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宾福德（Lewis R. Binford），美国著名考古学家，新考古学（过程考古学）的创始者。
1931年11月21日，宾福德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Norfolk）。高中毕业后进入弗吉尼亚理工学院（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学习野生动物生物学（wildlife biology）。大学三年级，因朝鲜战争爆发及家庭贫困，他参军服兵役，在驻日美军担任翻译。其间，他曾与一些人类学家前往美军“二战”期间占领的太平洋岛屿调查研究当地难民的安置情况，还曾在选作美军空军军事基地预备场地的冲绳进行墓葬调查清理工作。这些经历使他开始对人类学和考古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尽管此前他从未接受过人类学与考古学的训练。
结束军旅生涯后，宾福德前往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学习人类学，用两年半时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1957年转入美国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弗吉尼亚州美国原住民与首批英国殖民者之间的互动问题，这个选题或许早在他服兵役或在北卡就读做遗址调查时就有了雏形。
1960年，宾福德完成了博士论文。但是直到1964年他才拿到博士学位。1961年，宾福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任助理教授，这也是他的第一份教职。在芝加哥大学，他主要讲授“新世界考古学”（美洲考古）、“统计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等课程。1962年，他发表了《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s anthropology）重要文章，在美国乃至国际考古学界都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此文甚至被看作是“新考古学”诞生的标志。这篇文章给宾福德带来了一些麻烦，但也因此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1968年，宾福德与夫人萨莉（Sally Binford）将1966年一批志同道合者在美国考古学会提交的数篇论文汇编为《考古学的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一书出版，这标志着“新考古学”走向成熟。
1965年，宾福德离开芝加哥大学，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ta Barbara）任教；一年后转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1969年，受聘于美国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其间，他远赴阿拉斯加研究当代狩猎-采集群体，利用现场所观察的爱斯基摩人的组织行为考察史前时期的考古遗存，取得了瞩目的学术成果。此后，他将主要研究目标转向狩猎-采集群体，其一系列研究成果为史前考古，特别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视角。1978年，宾福德出版了《努那缪提民族考古学》（Nunamiut Ethnoarchaeology）。此书是他的研究方法的最简明总结，系统地阐释了狩猎-采集民族与考古材料之间的关系。
1991年，宾福德作为特聘教授前往南方卫理公会大学（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任教，直到2003年退休。2000年，宾福德荣获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名誉博士；2001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此外，他还获得美国考古学会（SAA）颁发的终身成就奖。2010年，国际天文学会命名第213629号小行星为“宾福德星”，以表彰他对考古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2011年4月11日，宾福德教授因心肌梗塞，在美国密苏里州柯克斯维尔（Kirksville，Missouri）逝世，享年79岁。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考古生涯中，宾福德教授共出版学术专著18种，发表学术论文130余篇。
路易斯·宾福德教授
让我们从过去谈起，先谈谈你早年的生活吧。
宾福德：我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上的高中，大部分学校时光都是在海边度过的。我对学校不是很感兴趣，倒是更愿意逮麝鼠，在海边泥滩上闲逛。
很多男孩都这样！
宾福德：我的高中成绩基本是倒数，位于最后面的十分之一范围。直到我上大学后才对正规的学习产生兴趣。
高中毕业之后你干什么？
宾福德：我上了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
学的是野生动物生物学，是吧？
宾福德：没错。
你的父母对野生动物或是人类学问题感兴趣吗？
宾福德：不，并不真感兴趣。说出来不怕你笑话，直到我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之后，有一天我母亲问我说：“瞧，你还待在学校里。你究竟什么时候离开学校，回家来找份工作？”我的父亲比我母亲和外婆懂得多一点。他是这样支持我的：“上大学是件好事。”仅此而已。
好的，你在大学念的是野生动物生物学。跟现在的课程结构是不是一样？是以生态学为中心的，还是非常传统的？
宾福德：我想最好的说法是我很有兴趣，而且学得相当不错。有一次系主任把我叫去对我说：“你学得很好……，你将来在生物学上可能大有作为，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我说：“是的，我很感兴趣。”他接着说：“你知道生物学已是今非昔比了，在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还有许多物种没有发现，现在绝大多数物种都已经找到了。当然，在一些洞穴中还有某些盲蝾螈没人研究过。我相信你如果去做的话，可能会找到一种。”这番交谈让我对那个时候的生物学产生了比较负面的看法。
紧接着你参军，去日本做了翻译，是吧？
宾福德：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成了一群人类学家的翻译，他们的工作是安置硫磺岛、塞班岛等地的战后难民。正是跟着他们，我学了点人类学，并接触到考古学。现在我可能不敢称之为考古学。当时战略空军指挥部计划建立远东军事基地，冲绳是主要地点之一。命令下达之前的冲绳基地只有一些破烂的道路，所有军事人员都还住在帐篷里。他们得到一大笔钱修建战略空军基地，正式动工之前首先要推掉一些明显的纪念遗存，主要是坟墓。军队的态度是：“好说，这些东西都是近现代的，找到主人，给他们点钱，让他们把坟墓迁走就得了。总之就这么办。”由于我能说日语，所以参加了这项工作，到处去找坟墓所属的家庭。然而，来来回回的核实，最终发现大部分坟墓都是考古范畴的。于是我和一组人草拟了一个计划，应该抢救这些古代遗存，把出土物放到那霸（Shuri）的博物馆去。当时博物馆已被炸毁，但按照公共关系法案的规定应当如此。于是我便突然承担了另一个角色，开始和当地历史学家合作，清理这些坟墓，整理出土物，试图发现其含义。此前我从未听说过“地层学”这个词。还好，我身边有些人类学家可以求助。
所以你复员后回到大学开始学习人类学？你是怎么想的？
宾福德：我刚回国时想去弗吉尼亚学院，军方提供补贴可以去学点什么。但是这里没有人类学系。我得到一些建议，可以去北卡罗莱纳大学，那里离家较近，做出这个决定纯粹出于经济原因。
那里你对谁比较有兴趣？
宾福德：北卡罗莱纳大学的考古学家有乔菲·科（Joffre Coe，现已退休）。人类学家有约翰·吉林（John Gillin）和约翰·霍尼格曼（John Honigmann），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社会学家——其中之一就是盖伊·约翰逊（Guy Johnson，以上三位都已去世）。系的规模虽然不大，但是教授们都非常热情，对教学内容把握得非常好，对学生也是鼓励有加。这是一段美好的学习经历。
好的，这是你的第一堂课。跟你以后的专业有什么关系吗？只是普通的人类学课程？
宾福德：我按照要求选课，包括语言学、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以及考古学。此时我发现自己的退伍补贴不够开销了，于是我开始做生意。我在北卡罗莱纳州承包建房，在我硕士研究生毕业离开时，我差不多盖了31栋房子。有段时间我手下人相当不少。我住在退伍兵的房子里，每个周六的早晨，房子外面都排了长长一溜队伍，等着我发工资。也就是说上课之外，我还干了许多事。
这些是你小时候学的技能么？
宾福德：是的，我高中时就一直参加建筑工作。如果按家庭安排，我应该会成为建筑承包商。家里也一直支持我这么做，而不是跟在动物屁股后面跑。
不错，这让你一直当头。那你的学士还是硕士学位是在这里得的？
宾福德：我都得到了。我回美国就是想念硕士，这是我的选择。但是我被建议应该在硕士阶段多选一些本科生课程。于是我便得到一个学士学位。我拿得非常快，然后我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我也有了相关的背景。我用两年半时间拿到这两个学位。
需要写论文吗？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选专业，以及什么时候转向了考古学？
宾福德：硕士学位涉及论文，我写了论文，但没要学位。因为我知道我在密歇根大学还会再拿一遍。这篇论文后来发展成为我在密歇根大学写的博士论文（1964）。论文是研究弗吉尼亚州印第安原住民与早期英国殖民者之间的关系的，它基于我在北卡罗莱纳时就已经开始的遗址调查工作。这项工作的目的是希望把考古材料与已知族群结合起来。我收集历史文献，搜索殖民时代印第安人的居住地点，并实地调查其位置。我希望通过研究已知族群的材料，了解考古材料特征如何反映族群性质。
你怎么会选择这个题目的呢？我猜可能是由于材料的方便，是吗？
宾福德：这是部分原因。还有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进入考古学领域之前的了解。从前我很喜欢在林地里闲逛，我发现了许多遗址。其中有一处连土地的主人都非常感兴趣。当地关于这个遗址有许多记载。17世纪早期，这个地区就被列为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是最早的保留地之一。我对这个地方一直很感兴趣。当我开始考古研究时，有人问：“你打算怎么做？”我回答说：“我打算就从这儿开始，然后扩展出去，因为我对此已有所了解。我将从这里出发去了解殖民时代的那些群体。”我选择这项研究是基于我十几岁时就开始了解的东西。
你的博士是在哪里得的？
宾福德：密歇根大学。
所以你从北卡罗莱纳搬到了密歇根。是什么促使你转学的？
从北卡罗莱纳大学毕业后，我向众多学校申请奖学金与补贴。北卡罗莱纳大学主要的考古学教授乔菲·科是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生，他了解那里的情况。吉米·格里芬也在那里工作。他是美国东部的考古权威。选择密歇根大学也就理所当然。另外，密歇根给我的条件不错，所以我开始在那里读博士。当时我已有硕士学位，但密歇根大学有规定，其核心课程是必修的，不管你以前有何学位。所以我又在安娜堡（Ann Arbor）花了一年时间拿了个硕士学位，然后才拿到我的博士学位，但这不是炫耀我拿博士文凭的时间。我拿到学位的时间滞后了，实际上4年前就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位的要求。
我记得你在《一个考古学的视角》（An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1972）一书回忆过这段经历，当时遇到了一些困难。
宾福德：确实如此。
你什么时候开始对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表现感到不满的？
宾福德：在北卡罗莱纳大学学习考古学的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一群研究生坐在一起讨论，有位教授走进来，听我们的谈话内容。于是我们转过去问他：“您认为我们将来有什么样的前途？”他回答说：“如果你们足够努力的话，可能有个文化阶段以你们的名字来命名。”这跟我在学野生动物生物学时听到的惊人地相似。我想我们应该也能够有更大的作为空间。当我在密歇根读博士时，我逐渐认识到，问题并不取决于我，而是考古学本身有很大问题！
那么你跟我们谈谈你在密歇根的日子吧。这些不满是何时浮出水面的？
宾福德：安娜堡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地方。这里有一个非常善于启发的教师队伍。教授之间的交流也很多，实际上他们的观点与经验背景并不相同，具有丰富的多样性。
除了格里芬，谁比较有意思？
宾福德：有意思的地方不在博物馆里，而是在人类学系。这里有莱斯利·怀特（Leslie White，已去世）、埃尔曼·塞维斯（Elman Service，已退休）、迪克·比尔兹利（Dick Beardsley，已去世）三位重量级教授。在美国，我们的学位是人类学，而非考古学。不管是研究石器还是研究骨骼，你的基础教育与考试内容都是关于人类学的。我们选修的课程与参与的讨论都非常有意思。你从安吉尔大楼（Angel Hall）出发——这里是上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课程的地方，这些课都很有趣。然后你走回到博物馆，看到的则是一群穿白大褂的人在数陶片，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你会不由自主地想，怎么把两个世界联系起来？我的意思是，一边是活生生的人类行为世界，而另一边则是单调、琐碎的材料世界。这些考古材料实际上也是来自同样的地方——人类行为。我们如何从一个世界到达另一个世界呢？考古同行与研究生之间有非常多的讨论，这种思想也不断受到鼓励。于是在系里，考古学家与非考古学家以及人类学家之间自然存在着某种紧张的关系。
因此你们认为那些东西很让人郁闷，问题也都没解决。这导致了哪些具有建设性的行动呢？我的意思是，有人认为应该尝试不同的发掘方法，或尝试运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材料吗？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
宾福德：最初我的反应是，我们应该学会用不同的方法看问题。不能总是准确记录，而是要采用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解释方法，学习如何从考古遗存中获得信息。因此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采用新的途径看问题？这可能是我最早追索的方向。当时我特别关注统计技术、分析方法，希望能够发现仅通过发掘不能发现的材料特征与属性。
此时你开始摆弄烟斗管了是吧？
宾福德：是的，因为你不得不重新看看你所有的东西。那个时候没人收集燧石碎屑，也没人收集动物骨骼，许多考古材料都被扔掉了，因为没有人知道该怎样研究它们。所以我早期关注的问题之一是，我们能够从燧石石片中获得什么？我们发现的这些普通物品常常是被大多数考古学家弃置不顾的。如果你能从这些普通的东西中获取信息，那么，你就会比只研究稀有物品多一个比较的框架。研究动物骨骼、研究石器废品是第一步。然后，我们开始研究历史遗址中出土的钉子，我们希望从中获取更多的信息。当时这些东西是被扔掉的，人们只收集那些“好”东西。另一件事是如何去整合我们的观察。我所做的早期工作是研究墓葬出土物，它就属于此类研究。从我们对火葬的了解中获取信息，无论骨骼是否遭到焚烧破坏，它都可以提供多层面的关联。所有这些东西结合起来，就不只是列表上有或没有这样的信息了，我们能够获取更多的内容。这也是早期我们“应该怎么看”策略的拓展，而且一旦你开始努力整合，你就会立即注意到社会组织与文化系统方面的问题。
我来问你，此时你读了不少科学哲学与方法论方面的书吧？
宾福德：没有。我曾经读过一些，不过都是些教材——也就是哲学上的通识教育罢了。
你在密歇根大学待了多长时间？
宾福德：从1957年到1961年。1961年起我任芝加哥大学的助理教授——很低的职位，但我是在编教师。
你是怎么得到芝加哥大学教职的？广投简历了吗？
宾福德：不完全是。我得到一个面试机会，成功地通过了教师面试与面向学生的试讲，以及相关手续，然后我就得到了教职。那个时候还不需要广投简历，工作机会都是通过人际网络获得的。
你在芝加哥大学教什么？
宾福德：他们希望我讲授的是美洲考古、统计学与方法论。
你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是《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是吧？
宾福德：这是我在芝加哥时写的。当时我做了大量的分析工作——主要是墓葬出土物。因为当时美国中西部地区已清楚地发现了许多文化，基本都是以墓葬为标准划分的。还有一些文化是根据我们称之为废弃堆积的材料定名的。当放射性碳十四测年方法开始应用后，很容易发现它们并非毫不相干。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同一文化系统的产物。随着碳十四年代框架的建立，人们开始认识到，我们定义许多东西的方式对了解社会文化系统可以说毫无意义。这促使许多人——不只是我——开始努力思考，如果没有碳十四测年帮助，我们怎样得出同样的结论。显然，我们的方法存在不足，我们看世界的方法有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来自考古材料的同时性？欧洲情况有所不同，我们的问题是传播——谁先来的？如此等等。而你遇到的问题是考古材料的同时性，完全出于意料之外？
宾福德：对。原以为是时间早晚关系，已经做过分期排队及分区工作。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大部分都是同时代的东西。
真没有想到促进美国新考古学产生的主要因素居然是碳十四测年技术。
宾福德：是的，一开始碳十四的测年材料还很少，一旦你意识到自己的方法出了问题，所有的东西就都需要重新审视。在中西部地区确实如此。那里发现了许多“文化”，基本都是根据墓葬材料建立的。这个地区的墓葬材料很丰富，因为土墩墓在地表一目了然，挖开即可，因此形成了比较好的材料基础。我记得自己曾参加一个会议，听到有人在认真讨论这个问题：“俄亥俄州有许多大土墩墓，但是这里没人居住过，埋葬死者的人们都是从佐治亚州过来的！”原因是他们没能找到所需的材料——具有与墓葬材料相同器物风格的聚落遗址。实际上墓葬中随葬的是明器，聚落遗址中当然不会见到。碳十四测年帮助我们解决了这类问题。
好的，显然你是带着不断强化的怀疑主义态度在进行研究。当时在芝加哥大学有个讨论会，是吧？这种怀疑是在这里形成的吗？请跟我们说说。
宾福德：芝加哥大学的教学经历是我有生以来最难忘的，因为这里有一个非常好的教师队伍。跟许多学校不同，这里的人是真在搞教育。我们每周一在教师俱乐部开个见面会，详细讨论教学问题——如何组织课程，最好的讲课次序应当怎样——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这样就形成了一些非常有创造性的课程。我记得曾经教过一门叫作“人类生涯”（Human Career）的课程，这是我有生以来最美好的经历之一。这是一学年的课，通常由五名本系教师及一位或多位访问学者一起讲授。我参与其中时，基本顺序是这样的，有人从人类早期开始讲起，一年中至少要讲到国家起源。克拉克·豪威尔（Clark Howell，现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授早期人类历史，不过他不是唯一讲早期考古的。他之后是罗伯特·布莱德伍德（Robert Braidwood，已退休），他们之间有重叠。然后是鲍勃·亚当斯（Bob Adams，史密斯森研究院秘书长），他和布莱德伍德又有所重叠。我则与他们两人都有重叠，因为我要把美洲与亚当斯和布莱德伍德讲的旧大陆进行比较。此外，还有访问学者——我们曾邀请到波尔多大学（University of Bordeaux）的弗朗索瓦·博尔德（Francois Bordes，已去世）、德斯蒙德·克拉克（J. Desmond Clark，已退休），哥德堡大学的卡尔-阿克塞尔·莫伯格（Carl-Axel Moberg，已去世），意大利的阿尔贝托·布朗（Alberto Blanc，已去世）。由于这些学者各有专长，所以每年都会带来新鲜的气息。你如果作为一名老师参与其中，那么你就要同时参加与你所讲材料相关的讨论。这真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课程，也正是在这儿我遇到了麻烦。
路易斯，这是你第一次遇到麻烦吗？
宾福德：不是的，不过这次相当敏感。因为在此之前，你尽可以写你的小文章，你可以与你的朋友讨论，基本上你不会一周三天在材料上与某些学术权威打交道。我和克拉克·豪威尔相处得很好——我们之间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与布莱德伍德和亚当斯，在某种程度上说，关系的确有点紧张。
重新审视新石器时代革命！
宾福德：是的，正是如此。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你写了那篇开玩笑的文章《掠夺的革命》（Binford and Binford，The Predatory Revolution，1966）。
宾福德：是的。
是的。我记得你曾经告诉我，那不过是篇开玩笑的文章。你没有想到居然被接受而且发表了，还被一本正经地对待。
宾福德：编辑知道这是一个玩笑，但是他把它当成一篇正式文章来处理，并且送给同行评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回收到了全部评论。所有评论者都是认真对待的。
但是这位编辑并没有《当代人类学》这样的工作人员协助哦！
宾福德：编辑把这些回复寄给我。他知道，我肯定会被逗乐的。我可能还保留着一部分回复。我倒是很希望知道是谁写的——这些评论都是匿名的，每篇评论都非常棒。
芝大东方研究所的人可能由此对你刮目相看。
宾福德：是的。当时我在芝大与大部分学生一起做研究，都是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你只要说：“为什么不这么试一试呢？”他们就会全力以赴去研究，然后带回来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成果。芝大的学生群体非常了不得。
华翰维（Henry Wright，现执教于密歇根大学）当时在芝大，是吧？
宾福德：早期学生中还有比尔·朗埃克（Bill Longacre，亚利桑那大学，现已退休）、斯图尔特·斯特夫（Stuart Struever，［美国］西北大学）、莱斯·弗里曼（Les Freeman，芝加哥大学）、汤姆·林奇（Tom Lynch，康奈尔大学）、梅尔·艾肯斯（Mel Aikens，俄勒冈大学）。这是早期的学生群体。
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群体！
宾福德：然后是鲍勃·惠伦（Bob Whallon，密歇根大学），迪克·古尔德（Dick Gould，布朗大学）是从哈佛大学转过来的。后来，华翰维从密歇根大学转过来。克瑞斯·皮布尔斯（Chris Peebles，印第安纳大学）也来了——他本来就是芝大本科毕业生。接着是吉姆·希尔（Jim Hill，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其他一大批学生，的确是一个相当出色的学生群体。
这些人可能大多是与新考古学初期崛起联系在一起的。
宾福德：是的。在分析方法上出色的有朗埃克、希尔、斯特夫、惠伦，这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工作大多是他们做的。在考虑问题方面，弗兰纳利（Flannery，密歇根大学）无疑是最好的，因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田野工作者。弗兰纳利拿学位的麻烦是你不能把他从野外召回来，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参加考试！所以在这个群体中，你不仅仅是与一帮聪明的人在一块研究，而且他们具有丰富的田野经验，从而使得合作交流富有成效。
那么是在什么时候——随后还是更长的时间之后，某种意义上整个群体凝聚了一种共识？即人们所说的新考古学，包括你与这些人的研究。
宾福德：这有些嘲讽意味。当时，我们尝试各种研究途径——寻找方法、考虑分析策略、建立模型、反思过程，如此等等。并没有一个什么群体，都是一些个人行动，通常都是彼此隔绝的。如霍华德·温特斯（Howard Winters，纽约大学）都不知道在博物馆的什么地方做研究。当时整个美国也不存在这样一个群体。当我们凑到一块开会时，也不只是一篇论文，而是六篇，于是我们被视为一个群体，就像一个社会组织一样，而不是互不关联的个人。所以说，人们对我们的称谓与实际情况之间有那么点联系。“新考古学”这个称谓是批评我们的人发明的。“哦，又一篇‘新’考古学家的文章！”有点尖刻，但是我们决定接受它，并且也让他们勉强接受了。
我记得是在一次学术会议的讨论分会上，当时提交了许多论文，这是你第一次产生重要影响。
宾福德：1963年，在科罗拉多州的博耳德市（Boulder），我们第一次在美国考古学会会议上提交了一批论文。稍后，我想是65年或66年，我们又写了一批，后来结集出版，此即《考古学的新视角》（New Perspectives in Archaeology，Binford and Binford，1968）一书。
你在芝加哥待了多久？
宾福德：我1961年去，1965年离开。
你为什么要离开芝加哥大学？
宾福德：我被解雇了。
请解释一下原因。
宾福德：我按照要求在规定期限内完成了博士论文，当最后限期到来时，大家也都可以说：“我们不知道他是完成了还是没完成博士论文。”于是乎，我是否有学位也就成了个问题，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我和布莱德伍德的关系，他似乎已忍无可忍了，所以我离开芝大也就顺理成章了。
你转到了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是吧？
宾福德：是的。
你在圣巴巴拉待了大约一年时间？
宾福德：我在圣巴巴拉待了一年整，然后转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请跟我们谈谈这个时期你的基本研究状况，你所考虑和研究的问题。你已经通过博士论文，研究了原住民与殖民者接触的相关问题。然后你似乎转向了更新世之后的人类适应变迁这个问题。这是你当时主要思考的问题吗？
宾福德：我第一次真正接触到莫斯特石器工业材料时，我感觉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挑战。旧大陆的考古学解释比新大陆的更加空洞无物。
你做了个类比研究，然后说：“好的，我可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
宾福德：我一直想研究旧大陆考古学。很早的时候我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一直没有可能，因为我没有钱。搞旧大陆考古学的都是一帮有钱人，而且限制也多。
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欧洲，即旧大陆的？
宾福德：1958年。作为学生，这是课程内容的一部分。所以我利用这个机会去了欧洲，并参加田野工作。此后，我开始比较系统地阅读旧大陆考古学方面的著作。
在圣巴巴拉分校教书后你转到了洛杉矶分校，那里的氛围如何？适合教书么？
宾福德：我深感挫折。完全是一个陌生的体验。其学系的规模非常之大，学生众多，我的第一印象是：“天啊，我都不知道谁是老师！”似乎每个月都会遇到某位新人，并得知他或她是我的同事：“你不认识这位吧！”印象之二是跟学生的关系。这里的教育方式是大食堂式的，跟我在芝加哥大学习惯的方式迥然不同。从来没有例会讨论教学问题。这里的哲学是我们不聚会，我们彼此都不见面；每位老师就教自己那点东西。学生去找老师，寻求指导。如果有位学生找到你，你就一直管他毕业拿到学位为止，你只需要按要求做就是了。我认为学生没能接受到比较宽口径的教育，视野相当狭窄。我也不喜欢这种指导关系，也就是：“这是谁谁的学生，这是谁谁的学生，这是另外某个人的学生，他们只研究这个，他们只研究那个。”结果自然是一个极度分裂的学系——就老师而言，就是如此。如果你走进哪个同事的办公室对他说：“上我的导论课的学生将要到你的班上，你认为我怎么做才有帮助？你介意我上这个部分，放弃那个部分么？”他们马上就会寻思你说的话的背后动机。尽管芝加哥与圣巴巴拉关系也很复杂，但教师之间有交流。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你总可以从同事那儿学到一点东西。但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你每天行走在大学校园里，跟学生见面，上课，然后回家——没有见到任何人，没有听到任何想法。
60年代后期，人类学系的规模大得离谱。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我的导论课上居然有1300名学生！我都看不清他们的脸，你站在明亮的讲台上，你甚至都看不到学生。还有因为讲授进化论，我们时不时受到炸弹威胁，这都是奥伦奇县（Orange County）的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干的。那个时候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像个动物园，哪里有学府的味道。所以我在一两次会议上放出风来，我想转到一个学系规模稍小的学校去，大家能够一起合作从事教育。一天，当我在办公室时，接到一个电话：“你愿意到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来吗？”我只考虑了两秒半钟便说：“行。”然后问：“我坐火车到哪儿下？”我下了车，找了半天，完成了面谈，感到这正是我想来的地方。于是1969年初我就去了阿尔伯克基。
好的。我想从这里开始考察一下新考古学。通常人们认为新考古学始于你的论文《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完成于你主编的文集《考古学的新视角》以及同年出版的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e）所著的《分析考古学》。现在回顾新考古学的历程，你有什么感想？我们说新考古学1968年成熟了。你认为新考古学此时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宾福德：当时我们在寻找考古遗存所具有的形态。我们寻找的形态是用传统的方法难以发现的。而当时使用传统的方法已没有什么帮助，下一步还没走出去。这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处在传统考古学家的位置上，我们该怎么做到呢？我们如何形成一种新的方法论呢？下一步我们该如何做呢？”就这些问题的争论相当激烈。我一直认为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该怎么做。也正因为此，我暂时从争论中抽身出来。1960年代晚期到1970年代早期，美国举行了许多会议，无休止地讨论这些问题，每个人都站出来强调自己的主张。我的反应是，“我没什么好说的”。站出来说出某些还不完善的主张——这件事我已经做过了。说出我们应该怎么做——我并没有信心。到谢菲尔德（Sheffield）会议（Renfrew，1973）召开时，我已在阿拉斯加研究努那缪提（Nunamiut）爱斯基摩人了。我的回答是：“我们应该到狩猎-采集者群体中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更有价值的东西。”
你如何看待当时英国，或者更准确地说欧洲考古学的状况？
宾福德：我对当时欧洲考古学的发展感到有点惊奇。因为即便在芝加哥大学时，我们从来没有考虑到要给认识论的问题一个哲学答案。我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进行推理，什么合乎逻辑，什么不合逻辑，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基本上你需要反复强调，人们才会注意到演绎推理。演绎推理对于评估现有观点相当有效，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如何运用演绎推理产生新的想法。这些问题都是哲学问题，而非考古学问题。所以在我参加谢菲尔德会议时，我感到有点不可思议。回到美国后，我们开始从考古遗存及形态特征来寻找问题之所在，看看哪些问题需要解释。但是谢菲尔德会议的侧重点则有所不同，人们讨论哪位哲学家是对的，哪位哲学家错了。我不认为这是真正问题之所在。
邂逅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感觉如何？
宾福德：非常好，很开心，相见恨晚。他讲的内容正是我希望社会人类学家所讲的（Leach 1973）。在我看来，社会人类学的视角一直都是参与到所研究文化中的研究者的视角，而不是要努力解释这个文化系统的研究者的视角。这样的研究者试图解释的是，他为何要参与到一个文化系统中？为何他要这么做？因此当利奇站出来坦陈自己所做的研究时，振聋发聩，令人深思。所以我经常引用他的观点。
就是黑箱……
宾福德：黑箱——正合吾意。我笑着说：“现在我们有一个可以长期引用的东西了。”对我来说，社会人类学的主要问题应该是如何解释不同个体的行为，然而当时的重点仍然是研究为什么个体如此行动；答案总是人们如此行动是因为他们习惯于这么行动，文化成为个体行为的解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但是这没有解释为什么文化系统彼此差异明显。我不认为这是考古学家的专长。考古学家研究的单位是文化整体的特征，并不能严格还原到个体行动层面上来。
奇怪的是，社会人类学它也曾将文化视为整体。然而在发展过程中，它远离了功能主义，逐渐失去了早期的看法，这个变化相当有意思。
宾福德：确实如此！在我看来，当代人类学比我做学生时更糟糕。它日益滑向相对主义阵营，越来越靠近怪异的人本主义——“人类文化丰富多彩，我们只是孤芳自赏。”——没有人去解释什么。唯一可靠的新事物是被观察的行为群体，这还有点意思。这样的研究都是在社会生物学框架中进行的，虽然有所不足，毕竟是很好的科学研究。在当代社会人类学中，这些研究处在边缘、远离中心——生态学的中心。我很厌恶当代社会人类学研究，我宁可去读小说，这样的研究小说家写得比他们好！
那么你会把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的大部分文学创作放在这个范畴吧？
宾福德：是的！他太可怕了，读他的书相当费劲！我宁可去读科幻小说。
好的，我们回到谢菲尔德会议时的英国考古学这个话题吧。你认为英国与美国考古学具有类似的发展是否值得注意？比如说在分析考古学上。
宾福德：为什么的问题并不是我想研究的问题。我所做的是观察，了解那些对事物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当时我学习了数学与统计学，是通过计算尺学习的。后来有了巨大突破，手摇计算机出现了。但是做一个6×6的卡方（Chi-square）检验仍然要花几个小时，因此运用数量材料寻找考古材料形态特征的工作实际上难以进行。我们知道怎么去做，我们具有数学知识，但是具体去做的工作量令人望而却步。一旦我们有了计算机，这些都迎刃而解了。虽然那时的计算机跟现在的水平相比相当幼稚，但是我们可以去寻找考古材料的形态特征了。直到我们有了发现考古材料形态特征的手段之后，我们记录这些材料的努力才值得。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办法分析这些材料，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坐在那里测绘每一件石制品呢？如果我们不能研究一件陶器，为什么我们要详细描述其特征或是类似的东西呢？对考古学家来说，没有计算机的帮助，要在大量的考古材料中识别其形态特征的确是勉为其难的。计算机的出现与碳十四测年差不多同时。此外，当时没有很好的办法确定年代，如果你回顾一下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考古文献，就会发现那个时候的主要工作是如何从考古材料中推导年代。时间是我们希望得到的控制因素。一旦我们另有办法了解流逝的时间（通过碳十四测年），就考古材料的内容来说，我们重点研究的问题也就截然不同了。下面三个方面的进展结合起来，于是我们有了独立年代框架，我们有办法分析巨量的数据，我们可以在年代研究之外思考考古材料的问题了。这其实是每个人都希望了解的。我做学生的时候，唯一的方法论——从科学方法的意义上说——就是分期排队，这就是我所学的。
这不仅仅是因为分期排队的方法以年代为中心，更因为当时考古学家只有这个相对科学的方法，去把握考古材料的特征。
宾福德：对。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旦年代问题解决了，我们就可以用考古材料去解决其他问题。我们有了新的方法审视考古材料，发现过去看来不明显的形态特征，这必然会影响到考古学研究。我在给戴维·克拉克的信中多次表示，我参考过《分析考古学》，但是我认为它是最佳的传统考古学著作，而非新考古学的。
他读到这里没有勃然大怒？
宾福德：没有。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整本书都在讨论如何去发现考古材料的形态特征，而没有去质疑传统考古学的基本前提。
他还是在老问题上打转。
宾福德：对。我所考虑的是基本前提问题，如何组织现象的观察去解决问题，而我完全没有发现他考虑到这个问题。他还是在传统考古学范式中研究，引入新的技术和方法而已。这也正是克拉克与我的研究之间最大的区别。
好的。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新考古学随后的发展变化。其早期的清晰的目标似乎没有坚持下去。新考古学无疑有些很不错的进展，但它并没有全方位地取得进步。
宾福德：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传统考古学是一个观念体系，包含一系列预设前提，即关于世界的先验观念。如果我们怀疑这些前提，倒是可以很快了解个大概，大致知道是对是错，有用还是没用。我想完成这项工作完全可以相当迅速。然而，随后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替代被打倒的传统考古学呢？我们也确实推导了一些自认为比较可靠的知识，至于究竟什么东西可靠，并没有讨论。除了破以外，我们还需要去立，但是我们并未找到清晰的途径。于是大家只能随意选择，“这是我相信的”，“这就是我们要找的方法”。我们有不少纲领性观点，来自生态学、地理学、社会生物学或是其他学科，但是还是没有一个系统的研究策略，替代被我们打倒的传统考古学方法。惯性很强大，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做。那些60年代很活跃的同行到了70年代也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共同的反应是，“我还是做我现在做的研究吧”，“我们还是一以贯之吧”，而不是努力去寻找更有成效的方法。至于我所做的研究是否有成效，自有他人评说，但是我的研究能自成体系，我对此深思熟虑过。我知道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我们应该回到材料中去，看看下一步我们需要了解什么。就我所做的研究而言，它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我想我已经掌握一些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在基础理论层面上形成基本的体系。
某种意义上说，戴维·克拉克的话“纯洁性的丧失”确实是一个正确的说法。新考古学在处理传统考古学的预设时也丧失了纯洁性，不再天真，新考古学并不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宾福德：对，事情还在继续。我想当时许多观点都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并不知道有成效的研究策略是什么。就我来说，当我决定要努力做点什么的时候，我试图找到一种有效的研究策略，至少也要尝试一下以前没用过的方法，好歹这还有点新鲜感。
我们来讨论你的下一个研究阶段。你决定了，“看来从这些莫斯特石器与动物化石中没有什么好学的，我打算去阿拉斯加考察”。
宾福德：我的头脑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我想知道一个文化系统多大程度上具有内在一致性，我需要调查具体的情况。人们各种有组织的活动在其生活的区域中会留下怎样的差异性呢？不仅如此，我还希望能用一些可靠的变量加以衡量。回到生物学领域，我曾经关注生态学，但是只要我们用一种类型学方法来研究环境，就会被卡住。只要我们谈到环境时，还在说有没有橡树或山胡桃林，我们就会进退两难。理论构建中需要变量，我们需要了解生物量、转换率、生产力，以及环境在能量层次上的差异程度。
名称变量是不够的？
宾福德：仅有名称变量是不够的。我非常急切地想发展出一种方法，就像是用同一副眼镜，观察所有的变化。我希望这副眼镜跟考古学家密切相关。我注意到动物骨骼。关注它的原因是因为我曾经花了大量精力研究石器，但是没能找到关键的影响因素。在研究动物时，你很容易发现你所研究的动物具有某些意义的特征，这些特征古今一致。当时我努力在寻找那些稳定的变量，通过它进而去发现与了解古代文化系统的行为变化，这是方法论上的目标。如果我要研究欧洲中更新世的情况，我的目标应该是研究一个类似的苔原环境，因为当时法国多尔多涅（Dordogne）地区就是一种冰缘环境。通过了解当代世界——它跟古代世界具有真实可靠的可比性，从而把知识建立起来。
所以你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往北走而不是往南，是吧？
宾福德：对。这是一个跟我的通识教育背景相关的决定。从这个背景出发，我总是希望看到一些经验事实，这也是方法论的目标。我学习过，结果就应该是经验事实。通识教育的目标通过这个经历实现了，完全超乎我的想象。一旦开始寻找文化系统的内在差异性，我就发现所有的东西——除了动物骨骼，都有了迥然不同的意义，比如说技术的组织。这个经验构成了我许多文章的基础。我曾经写过工具是如何以不同方式进行组织的——不管这个工具是不是现代的铝制盆。技术组织的原理才是关键的，这非常有启发，完全出人意料。正是通过研究动物骨骼之后，我注意到人们所有的活动都是以一些组织原理联系起来的。所以到阿拉斯加去从事民族考古学的研究，对于我以后所有的研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这确实改变了我的思考途径，帮助我认识到哪些值得一做，以及哪些是我们在发掘中应该重点关注与保留的。
从这之后，实际上你很少写有关莫斯特的文章了。这对于我们讨论更早的旧石器时代颇有帮助，但是似乎看不出对莫斯特问题有何帮助。这么说公平吗？
宾福德：可以这么说，但成效很快可以看到。在我去阿拉斯加做研究时，我还是尽量把莫斯特看作近似于现代人的文化系统。当我真正开始狩猎-采集生活的研究后，我首先问自己：“全球范围的情况如何？”“作为考古学家，我们应该如何从一个有组织的视角来研究它？”我开始认识到这是可能的，变化的范围是全球性的。我逐渐清楚，莫斯特时期的人们跟我们不同。我在研究一个特殊领域，决定其生活的组织原理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任何可以比较的对象，不论是现代狩猎-采集者，还是旧石器时期晚期的人们。这是一个非常有成效的研究，虽然结果是与研究目标相矛盾的。
因此，如果莫斯特时代的人们不同于我们——从种属意义上说，那么我们就需要以一种不同的途径来考察这个物种。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就是动物。如果我不能从人类行为的角度研究他们，那么我应该追寻到更久远的年代，寻找他们在莫斯特时代之前的特征。这就是我的研究策略，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莫斯特时代是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期，这两个时期代表两极，各有各的组织原理。目前我们逐渐弄清了这两极的情况，我们可以从更有意思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注意到你最近的讲述中把“文化”基本限定在莫斯特时期之后。此时文化作为人类身体之外的适应手段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宾福德：我认为文化是人类的体外适应手段，但是还有其他途径，同样能够做得很好。现在我们知道动物也制作工具——黑猩猩会砸坚果，甚至会“储备工具”，如此等等。所以说技术，尽管自然界中不常见，仍然可以通过非文化的途径来组织。早期人类可能就是最好的例子。
“文化”按你的说法是否涉及象征符号的运用？
宾福德：是的。这可能跟文化本身的面貌密切相关。因此，与其说文化是考古学解释的一部分，还不如说文化本身就需要被解释。我开始谈到技术在人类适应中的核心作用，或者说技术完全跟生物学因素有关，只起到辅助作用。我认为我们需要探讨所有这些东西，因为我们不知道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不能简单通过一个定义来解决问题。
在你看来，只有完全的现代人才拥有文化，文化看起来很了不起。但问题还是远没有解决。你一会儿说人类没有文化，一会儿又说人类有文化——这是否是上帝之手呢？我们是否又回到了讨论的起点？又到了西斯廷教堂的穹顶？
宾福德：不，不是的，科林。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评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从欧洲的角度看待旧石器晚期过渡的问题，基本上都会认为，我们是在讨论一个短暂的史前时期，即从距今44000年到34000年这段时间。另一方面，我们已经了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序列。就这方面而言，南非的考古材料非常有挑战性。这些材料具有欧洲旧石器晚期的许多特征，其年代超过距今50000年，有的甚至早到距今90000年。这些特征的出现比欧洲早数万年。这里还有解剖学意义上现代人化石材料的证据，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的证据都要古老得多。我们从欧洲的角度出发来审视旧石器晚期的过渡，看起来异常迅速，但是审视整个过程，如果欧洲不是起源地——也就是说旧石器晚期过渡是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发生的，欧洲的过渡不是基于本土起源，而是来自现代人的辐射，那么欧洲的旧石器晚期过渡也就没那么了不起。这是其一。第二，即便是我们发现更古老的时间，变化也没那么神奇，变化任何时候出现都令人注目。旧石器时代早期基本缺乏一系列我们视为人类现代行为特征的标志。对时间深度的认识就是特征之一。想到这些早期人类生活在一个有鲑鱼与驯鹿（我们知道它们那时跟现在的行为方式差不多）的环境中，却没有食物储备，没有积累的习惯，真不可思议！到处是堆积如山的食物，他们逮到一条鱼，吃掉，饿了就再去逮。他们不会一次逮500条鱼，储备起来，将来再吃。其行为中很少有时间计划，这可以说是旧石器时代早期到中期早段的基本归纳。你也许会问：“是什么导致了时间计划的形成呢？”是智力，就是它。世界上有许多拥有高智力的动物，它们的时间计划能力各有不同，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但是哪一种动物都不能像人这样。如果你去问那些研究思维的人，你得到的回答将非常简单：如果你能够赋予一个词或是经验以意义，你就能够通过这些符号进行推理——就像你做数学计算一样，能够预测结果而不是经验之。换句话说，就是你能够从经验中抽象出东西来，你认为这些东西可以通过一种简化的方式推导出你所不能经验到的情况。如果你随后能经验到相关的情况，那就说明你的推理相当准确。时间计划的长度确实取决于预测能力，所有早期人类显然缺乏这一能力。当它出现后，当我们从考古材料中看到相关证据之后——砰！它突然冒出来了。我猜这是因为语言。我不是说人类意义上的语言才是唯一有效的，我也不是说更早阶段就没有交流手段——所有动物都有。我不是说这些交流手段没有效率，我只是说其中没有象征符号功能，无法使得抽象成为可能。一旦人类拥有这个能力，他们在世界上生存的潜力就大不相同了。这就是这种变化所导致的。从行为观点来看，它是一个主要的组织原理上的变化。它绝不同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交流手段，我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手段能够带来如此巨大而迅速的变化。这完全是一种发明——人类能用得更好。
我们人类做得更好，但这些乔姆斯基（N. Chomsky）等人早就说过，人类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需要谈及起源，以及这种能力的形成过程，是吧？
宾福德：随着时间推移，人类的能力一直都在发展。智力在提高，交流能力也在提高。
但是并没有同样的爆炸性的交流形成？
宾福德：科林，我不打算完全反驳这个观点。但是我认为，考古材料所表现出的形态特征的确是爆炸性的。人类行为变化的规模相当惊人。这不是渐变——如达尔文所想的，经过漫长时间的积累。许多东西都是积累的——脑容量的扩大，可能还包括智力，甚至还有交流能力、生产技能、技术应用的范围等，这些都是逐渐提高的。但是从组织原理的角度说，向完全现代人行为的转变不是逐渐发生的变化。
是一个巨大的间断性发展。
宾福德：是的。我打个比方，可能不是很合适。如果我们得到一台存储能力惊人的计算机，但是没有软件，我们怎么办？一旦你想打开存储器，分析里面储存的内容，你就需要智能，这是一个必需的基本组件，通过抽象从经验中提取“相关的”信息。
你强调解释，按照你的体系，你很清楚文化本身不能解释自己。我想语言也不是自身的解释。
宾福德：我同意这个说法。我不擅长这个领域，这个方面我也需要求助于心理学家与那些做大脑研究的人。我的意思是我可以思考这个问题，而不认为我有什么解释。
好的，这很公平。我记得你有时谈及想去研究布须曼人。
宾福德：某种意义上说，我的确做了大量的布须曼人研究，但是不需要自己亲自去做，很早我就让学生去做了。
是的。
宾福德：我一直鼓励学生去做这样的研究，尽管我一直都知道我们需要持续的狩猎-采集者研究，但是我总是急切地想回到考古材料上去。
你还做了哪些全球性的研究？你在中国做过一阵子研究，是吧？
宾福德：是的，那是1985年夏季。
你有什么收获？
宾福德：这些都跟对早期人类的研究有关。一旦我开始注意到一个区域的形态，很自然就会关注这一形态是否同样见于其他地区，是否因地区而异。这种形态在我看来具有人类活动规律上的意义。完全现代的狩猎-采集者的活动随环境条件的变化，具有不同的活动规律，随地域的改变而有所差异。在我最初的印象中，早期人类似乎没有这样的变化，同样的组织原理见于任何地方。因此我迫切希望研究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情况，看看世界各地最早的考古材料是否存在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具有地理上的意义，或是发现不同环境条件中人类依然具有同样的组织原理。另一个难题是早期人类的辐射。当你谈到后来的旧石器晚期过渡时，你必须要问的是，“如果早在1000000-700000年前人类已经辐射到欧亚大陆，那么这里随后发生的变迁是否都来自这些祖先呢？或是说有一系列辐射，或是存在基因流动，导致边缘地区令人困惑的局面？这确实是一个热点。我必须从全球的范围考虑这个问题。从世界角度来看，真正重要的遗址也不是很多。我们非常缺乏材料。所以我当时努力去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去考察大部分遗址。现在已经完成了不少，我非常想去奥杜威峡谷（Olduvai Gorge）开展田野研究，因为全世界也没有这么好的地方，在这里你看到的不是有限的一点堆积遗存，而是整个剖面所代表的环境，你不仅可以看到古生物材料，还可以从远古环境剖面上看到人类化石、动物骨骼以及石器。这种规模的材料正好可以用来检验有关人类行为与组织原理的观点。
对。还有一两个问题：一个是假想的测验题——如果你能够重新开始，假定我们还是在讨论考古学，你认为哪些问题首先值得去解决？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学生，没有你曾经做过的思考与研究准备，而要选择一个研究领域，哪些考古学难题具有挑战性呢？
宾福德：我从两个方面回答你的问题：如果我的人生能够重来，我想我还会这么做。另一方面，如果我已经部分了解到我现在知道的，我可能早在1956年就下田野去做狩猎-采集者研究了，我直到1969年才下定决心做相关研究，早一点去研究这些会有更大收获。
因为机会正在流失？
宾福德：如果我50年代就有这种先见之明，那么60年代末我的研究会有收获得多，但现在都是事后诸葛亮了。现在我打算从第三个方面回答你的问题。就考古学家所面对难题的范围而言，有哪些真正重要的问题尚未解决呢？就像我们开玩笑说的，其“原始野蛮的”方面是我们不知道如何度量环境。我们仍旧运用类似于分类的方法。这是一片松树林，那是一片什么林，如此等等——我们没有找到合适的变量来度量环境。我有点担心这个问题，但我一直没有发表这个观点，我没有什么非常好的看法。另一方面，从“文明的”角度来看，这也是你的角度，我认为存在同样的问题。研究者还在想着通过分类的方法来研究，他们没有真正去想如何找到合适的变量，度量那些文化系统。我认为，旧石器考古方面现在开始做得好一点了。从我的角度说，我们需要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环境；我们正在进行的考古学研究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从你的角度来看，是否想弄清环境取决于你，但是你必须搞清楚考古遗存。我们需要通过变量而非类别来研究。
是的。我也认为你说得对，材料的丰富有时真是适得其反。
宾福德：想起来都不寒而栗。你只要说，我打算研究陶器——无比丰富的材料，我们有800万种陶器类型，15000个文化区域，如此等等。这于事无补。我们必须考虑如何进行度量。我们要搞清楚陶器中盛的是什么，它们包含多少社会信息，并且要研究变化的尺度。这也就是我从全球范围内就这一问题的“宏大陈述”。
后记（陈胜前）
2011年4月11日，路易斯·R.宾福德博士在密苏里州去世。在考古学史上，宾福德博士无疑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通常他被认为是“新考古学”的开创者。他认为考古学家在构建文化历史的框架之外，应该能有更大的作为。他认为考古学家在回答“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是什么”等问题后，应该回答文化是“怎么”发生变化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变化。考古学获得所有有关过去的知识都是推理，为了建立可靠的推理，考古学家需要借助“科学”，考古学也应该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在研究中应以问题为中心，发展抽样统计、计算机模拟等方法，全方位地了解史前文化系统。在新考古学的发展陷入僵局的情况下，宾福德开创了考古学的“中程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1969-1973年他赴阿拉斯加研究当代狩猎-采集群体，将其组织行为原理用于考察史前遗存，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1990年代以后，他更是集中精力研究狩猎-采集者，为史前考古，尤其是旧石器考古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考框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还提出了一系列极为关键的问题，如“石器的风格问题”、“莫斯特难题”、“周口店是否是中国猿人之家”、“考古学是否是一门科学”，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至今没有解决，但是它们激发了考古学家的思考与探索。斯人已去，但他留下的丰厚学术遗产将惠泽后世。此时，重温科林·伦福儒博士对他的访谈，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更亲近的方式了解这位创造性的学者所经历的学术历程，这对我们了解“新考古学”的形成以及了解这位考古学家本人都将非常有帮助。作为他的学生，我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缅怀他，重读其言，又仿佛聆听到他的教诲。
【本文初发表于《南方文物》2011年4期；后收入《穿越古今：海外考古大家访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澎湃新闻经李水城教授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