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刊书信里的“胡适世界”

作为开一代风气的人物,胡适与北大的关系不可谓不深。某种意义上,没有北大这一平台,就没有那般“舍我其谁”的胡适——至少胡适在近代中国会是另一个样貌。可喜的是,与胡适有关的材料仍时有发现。且不提周质平先生二十多年前整理的《胡适未刊英文遗稿》(联经出版公司,2001年),去年即有付祥喜先生编著的《胡适未刊日记辑注》(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付梓,今年年初又有邹新明先生编著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来往书信》(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下文简称《未刊书信》)问世,且是皇皇两巨册。

3月初推荐大学图书馆采购《未刊书信》,4月下单,5月底纳入馆藏,6月初我从图书馆借得此书。16开,精装,浅绿色的封面,清新典雅,假使胡适复生,见到此书,大概也会啧啧称叹。

据前言介绍,《未刊书信》包含两部分,上册主要收录夹在胡适藏书中的书信,其中中文书信110余封,英文书信50封,且不乏名家的手笔。下册则收录胡适卸任驻美大使职务后,美国政要、教育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以书信形式给胡适的留言,共计130封,144页。后面这部分书信“所用信笺整齐划一,装在特制的函套内”,是胡适特意送给北大图书馆的。胡适大使卸任后的这些名人留言,其实是赛珍珠和Mrs. Hughes发函征求而来的,所以大都对胡适离任表示遗憾,称赞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贡献,“难免溢美之词”。这些留言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如果有人单单以这批材料来评价胡适作为驻美大使的成绩,则未免为材料所欺,难称高明。

顺便一提,关于胡适驻美大使的功过,鄙意以为目前最具参考价值的当属齐锡生先生的力作《从舞台边缘走向中央:美国在中国抗战初期外交视野中的转变(1937-1941)》(联经出版公司,2017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齐著的一个好处在于,它不是专门研究胡适的,而是立足于中美关系,充分利用官方档案和私家文献,对蒋介石、胡适、宋子文、陈光甫等都有深入的考察和剖析,当然对胡适大使的成败得失也有所评骘——我们不必完全赞同其具体评判,但这种整体视野和比较的眼光是不可或缺的。

前面扯了这么多,主要是针对《未刊书信》下册的一些感想。综合上下册而言,我最大的感觉是,《未刊书信》与其说是研究胡适本人的一笔材料,不如说是步入胡适世界的一把锁钥。本书虽然题作“未刊来往书信”,其实绝大多数是写给胡适的,胡适写给他人的则属少数,真正构成往复关系的更是寥寥。就此而言,这些出自名公巨卿或无名小卒之手的书信和留言,构造了一个“胡适世界”。换言之,我们只有更广泛更深入地了解这个“胡适世界”,才能更充分地把握胡适其人其学其思。这也就是古人常说的“论世知人”。尤其是看到目录上那一连串的英文人名,如果对那些人名背后的社会、文化和历史缺乏理解,那就等于关上了走近胡适的一扇窗。胡适终身推崇美国,热爱美国,如果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仅限于胡适的见闻,那自然不免被胡适牵着鼻子走。

惭愧的是,笔者对那些英文人名背后的世界所知极其有限,所以下文主要是对《未刊书信》上册所收中文书信的一个整理,附上几句粗浅的读后感。

就内容而言,这些中文书信大致可以归为六类:(一)批评推荐,(二)学术研讨,(三)实际事务,(四)文字改良,(五)日本相关,(六)其他。当然,这只是一种便宜的归纳。

批评推荐

这些中文书信大都是夹在藏书里的,基本上是赠书,请胡适批评、推荐或作序的。比如,何天行1931年考入中国公学,1935年转学至复旦大学,1945年任西湖博物馆历史部主任,1949年任浙大人类学古器物学兼职教授。他在1948年出版了《楚辞作于汉代考》一书,给胡适寄了一册,抬头“适之先生校长钧鉴”,末署“门人 何天行拜上”,信中交代原委:“自离母校中公后,违暌教诲者已十余年矣。引詹风猷,恒切心驰。兹坿奉拙作《楚辞作于汉代考》一册,原为十年前旧作,自太平洋战前即交中华书局印行,今始出版,拟请先生德便赐正!”(85页)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暴得大名”后,追随者、仰慕者数不胜数,尤其是年轻一辈。书中收录了一个叫罗雄飞的青年写给胡适的信。这位罗雄飞“生平不详”,可以说是再普通不过了。然而也正因为他的平凡,罗氏此信(凡三页)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处不厌其长,抄录于下:

我的亲爱的先生:

我不敢怎样讲爱先生,我为先生走了路八千,一次走邵阳,二次走祁、衡,三次走永丰、湘乡、蓝田,四次走邵阳新设民众图书馆,五次走笔上桂林,六次走笔下南京;但终以为不上心,七次又亲自下长沙,书本呢?书本真的在缺庄的书店里(仅仅购得一种《庐山游记》)。在这个当中,本有朋友介绍到湖大;可是一来没有心情,二来有种小说自号《罗雄飞说》,分《太平说》《文艺说》《爱情说》《事业说》……《太平说》分《治世大纲》《治世方略》,《文艺说》分《十八般文艺》《文艺通考》……很想找个理想的地点,理想的先生,求合我的理想,达到我的志愿。我想胡先生决不是那个小圈子的胡先生,而是四万万同胞的胡先生,普遍天下的胡先生;凡属现代青年都有格向胡先生请问,胡先生对于现代任一青年都有答问的天职;于是第八次乃决意北上,不料行至长江,行李误堕江心,这分明是天意不许,为什么不能感动呢?敬录《文艺说》一篇呈寄,请求指教,不要嫌弃。

你的望门生罗雄飞寄于汉口,现住湖南邵阳中乡灵官殿老官桥,八,十(181、183、185页)

估计很多读者跟我一样,不知道信中所谓“我为先生走了路八千”究竟是怎么回事,但分明可以感受到一个理想主义青年的心境和抱负——只是他的抱负,或许由于时乖运蹇,在历史上终究未能留下鲜明的印迹。而这正是“胡适世界”的一个缩影——跟那些名家相比,书中这类名不见经传者的片言只语更引人遐思。窃以为,这恰是《未刊书信》最大的价值所在。

胡适提倡新诗,影响甚广,《未刊书信》中也有所反映。譬如,清华外文系学生曹葆华于1930年底出版了《寄诗魂》,他将这本诗集寄给胡适,“若是先生认为值得介绍给大众,我便希望先生写一篇评文公诸报章”(21页)。此外,书中还有两人给胡适寄过自己的诗集。一位是唐世隆,生于1901年,卒年不详,他曾在刘文辉川军历任排长、连长、副官、参谋等职,抗战爆发后担任川军某军少将参谋长,1949年后以中医行医。他的《民间疾苦诗》是个油印本,一函两册,第二册是第一册的删改本,出版于1931年。他在信中说这个诗集“差不多是依据先生的主张和意旨而选成的”,“皆不出白话的范围”,希望胡适能“赐以序文”(233、235页)。另一位叫祝实明,原名祝世德,生卒年不详,1927年任教于四川万县某中学,1931年任教于江西璧山县某中学。他曾在1932年给胡适寄过一首故事诗《杨妈》,“偶蒙奖饰,至今心感”,“我这十五年来,在工余尚不能忘情写作。今将自费印行的两部诗集寄上,聊以表示欢迎先生回国的热忱”(417页)——祝氏写于1946年7月的这封信夹在《不时髦的歌》一书中。

除了自己寄呈“拙作”外,也有通过第三方转赠的,比如熊十力请蔡元培代呈《尊闻录》(出版于1930年)给胡适。张光祖遵嘱将友人万宗一的《墨辨新诂质疑》(出版于1946年)转呈胡适,恳请“教正”。另外,老师也会推荐学生、后辈的作品,请胡适指正。比如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刘文典将学生曲滢生的毕业论文《韦庄年谱》寄给胡适,褒扬曲君“厚重朴质,治学甚勤”,强调该书乃“经师友之怂恿,始印数百部,意在就正于有道,非为名计也”,期望胡适能“时时训诲教导之”(171页)。马衡将青年学者石松原的《论语正》《孝经正》二书寄呈胡适(193页),又是一例。

学术研讨

身为著名学者,胡适经常通过书信论学问难,所以本书出现学术讨论、学术批评的内容,毫不足奇。《未刊书信》这方面的材料虽不算多,但亦有几例。比如,范振生(1936年毕业于北大史学系)1934年9月致信胡适,对《章实斋先生年谱》中万经、邵晋涵的年岁提出质疑(51、53页)。又如,胡先骕评林语堂的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吾民》),虽字数无多,却不能不叹服其评判精准周正:“林语堂君大作已读毕,其文字极佳,惜所见不少浅陋之处,而批评每每过火,然较之一般西人之著作自远胜也。原书今走价奉还,余不一一。”(107页)附带一提,所谓“走价”,意指派遣仆役。再如,袁同礼在写给胡适的信中直言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所论诸子各节,颇多有可商榷之处”(361页)。

《未刊书信》中最有意思的一篇文字大概要数王季同写给胡适的三纸批评。和书中大部分留言性质的短笺相比,这封天头地脚几乎塞满毛笔字的来信可谓罕见。据书中介绍,王季同(1875-1948,一说生年不详)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在现代数学、物理学、机电方面均有不俗的成绩,1928年任中研院工学研究所研究员,晚年研究佛学,著有《佛法与科学之比较》《佛法省要》《因明入正理论摸象》等。王季同此信写于1943年11月18日,他听儿子王守竞说胡适离任驻美大使后,到纽约继续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下编。对此王氏说,胡适在十余年前为写下编而读佛书,可是“读佛书不得要领,于是佛教与禅宗,乃至受禅宗影响而产生之宋明诸儒哲学,皆无从写起,而不得不搁笔”。继而王氏根据胡适担任大使期间拒绝演讲佛法的传闻,断定胡适在佛学方面大抵裹足不前,“足下既不能把握佛法旨要,则大箸下编惟有满纸敷衍文章,如清代应举者第三场之五道空策而已,非但毫无精彩,且恐带累头二场文字亦减色不少矣。”因此奉劝胡适“不写为妙”,“若足下决计完成此大箸,则请放弃其西学于欧美先入为主之唯物成见,一依弟劝,则弟可保足下写一册最有精彩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下编也”(257页)。王氏主张佛法禅道为“宇宙间唯一真理”,他对自己的佛法极其自信,且认为唯有胡适“饱读佛书,兼精科学,必能认识拙箸之真价值”(259页)。言下之意,胡适的《哲学史大纲》下编若要成功,必须参考我王某的佛法理论,故奉呈《因明入正理论摸象》一书,最后再次强调“佛法所以异于一切宗教,是真理而非迷信”(261页)。鉴于胡适一贯视宗教为迷信的思想,他恐怕很难认同王氏的观点。顺便一提,王季同育有五子二女,其儿女多为著名大家,此信中提及的王守竞在量子力学方面成绩卓著,历任浙大、北大教授、物理系主任,1949年赴美。

实际事务

名满天下之后,胡适的心思并不局限于学术方面,他人也会因名人效应而有各式各样的请托。加之世事纷纭,沧海横流,时人不能不做出应对。书中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譬如,有个叫蔡正中的作者写了一册《今后我国的出路及人类之将来》(出版于1933年),寄呈胡适,信中表示“这是我的处女作,是我不傍任何门户的处女作,是我欲救党国人类的处女作,若一得之愚,尚不大谬,可堪方家一笑,不吝赐教,更所欢迎”(17页)。

抱有这种救世热忱的当然不止蔡氏一人,一位名叫“智武”的作者给胡适寄了一册《援世宝鉴》(出版于1947年),印刷体的函件内容如下(标点为笔者所加):

盖一国兴亡,匹夫有责,况今内乱外患,岂忍坐视而束手待毙者乎?予志本欲为国为民,乃因家此年迈又恙,故不克分身,而无奈祗可一面侍亲,一面著书,赠与当今执政诸公,以作治国之参考耳,且亦略了平生之愿。俟母恙愈体康时,再恳高堂允予从军,誓决首平内乱,而后复吾国所失之领土边疆,重振祖国之荣光,以达成世界第一强国,而后方休。(404页)

从中不难体会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境和志向。

此外,陈万里寄呈《江苏两年来的卫生工作》,程敷锴寄呈《黄山旅游指南》,戴坚奉上《兵学研究纲要》,焦易堂《县自治法草案县自治法施行法草案》征求意见,金国珍《市政概论》、孙泽英《独裁政治之理论和实际》等,大体皆可纳入此类。

改良文字

清末民国,危机深重,无数知识分子赞成“汉字有罪论”,认为汉字拖累了国民,导致国家落后于时代。在翻开《未刊书信》之前,我决没想到书中有这么多信跟改良文字、普及教育有关。例一,广东新会人陈瑞祺在香港设立道字总社,与其子陈子民创造拼音“道字”,以期改良文字。陈氏与胡适“素昧平生,且天涯海角,各处一方,关山遥阻,欲拜访而不能,但素闻大名,如雷贯耳,尤以改良文字为己任”,遂介绍自己的“文字科学化”经验,并奉上《道字初刊》一书,“倘蒙认为有研究之价值,还请随时颁示指导”(29、31页)。例二,山西临汾人贺生乐在信中表示(印刷体):“昔年对于汉文字画意义颇感高深,平民未易普及,不揣冒昧,积十数年寒暑,窃取各种文字之长,著成《平民新字说》《平民新字原》《平民新字汇》各一册”,“乞赐斧正,幸有以教之”(90页)。例三,福建永定人黄学周在郑州致信胡适,寄奉自编读物《布丁》一册,以助推国语罗马字拼音运动,藉此达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的目的。例四,生平不详的简文给胡适寄了《简笔字汇稿本》一书。例五,江西宜黄人欧阳溱将《简体字之研究》奉上,请胡适匡正。例六,广西桂林人易熙吾致信某根泰,请后者将自己在抗战八年间写成的《常用字源》转呈胡适,希望“胡校长加以指导鼓励”(355页)。由此可见,曾有多少人为文字问题所扰,并为之付出无数的努力。

日本相关

胡适虽然没有留日的经历,但他与日本学者多有往来。书中最明显的例子是青木正儿和桑原骘藏给胡适的信札。青木正儿早年在京都大学师从狩野直喜和铃木虎雄,是较早对中国新文化运动作出呼应的日本汉学家。这封信写于1921年2月,夹在《李卓吾先生批点忠义水浒传》一书中,信的内容也跟《水浒传》有关。京都汉学耆宿桑原骘藏在信中写道:“素闻大名,无缘面晤,常以为憾。顷日所著蒲寿庚一篇献赠左右,谨请指正。并颂文安。”而《蒲寿庚之事迹》正是桑原氏的一部代表作。

另外,李大钊的信中提及日本学者帆足理一郎的《哲学概论》,该书译者请李大钊转交给胡适核阅。不过书中没有提供中译本和译者的信息,尚待进一步考证。还有,顾颉刚1935年的信中提及闻宥的《论字喃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燕京学报》1933年第14期),说“《东洋学报》曾介绍过,称为日本人尚未研究过的问题”,可见当时学人对日本学界的动向也是相当关注的。

最让人感慨的则是陈荣捷1942年4月26日于夏威夷檀香山写给胡适的信:

昨天铃木大拙博士寄来他的著作两本,其中一本是他叫我转寄先生的,已经立刻转递了。他说,在现在的环境之下不能够直接呈上,真是可惜,只希望“Peace will soon be restored between us when we are rational beings again”。高楠先生的信也有“有口难言”的话,辛酸的很。先生替祖国做了许多工作,我们留檀的人都很感佩。

此时胡适还在大使任上,日军正在大陆肆虐。铃木大拙和胡适围绕禅宗有不少讨论,当此之际,两国学人的关系甚为微妙。所以铃木大拙说希望早日恢复理性,实现和平。信中提及的“高楠先生”当指高楠顺次郎,也是日本著名的佛教学者,1929年获得法国儒莲奖。

其他

所谓“其他”,包罗甚广,且略举数例。有请教西洋哲学史和论理学(即逻辑学)的英文参考书的(包鹭宾),有上门取手稿的(顾随),有请帮忙催促稿费的(冯沅君),有商请他人到商务印书馆就职的(高梦旦),有交换图书的(北大图书馆以《五礼通考》与胡适交换《罗念庵集》,胡适致皮宗石单不广),有帮学生向胡适求助的(沈从文),有请胡适帮忙物色教职的(赵贞信)。


上文提及“胡适世界”,不仅包括今人熟稔的胡适的“朋友们”,还包括许多我们此前从未耳闻的名字,或者虽曾耳闻实则不甚了了的名字,这些名字背后的世界也是“胡适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试举一例。罗章龙——因不研究中共党史,笔者虽然知道这个名字,但直到这次阅读《未刊书信》时才注意到他生于1896年,去世于1995年,享年100岁。罗章龙是湖南浏阳人,早年跟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曾参与创建共产主义组织,多次参加领导工人大罢工,1923年中共三大上当选中央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在中共四大、五大、六大上当选中央委员,1931年因反对王明被开除出党。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是,罗章龙在经济学方面也有成绩,他1934年出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后又在西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湖南大学任教。1948年7月,罗章龙给胡适寄赠了“拙著《经济史学原论》一册”,“先生哲史泰斗,海内文宗,至祈不吝赐正为祷”。……这恐怕是某些“胡适迷”所无法想象的。

我们之所以能从《未刊书信》中了解到很多人的信息,自然要归功于整理者的辛勤付出。比如,整理者考证出信件作者的姓氏和写作年份,更不要提字迹辨认这类最普通也最烦难的问题了。此书有影印,有录文。录文方便读者,影印则提供了录文难以直接呈现的很多信息,最明显的如作者的书法。整理者在前言指出,李大钊的信虽仅寥寥数语,却是北大图书馆迄今为止收藏的唯一一封李大钊的手迹;蔡元培给胡适的信,也属于北大图书馆馆藏中的吉光片羽。此外,我们对照青木正儿和桑原骘藏的书法,或可窥探日本东洋学两代人之间的差异。由影印件还可看到青木正儿信笺中缝有“守拙蓬庐”的字样,这大约是青木氏的书斋名(206、208页)。刘文典的“国立清华大学用笺”上栏有孙中山遗嘱的片段,下栏有“天下为公”四字,侧栏有“同志仍须努力”字样(170页),大约是罗家伦执掌清华后的遗影。再如,张国维的“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用笺”(376页),也在某个侧面反映出“赛先生”在近代中国的印迹。这类例子所在多有,恕不一一。

本书的整理是非常细致的,阅读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现什么差错,不过仍不免无心之失。一是在援引他人论文时遗漏了作者的名字(409页),《中美关系历史大潮和个人学术追求——以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朱士嘉为例》(《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著者是王成志。二是下册提及Dorothy Canfield Fisher 最著名的著作为儿童读物Understand Betsy(771页),不过书名中的“Understand”应为“Understood”。

读罢此书,最让人感动的是整理者邹新明先生在前言中的一句话:“时光匆匆,每个人都不完全是时间的主人,因此能真正好好做事,且能够做出点事情的机会并不多。”就这两巨册的《未刊书信》而言,邹先生的的确确把握住了机会,好好做了一番事情——这是时间的馈赠,胜过俗世的任何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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