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陈寅恪文集的整理出版
《陈寅恪集》的编辑整理和出版，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北京三联书店从二○○一至二○○二年陆续出齐的新版《陈寅恪集》（下称新版《陈寅恪集》，页码无特别注明者，概据此版）十三种十四册，是迄今为止收录陈寅恪著述最全的文集。如出版说明所言，全集“收入了现在所能找到的作者全部著述”。但这些并不是陈寅恪著述的全部，据负责收集整理工作的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陈美延在后记中所说，已经失毁或下落不明的著述至少还包括：1、在抗战中遗失的早年所撰各种书籍的眉批和校注文字，如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五代史记注、佛教经典之存于梵文者与藏译及中译合校、巴利文普老尼诗偈集中文旧译并补释及精解其诗等等。这些就是蒋天枢所谓长沙大火和滇越铁路失去之书。 这些文字，陈寅恪本人颇为看重，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致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永济的信中，对此有详细记述，称“廿年来所拟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遗失”。2、在“文革”中被查抄而后尚未归还的部分诗文和讲义、备课数据等，包括晚年编定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的一部分。尽管目前还无法编辑一部《陈寅恪全集》，但较着一九八○年代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而委由陈寅恪弟子蒋天枢编定的《陈寅恪文集》，此次出版的文集还是增加了许多篇幅与内容。
原由蒋天枢编定的《陈寅恪文集》只有《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初编》、《金明馆丛稿二编》、《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七种，其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是据三联书店一九五七年版重印。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作为《文集》附录出版，此书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了增订本。其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陈流求、陈美延编辑的《陈寅恪诗集附唐篔诗存》（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包敬第、王永兴、李锦绣等整理的《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1989年4月），此书出版前言为蒋天枢在一九八七年所写。
《书信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四种均为此次新辑。《读书札记一集》是在《陈寅恪读书札记——旧唐书．新唐书之部》的基础上，由陈美延对照手迹增补校订而成的。《诗集附唐篔诗存》除了勘误校订和编排调整之外，还增补了后来发现的十三首陈寅恪诗作。一九八七年陈美延从中山大学落实政策办公室收回《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稿本一种。此一稿本虽被认为是陈寅恪在造反派压迫之下匆促删节的本子，但仍比蒋天枢所整理者仍然要来得齐全。一九九○年，陈寅恪弟子石泉曾予整理，并加写按语，刋载于《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此次则增补进了《寒柳堂集》中。原附于《寒柳堂集》中的《寅恪先生诗存》，则因收入《诗集》而删除。
据责任编辑孙晓林的介绍，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主要是由三联书店和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陈美延共同承担的。许多专家学者帮助查找数据，校勘审读，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参与了这项工作。新版《陈寅恪集》是在八十年代《陈寅恪文集》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总的编辑方针是，力求准确、完整地表现作者的治学风格和学术品质，充分尊重并依从当年主持出版者蒋天枢先生的编辑工作和思路。其修订增补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辑佚。新版诗集比第一版增加了十数首。《书信集》完全是靠征集而来的，汇集了海内外公私收藏。第二，订误。以《柳如是别传》为例，新版订正了旧版一百多处讹误，已刊各书都有程度不同的订正。第三，增补。本着“把目前能找到的都放进去”的原则，除了诗作和书信外，读书时的批语、备课笔记、讲话、评语、未完成的文稿等等，也都收了进来。第四，附图。全集共选配了一百五十余幅图片，分散安排在相应各书书首。这些图片内容很丰富，有作者生平照片，其父祖、亲眷的照片，文稿、尺牍手迹，诗作、眉批影件，旧版本封扉，写作所用参考文献等等。
从文化背景上看，新版《陈寅恪集》的问世，很难与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的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热销脱离关系。该书一九九五年出版后，整个九○年代后半期多次重印，在北京的几家学术书店的销量长期榜上有名。《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责任编辑潘振平，此次也是《陈寅恪集》的责编之一。而前者是一部以揭示陈寅恪生存状态、探索其内心世界为主题的传记类作品，基本上将陈寅恪定位为思想家。作者有意令陈寅恪的“独立”、“自由”作为一种文化性格而凸现。新版《陈寅恪集》的面世，正是受到了九○年代以来所谓“国学热”和“陈寅恪热”的影响，很大程度上也因《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大发行量促成。总之是当前学风影响下的产物，实际上没有在学术研究本身引起对陈寅恪所涉及学术领域和学术问题的重新重视。至于近来有些与陈寅恪的研究相关的热门话题，如葛承雍挑起的关于崔莺莺种族问题的讨论等，虽说也是对陈寅恪先生的推测而作的继续研究，但与新版《陈寅恪集》似无关系。
陈寅恪有关中国中古史的学术论题
全面总结陈寅恪的学术论题及其价值取向，不是本文能力所及。由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影响广泛，所论问题也相对集中，以下主要以此次新辑的《书信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四种以及作了较大增补校订的《读书札记一集》为重点，就其所涉及的中国中古史的相关学术问题予以简要疏理和介绍。必须声明的是，我们对陈寅恪所涉及学问中的众多领域并无专门研究，仅就对以上诸书的阅读略谈体会并对其内容稍作介绍。
最能够体现新版《陈寅恪集》在辑佚和增补方面的工夫的，是《书信集》。它收录了作者致数十位亲朋、学者及机构的二百余通书信，对于了解陈寅恪从事学术探索的环境和心态，了解他的性情与为人，都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将《书信集》与陈寅恪的其它论学文字（包括大量的序跋和论文中的按语）结合起来研读，一个陈寅恪自己眼中的陈寅恪将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这对于了解其学术历程至关重要。实际上这是新版《陈寅恪集》提供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有待研究陈寅恪及近代学术史的专家进一步探究。该集的初步评介可参看钱文忠的书评。至于其中一些信函年代可考而未考的问题， 包括个别时间误植的问题等，则都已经有人指出，兹不赘。
从三集《读书札记》与《讲义及杂稿》中，可以看出陈寅恪后来成文的许多问题都已或多或少在读书过程中提出，或者说他的主要论文都是读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由于许多在读书和授课过程中经过认真构思的专题没有整理成文刊行，所以其《读书札记》与《讲义及杂稿》，对于我们了解陈寅恪的学术就显得更加重要。此外，《读书札记》所录读史眉批按语，更直接地表现了其观察视角。陈寅恪的思维方式并非从干嘉学派继承来，不是细密考证的归纳方法，而是带有强烈的西方逻辑推理色彩的演绎方法。
《读书札记一集》是作者读两《唐书》的札记，反映出陈寅恪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注重宋人对汉唐故实的研究，如在《旧唐书》卷首空页处注《石林燕语》关于宋代经筵进讲汉唐故事的记载；另一方面重视新史料的运用，包括敦煌文献和石刻材料，如在高祖本纪之批注中引用敦煌写本《唐忌辰表》和《金石萃编》所收大海寺唐高祖造像记等（页26）。至于他所关注的内容，则涉及面非常广泛。陈美延在《编者说明》中指出，“作者一贯重视之民生、财政、胡族等问题，诸如霜俭、米价、汴路或追踪黄头军、银刀军、沙陀、回纥阿布思来龙去脉等等均一一标出”（页651）。除此之外，比较集中关注的问题依次还有李武韦杨婚姻集团、武则天与佛教、宪宗暴崩与顺宗实录、李德裕抑退浮薄与奖拔孤寒及山东旧门之好尚、唐代对外来文化的吸收、两唐书所载与元白诗相关者、枢密使、宋人对三省制的议论、府兵制及其破坏、翰林学士、唐代开国背景及其与突厥之关系、山东豪杰、常何碑反映的玄武门事变真相、河北藩镇及五代将帅的胡化与蓄养义子、饮茶之普及、武则天的革命及其社会意义等。大量的批语还标出了与唐代各种制度相关的名词和概念。
《读书札记二集》涉及的史籍文献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后汉纪》、《资治通鉴考异》、《唐律疏议》等十九部，是作者研读两《唐书》之外的正史和其它与唐代相关文献的读书札记。这说明陈寅恪并非真的不读三代两汉之书。遗憾的是大都没有标出札记所写的时间。其《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后汉纪》的札记主要是对民族、宗教和文化的关注，包括后来成文的清谈与清议、王导处理东晋政权与吴姓士族的关系等问题。《资治通鉴考异》的札记，则多处指出司马光的疏忽和失误（页99、101、103），其隋纪考异部分，则基本上是在做《说郛》本《壶关录》的辑佚，考证出今本《壶关录》乃后人掇拾而成，原书元时已佚（页104—105）。批注《唐律疏议》，则意在证明隋唐制度承袭北齐而不承北周的结论，是对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的补充。
《读书札记三集》涉及的是三部《高僧传》，并附有《高僧传笺证稿本》。一般认为这是体现陈寅恪早年学问根基的成果，尤可显现他的语言文字功力。札记中标出了许多梵文、巴利文等外国文字，侧重关注的问题则主要包括来华译经高僧大德的国别与民族、不同佛经或教派之出处与传播路线、佛学与魏晋玄学的高下之别、佛经翻译问题及其解释传统、佛教思想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佛教名胜考辩等等。陈寅恪对僧传下的功夫很深，并着手撰写《高僧传笺证稿》，可惜只完成了引论部分。札记中对于佛教东传、佛教理论及佛教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皆参引佛教典籍互相补正，互相解释，是研究佛教史和研读几部高僧传的重要参考书。陈寅恪对僧传的史料价值高度肯定，对僧传中体现的文化传承十分重视，同时也针对其它研究者的错误予以批评。日本学者在佛教史领域的贡献突出，但陈寅恪毫不客气地指出境野《支那佛教史讲话》中对《释道猷传》的误读“可笑”！）（页136）。据杨联升听隋唐史的笔记，陈寅恪在课堂上对日本的所谓“东洋史”研究评价并不高。他说：“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讲义及杂稿》主要是备课笔记和讲义，以及未收录于其自定文集中的一些序跋文字，还有其夫人、助手和学生等人所做的听课笔记、学生论文的评语等。但未收万绳楠整理的《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陈寅恪做备课笔记和讲义，主要是汇编史料，所要表达的观点并未明确标出，但参看所附几则听课笔记，则知其在史料汇编背后所要表达的观点非常明晰。如讲两晋南北朝史时，明确强调司马氏代魏是东汉儒家大族统治权的复辟，在讲隋唐史时，指出唐诗可以增补武宗以后历史的许多缺漏，并说李牛两党弄权，其实是两党宦官的斗争等等。陈寅恪治史的一大特点，就是他对史料的考察视角。一些学者曾提到过陈寅恪所选用的史料背后有其极强的主观判断在内。如本集收录的陈寅恪在中山大学时为中国高等院校所编的《两晋南北朝史》参考数据，此书印数原本不多，不易查考，今日重刊，恰可为考察陈寅恪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思路提供帮助。本集的价值，不仅如《整理后记》中所说，可见其早年备课过程及授课所涉内容之一斑，而且也有助于我们了解陈寅恪敏锐捕捉问题的意识和能力。提出的许多题目和史料线索，也是中国中古史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前提。即使时至今日，拿陈寅恪当年备课笔记和讲义中提出的问题和揭示的史料来衡量，某些人发表的论著仍然显得落后。这也就是说，陈寅恪的备课笔记和讲义仍然具有作为研究前提征引的价值。
结合陈寅恪的长篇论著和《读书札记》、备课笔记及讲义，我们可以看出他关注的中国中古史的重大问题非常之多。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中古史研究的，至少还有如下数端。
关于《唐六典》的性质问题。至今仍是隋唐制度史研究的一个难点和重点。陈寅恪虽然没有系统的论文和专门的读书札记[9]，但他敏感地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并标注出若干关键史料。在《旧唐书．礼仪志》载太常博士顾德章的奏议所引“定开元六典敕”之后，特别批出“六典”二字，注意到《六典》并非开元之法。在读《唐律疏议》的“书末补记”中，标出《玉海》卷五一引韦述《集贤注记》关于《唐六典》的说法，“（开元）二十六年，奏草上（六典），诏下有司，百僚表贺。至今在书院，亦不行用”。并引用韦述自己在《集贤注记》序，证明其时在天宝十五年，说明整个开元后期和天宝时期，《唐六典》都置于集贤书院中而未行用。 在《唐诗校释备课笔记》中，陈寅恪引程大昌《考古编》九关于《唐六典》的若干考评文字，提示程大昌对《唐六典》是否行用问题的关注和考证。程大昌一方面“据（韦）述此言，即六典书成而不以颁用也”，另一方面，据白居易〈阳城不进倭奴〉诗中所说“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阳城尝援六典为奏，“岂是六典成而不用耶？”程大昌还据《新五代史·桑维翰传」说明“六典之书，五代犹遵用之，不知韦述何以言不用也。元佑诸公议更元丰故事，则痛诋六典，以为未尝颁用，殆有激而云耳”。很明显，程大昌的看法是《唐六典》是行用了的。陈寅恪很慎重，没有遽下结论，而是在进一步寻找数据考证，并加按语说明“杜牧上宰相求宁杭州书亦言及六典。余见四库书目史部职官类提要”。
关于武则天时代社会变革的性质问题。至今还在讨论的“唐宋变革论”和中古史分期便与此有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故武周之代李唐，不仅为政治之变迁，实亦社会之革命”。这是从“关中本位政策”的崩溃立论的。在《新唐书．刘宪传》记吏部糊名考判条后批注，“若糊名则不能论门第矣”。在讲授唐代史时，特别强调武则天有许多改革，而体现为注重诗词以打倒门阀的科举制改革，更促进了政权社会基础的扩大。
关于李德裕及其代表的社会阶层问题。这是理解唐代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关键问题。李德裕奖拔孤寒与强调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表面看起来似乎矛盾。陈寅恪在多处关注此事，其实也已揭示出其中的奥蕴。在读《旧唐书．武宗纪》的札记中，多次引用唐人笔记说明“李卫公颇升寒素”，在读《新唐书》诸多列传的札记中，也都特别注意李德裕恶进士与山东旧门之好尚，《唐诗校释备课笔记》又引《南部新书》载李德裕在涯州所作之诗。 既然进士已由与李德裕另一路线之高官把持，成为高级官僚世袭高位的工具，抑进士与奖拔孤寒就并不矛盾，而公卿子弟与进士浮薄之间则有矛盾。这种矛盾陈寅恪往往称之为“气类”之不同。孤寒与公卿子弟则不对立，“八百孤寒齐下泪”中的孤寒，有的当是李德裕强调的未“成名”的公卿子弟。
关于唐代的种族与文化问题。这是陈寅恪中古史研究的核心论题，也集中体现了其学术取向。此类问题的提出，是那个时代“道”与“治”、“国”与“学”等论争背景下的结果，其影响也一直不减。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开篇，陈寅恪引用《朱子语类》所谓“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指出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事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实际上，种族与文化，正是陈寅恪以中国中古史为研究重心的学术取向的关键因素。新版《陈寅恪集》的《读书札记》和备课笔记、讲义之中，种族与文化是最受关注的问题，许多地方都有助于进一步探究陈寅恪的种族文化史观，以及这种史观背后的学术转型背景。
陈寅恪的治学特点及其学术地位
陈寅恪生活在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期。这个转型主要体现在其时知识分子的学术取向上。一方面，他们决心要“为学问而学问”，要把“建立一个学术社会”作为自己的职志，明确地不同于昔日要“致君尧舜上”的“士”。“士”在政治社会中的地位，逐渐遂由中心转到边缘。在这个方向上，严格的学术规范和学术方法受到重视，尤其是西学由卑而尊，在学问的境界上追求学贯中西。陈寅恪是这个队伍中独树一帜的领军人物，他对中外两面的历史演变及现实状况都有系统的了解和深入的体察。他研究历史从论题的选择到论证的方法，也都有国际观念和中外比较的大背景。 另一方面，他们的“新生”又并不彻底，虽然他们在西学镜照下也认识到了“为学问而学问”的意义，不再提倡传统士大夫“吾道一以贯之”的“经世致用”。但其建立一个学术社会的关怀同样贯穿着“治国平天下”的“士大夫情怀”，只是这个情怀不再落实到“出仕”一途之上罢了，与顾炎武所谓的“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主张并无二致，仍不脱“士以天下为己任”的流风余韵。 陈寅恪在这方面同样表现得非常典型。
陈寅恪在学术史上重要而特殊的地位，需要从近代中国学术转型的视野来界定。从治学范围来说，陈寅恪走的是一条从追步欧洲汉学、以中国边疆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为重心，到独立构建史学体系、以中国中古民族文化之史为重心，再到维护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的文化价值、以清代才女为研究对象的治学道路。余英时先生概括为从“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到“心史”，即经历着从东方学到史学，又从民族文化之史学到心史这样的“三变”，我们认为是非常贴切的。新版《陈寅恪集》的出版，尤其是其中不同时期的读书札记、备课笔记和讲义杂稿，如果按时间顺序做一个学术编年，可以从学术历程方面进一步丰富蒋天枢教授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及所附〈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也可以为余英时先生关于“三变”的概括提供更详细的史实依据。
随着治学范围的变化，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无疑也发生了变化。在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为研究重心的早年学术中，考据方法占有重要地位。在以“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为重心的中年学术中，则超越了清代的考据之学，也超越了胡适、傅斯年的史料学派。 陈寅恪并没有加入到分别以章太炎和胡适、傅斯年为首的学风论争中，也可以说陈寅恪是超越于这两派之上的，没有站在任何一方，没有各执一端，而是各取所长。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陈寅恪之所以具有巨大而久远的学术影响力，正因为他能够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又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在传统学术所建立的话题系统与史料读法和西方学术理念及研究方法两大背景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一套自成系统、有所创获的治学方法，最终则达到近代中国史学的最高峰，并使近代中国史学“在宋代的高峰之后再创新高，与国际学术巨匠引导的主流并驾齐驱”。
在陈寅恪的晚年学术中，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为代表，表面看起来是繁复的考证，实则进一步突破考据的藩篱，一改以往正规史学专题或学报论文的风格，在考证文字中大量抒发个人的感慨，将自身生活的世界和作为研究对象的历史世界串通融合起来。此种风格的著述在史学体裁中难以归类，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说：“这是古今中外史学著作中从所未见的变体，然则却是他晚年写史的一大特色。”
陈寅恪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是他思考的问题，他做的文章，都不遵其时学院派的路数和学报的风格。但是，陈寅恪并非不重视他人的研究成果。相反，他在一些前沿性的学术问题上，不仅自己是领军人物，还尽量吸收他人的成果，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尤其是他在清华研究院时代，有着立足于世界学术之林的治学志向，他批评中国学者治学“闭门造车”，“罕具通识”，于学术境地标举甚高。如在有关敦煌文献的研究中，他自己是开创者之一，同时也大量吸取了他人的成果。这一点，观其作《韦庄〈秦妇吟〉校笺》所引用的中外学者的论著即可知。陈寅恪读罗振玉《敦煌零拾》的跋文和眉批都表明，他对当时新公布或还没有公布的敦煌写本，都尽可能地取而用之。
此外，陈寅恪对传统民族文化有着强烈的感情，抱持一种了解之同情的态度，甚至也有着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陈寅恪的学术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特征，有着特定的时代和个人背景，包括特别的家世背景，抗日战争的背景以及晚年双目失明带来的境遇。关于家世对陈寅恪学术的影响，已经为众多学者所揭示，如葛兆光撰〈世家考〉，特别强调陈寅恪一家几代人身上体现的文化世家的传统，认为陈家三代是文化人在近代中国命运的缩影，是文化人近代中国抵抗命运的典型。 关于抗日战争给陈寅恪带来的影响，余英时先生认为，对于其个人来说，是一段不幸的悲惨遭遇，从整个中国来讲，则是一场地变天荒，合起来就构成陈寅恪所亲历的新悲剧的全部过程。是这场悲剧构筑了陈寅恪晚年学术的底色。
陈寅恪乃近代史学范式进入中国以来的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其学术贡献是研究这两段历史的学者和以民国学术史为关注对象的学者一致公认的。他提出的一些概念，至今还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出发点。但是，陈寅恪的学术论域价值之所在，却是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学者很少关注的，而研究民国学术史的学者，更是罕见能做如此具体的题目。
当一位学者提出的理论、概念、研究方法成为当下研究的新起点时，就必须对其学术论域的形成做全面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学术论域的价值做出估定。否则，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况下简单搬用，很容易和原作者的本意南辕北辙，阐发其思想时也许就会出现偏差。事实上，陈寅恪提出的一些概念与论断在学界确实存在被误解和滥用的情况，最明显的例子即是“关陇集团”。其后学者无论是支持或是反对这个概念，在史料分析的角度和考察历史的出发点上，都与陈寅恪有着明显的不同。因而，维护者阐发此概念有过度诠释之嫌，反对者辩驳时亦未切中要害，舍本逐末，只考证了细枝末节。
现在研究陈寅恪的专著与文章并不算少，而且涵盖面极广，连陈寅恪的留学生活、赴英而未成行的原因甚至与陈相关的金应熙的为人等，都可以成为研究对象。但真正全面地把陈寅恪提出的概念和论断放回他的学术论域，再将他的学术论域放回产生此一论域的特定时空的研究，目前还未得见。只有余英时先生的系列论著如〈陈寅恪史学三变〉、〈陈寅恪与儒学实践〉等，梳理了陈寅恪在不同时期的学术论域和学术价值，为进入陈寅恪的生活时代与史学世界打下了基础。实际上，学术史研究中对学术论域的考察已算不上最前沿的新方法，美国学者艾尔曼在考察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过程时，就已经注意到并且明确指出这种研究的必要性。他应用此方法写成的《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一书，就是把学术史问题放回社会史与政治史领域考察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现在，可以让我们进行这种论域研究的材料不可谓不齐备，从民国时期的政治局势、国际关系、社会状况等关系到陈寅恪学术论域的时代背景史料，到清华大学的档案、西南联大的材料、民国时的学术刊物等涉及陈寅恪日常生活与工作以及所处学术环境诸方面的史料，查考起来并不困难，加上三联版《陈寅恪集》中的《读书札记》一至三集与《讲义及杂稿》、《书信集》，已经完全有可能复原陈寅恪开创学术论域的过程并揭示其学术论域的内涵。
仅就陈寅恪研究唐代政治的方面而言，《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所论述的李唐氏族问题与唐代前半期政治局势之关系，现今的研究者或许都知道其结论是关于“关中本位政策”的，而他们未必知道陈氏选定这样的切入点考察的原因。在今天的隋唐史研究者看来，陈寅恪如此论述，似乎就是以李唐氏族问题作为其“关中本位政策”的一个个案，而与当时学术环境无关。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三○年代，有关李唐氏族问题的学术论争比较激烈，延续到了四○年代仍未结束。陈寅恪之外，刘盼遂、王桐龄、萨孟武、朱希祖等学者都曾前后参与讨论。此论争因刘盼遂在一九三○年发表在《女师大学术季刊》的〈李唐为蕃姓考〉开始，并非发轫于陈氏，但陈氏在建立其以“种族与文化”为立足点的唐代政治史研究框架时，受当时学术研究的影响，对这一与自己论题有关的问题不能回避。加以陈氏本人也参与过这场讨论，发表过〈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与〈李唐武周先世事迹杂考〉，[28]所以在建构其唐代政治史体系时便已将自己已有的思路加入。陈寅恪的许多学术论题都不是纯粹主观而孤立地提出的。
以上所举，只是研究陈寅恪学术论域“内在理路”的一个问题，而陈寅恪的学术论域中，此类问题极多，我们切不可因为民国五○年代以前的学术观点已经成为学术史的沉淀而置之不理，更不可因陈寅恪在当今的影响巨大而将其视为那时一片黑暗的学术领域中孤独的灯塔。陈寅恪讨论过的问题，有许多是与他同时代的学者都关注的，而因为种种原因，陈寅恪的观点是今日保存下来的比较有体系而且影响较大的，其它学者的观点被暂时忽略，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在研究陈寅恪的学术或研究民国学术史时便仅就陈寅恪去说陈寅恪，或仅就陈寅恪去评判民国五○年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
我们还应该看到，陈寅恪的学术论域之所以呈现出今天的面貌，并不仅仅是内在学术理路促成的。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陈氏的生活状况、学术机构的功能与学者的社会角色，都是影响陈寅恪治史特色的因素。
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陈寅恪“不甘逐队随人”，却非常看重以文字作纪念，在致刘永济的信中便说“文字结习与生俱来，必欲于未死之前稍留一二痕迹以自作纪念者也”。而且，他的著述基本是纯粹的学术论著，包括已经失毁的一些著述，都紧密围绕着其学术旨趣。即便是一些序跋和审查报告，尽管在论述风格上大都取点到为止的手法，与其长篇论著中的牵缠反复不同，但也多为论学之作， 具有极强的学术性，体现出陈寅恪作为一个学者的鲜明形象。陈寅恪首先是一个学者，是一个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的学者，他的思想基本也是通过自己的学术来表达的。迄今为止，陈寅恪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无疑要比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重要。
如果说陈寅恪在思想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的话，那就是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和学术取向铺垫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厚重基石，是以具有独立人格的学者身分而不是以思想家的身分著书立说的。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陈寅恪不是系统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儒学怎样才能在理论上完成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历程。但是他却以身示范，在实践上证明了儒家的若干中心价值即使在最艰难的现代处境中仍然能够发挥出惊人的精神力量。”陈寅恪有着深刻的思想，但不是系统的儒家思想家，也不是系统的自由主义思想家。
陈寅恪本人曾将“经学”与“史学”的区别，譬诸画鬼与画人的区别。他给自己学术的定位是史学而非经学，既不同于治经学之谨愿者，而是要综合贯通，讨论问题；也不同于治经学之夸诞者，不流于奇诡悠谬，不以那些似是而非的孤证来附会空泛的结论。所以“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只是一种学术取向的选择，而非对治学能力自我衡量意义上的自谦。当然，陈寅恪的史学工夫，也绝不是为了做“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的史学。史学家原本可以是思想家的，不过与只表达思想不研究学术的思想家并不相同。
说陈寅恪不是系统的思想家，并不等于说他在思想史上没有地位，更不是说他不关心政治。尽管在时下一些有关学术、思想与政治的言说中，思想家总比学者与政治的距离更近一些。但是，真正的历史学家无疑是关心现实政治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像陈寅恪这样的学者，是在很深层的意义上关心政治，暗存“史学救国”之心。他的关心政治，不是给政治做注脚，而是坚守着学术主体性的。作为传统士大夫情结的体现，陈寅恪的史学必须要有救国的学术取向，作为一个处于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领军人物式的学者，陈寅恪又要坚守学术戒律。这是决定陈寅恪学术风格的基本因素，也被认为是其学术论述中“牵缠反复”风格的形成背景。
陈寅恪对学术的现实价值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天下之致赜者莫过于人事，疑若不可以前知。然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借用摩尼教语）、犹物状有线面体诸形。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以观空者而观时，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既为当然，则因有可以前知之理也”。所以对于那些“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来说，未来人事是可以预知的。 既然最为深奥玄妙的人事都可以预知，学术可以预知现实政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陈寅恪表面上是在说俞曲园，实际是一段集中表达自己学术价值观的夫子自道。
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后，如何去关心政治，甚至约束政治，这是陈寅恪时代的学者共同面临的课题。陈寅恪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应当由此展开。史学研究和现实关怀原本是无法截然分开的，但陈寅恪对现实政治的关心，与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沦为政治附庸的研究取向有着根本的不同。在他看来，学术必须是独立的，但学术又是对现实政治有指导意义的，关键就在于学者必须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学术必须坚守其主体性，而不是成为政治的婢女。陈寅恪的许多学术论著都深藏着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和提示，但因为坚守着学术的主体地位，故并不影响其学术价值。可以说，陈寅恪学术中的政治意识，是超越于现实政治之上的学术自身具有的价值。陈寅恪学术中深奥的政治关怀，是“为帝王师”的士大夫情结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学术转型艰难历程的一个集中体现。
实际上，即使是研究陈寅恪的思想，也不能脱离其学术。陈寅恪最重要也是最深层的思想，其实还是存在于其学术理念之中的。仅仅抓住其在一些诗文中的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的议论和言说，还不足以揭示其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诚如注重研究陈寅恪思想的李慎之先生所说，“陈寅恪是一个严守家法的学者。这不仅是中国的学术传统，更是西方的学术传统，即所谓Everyone is supposed to specialize in his own line。因此他很少在他自己所治的史学之外发议论”。但是，李慎之先生因此而看重的是陈寅恪的好友吴宓在日记中所记录的他的一些极为精采的思想，而没有深入到陈寅恪的学术本身。可以说，这是近来研究陈寅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看法。
新版《陈寅恪集》的编辑者和出版者，也在有意突出陈寅恪作为一个思想家的形象。至少从全书的装帧来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似乎成为陈寅恪的代名词，赫然书于封面，似在有意标示着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特立独行。文集出版的前后，论陈寅恪者多持陈寅恪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论。至李慎之作〈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更将此点演绎到一个时代精神与文化良知的高度。编者对此类月旦评也做了积极响应，〈《陈寅恪集》后记〉着重强调其为学一贯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表示“学界倘能于研究父亲著述时，更知父亲此种精神之所在，则为我们姐妹辛劳的最高报偿”。责任编辑孙晓林也明确指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其全部著述文字的灵魂，也是他终生倡导并实践了的学术立场。并认为这就是出版《陈寅恪集》的意义和价值。[37]其后，钱文忠在评论《书信集》时，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书信里的陈寅恪〉为题。
用“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字来概括和解读陈寅恪，与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思想潮流大有关系。在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论争中，自由主义作为知识界的主要思想流派，对中国传统尤其是近代的思想资源加以改造吸收，而陈寅恪“十字真言”正为此中佳选。所以，陈寅恪作为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形象一步一步被强化，他所说过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这样的概括确实很有深度，但将原本作为一个学术原则的表述上升为一种思想表达，则有将陈寅恪丰富的实证性的学术抽象地虚化为简单的思想概念的嫌疑。谈论援引陈寅恪成为学术界的时髦，就与这种定位有关。
与突出陈寅恪思想家色彩的取向相关，其晚年对于大陆中共政权的态度问题，也受到大家的普遍关注。这是中国现代政治史范畴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复杂。陈寅恪与中共政权的某些做法有着严重的抵触，自是事实。其〈赠蒋秉南序〉中隐藏的层层古典与今典，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陈寅恪的士大夫情怀，也是其与中共政权抵触心态的写照。文末“蒋子秉南远来”一句，可以说是这篇文字的写作缘起。陈寅恪晚年颇有一种以韩愈自况的倾向，而韩愈那种宁可牺牲也要卫道的气节颇为陈所吸取。《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提到的“要郭沫若重写王国维纪念碑”事件中，陈寅恪以韩愈自比了一次，而这篇〈赠蒋秉南序〉则再次套用了韩愈生平的一个典故，即韩愈因〈谏迎佛骨表〉而被贬潮州，其侄孙韩湘探望，韩愈为之赋诗，其中有“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当时的心情是悲愤加上正气凛然，陈寅恪当时亦应如此。
陈寅恪晚年对政治的抵触，是一个有着强烈文化使命感和自觉意识的学者，与社会潮流之间发生的冲突，大可不必用爱国主义的名义来掩盖这种抵触。至于后来陈寅恪受到冲击和迫害，那是中国的一场民族灾难，陈寅恪之受到迫害也就难以避免了。
陈寅恪与《陈寅恪集》的学术影响
陈寅恪的学术论著本身并不如有关论述陈寅恪的著述好读。正如胡适所说，“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钱穆也认为陈寅恪的行文“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十之三四始可为诵”。新版《陈寅恪集》不可能象《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那样热销和引起关注，已成事实。
如果还是把陈寅恪及其著述放在学术领域内来讨论，新版《陈寅恪集》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陈寅恪开辟了哪些学术论域，提出了哪些具有解释力的概念，这些概念（如关陇集团、山东豪杰、唐朝江南化等）为后来的中国史学界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陈寅恪在具体学术研究中走过了一条什么样的路径，在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奠定了什么样的位置？
从学术影响来说，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大陆研究中国古代史最有成就的一批学者和最有学术生命力的一些问题，不少都与陈寅恪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关陇集团的问题，大概是史学界争论时间持续最长卷入知名学者最多的问题之一。唐长孺教授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进一步提出的“唐朝南朝化”和田余庆教授的《东晋门阀政治》等，都是陈寅恪之后中古史研究的扛鼎之作，其属于陈寅恪学术论域内问题的延伸是显而易见的。有学者将陈寅恪比为日本的内藤湖南，可谓贴切。至于一些具体问题，因为陈寅恪根本不是考证派或史料学派，而具有明显的以论代史的倾向，所以大可不必搞两个凡是，更不必通过思想史上的陈寅恪画像来将其学术研究神秘化。
关于新版《陈寅恪集》的编校质量问题，已有学者指出，而编辑部也有所响应。 笔者认为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实在是难免一点都不出错。在这里只想指出，编校过程中还存在着少数内伤，就是因误解陈寅恪的学术思路而导致的错校。这是讨论陈寅恪学术影响不该回避的问题。
在具体学术问题上，陈寅恪也会出错。而且有些错误不是一般的读者容易看出来的，必须是在专门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人，才能体会出错在何处及其出错的原由。否则，简单的史料校对功夫，只能是对陈寅恪思路的误读。如关于隋唐制度渊源的论述，是陈寅恪历史解释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寅恪的解释思路无疑贯穿着一套思想，就是所谓文化本位思想，也就是“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是贯穿在他的学术中的，如〈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以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等。从这样的思想出发，陈寅恪认为南北朝分裂时期南方代表了中国制度和文化的主流，而西魏北周的制度除了关陇区内保存的旧时汉族文化之外，就是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对于后来煌煌大观的隋唐制度来说，魏周制度的影响实较微末。这个结论的一个重要论据，是《隋书．百官志》下所载“高祖既受顾命，改周之六官，其制多依前代之法”，并说这是“隋官制承北齐不承北周之一例证也”。这是陈寅恪引用史料的一处失误，但却是符合陈寅恪的历史解释思路的。新版《陈寅恪集》依据《隋书》原文，将其改为“高祖既受顾命，改周之六官，其所制名多依前代之法”（页94）。看似一个简单的史料订误，实际上却违背了陈寅恪的思路。“其所制名”和“其制”，一个是官名的恢复汉魏之制，一个是整个制度的回归汉魏，意义层次相当不同。此类错误，不如一仍其旧，而以校勘记加以说明则可。至于隋朝制度的渊源问题，已有学者按照陈寅恪的思路作出了重新考析，提出在体制上，隋官制承北齐而不承北周之说是不能成立的。隋官制实吸收南北各朝的积极成果而加以总结，并非多依北齐之制。
陈寅恪的学术成就及其提出的许多学术命题，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可以预见，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宗教史、古典文学、敦煌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所达到的境界，及其具有的开拓和奠基意义，以及对于今后中国学术走向的影响等问题，都将因新版《陈寅恪集》的面世而更加受到关注。实际上，在陈寅恪涉及到的研究领域内，尽管一些突破陈寅恪思路的新学术命题已经出现，一些问题的研究已经在陈寅恪研究的基础上有了进展，但是，新版《陈寅恪集》仍然能够为那些领域的研究提供便捷的参照。因为有一些问题，在目前的学术积累中，还是无法跨越陈寅恪的，更不要说忽略他了。
至于陈寅恪究竟在哪个领域内的成就最有代表性，是清华研究院时代以“殊族之文，塞外之史”为研究重心的早年学术，还是以“三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为代表的中年学术，或者是以《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为代表的晚年学术，学者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研究旨趣作出不同的判断。无论陈寅恪的学术视野多么宽广，学术境界多么高远，贯穿其学术研究的始终并促成其学术转变的，从内在因素来说，仍然是其思想深处的士大夫情结。其学术取向和学术成就的特点，正是这种士大夫情结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