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励计划即将公布。作为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其结果如何不仅让所有申请者翘首以待、如坐针毡，而且也让他们的师友、同事乃至亲朋牵挂于心，因为对所有学术从业者、特别是大学里的“青椒”（青年教师）而言，其计划能否获得国社科的资助，也即这一最高政府奖励学术机构的认可，至关重要，甚至性命攸关。近年一些高校出现的几次与之相关的事件，便是例证。对此读者已经颇为了解，此处毋需赘言。
由政府出面成立基金资助学术的发展，自然是近现代历史上才出现的现象。环顾当今世界，不少国家都设立了类似的政府资助机构。中国除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以外，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据说竞争同样十分激烈，因为能否获得资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而言，依然甚至更加至关重要。本人不才，无法对国家出面资助科学研究的这一整体现象，做出全面、综合的评价。本文的写作，仅想从笔者长期从事的学术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对国社科基金的申请和发放对历史研究和其他人文学科的影响，做一点观察和评论，供方家读者参考和讨论。
笔者以为，虽然政府资助学术是一个近代以来的现象，但像我们所见、所知的许多政策措施一样，其制定和实行又常常能反映某种历史的沉淀。依笔者管见，近年国社科的申请、核准和效应，显现了中国传统文明的特色，我姑且将之称之为“‘正史’的诱惑”。
如所周知，中国文明以其对历史的重视闻名于世。这一传统也让现今的国人十分自豪，因为绵延不绝的史书写作，特别是二十四部“正史”的存在，是支撑中国文明长期延续这一说法的有力依据。的确，与其他古代文明相比，中国自周代开始乃至更早，便出现了纪录历史的官职人员——“史”，可以说是在世上绝无仅有。当然，那时“史”的职责广泛，并不以纪录人的言行为唯一。但毫无疑问，“史”所保存下来的纪录中，人（主要是上层人物）的行为占据了颇大的比例。相传由孔子所编而流传至今的五经，其中《尚书》和《春秋》便应该是出自“史”之手；这两部“经”也被视作中国所存最早的历史纪录抑或“史书”，因为其中的内容，为我们了解古代中国的历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信息。
说到“史”这一古代官吏，那么就不能不提司马迁，因为他是我们所知古代的“史”中最著名的一位。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顾名思义，就是他和其父司马谈作为一名“史”为履行他们的职责而写就的纪录。当然，我们记得司马迁，并不是仅仅因为他执行了一项官方的任务，而是因为他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雄心，并为此目的甘愿让其书“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换言之，司马迁之让人怀念，正是因为他有创新之意——作为一名世袭的太史，他所承袭的官定职责本来是观察和记录天象，而他偏要“究天人之际”，将其书写的内容从天上拉到了人间，以求“成一家之言”。但也正因如此，他的《史记》给后世留下了不少可歌可泣的人物事迹，如伯夷、叔齐、荆轲、项羽等便是。不过，经历了李陵之祸的司马迁，深知他若追求创新，或许会影响《史记》的传承，因此书成之后，准备将其“藏之名山”，只是将副本留在了京师。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用了“俟”（等待、期待、再等候）这个字来表达他的愿望——倘若他的《史记》不被当时人所认可，那么他希望最终会有“后世圣人君子”赏识他的所成。
司马迁的事例表明，古代中国虽然设立了“史”这一官吏来治史，但其历史书写的传统却并不为之所限。事实上，司马迁所崇敬的孔子，就对鲁国史官所记录之《春秋》，做了“属词”和“比事”的改造。同样左丘明所撰之《左传》，也为原来干涩的记录，增添不少生动的故事。在司马迁之后，他的“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仍然有不少仿效者。如名列“前四史”之一的陈寿《三国志》，便采取了尊蜀汉而贬曹魏的立场，尽管他所处的晋朝，为曹魏的旧臣所创。
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直至唐、宋两代，中国的历史书写寻着两条轨道并行发展：一方面由政府成立修史机构、配备史家蒐集史料、撰写史书，另一方面又持续了之前的私家修史传统。比如唐朝李延寿所撰之《南史》和《北史》和宋朝欧阳修之重修《五代史》和《唐书》，均是例子。而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的成就，更是成了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盛事。欧阳修和司马光的史书编修，均有得力的助手，但他们的个人作为，也十分突出。
或许是上述历史书写的“官、私”两途，日渐明显，于是有人对此加以区分，“正史”的称呼于是乎在《隋书·经籍志》中首先出现，将司马迁所创、后人又加以发扬光大的纪传体史书，列为“正史”。不过虽然出现了这一称呼，但并没有独尊一家的意思，因为直到清初史家所编之《明史·艺文志》，仍然将纪传和编年的史书，并称为“正史”。把自司马迁的《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的史书，正式命名为“正史”，是乾隆年间编纂《四库全书总目》的时候才发生的事情。
虽然“正史”的正式出现相对晚近，但其所含之义及清代以来对之付诸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则又十分广大深远。我们可以对“正史”这个词语，稍做一点语源学的分析。如上所述，“史”在古代的原义是一个官职，而在此后的数世纪中，“史”逐渐带有了史书的意思，与“书”相类。因此唐代即有多部以“书”命名的史书，如《梁书》、《北齐书》和《隋书》，但又有《南史》和《北史》。而那时刘知幾写作《史通》，他所用的“史”便是史书的意思。到了宋代及之后，“史”逐渐取代了“书”而给史书命名。由此看来，“正史”这一名称的出现相对较晚，也情有可原，因为用“史”这一词来统一称呼史书，是宋代之后才有的做法。
但与“史”字相比，“正”字及其所含之义，则有相当长的历史。查阅汉语词典，“正”的第一义是“当中、不偏”，在《周礼》中就已经出现，而其“端正”的意思，则见于《论语》，如“席不正不坐”。“正”当然有“正确”的意思，《汉书》就有例子可循，而“正”作为“标准、准则”的意思，则不仅见于《汉书》，而且在《商君书》中便已出现。对于历史记载而言，“正”这一字最早用来指称一年之始，也即“正月”；《尚书》就有“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之后，“王正月”的用法，颇为常见，指的是君王登基之后，将某月（一般是春季）定为一年之始。《春秋》里常出现这样的记载，《公羊传》对此的解释是：“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因此，“正”与“不正”，反映了和取决于一种政治的决策。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简单理解清代以来使用的“正史”，指的是一部标准的、正确的史书的意思，而一部史书何以成为“正史”，最终是一种政府的行为。比如“二十四史”的定名和刻印，便是一例，因为最早将这二十四部史书一起付印的版本，为乾隆年间官刻的武英殿本。武英殿刻书始自明代，清朝将之承袭，是康熙以来朝廷刻印所谓“钦定”或“御纂”等书籍的主要机构。顺便要提一下的还有“二十五史”的说法，那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也列为一部“正史”。所以“正史”之“正”与否，并非由学界认定，而是反映了官方的立场。
编写一部标准、正确的史书或作品，事先得到政府的资助、事后受到官方的肯定，或许是不少人文和社科研究者心有所愿的。国社科基金设立以来，特别是其重大项目的招标，申请者趋之若鹜，便充分说明了其吸引力。再远一点说，官修历史在唐代正式成为制度以来，应聘者亦众。唐代史家刘知幾曾有这样生动的描述，他说唐代设立的史馆，“西京则与鸾渚为邻，东都则与凤池相接，而馆宇华丽，酒馔丰厚，得廁其流者，实一时之美事”。史馆修撰的史书，自然是以能成为“正史”为目标的。比如那时修成的《隋书》和《周书》，由唐代大官魏征和令狐德棻领衔，两人都是当时声望显赫的重臣，此后两书也的确成了“正史”之一。
唐代所开始的由宰相级别的人物领衔，出面召集史家在史馆修史，之后延续为一个传统，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一大特色，也影响了周边邻国的历史编纂实践。譬如后晋所修的《旧唐书》，元朝的《宋史》和明朝的《元史》等“正史”，均由当朝宰相兼修，都是为人熟知的例子。不过饶有趣味的是，这些“正史”的成就，虽然卷帙浩繁，但在书成之后即引发了不少批评，当代学者对它们的评价也不高。事实上，在上述这些官方历史修成之前后，往往很快激发了私家修史的热潮。而有趣的是，这些私家所修的历史，大都意图纠正这些“正史”之误。宋代欧阳修重修《五代史》和《唐书》，便是著例，而明清两代私家修史之盛，其纠正官修史书的热情，更胜于宋代。从今天的眼光回视过去，“二十四史”中所获声誉较高的，还是包括司马迁《史记》在内的“前四史”，也即史馆修史成为传统之前的史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虽然是私家修史，并没列入“正史“行列，但从其对后世的影响来看，也远大于史馆编修的多部所谓“正史”。其实刘知幾本人虽然描绘了官方出面建立史馆修史的“盛况”，他本人也有亲身经历，但却对之多有批评，评价甚低。据他所记，唐代史馆建立之后不久，因为其人员工作质量极差，“居其职而阙其才者”很多，“史臣拜职，多取外司”了，也即仰赖史馆之外的人才了。总之，由官方出面主持修史，在刘知幾眼里，让人追逐名利，“爵赏既行，则攘袂争受，遂使是非无准，真伪相杂，生则厚诬当时，死则致惑来代”，因此其弊甚多。
除了追逐名利有害研究质量之外，笔者还可以从史学发展的学理角度，讨论一下追求“正史”之“正”的利弊。“正”既然有正确、标准的意思，俨然是历史研究和书写的一个目的，因为谁不想自己的著作，成为某个领域的“标准”读物？但值得注意的是，“正”也有不偏不斜、合乎常理、循规蹈矩的意思，从史料的整理和解读而言，这一含义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毫无疑问，如果学术研究的目的只是为了整理史料、整合信息，那么这一做法并未大错。浏览一下国社科资助的历史研究计划，有不少（重点）项目均以整理史料为目的，如同古代“正史”的编纂，首先需要“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编写日志、时政记，然后到编修实录和国史，为后人写作“正史”做准备。不过，这些工作无疑十分重要，却又显然不是现代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换言之，推进现代学术的方式，并不在于争取近百万乃至数百万的资助，编写出一部多卷本的“通史”或相关资料的整理，让其主编者名利双收，享受一下古代大官领衔编纂一部“正史”、留名青史的荣耀。
我们推进学术研究，其真正目的是突破常规、独辟蹊径、致力于别出心裁，以求创新。现代的历史书写不仅是为了“编书”，更是为了“著作”（“著”是撰述的意思，而“作”与之同义——借用孔子所谓“述而不作”，“作”是为了创造，不是为了“述”旧事而已）。现代汉语称撰写了作品的人为“著者”或“作者”，也明确点明了其中创造的意思。
我们强调历史研究中的“著作”、突出原创，可以回顾一下现代历史书写的基本形式。自十九世纪下半叶历史研究走向职业化以后，历史研究的方法和历史书写的体裁也逐渐变得系统化。到了该世纪末，德国的恩斯特·伯伦汉写作了《史学方法论》、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作了的《史学原论》，影响深远，既反映又推动了那时历史学的职业化进程。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在《史学原论》书中，不仅讨论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而且还指出了历史书写的体裁，分“通史”（general history）和“专著”（monograph）两种——后者的撰写，基于作者对某一专题的深入研究，其目的是为了挑战旧说，建立新论，因此就无法循规蹈矩，以综合论述为目的。与之相对，“通史”的写作则大致是为了整理、归纳和陈述已有的论述，其叙述尽量做到平衡和公正。不过编写“通史”，虽然耗费时日、洋洋大观，但因其只是“述而不作”，所以并无法展现编者及其参与者原创的研究。一言以蔽之，“通史”只是“编书”，而非“著作”。
现代学术进步的真谛，在于鼓励学者不断质疑旧说，挑战传统，然后提出和建立有创造性乃至革命性的论点。为此目的，撰写专著（monograph）显然是更为合适和值得提倡的形式。顺便一提的是，西文中的“monograph”一词，包括了著作和论文两种体裁。在科学研究的领域，论文的发表已经远重于撰写专书，便是一例。文史研究自有其叙述的传统需要，因此著书仍然颇为常见，但专著和通史之差，不能混同。事实上，近代以来历史研究走向职业化的标志之一就是专业史学刊物的建立，比如1859年德意志史家所编的《历史杂志》就成了一个标杆，后继者按时间顺序有《法国历史评论》、《英国历史评论》、日本的《史学杂志》和《美国历史评论》。所以职业史家从事研究，其成果也同样经常采取论文的形式。
那么，对于近代职业史家而言，编书抑或编纂大部头“正史”，是否同样具有某种诱惑呢？答案也似乎是肯定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十九世纪末、“日不落”英帝国称霸世界的时候，刚刚就任剑桥大学钦定教授的乔治·阿克顿受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委托，出面主编多达十四卷的《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在西方史学史上，此书可以称得上一部“正史”。阿克顿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希图通过此书的编纂，阐明欧洲的崛起，从而论证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凯旋。可惜的是，虽然阿克顿克尽其主编之责，此书的第一卷在他去世之前，未能出版。美国著名思想史家格翠德·西莫法伯为阿克顿写了一个传记，提到了他如何主编《剑桥近代史》。但她并不将之视为阿克顿的主要成就，反而不无惋惜地写道，阿克顿的思想学问，应该用来撰写一部规模小一点但富有原创性的专著：“《剑桥近代史》与其说是阿克顿的最大成就，还不如视其为妨碍了他真正研究的阻碍物（deterrent）。”因此，如果说《剑桥近代史》是一部“正史”，那么其学术地位是毁誉参半的。在此之后，剑桥大学出版社仍然出版不同的多卷本史书，如《剑桥中国史》，但读者应该注意到，该书的内容并不像“正史”那样面面俱到，而是试图为中国史研究领域的出色学者，提供一个给他们展示其研究的园地，所以其章节内容，与专题论文并无大不同。
写作专著、重视原创，与编书相比，自然难度更大，因为编书往往是集大成的工作，以展现已有的成果为主，而开创性的、富有新意的研究，则常有不被学界认可的可能。上述司马迁有意将其“一家之言”，甘愿“藏之名山”，便是一例。现代学术史上，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譬如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于1973年出版，在之后的二十多年中，一直在史学界被视作“异端邪说”而不受待见。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写作了《哥伦布大交换》之后，其出版道路十分曲折，到处碰壁，最后于1972年由一家普通的商业出版社出版。相似的经历还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其英文书稿完成之后，没有出版社愿意接受。黄只能将之写成中文，先在中国出版，此后才出了英文版。但这些著作，在今天名闻遐迩，成了历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科领域的经典作品，不断再版，以飨读者。所以，一个人的学术生命和一部学术著作的成功与否，常常并不取决于同人是否认可或者资助是否丰厚。相反，从业者或许应该具有“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胸怀， 不为暂时的挫折和失败而沮丧动摇。总之，有幸成为一时的“正史”或许荣耀，但如同司马迁所言，真正的学问尚“俟后世圣人君子”的认同为准，不知看官以为然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