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编与考公，是今人生活中一种非常具有稳定性的追求，古人亦是如此。
“世卿世禄”到“以吏为师”
古代社会人分四类，士农工商，排在第一位的是士人，也就是读书或者做官的人。虽然说学而优则仕，然而在历史早期，做官倒不一定凭借考试。春秋时期有所谓“世卿世禄”一说——一个人能不能做官以及做什么官，并不依赖自己的能力，而是依赖血统。简单来说，你爷爷做什么官，你爸爸就做什么官，你爸爸做什么官，你就做什么官。《公羊传》曾经记载“世卿非礼”，看起来是对世卿世禄现象的一种批评。而批评世卿世禄，恰恰说明春秋时期世卿世禄的情况太普遍了，几乎成为所有诸侯国人才更迭的基本模式。
世卿享受世禄，虽说其中并非都是草包，但是照这样子“近亲繁殖”，有本事的卿士大夫肯定越来越少。国家对人才的需求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是用人陈陈相因，没什么新鲜血液加入；另一方面，有些不能做官的人，却接受了教育，在生活中锻炼出了能力与才干，他们又迫切地想要加入到官僚队伍中来。人才和职务不匹配的矛盾愈演愈烈，简直到了不容水火的地步。要想解决这种矛盾，单靠人才努力是不够的。历史趋势的大变革与大转折，彻底带动了人才任用的新局面，这就是战国时代的到来。
战国时代是诸侯力政的时代。因为战争的需要，人成了宝贝。毕竟战争带来了巨大的人口消耗，无论是统帅还是士兵，都在迅速新陈代谢。战国时期的几个主要国家，诸如魏国、赵国、秦国，都展开了人才争夺战，其中统一意志最坚决的秦国，对人才的渴求最大。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推行军功爵制，“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这种做法打破了世卿世禄的旧秩序，建立起了一种人才进取的新途径。史书中讲述的多数人物，都是在军功爵体系中获得一份出身的人。不过秦国大量的公务员，也就是当时惯常称作“文法吏”的那批人，他们如何进入官僚队伍，如何获得晋升，要掌握哪些知识，需要依靠史书和出土材料的相互印证才能予以呈现。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斯。李斯本来是楚国人，做一名郡小吏。他在厕所看到老鼠偷食，见到人来了连忙吓得躲起来；而他去仓库的时候，发现粮仓里的老鼠吃得肥贼大胖，见到人来了，一点也不怕，胜似闲庭信步。李斯恍然大悟，原来人不就和老鼠一样吗？本事都差不多，全看所处环境如何。于是他马上就去向当时最大的学问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学成之后告诉荀子，天下的机会在秦国。我要是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真就不是有本事的人了。李斯说了这样一句话，叫做“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这个话可以看作很多人加入官僚队伍的基本情绪。
《大秦赋》中的李斯
后来李斯向始皇帝建议，将各种非法家学派的书籍都收缴了，人们要是想学习知识，就到官府来，找官吏来学习。这叫做“以吏为师”。
以吏为师就牵扯出秦国自身培养官吏的基本方式。并不是李斯到了秦国之后，秦国才知道以吏为师，而是秦国本身的公务员培养模式就是这样，一个人想担任官吏，就得向官吏来学习如何担任官吏。
法律知识
在秦国担任官吏，基本学习包括两方面内容，一个是法律知识，还有一个是文书行政知识。在秦代，这套知识就是在官府工作的过程中学习来的，以吏为师就是一方面学法律，一方面学文书。
法律知识可以说是囊括生活中绝大多数方面。1975年，湖北云梦发掘了一批秦国墓葬，其中编号为M11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竹简，其内容都是法律文书，包括《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等等。十八种秦律十分详细，有规定农业生产的《田律》，规定仓库储存的《仓律》，规定货币流通的《金布律》，规定官营手工业运作的《工律》《均工》和《工人程》等等。M11墓主人喜的身份就是基层文吏，他将这些法律文书随葬，说明他很可能生前使用过这些法律。和今人不一样的是，今人不会在自己的工作中大量了解法律知识。即便是公务员，也只是对本行当的知识有所了解。喜则不同，一方面他对几乎所有社会生活触及到的行当的相关法律，都有所涉猎；另一方面，这些法律以非常精美的文字抄录，说明他很珍视这些法律。
这种情况就值得玩味了。过去常说，秦国以及秦朝都是以严刑峻法统治天下，所以招致了民间的不满，这种情况当然是实情。不过从基层公务员的角度出发，他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和热爱又是发自内心的。抑或可以由此推知，整个秦国的公务员培养中，“以法为教”并不是空话，反映出当时公务员分职尚处于萌芽状态。举个简单的例子，秦及汉初的乡官一般叫做“乡有秩”和“乡啬夫”。有秩指的是官员从政府收取俸禄，啬夫则是上级派驻机构的长官名称。换句话说，秦汉之际的基层官吏并没有特别具体的职务分工，大致处于一种无所不统的状态。如果是这样，基层公务员需要全面系统地掌握各种法律文书的情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北京大学的陈苏镇教授指出，“汉承秦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汉朝继承了秦朝的文法吏制。具体来说，汉朝既继承了秦朝的法律，也继承了执行法律的官僚体系。出土的张家山247号墓汉简中有一套《二年律令》，这套材料被判定为可能是汉初吕后时期的法律。纵观《二年律令》可以发现，汉初法律完全继承自秦律，几乎没有改动。其实这种情况非常好理解：刘邦以及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兄弟们，除了有限的几个人，多数都没什么文化，让他们自己建立起一套法律体系，无异于痴人说梦。而且萧何这批汉初的文官制度建立者们，本身都在秦朝做过官吏，他们对秦律很熟悉，所以就拿来照搬了。《汉书·刑法志》称作“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
文书行政知识
法律需要用文书予以执行，秦汉国家运作的核心就是文书行政。这是公务员必须掌握的知识了。文书行政的知识包括两部分，一个是文书的撰写，诸如用固定的格式书写，用标准的字体书写，另一个是文书的传递和收发。今天的公务员工作中，这两部分都有专门的课本加以讲授，在古代应该也不例外。
《二年律令》中有个《史律》。“史”虽然是历史的史，但指的却不是历史的意思，在古代，“史”指的是撰写文书的人，故而“史”可以看作所有古代公务员的本职工作，亦即处理文书。《史律》讲的是如果要具备撰写、制作文书的能力，需要受到哪些训练，做点什么准备。
这个准备工作令人望洋兴叹。跟随官吏学习的学生叫做“史学童”，他们得认识五千个字，才能成为“史”。这五千个字，不是只认识当时通行的小篆一种字体，而是要认识八种字体。这八种字体按照《说文·叙》的记载，包括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和隶书。算下来，相当于需要认识四万个字了。光是认识字还不行，隔几年他们还要参加考试。根据考试的成绩高低推荐他们担任不同的官职。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了另一个版本的《史律》，说萧何最开始规定了汉朝公务员学员的基本条例，要求每个史学童得认识九千个字，每个字要掌握六种古今字体，分别是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如果按照这个版本的记录，在当时想成为一名初级公务员，就得认识五万四千个字了。
当然，古籍在传抄过程中可能出现错误，比如“五”和“九”这两个字就可能抄写讹误。所以不妨给他们减减负，就当在秦汉时代担任公务员，起码认识五千个字。据说现代人只要掌握三千个汉字，就能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了。当然要往前数几十年，如果会写自己的名字，就不算文盲了。和秦朝公务员比较起来，今人的识字水平还有一定差距。
“史”是秦汉最基层官吏的基本称谓，几乎所有人为吏的进身之路都是从“史”开始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朱腾教授指出，在秦国的中央和郡县各个层面中，大量的史官存在是其官僚体系的常态。
秦国的公务员之所以如此重视识字，与它以文书行政规范所有的行政事务的上传下达有关系。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收录的《内史杂》中记载了这样一条法律：“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规定很清楚，所有的行政事务都要落实在文字层面，口头传达死无对证，后面追究责任没有凭据。秦国重视文书，目的在于将人的消极因素降到最低，保证命令的有效传达和落实。
另一个原因是，秦朝虽然已经实现了“书同文”，不过毕竟文字应用的场合不同，所需字体也不一样，而且秦的官吏还要处理前代遗留下的文书，不认识此前的六国文字也说不过去。这些情况都要求秦吏必须既掌握大量的文字，还要掌握同一个字的不同写法。
懂法律，会写字，是不是就能担任一名合格的公务员了呢？也不完全是。因为公务员还得熟悉一套文书行政的规矩。比如说，中央下发的文书，传到郡里，某月某日传到的，收到文书的人要登记，然后他抄录一份继续向县里传递。同时，他还要写一份回执发回中央，注明本郡已经收到了这份文书，而且向下传达了。县接到郡传来的文书时，还要重复上述流程。整个秦国以及秦朝的行政机构被一个文书网络编连起来。
里耶秦简中有几条关于任命典和邮人的文书材料，可以用作类似文书传递方式的例证：
卅二年正月戊寅朔甲午，启陵乡夫敢言之：成里典、启陵邮人缺。除士伍成里匄、成，成为典，匄为邮人。谒令尉以从事，敢言之。（J1⑧157正面）
正月戊寅朔丁酉，迁陵丞昌却之启陵：廿七户已有一典，今又除成为典，何律令应？尉已除成、匄为启陵邮人，其以律令。/气手。/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
正月丁酉旦食时，隶妾冉以来。/欣发。壬手。（J1⑧157背面）
这段材料大致的意思是，秦始皇三十二年正月甲午日，启陵乡的乡啬夫行文给迁陵县，请示能否任命成里的匄和成两个人担任成里典和邮人。正月丁酉日，迁陵丞昌批复启陵乡啬夫，启陵乡的成里已经有里典了，不能再设立一个，所以安排匄、成两个人同时担任启陵邮人。除了启陵乡啬夫、迁陵县丞和成、匄四位主角之外，材料中还有气、冉、欣、壬几个边缘角色。他们是什么人呢？这时就要考虑下简牍的形制了。
这条简的正面是启陵乡的请求内容，是上行文书；背面则是迁陵县的批示意见，是下行文书。如果从县里的下行文书已经发出来，怎么又会在同一条简上出现呢？所以可以判断，这一条简是保存在县廷的文书抄写副本。具体的流传是：启陵乡发出的文书在正月丁酉日早上食时送达县廷，传送人是隶妾冉。县廷的某史欣启封这封文书，交由书手壬登记，以示签收，并将文书原本送给县丞昌处理。县丞昌处理完毕，令人于当天日中将批示原本送回启陵乡，送回之前又让书手气继续抄录了自己的批示副本，以示工作流程完毕。
一份简单的关于人事任命的文书，牵动起县乡两级数人共同参与。足见秦国的基层行政规模和行政效率。
当我们观察秦代地图时，看到的是郡县和交通线。实际上在物质形态的交通网背后，还有一个同步存在的、同样繁盛热闹的文书交通网。不仅如此，秦汉公务员头脑中也要有一个文书交通网，明了自己发出的文书到了哪里，自己收到的文书是从哪里来的。一旦轻忽，罪责不浅。
可以想象的是，秦朝的驿道上每天都奔走着传递文书的邮人。各种文书根据不同的等级和急迫程度，还会选择不同的传递方式。比如最“刺激”的传递军情的文书，送这种文书的人叫作“奔命”。对比古希腊马拉松诞生的传说，就能很直观理解奔命的意思了。
如果对秦国公务员的基本修养做个小结，可以说学法、识字、通文书，是他们要掌握的基本工作内容。无论是最基层的官吏，还是最高层的相国，日常行政中处理的公务大致不外乎这些内容。工作责任不仅重大，其形式和细节又堪称繁琐。秦国公务员的晋升空间也谈不上有多么宽敞。想来，他们也很艰难，应该也是在自己的日常行政之路上奔命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