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毒为药：古代中国的医疗、文化与政治》，刘焱著，朱慧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4年7月出版，265页，79.00元
2008年，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发表了一项重大研究成果，研究人员对光绪帝遗体的头发、骨骼和衣物进行了取样检测，发现其中砷元素的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值。经过详细的科学检测和数据分析，课题组最终得出结论：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然而成果的发布并未让这桩历史谜案画上句号，科学检测或许可以揭开光绪帝死亡的直接原因，却无法百分之百确定下毒之人，而后者对于清代宫廷政治而言往往更为重要。但还是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广为人知的毒药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张亭栋发现三氧化二砷对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具有显著的疗效，因而让这种历史上声名狼藉的毒药焕发了新生，这无异于一项现代版的“以毒为药”。从宫廷斗争中的杀人工具到中药现代化的成功个案，砒霜从毒到药的戏剧性转化打破了当今观念中两者不言而喻的对立。
虽然我们承认“是药三分毒”，但在很多情况下，这里的“毒”常常被理解为在治疗中需要被规避或减少的“副作用”；而另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俗语“以毒攻毒”，则暗示着“毒”只有在特定的极端情况下可以作为治疗手段使用。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毒”大体上是负面的、有害的，而“以毒为药”的治疗策略则是较为罕见而独特现象。但这种观念自古如此吗？古人如何认识毒药？如何使用毒药？在宫闱秘史的猎奇故事与科学进步主义的叙事之外，我们又该如何讲述毒药的历史呢？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历史系副教授刘焱的新著《以毒为药》便从“毒”这一习以为常的概念出发，从医学知识、治疗实践、身体感等角度为读者生动讲述了中国古代对毒药的认知与使用。该书英文版于2021年由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2023年度美国医学史学会韦尔奇奖章（William H. Welch Medal），这是继其导师栗山茂久的《身体的语言》（1999年出版，2001年获奖）之后，第二部获此殊荣的中国古代医学史作品。
在中国本草与药物史领域，中国的医史研究者早期多集中于文献的整理与考释；在与西方博物学做对比的过程中，中国本草的分类体系亦得到了海外学者的关注。近十年来，随着史学界的“物质转向”，药物史也成了医疗社会史领域新的增长点。在物质文化史的视角下，个别药物——比如人参、大黄、槟榔、冬虫夏草等——的社会生命或文化传记成为研究的主流。在这类研究中，药物的使用、消费及全球流动成为重要的关注点。不过，栗山茂久指出，虽然单独药物的社会史研究确有其价值所在，但整体性把握药物的“历史生态学”则更具挑战性。刘焱的《以毒为药》践行了其导师的理念，敏锐地把握住中古中国药物知识与医疗实践中的重要概念“毒”，并从此出发，展现了一部涵盖医疗、文化、政治、市场与宗教的全景式图像。“毒”是其切入点，而更广阔的“历史生态学”则是其落脚点。正如杰里米·格林（Jeremy A. Greene）和瑟乔·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指出的：“对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与哲学领域而言，药物可充当一种叙事工具，用以探究增强并维持其使用的政治、经济、文化与信仰因素；它也可作为一种追索工具，用以阐明知识、资本与人群在全球的复杂流动。”
自2010年左右以来，英文学界逐渐兴起了关于“毒”的研究，著名医学史家大卫·阿诺德（David Arnold）将其称之为医学史与医学人类学领域的“毒物转向”（toxic turn）。“毒”在历史中有着多重面向：它可以是谋杀或战争的工具，可以是令人上瘾的毒品，可以是人们在捕猎、除虫、治疗与印染时使用的日常之物，也可以是环境中的污染物。因此，在学者开始反思这些“有毒”的历史之前，它们往往分散在医学史、法律史、食品史与环境史等诸多领域。这些研究虽然主题各异，但都把“毒”视作自然与文化的中间领域，着重在社会文化的脉络下考察毒的历史。较早关于“毒”的研究集中于十八世纪之后，更多讨论近代社会或殖民政权对各类毒物的研究、认知、定义与管理，并将其视作“现代性”的表征之一。近来关于“毒”的研究逐步集中于医学史领域，关注毒在治疗实践与知识权威建构中的核心地位。2021年便有三部关于“毒”的医学史/医学人类学的作品出版，分别考察了中古中国、近代早期的欧洲与当代藏医学中对有毒药物的认知与利用，《以毒为药》便是其中之一。
“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这句中文网络中的玩笑话经常被用于各类科普文献之中。尽管欠缺一定的准确性，它但却与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医生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 1493-1541）的名言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世上没有什么东西不是毒药，是正确的剂量划分了药与毒的界限。”帕拉塞尔苏斯的观点奠定了西方近代毒理学的基础，也成为西方医学史上药、毒分离的重要一环。刘焱指出，虽然中西方传统医学都有着运用毒药的传统，但其对毒的态度却有着明显的分化。西方医学从公元一世纪开始逐步将所谓“绝对毒药”从药典中剔除，而有毒药物却一直是中国古代药学的核心内容。
虽然专业中医对有毒药物的使用并不陌生，但在普通人的日常认知中，中草药往往是天然、温和、安全无毒的。这种认知是一种现代性的产物，当我们回归古代文献时，它便会遭到极大的挑战。《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的记载，《素问》也有“毒药攻邪”的说法，这些都表明了毒与药之间的密切关联。作者首先从字源学与文献学的角度追索了“毒”的多重意涵。在《说文解字》中，除了“害人之草”，“毒”还被解释为“厚”；在早期医学文献中，“毒”指代猛烈之药。这都体现了“毒”所具备的正面意涵。“毒”的两面性在药学文本中得到了更突出的体现：在《神农本草经》中，有毒无毒是三品划分的重要依据；《本草经集注》也记载了多种运用毒药的方法，包括剂量控制、药物配伍和炮制加工。
对词义的追索论证了中国古代毒药在本体论之上的可塑性，接下来的章节则展现了围绕毒药建构的复杂的意义之网。作为一部受“物质转向”影响的作品，豆瓣上的几位读者却疑惑于其中物质文化属性体现不强，反而更多地在探讨思想、知识、权威、身体感等诸多似乎与“物”貌合神离的话题。的确，中文读者所熟悉的物质文化史与消费主义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类研究关注物质在生产、交换与消费过程中被赋予的象征意义，尤其重视物在构筑人际关系与社会区隔中的作用。但这种取向中过度的社会建构主义曾受到科技史家白馥兰的批评，她评论道：“在迅速发展的（物质文化研究）领域中，学者将工艺品当作一种现成的物品或黑箱，不论在生产还是使用阶段都在本质上忽略了它们的物质特性或物质局限，转而聚焦于消费与阐释的符号学。在这种分析脉络下，工艺品变成了等待被填充意义的空瓶子，在阐释中几乎有着无限的可塑性。”
而当今的科学史或知识史领域，则将物视作一种“社会-技术系统”或“集合”（assemblage），并强调抽象的观念、理论、知识体系产生于人通过技艺与周围物质世界的互动之中。因此，通过“物”的透镜，折射出的不仅仅是人赋予其的象征性意涵，还有关于物性的认知、处理物的技艺、使用物的体验等等，后者则与物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具体到毒药的例子，毒药在中古社会被赋予的意义与它本身效力的两面性及其猛烈的治疗特性息息相关。正因毒的潜在危害，医者需要运用一系列的技术手段进行操作处理；因其猛烈的性质，毒被用于对抗鬼神所致的致命疾病；因服用毒药带来的特殊身体体验，五石散与丹药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
如果以知识史的视角来看来此书，或许会更清楚地认识到作者立论的重点所在。第二章到第四章虽然主题各异，但都在探讨一个知识史上的经典论题：知识与权威。知识就是权力：谁掌握知识，谁可评判知识的正确性，谁可宣称知识的正统性；什么知识是主流，权威性的知识文本如何被创造性地在地方被挪用；什么知识被排斥为旁门左道，被主流排斥的知识群体如何抵抗——诸如此类问题，都深刻体现了知识的生产深深嵌入在权力网络之中。南北朝时期的医者试图通过编纂医书规范制药知识，并把市场中的采送之家与药商贬抑为技艺拙劣、见利忘义之徒。唐代规范医药管理制度、编纂《新修本草》，一方面意在为多元混杂的药物知识提供国家背书的权威性文本，另一方面也象征着中央向地方的权力渗透；但在权威性文本的使用中总要面对地方环境与资源的现实状况，地方性知识并未随着国家药典的编纂而消弭。中古疫病流行、鬼神致病观与对蛊毒的恐慌不仅带来了医学思想的变迁，同时也深刻影响着隋唐帝国的国家治理。对当今读者而言，医学与政治产生关联似乎是现代公共卫生兴起后发生的状况，但从春秋时代的“上医医国”，到唐朝的“治国如治病”，再到宋代的“不为良相，则为良医”，政治性的医学隐喻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绝如缕，中国传统宇宙观中的人体、国家与宇宙之间也存在着相互感应的关系。因此，理解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医学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作者在第五章通过孙思邈的医案记录，讨论了科学史中一个被反复论及的话题：经验（experience）。在西方科学史研究中，经验/实验被视为近代早期科学革命中最为重要的认识论发展之一。正因如此，在其他文明的传统科学中寻找“经验主义”的萌芽便成为科学史的重要论题之一。这种取向虽有其意义所在，但或许更值得追问的问题是：经验是否能构成中古医学的重要认识论取向之一？个人经验与古代权威在知识生产中存在怎样的张力？这些问题显然难以通过孙思邈的个案来作出回答，不过作者将方书的编纂看作与本草的注疏传统极为不同的模式，这也提示我们重视不同医学文类的编纂所带来的新的知识传统的出现。
本书最后两章或许是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它们关注了两类在中古中国广为人知的“毒药”：五石散和丹药。这一主题涉及了古人使用毒药更为深刻而终极的目的：强身与成仙。由于服散与服丹在中古士人中广泛流行，前人对此多有关注。然而在考索服食之风的兴衰历程之后，前人研究多强调其对身体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本书则另辟蹊径，尝试从身体感的角度来解释一个长久存在的问题：尽管古人对服散与服丹的争议不断，但为何这一风气自魏晋至隋唐数百年间长盛不衰？作者论证，中古士人、医家与道士并非对石药和丹药的潜在危害一无所知；与此相反，他们时常会强调这类药物需小心服用，如有不当，它们便会转化为致命的毒药。但是毒背后的强大效力与服药产生的强烈体感却让古人相信，这是强身与成仙的必经之路。
《以毒为药》不仅将毒药置于中古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考察，行文中也不断体现出作者宏观的比较视野。作者敏锐地指出，中国古代“毒”的两面性与古希腊pharmakon一词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后者亦兼具“治病之药”与“害人之毒”的意涵。虽然作者认为中国帝制时代并没有出现西方传统医学中的药毒分离趋势，但自宋代之后，毒的负面形象更为凸显，在六朝隋唐流行的服散与服丹之风衰退，医者对竣猛之药的使用渐趋保守。这些现象是否说明近世中西传统医学对毒的态度有着一定的趋同发展？这或许是值得进一步追索的问题。相较于医学思想，药物的跨文化传播与比较似乎有着更强的可行性。各种传统医学往往存在着相异的宇宙论与身体观，因而在跨文化转译的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对药物而言，虽然对药效的阐释仍然离不开医学理论，但药作为一种可以被观察、描述的客观事物，它与实践而非理论传统有着更强的关联。
虽然本书探讨的时代距今已过千年，但作者仍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结语中提到了青蒿素与三氧化二砷的成功案例，也提到了马兜铃酸事件引起的中药安全性争议。这也提示我们，即使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难以把“药”和“毒”化约为简单的二元对立范畴。二十世纪以来中医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传统医学的浪漫化认知，很多中西医的对立形象便产生于此，中药天然无毒的大众形象便是其中之一。近来，许多近代医学史的研究指出了中医理想化形象出现的历史渊源，而古代医学史则越来越致力于发掘传统医学体系的多元与异质性。从这一角度来看，《以毒为药》又在中古史与医疗社会史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