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买卖人最初的活动是替内务府办买皇室所需诸项什物，并查访时价，以及外藩进贡折赏等事，授为领催之职每月给银二两。后来买卖人还兼营各种粮食、铜矿、食盐运销，资本雄厚超过百万两。内务府买卖人替皇室采买被认为是一项肥缺，清末时还流传一句谚语：“树小房新当不古，住家必是内务府。”显然内务府的买办生活富裕。买卖人采购的物品相当多，除了供应宫廷日用物资，比较大宗的物品是人参、毛皮、铜矿、木材等。关于范家及其他经营盐业、铜业的买卖人，笔者在《乾隆皇帝的荷包》一书已经讨论过，本节主要讨论采办宫廷物资的买卖人。
清初期买卖人有数百人，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总管内务府大臣衙门奏：原有新旧买卖人八百余名，除将不能交息买卖人革退外，所余买卖人285名。其中头等买卖人给贸易官房3间、本银300两，银1两交息6分；二等买卖人给贸易官房2间、本银200两，银1两交息5分；三等买卖人给本银100两，银1两交息3分。康熙四十三年正月，总管内务府大臣衙门奏：“今图桑阿系亲王府交息预备祭祀物品之买卖人，再营造司等处当差买卖人外，广储司现有买卖人三百九十七名，议再添加三名，共足四百名之数。”内务府有七司三院，广储司即设有400名买卖人，其他各单位应有数百人。
买卖人开设帽铺
乾隆时由广储司在所有买卖人中挑选买卖人王廷玺、王廷亮办理帽铺生意。乾隆十七年五月，因买卖人承办与铺户不同，时价不齐，每有赔累。总管内务府大臣三和奏准，向崇文门关税务余银内，借领3500两交买卖人王廷献、刘长庆二人作本，开设帽铺，借此购买帽沿。选其上好者预备内廷传用，每顶照例领价银5.5两，次等者卖给各铺户。因王廷献借领崇文门关银，分限十年按一分起息。至乾隆三十一年，王廷献还5132.05两，仍欠677.95两。
王廷献退出，内务府改派“为人小心、办事稳妥”的衣库员外郎文德，再广储司八品司匠兼买办催长四德“人亦谨饬，向来买办六库一应物件俱无贻误”，借领3000两交给文德率同四德开设帽铺，分限六年归还原款。《总管内务府现行条例（广储司）》买办染皮冠沿事宜载：“上用染貂冠沿每顶价银五两五钱，阿哥貂皮帽沿每顶价银四两，染海龙皮帽沿每顶价银三两，令衣库办买。如每年乌里洋海进到皮张变价时，其中貂皮有可熏染应用者，亦准其挑选备用。”可见乌梁海的毛皮质量欠佳，需要熏染加工。
乾隆三十一年，发生内务府司库德全承包三织造成做皮包之事，说明内务府人经营皮革生意。原先，江南三处织造成造锭钉棉甲17528副，应办随甲皮包17528个，“因南方并无熟皮，俱是熏皮不堪成作。且地方潮湿，作来皮包一遇风燥，必致臌裂”。苏州织造普福等交坐京家人彩住等在京如式办造。乾隆二十九、三十年，两次办过甲包18028个，每个定价1.4两，共发给25239.2两。彩住等因钱粮重大，铺家难以凭信，且要价昂贵，因向来在缎库交差，随找寻认识的缎库委署司库德全，央求他替办每个甲包讲定1.2两，管保照式成造。其余每个利银2钱，彩住等用于租房、打架子，堆放皮包，并来往运费。只有苏州织造普福家人汪林是每个甲包按1.4两交给王德全办理，后王德全因汪林租赁房间搭架运费，曾给回汪林50两。
总管内务府大臣等认为牛皮、马皮质既厚薄不同，则其价亦必有悬殊，遂派员照式成造牛皮、马皮甲包各一份。据委员制办牛皮甲包一个，实用1.27两，办马皮甲包一个，实用1.07两。织造处每甲包一分开销1.4两，即使买办牛皮甲包价尚有余，乃以马皮成造其浮冒明白易见。应令该织造将前项皮包照旧领回按每个1.07两实价变价归还原项；其有变不足数者，即着落该织造等赔补，以为办公不慎之戒。此外，家人彩住等三人，每包一个侵银2钱，计1765.6两；揽办之德全每个浮冒彩住等1.35钱，并每个浮冒汪林3.35钱，共计浮冒1861.78两。
北京铺子与时尚
潘荣陛撰《帝京岁时纪胜》记载乾隆年间帝京品物，“貂裘狐腋，江米街头；珊瑚珍珠，廊房巷口。靛青梭布，陈庆长细密宽机；羽缎氆毡，伍少西大洋青水”。买卖人在江米街头办买貂裘狐腋。《都门杂记》载，镀金顶（凿铜镀金货物一概俱全）启盛斋在三府菜园路东，内式荷包聚和号在廊房二条胡同西口路北等，内式暖帽永增局在前门外打磨厂西口路北。以上表明北京的荷包、暖帽都是宫廷“内式”。
帽行商人早在乾隆年间就在东晓市药王庙成立了行会，并悬挂“冠裳肇式”“冕服开天”“冠冕百王”等匾额为证。宫廷衣服之细、饮食之微，商家必曰宫样，转相仿效。最明显的例子是官员由北京到地方任官，需携带各种时尚的京帽、京靴等。延昌的《事宜须知》提到应用衣服、备送礼物必须在京购买，开列细单为：“朝冠（一罗一皮足矣）、披肩一件、朝衣一件（朝裙亦可）、蠎袍单纱各一件、京帽各一顶、本色貂褂一件、白风毛褂一件、京靴各双、皮棉夹单纱袍褂各一件、红呢帽罩一件、大呢荷衫一件、朝珠、各色卷领、补子雨缨荷包手巾拜垫各一分。至于送礼之物另有一单：袍褂料一套（总以绸料为上），宫样活计（九件、七件均不可少）连托头品顶珠、帽缨、皮帽沿、皮袖头、头二品补子、京靴等。”最重要的是这些物品有着“宫样活计”。
清代北京竹枝词对服饰的描绘相当多，如《都门竹枝词》载：“帽沿貂尾拉三水，最爱羊皮骨种奇。”所谓三水，是指用黄色的骚鼠皮染黑，充当貂皮拉三水，可以做衣服、帽沿、领袖等。另有竹枝词载，“金线荷包窄带悬，纱袍扇络最鲜妍。领带海龙尾一条，帽檐个个是熏貂。止有貂裘不敢当，优伶一样好衣裳”；“御史巡城气焰熏，驴车到处让纷纷。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还有竹枝词载，“暖帽黑毛三寸长，纵非四海亦名扬”；“商贾近来新学得，石青马褂出风毛”。时兴、京式为乾嘉道年间士人所称颂，连优伶、商贾都穿着毛皮，说明皇帝的品味影响了北京城市消费。
清代俗曲《禄寿堂》载：“武备院内造尖靴绷挈软底。”武备院样儿的靴子为内兴隆字号所仿效，北京七家十一户鞋店是天成斋鞋店、大成鞋店、集升斋鞋店、长福斋鞋店、兴隆斋鞋店、步瀛斋鞋店及天成斋鞋店的四个分号（天成、天华馨、天源、天利斋），每天来往的顾客熙熙攘攘，非常热闹。九家帽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黑猴儿”帽店，不仅买卖兴隆，而且誉传京城内外，商品远销附近各省，是旧北京著名商店之一。
北京工匠
过去清宫称赞缝制毛皮的工艺，常用“针脚细若蚊睫，工艺精妙绝伦”。宫廷制作服饰取动物毛皮之精华，如乌云豹皮长褂、草狐腿长褂、青狐下颏长褂、金银下颏长褂、海龙皮长褂等。衣、裤的制作过程是将小块毛皮拼装加工，只取毛皮最珍贵的部位狐肷、下颏做成长褂，宫廷匠役缝制手工细致。清宫皮库熟皮匠118名、刷毛匠2名、氆氇匠9名，衣库裁缝匠125名、毛毛（皮）匠118名。又规定：“本项匠役不敷应用，仍添外雇民匠。”这些外雇工匠成为北京毛皮业的重要成员，甚至有组织行会。如“合美会”为靴鞋行业工人的组织，还有靴鞋行财神会，为商号组织。据说有120余家商号，参加行会组织的有二十几家。皮箱行于康熙二十八年组织皮箱公所。帽行公会创于乾隆年间，以东晓市药王庙为会所。庚子事起，受时局影响，行会遂行瓦解。1928年，同业凡180余家，恢复帽行同业公会。
北京的狐膆、狐肷、狐膁是按个/条论价，缝制的工匠再一条条组装起来。乾隆十六年，宫殿监副侍马国用文开，做上用添皮换面白狐肷皮袍4件、褂2件，用白狐肷61条，每条银6钱，用36.6两；白狐下颏（狐膆）21个，每个银2.5钱，用5.25两。《旧京琐记》载：“外褂之制，五品以上始得用貂及猞猁狲。自后唯貂有制，猞猁狲则听人用之。五品下，唯编检、军机章京准穿貂。翰林多清贫不能制，则有一种染貂，俗所谓翰林貂也。又有带膆貂褂者，以赏亲贵，每褂之貂膆凡七十二，甚可罕贵。”
内务府武备院和广储司皮库毛皮需要清洗，首先将毛皮浸泡在小米水里数月。《乾隆朝内务府银库用项月折档》载每月采办的小米数十两。譬如乾隆三十四年四月，皮库员外郎额尔登布等文开熟库存貂皮9121张、青狐皮81张、黑狐皮377张、猞猁狲皮2张、海龙皮388张、豹皮5张、黄狐皮937张、狼皮8张、虎皮17张，领小米折价42.33两。内务府皮作匠役有熟皮匠，专司熟洗皮张等。生皮用皂角洗净，晒干后即入缸。每缸用小米40斤、硝25斤，合熬成水倾入，将皮浸以合度之时日，取出晒干，则板柔而毛固，即为熟皮。另一配方是，明矾5斤，硫酸20斤，两者兑一百斤水。北京有硝皮局、刷皮局、洗染局等分布于宫廷附近的东河沿、王府井、裱褙胡同、小报房胡同、东交民巷、手帕胡同、官马圈、梯子胡同等。各种皮局靠近宫廷或许是承揽活计之故。
北京作为清朝的首都，冠盖云集，皇帝、王公、官员冬天都需要穿着毛皮服饰，为毛皮消费重镇。毛皮的加工手续烦琐，北京有各种皮局整理毛皮，缝制毛皮的工匠将毛皮切割成大小齐一的材料，兼备“针脚细若蚊睫”的手艺。并且，由行会组织可见，制作冠帽、靴鞋等行业毛皮分工细密、专业，至民国时期北京仍网罗全国各处的毛皮，制作外销高级毛皮服饰。
民国时期北京有17家皮革厂，当时有对皮革厂进行调查。“用蓝矾、硫酸、石灰、苏打等溶解后，将生皮置于（石灰）池内，俟皮柔软，使毛剥落而晒之。浸泡的时间以生皮浸入灰池十余日即可退毛。用刀将皮之厚处割薄使其平滑，再用清水洗净。做红皮时将皮下红池或红缸，做蓝色者下蓝缸或蓝池，转鼓红皮在缸中，月余即可取出，用人力或机器压榨晒干之，即成红皮，三四日即可取出，以铁钉钉于木板晒干即可。”红底皮、油皮原料是牛皮，系以植物鞣法制得，以各种树皮之浸出液浸泡而成；法蓝皮原料牛皮，芝麻皮原料小牛皮，均以矿物鞣法制得，用蓝矾液浸泡而成；两色皮原料牛皮，系以矿物、植物两种鞣法材料合鞣而成；各色羊皮因用途不同，或以植物鞣或以矿物鞣或以两法合鞣而成。北京的皮革和景泰蓝在民国时期还有广大市场，应该是继承了清代的京城风尚。
（本文摘自赖惠敏著《乾隆的百宝箱：清宫宝藏与京城时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