嫉妒像他一样的本地人。他们在阅读托宾作品时，那些熟悉的街道和店铺，那些虽然是虚构却能猜得出原型的人物，恐怕都会让他们会心一笑。
很荣幸的是，我的此次来访，托宾本人是知道的。通过彭伦先生的牵线，托宾告诉了我他老家的地址。这份信任真叫人感动，再次让我想起了那次活动上他的微微一笑。他或许不会想到，隔了十三年，我会远渡重洋来到他的故乡，甚至走到了他的家门口。那是建在高坡上的一栋二层小楼，分左右两边，可能属于两户人家，其中一边便是托宾的家，有一个小小的花园，房门紧闭，隔着干净的窗户能看到屋内的装饰。询问了邻居小伙子，他热情地告诉我这个屋子里还住着托宾某个姐姐的一家人。我没有贸然地走进花园，只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雨点敲打在伞面上，发出砰砰声，我的心也激动地跳着。《诺拉·韦伯斯特》详细地写过诺拉如何改造房子，更换窗帘和家具，那个房子的原型恐怕就是眼前的这栋小楼吧？我想象着诺拉透过窗户看向外面，看向我，一个中国读者。彭伦先生告诉我说：“托宾先生不介意你把拍他家的照片公开发出来。”即便托宾不介意，我也不愿意这样做。我不想打扰他家人的生活。
由于时间的关系，从托宾的家离开，想去托宾小说里另外一个重要的地标黑水村，成了不可能的事情，一来它距离恩尼斯科西有十几公里远，二来公交车往返耗时太久，只好忍痛放弃。为了弥补遗憾，我特意拿手机拍了几张指向黑水村的路标。拍完后，正当我离开时，转头看到一群本地人围着一辆黑色的车辆缓慢地往坡上去，看了半晌，只感觉气氛哀伤，我想很有可能是一场葬礼正在进行。生老病死，在这个小镇静穆地进行着。我不禁想起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把古堡改造成博物馆的老托宾躺在灵柩里，被一群人围着去送葬。这个事情深深地影响了托宾的一家，也彻底改变了托宾的一生。几十年过去了，恩尼斯科西变化不大，斯兰尼河依旧默默地流淌，托宾却从一个口吃的孩子变成了一个年迈的老人了。他依旧在写作，恩尼斯科西系列小说，或许正在他的笔下延续。他写的那些人，正在我的身边走动。他写的风景，正在我的眼前展开。想到此，有一种不真实的梦幻感弥漫心间。
因为夏天的缘故，爱尔兰的白天非常漫长，到了晚上七点多，天依旧是亮的。可我不能再逗留下去了，从恩尼斯科西返回都柏林的火车只有一班，我必须赶上。从醋山（这也是托宾书中多次出现的山）上下来，赶到火车站。火车还没来，我也不着急。坐在外面的椅子上，回味这一天在这里的点点滴滴，忍不住想起在那次活动上，有读者问托宾：“现在中国很多作家通过写作过上了优裕的生活，不知道托宾先生是不是也这样？富裕的生活会不会给写作造成一些障碍？”托宾回答：“我想一个作家往往过着一种双重生活，表面上你也许有一幢房一辆车；但在精神层面上，一个作家永远是贫穷的。因为写作这件事情里面包含了无数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你开始进行想象，耗费巨大的精力，但终点很可能就是失败。如果将灵感等同于钱财的话，那当你完成了一部书，你就又回到了一无所有。”他的回答深得我心。每一次写一本新书，都是一次重新开始的过程。同为创作者，我们都是贫穷的。而作为读者，此刻我却是富有的。去都柏林的火车来了，再见，恩尼斯科西。不过我相信，在书中我又会再次梦游此地。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二日 苏州
本文首发于《书城》（2024年9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