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0日下午，上海三联书店推出的学术作品《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新书分享会在上图东馆乐享厅举行。以“现代国家三百年——从斯威夫特到奥威尔”为主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本书作者洪涛与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刘擎，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余明锋展开了对谈，上海三联书店总编辑黄韬担任嘉宾主持。
《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分享会现场
《文学三篇：一个政治哲学视角》以世界文学名著作为切入点来讨论现当代政治哲学问题。从《格列佛游记》、卡夫卡的小说，到奥威尔的作品，洪涛认为，小说伴随着现代而诞生，记载了现代个体的希望、恐惧、苦难和伟业，透过小说这扇窗户，对现代之本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能有一种深入的了解。
“现代个体的小说化，或者说，‘自传化’，是小说诞生的真正土壤，”洪涛在《文学三篇》的序言中写道。在分享会上，他谈到了自己撰写这部学术专著的背景——现代国家与现代个体的诞生，现代个体在现代文明中的“自救”与“呼救”。他认为，现代个体与生俱来的特点是“自救”。19世纪中叶以后，小说中“自救”的主题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呼救”。可以说，现代个体史是一部“自救”的历史，也是一部“呼救”的历史。
在洪涛看来，相比于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的缺失”，小说面对的是个体身上与众不同的东西，小说里面有喜怒哀乐，这些情感是非常重要的，人行动的动力不是来自于他的理解，而是来自于情感。他表示，之所以选择斯威夫特、卡夫卡和奥威尔的小说来研究，是因为这些著作就是现代个体史中的“自救”与“呼救”，他想要续写个体的拯救史，与此同时，从人的角度出发，现代国家做一种更全面的了解。
刘擎认为，洪涛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写作是一种艺术。他的学术写作里有一个不断地在跟学术八股范式挣扎的灵魂。也有另一种古典的传承，比如艾伦·布鲁姆也读很多小说，施派的很多人讲莎士比亚、讲国家，理查德·罗蒂特别重视奥威尔。这至少在西方有一个传统，把文学和社会科学放在一起看。这里面的主要关怀是社会等级结构被打破后，人如何安放自己。刘擎继续指出，当代政治学的思潮是关注两种政体的竞争，洪涛则是看到了所谓古今之争的问题，洪涛认为更根本的问题是古代秩序与现代秩序，而不是东方或西方，这是非常高的洞见，而且是被现在主流遗忘的。
“文学或者人的生活，友情、爱情、家庭和好的公共秩序，就是要把人当做人对待，把一个人当做一个人来对待，”刘擎说，在洪涛的身上，他看到一个古典的知识贵族的影子，“他认为人的尊严和人的个体性、人的独一性，是无法放弃，无法让渡的。”
《文学三篇》书封
余明锋认为，洪涛在这部《文学三篇》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技术政制”（technocracy），探讨了技术时代的政治制度。他认为，技术政制问题的提出，有助于我们去反思今天的生存现状：技术的发展使得私人领域变得不再私人，技术不单单在提供便利，也在改变我们的观看之道。他也谈到了《文学三篇》中对于爱欲问题的讨论，并肯定了人的“动物性”在今天对于人性的意义，“从前人要理解自身，需要把自己区别于动物，但是在今天我们要区别于机器。这时人的动物性开始变成我们维护自身人性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所谓的动物性、身体性是我们身上最古老的部分，在技术时代，它是我们身上的一片没有完全被技术化的自然，”余明锋指出，在今天，当技术以进步的、无限光明的名义来驱逐人性的幽暗，或许这种“幽暗”恰恰是我们需要守护的东西。
在最后的总结中，黄韬说，对他来说，《文学三篇》所带来的最大启示，就是特别强调了生命的特异性，世界是如此纷繁复杂，没有一片树叶是一样的。他认为这本书里有一种对于个体生命的深重的关怀，“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并不是寻求一个答案，更多的是希望提出一个问题，让读者从自己各自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