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教育，却无论如何是儿童教育和少年教育中非常有益的一部分，是现代教育最为有益也最为必要的补充，却也同时是我国当下教育体系中极易被忽略的一部分。
观鸟的事情我不懂，只知道是源于英伦的一项非常高雅的爱好。2012年我在日本访问，山口守教授邀我去他在箱根山中的别墅小住，别墅客厅的窗口，便放置了一台望远镜，旁边的一个大书桌上，也摆满了各种摄影器材——问起来，原来他有一位友人，是观鸟爱好者，一有空闲，便借住山中，观鸟拍摄。我这才知道，世上原来还有“观鸟”这一项小众而又高雅的爱好和休息。
英伦绅士有此趣味，想必是源于他们的博物传统，但也需要一定的知识积累和情趣层次，非粗心率意者所能为；日本近代化较彻底，事事都向欧洲学习，有这么一个小众群体，原也正常。只是想不到这个爱好活动，在中国也已发展到如此规模，重逢我的一位师弟后，才知道珠三角就有一个规模颇不小的观鸟爱好者群体，并且定期举办赛事与活动，全国人数更众……说起来，四十年“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就是其最基层和最细微之处，也毕竟是非常深刻、也非常彻底地改变了。
自然教育和古典教育的理念，我是非常赞同的。古典教育在少儿教育中实行，应该避开一些明显的弊端，说起来比较复杂，以后有机会再谈。但自然教育，却无论如何是儿童教育和少年教育中非常有益的一部分，是现代教育最为有益也最为必要的补充，却也同时是我国当下教育体系中极易被忽略的一部分。
说起来，古今中外都有其博物的传统。孔夫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多识鸟兽草木”，被与“兴观群怨”“事父事君”同列，初看似是补充，是余事，细看则不然——古人生活与自然贴近，多识鸟兽草木原也是生活中很切要的一部分；再说，认识自己的生活世界，本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原不必太功利。
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昌明，博物学是高雅绅士的余裕爱好，但从这种没有功利色彩的兴趣，却产生了法布尔和达尔文这样的生物学大家，更产生了“进化论”这样划时代的学说——这也是原先未曾安排、不经意的发现，也可见教育不能太功利，兴趣爱好地位崇高、无可取代。说起来，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是现代科学中的划时代事件；法布尔的《昆虫记》，却是少年儿童们的“心头好”——在少儿心目中，其地位堪比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童话，远超许多经典大家，因为把昆虫之类描绘得栩栩如生，它也就更能激发起人们（这就不限于儿童了）对自然的好奇和兴趣。
现代人对自然有一种“乡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生活与自然的割裂。依照心理学家荣格的说法，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上，自然的形象，已经成了人类集体无意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现代生活——尤其现代都市生活，对此的强行割裂，会导致很多心理疾患和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回归自然就不仅仅是一种爱好，自然教育也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它们也是让我们自己变得更正常、更健康、更有人性的一种必要和必需。现代文化中一直存在的“荒野的呼唤”，原来也是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某一部分的永恒的呼唤。
我的这位师弟与太太写了本书，同时照顾了观察自然的博物传统和文化传统。像写鱼鹰，除了介绍这种鸟的形态和分布，也考辩此鸟是否《诗经》上的“关雎”；像写会说话的“椋鸟”，便联系到莎士比亚剧作《亨利四世》中的诗句，又联系到这种成群结队的鸟儿容易成为“空难”的元凶……都在轻松随意中让人增长见识，读来最有兴味。我也是从他们的《会说话的椋鸟》一文中，才知道我们通常说的“八哥”，原来就是“椋鸟”的一种。
在中国，自然教育在较深的意义上，更与哲人教育相通。“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前面是脍炙人口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面是“此中有真意，欲辨还忘言”。此中真意，不容易体会，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若与草木虫鱼、大地山川素面相睹，便也能在人生的尘劳中获得片刻的休憩。这也便是我何以独独偏爱师弟在海外观鸟所写《鸥鹭忘机》一文的缘故。（文/刘志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