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不是远离我们的存在，而是一道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风景
编者按：1936年10月19日，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在上海病逝。尽管八十一年过去了，鲁迅仍然不应该远离我们，远离他试图用笔去警醒的国人。本刊谨以此文，纪念这位“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文学大师和思想斗士。
鲁迅逝世后，关于他的传播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群落：一是生前好友、亲属的回忆、怀念文章，周作人、许广平、许寿裳可谓代表；二是弟子的追忆之作，比如胡风、冯雪峰、萧红的文字；三是学院派学者的研究论著，张申府的短论，李长之的专著成了那个时代有学理的言论；四是政治人物的点评，瞿秋白、毛泽东的论述一直被人们所转述。在生前好友之中，自由主义文人胡适、曹聚仁的观点，在思路上溢出一般的框架，是左翼之外的视点。自然，一些作家如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的追忆性文字，也成了重要的历史表达。这些不同思想者的表述在差异中构成了有厚度的精神景观，它们实际上成了鲁迅传播史的重要部分。
反观这些不同群落对于鲁迅的叙述，可以看出现代文化发展的多向脉络。文学史与文化史一些重要的话题，有许多交叉在鲁迅的思想里。人们阐释的着眼点有时也完全在不同的空间，内中纠葛着现代中国重要的精神内核。鲁迅是什么，不同时期的描述不同，在各自的表述间，有时仿佛在讲不同的人。比如“文革”期间的鲁迅，就完全不食人间烟火，只是一个斗士的脸孔。而现在，鲁迅成了学院派里热点的文化人，各类标签不一，紧张的冲突语境淡化，又把其斗士风采省略了。从80余年间的叙述看来，鲁迅的价值有时有很浓的政治色彩，有时却极富有个人主义意味。在历史人物描述方面，恐怕没有谁像鲁迅那样给人如此复杂的感觉。
在我个人的兴趣里，草根化的左翼青年对于鲁迅的描述尤值得深思。而那些游离于流行文化的思想者对于鲁迅遗产的把握，可能构成了鲁迅传播史中最为动人的一章。鲁迅的能量刺激了那些底层知识人创造的潜能，他们在这份遗产里发现了走出苦难的资源，而这些恰恰是激活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原动力。这些来自社会边缘的人群，在自己的选择里有鲁迅遗产的真意的辐射，虽然彼此的逻辑并不重合在一起。萧红、萧军、叶紫、柔石的文化活动，都隐含着鲁迅内在的价值，他们之所以接近鲁迅传统，是和他们抵抗生存环境的程度深切联系在一起的。
但这些草根左翼的深层价值被注意的不多，长达80年间的鲁迅研究，政治话题有时覆盖了一切。我在《鲁迅与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一文，专门讨论了鲁迅被政治化叙述的历史。自瞿秋白后，关于鲁迅的描述，多在列宁主义的话语里。它的题旨是，鲁迅由旧的阶级营垒，进入革命的世界，那些士大夫与布尔乔亚的痕迹消失了。这种叙述，在狭义的层面有一定意义，鲁迅自己并不反对，但考察鲁迅晚年的写作兴趣与翻译兴趣，溢出列宁主义的思想很多，把他的精神活动限定在列宁主义的语境中，并扩大其思想空间的苏维埃因素，就模糊了其间的问题，把其丰富的意味简化了。不幸的是，鲁迅死后一方面不断被简化地陈述，一方面被封闭性处理，结果都腰斩了其思想的要义。我们看同时代人的回忆文本对于鲁迅思想的简单化陈述，亦能感受到其间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李泽厚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鲁迅遗著。他绕开苏联的语境，从康德、荣格的学说里，融会鲁迅思想，确立了文化积淀说的理论。而由此延伸出的思想，把鲁迅遗产放置到更为开阔的世界性的话语中加以阐释。这是鲁迅资源获得一次重新组合的尝试。实践已经证明，在俄苏传统之外打量鲁迅，可能会有更为丰富的精神对话的空间。
但是李泽厚的思路并没有被继续延伸下去，现实流行话语很快成了阐释鲁迅的主导性表述。这些话语有的是左翼思想的变形表述，其价值在于批判性，但易流于本质主义的倾向也引起人们的警惕。鲁迅一生要颠覆的是本质主义的思维中呈现的奴隶话语。他觉得士大夫语言与大众语言里，都有专制主义的毒素，以一种新的话语方式代替旧的话语，恰是自己的使命之一。即便他“左转”的时候，对于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是开放式的，有自己自由阐释的逻辑，并非苏联意识简单的位移。但他去世后，世俗社会对于他的描述，一直属于鲁迅厌恶的话语逻辑，那些关于文艺与政治，个体与群体关系的陈述，与鲁迅文本呈现的思想并不在一个空间里。所以我曾说，我们常常在用鲁迅最为厌恶的方式表达鲁迅的思想，这造成了一种错位。描述鲁迅面临一种新的话语使用问题，假使我们不清楚自己的语言还属于鲁迅攻击过的一种历史遗存，可能永远不能进入鲁迅世界最为隐秘的所在。
最早意识到此问题的曹聚仁，在自己的回忆文字中试图表达这一突围的可能，但因为知识结构的限制，只能做到思想上的超党派，而审美的方式还是晚清文人的意味较多。他的《鲁迅评传》开出一条研究的新路，但也仅仅局限在思想的维度里，审美等判断显示的智慧寥寥无几。在鲁迅研究的思路延伸中，徐梵澄的陈述颇有意义，他在多种语境里把握鲁迅的精神，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启迪。某种程度上说，徐梵澄是在语义和哲学层面最能沟通鲁迅精神的人物。但他对于世俗社会的盲点也影响了对于中国问题的判断，而这一方面，胡风、聂绀弩的思想，倒可以成为这种不足的补充。
鲁迅他是从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进入马克思主义的路径。但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是草根式的，没有政党文化的痕迹。只要看他与周扬等人不同的状态，就可以发现其背后的个人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其实与世界主义的许多文化元素交织在一起。在深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文学原理之后，他还那么热衷于表现主义与达达主义的艺术，这不是斯大林主义式的，而具有逆斯大林式的普列汉诺夫的特点。这不仅与日本的左派不同，和中国的左翼作家亦多有别。可是，后来中国的文学理论，是抛弃普列汉诺夫而近斯大林主义的，这一路径与鲁迅的思想其实在不同的时空里。
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看到原色，或者不能够意识到鲁迅研究与鲁迅传播中这样曲折的历史，我们可能会把鲁迅遗风理解为一种单色调的渲染。而实际的情况是，鲁迅的思想是被以分解式的样式而出现在不同时代与不同领域的。延安时期的王实味对于鲁迅的思考已经被批评，丁玲的思想也被扣上帽子。胡风后来不断受到批判，其实也是删除鲁迅思想最为锋利一面的过程。1950年代，胡风、冯雪峰的命运已经证明，以个性化的方式介入左翼文学批评，是违反斯大林式的逻辑的。周扬、夏衍对于他们的批判，背后有深的精神渊源，鲁迅被抽象的肯定，又具体的否定的历史过程，也恰恰是其思想不合时宜的另一种证明。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人其实深切地意识到鲁迅的价值。张申府对于鲁迅的哲学化的表述，与他所认识的罗素、维特根斯坦式的智慧虽然不同，但多有相近的精神启迪。张申府可能是最早从思想史的层面洞悉鲁迅精神意蕴的人，他对于鲁迅的认识不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层面。这个中国共产党最早的理论工作者对于鲁迅的非党派化的描述，更接近鲁迅遗产丰富的特性。而这些观点直到过了50多年之后，才得到人们的认可。而1980年代后许多学者从文化史与思想史层面思考鲁迅精神，与张申府的思路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日本学者的研究给鲁迅研究带来了学理的厚度，他的哲学性价值和思想者价值，被放置于更为广阔的世界主义视界得以呈现。无论是竹内好还是丸山升，他们将鲁迅遗产放在东亚解放和世界革命的层面上，那些狭隘语境里的表达被消解了许多。日本学者借着鲁迅要解决的是自己的问题，但同时也把中国的焦虑与人类的焦虑置于同样的平台上加以审视，鲁迅的价值就由中国的时空转换到世界的舞台上。有人从尼采、克尔凯郭尔、卡夫卡的对比里研究鲁迅，则无意间把鲁迅在世界主义的话语体系中经典化了。
在诸多日本鲁迅研究者中，木山英雄与丸山升的著述具有象征意义：前者把鲁迅指向形而上的层面，鲁迅思想与德国近代哲学获得了同样重要的意义；后者则把其遗产的革命性与社会改革深切联接起来。这给中国的同行带来了许多启示，近来关于鲁迅的叙述，有许多受到了他们的影响。不过值得思考的是，欣赏他们的人，多是学院派的人物，他们似乎没有这两位日本学者深广的政治情怀，而在借用其思想的时候，渐渐把鲁迅象牙塔化。在关于鲁迅的各种陈述中，象牙塔里的鲁迅，被古典化处理，仿佛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对象，鲁迅进入了他所厌恶的“悠然见南山”的“美的静观”里。1930年代有学者担心鲁迅被学院派化后的简单化，还是在今天成为现实。
当鲁迅日趋进入学院派的语境时，那些在野的鲁迅研究显得格外重要。而草根化的表述，对于对抗日益象牙塔化的鲁迅研究显得格外耀眼。一方面需要学院派思考的深化，另一方面，民间原动力的思想交流应得以拓展。那些艺术家对于鲁迅的能动的阐释，对于发展鲁迅思想都是必要的选择。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看到民间的表述所生成的智慧，可能是抵抗思想弱化的一种精神支援。
在我看来，鲁迅精神的延伸，艺术家的选择起到的作用十分巨大。我们从路翎、聂绀弩、孙犁等人的创作，以及吴冠中、赵延年的绘画里，看出了未完成的传统的闪光。那些并不在主流文化中的文化人，在处理中国文化难题的时候，自觉不自觉走在鲁迅当年的路上。在后来的作家余华、莫言、阎连科那里，鲁迅的主题不是弱化，而是被以不同方式强化起来。这里不仅有国民性话题的再提，重要的是知识分子语境的激活。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中国作家在自己的社会职责上，不会也不能丢掉五四的传统。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历史与现状时，批判意识与改造社会冲动，是一直伴随其间的。
在这个意义上，鲁迅遗产一方面在学院派的话语里被不断演绎着，一方面在作家的实践中成为时断时续的母题。学院派把他视为思想的资源，其价值与孔子遗产同样不可或缺，而作家的写作也因此拥有了一种审美的底色，仿佛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于俄罗斯文学，具有原典的意味。鲁迅传统拥有巨大的政治可能性，但常常是反非人道政治的政治。对于这种政治化的表述，草根左翼和学院派知识分子都有过相当精当的描述。这些已经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鲁迅研究的生命力可能恰在这个传统里，这些年间青年一代对于鲁迅遗产奇妙的对接，似乎证明了郁达夫当年对于鲁迅的判断，热爱自己传统中的伟大的存在的人们，是远离奴隶之路的有希望的群落。现在我们越发感到先生不是远离我们的存在，而是一道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风景。
（本文系2016年4月，《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东方青年学社共同主办的“拿来主义与文化主体性：鲁迅传统中的中国与世界——纪念鲁迅诞辰135 周年暨逝世 80 周年（上）”圆桌会议上的发言修订而成，《鲁迅传播史的几个问题——在世界主义视界中呈现鲁迅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