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章永乐的新著，作者从从康有为对于其生活时代的国际体系的解读和回应切入，以全球史的眼光理解康有为的法政思想以及近代中国道路。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丁耘认为，该书从全球史的视野理解康有为思想与近代中国道路，意在解释康有为何抓住了正确问题，却抛出了错误方案。
国庆期间，章永乐通过电子邮件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关于康有为，章永乐认为，“要对康有为形成一个总体的把握，就有必要了解康有为是如何思考国际秩序并形成对时代潮流的判断的。康有为即便在论述内政主张时，也经常以列国治法为参照，分析哪国的做法更接近“公理”，值得中国效法。因此，我们如果不理解他的世界图景，也就很难全面理解他的内政主张。”
章永乐2015年摄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康有为贡献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思想样本”
澎湃新闻： 一直以来有关康有为的研究，或是聚焦于他作为激进的维新派的一面，或是重视他作为保守的保皇派的一面。而《万国竞争》一书着重于考察康有为的“世界观”，展现了康有为不为人知的一面。这是否可以代表康有为在你心中的形象？你是否认为这是他最有价值的一面？可以综合评价你心中的康有为吗？
章永乐：梁启超曾这样评价康有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家，不如谓之理想者。”熟悉近代史的读者知道康有为在政治实践与为人处世上有不少缺陷：狂傲自负，行事固执己见，且好自我粉饰，不善于团结潜在的政治同盟力量，政策主张经常一厢情愿，还爆出过巧取豪夺文物的丑闻。 但是，即便将康有为作为“教育家”与“理想者”来看，他也配得上一个显要的思想史地位。
近代中国探讨“内外”问题的思想者为数众多，但借助经学话语建构起整全的理论体系，以系统解释乃至预测五大洲各国“内外”关系变迁的，康有为堪称第一人 ，也是最后一人。1840年以来，从魏源、龚自珍到廖平，士大夫中一直有重新解释今文经学以适合新的内外关系，以保持孔子之道作为“万世法”地位的努力，廖平《地球新义》甚至论证西方的殖民扩张是为孔教一统全球做准备，庶几近于奥古斯丁对罗马帝国与基督教关系的论述。但是，康有为真正地走了出去，足迹遍及五大洲四大洋，研究东西方列强今昔治法之得失，把握了维也纳体系从最初的“大国协调”向后期“万国竞争”的演变，进而思考如何超越列国时代，走向全球大同。与康有为相比，严复、梁启超与杨度等立宪派着重研究维也纳体系衰变之后的“万国竞争”态势，对之前与之后都缺乏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们也放弃了从经学内部来回应新的内外关系。就此而言，康有为贡献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思想样本，无可替代。
我不敢说康有为的国际秩序思考是其思想中最有价值的一面，但如果我们要对康有为形成一个总体的把握，就有必要了解康有为是如何思考国际秩序并形成对时代潮流的判断的。康有为即便在论述内政主张时，也经常以列国治法为参照，分析哪国的做法更接近“公理”，值得中国效法。因此，我们如果不理解他的世界图景，也就很难全面理解他的内政主张。就康有为的内政主张而言，公众心目中有两个看起来很矛盾的康有为形象：早年的康有为是激进的维新派，晚年的康有为是保守的保皇派，仿佛短短十几年，康有为越变越保守。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康有为自己的变化并不大，但是他站在一个迅速移动的舞台上，于是很快从中心变成了边缘。那么，我们就需要看清他所站立的这个移动的舞台，思考他对这个移动的舞台的理解和误判。而这又要回到他对国际秩序的观察与思考。
澎湃新闻： 能否简要介绍一下当代“康学”的主要方向与存在的问题？你认为《万国竞争》这本书克服了哪些问题？
章永乐：《万国竞争》正文实际上并没有对当代“康学”作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工作，但是丁耘教授在为拙著撰写的序言里展开了这个工作，也对我的研究做出恰如其分的定位。按照丁耘教授的分析，当代“康学”中，首先有偏重于史料考订和文献编纂的进路，但此进路同时也自我设限，慎于对史料作进一步的思想阐释。其次是重观念阐释的思想史/哲学史研究，但其中又有“对象式”与“基源式”两种思路。“对象式”研究中，有较为老派的朴素的思想史个案研究，也有从整体史观出发，将康有为作为历史进程的一个环节来处理的进路，丁耘教授将汪晖与张广生教授晚近的康有为研究作为“对象式”研究中两种路向的综合。两位教授的研究对《万国竞争》有重要启发。
与“对象式”研究不同，“基源式”研究预设被诠释者的语境与诠释者语境的相似性，将被诠释者的思想作为回应当下问题的资源。在 “基源式阅读”的路径上，曾亦、唐文明、干春松诸位先生走在我的前面，重视康有为对20世纪共和思想与实践的批评，阐发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与儒教立国方案，作为回应当下政教问题的思想资源，从而树立起康有为作为 “保守主义先知”的形象。但我的进路，是首先回到康有为提出的问题，而非其提供的答案。我的侧重点是叙述和分析康有为对其生活的时代国际局势的解读与回应，这一研究展示出这样一个康有为形象：他具有宏大而深刻的问题意识，通过改造经学来回应全球局势的巨变，但一再误判历史的走向，尤其在一战之后陷入惶惑的状态。我的主张是，康有为的问题意识是十分深刻的，是我们在理解现代中国时难以忽略的，但他提供的答案，具有深刻的历史局限性，值得我们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加以斟酌推敲。丁耘教授称此为“问题化或再问题化的基源式阅读”，我想这是一个很恰当的表述。
但我决非最早系统研究康有为海外游历经验的学者，首都师范大学的张翔教授比我先行一步，他发表的研究康有为“大同立教”与“郡县制-封建制”思想的论文，对我的思考颇多启发。我们对康有为思想的态度比较接近，重视康有为提出的问题，同时主张对他所提供的答案加以推敲。张翔教授的康有为研究专著应该很快也会出版，值得读者期待。 我们的研究在侧重点上的差异，不妨由读者来总结和评论。
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
澎湃新闻： 你在书中提出，康有为作为经学家和政论家的身份广为人知，若将他称为纵横家则是荒诞不经的，那你为何要用一章的篇幅去叙述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如何理解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与他的思想演变之间的关联？
章永乐：从1895年到1900年，尤其是1898年与1900年这两年，康有为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密集立论，一些主张还得到了清廷的采纳。在这几年中，康有为先是目睹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继而从“三国干涉还辽”中目睹维也纳体系下“大国协调”的威力，但他同时又恐惧列强以“大国协调”瓜分中国，所以又试图利用列强内部矛盾，以“均势”来破解“协调”。1898年，他提出中美英日联盟甚至“合邦”以牵制俄国与德国的主张，1900年，他致信李鸿章，主张在列强协调形成之前与各国分别签订条约，如不成，就抛出俄国已经占据的东三省以供列强争夺。康有为以“均势”来破解“协调”，原理上不无洞见，但是他对中国的实力估计过高，也缺乏职业外交官的训练以及情报信息，因此经常会提出一厢情愿的主张。
《万国竞争》既然已经明言康有为称不上真正的纵横家，但又将这个时期称为康有为的“纵横家时刻”，用意何在？这是要强调，康有为确实是将春秋战国作为理解当代时势的历史镜像，并且积极参与清廷的外交实践，他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反复琢磨国际格局，区分敌人和朋友，这使得他对世界局势的总体判断不再是浮光掠影之论。而他后来为人熟知的一些倾向，在这一时期也已显明。在列强环峙、内外交困的1898年，康有为居然已经在思考中英美日“四国合邦”了，此人是多么热衷于思考区域一体化乃至全球大同啊！我在书里漏写了一条史料，1899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荷兰海牙召集过一次国际和平会议，包括中、俄、英、法、美、日在内的26国参与，这一消息也令康有为兴奋不已。鉴于康有为自我粉饰的历史记录，我原来一直怀疑他关于自己很早就开始推演大同的宣称，但看这段时间他在政治实践中的思考，确凿无疑的是，超越列国时代，一直是他的重要兴奋点。
澎湃新闻： 你在《万国竞争》中提出，康有为对共和革命的抵触，来源于维也纳体系对他的影响，而维也纳体系肇端于对法国大革命的恐惧。从这个角度看来，康有为对共和革命的抵触似乎是含有偏见的。但正是在这一“偏见”的基础上，你在书中也指出，他所提出的“不能共则不能和”的观点，又是颇有先见之明的，在后世的政治变迁中得到了反复验证。这似乎是存在矛盾的，对此你是否可以进一步阐明？“不能共则不能和”是否是康有为思想中的精髓？
章永乐：康有为思想中包含了两种对于共和的理解：一种是形式意义上，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消除世袭君主的统治；另外一种是实质意义上的，强调“共和”的核心在于“公”与“通”，而不在有君无君。辛亥革命之前，康有为与革命派对于“共和”的理解都以“无君”为基础；但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南北都出现强烈的共和呼声，康有为顺势改变话语策略，将“共和”的核心界定为国家“公有”，而国家“公有”的关键又在于开议会，至于君主存废，并非判定国家“公有”的关键。
由此，康有为把他的君主立宪主张包装成“虚君共和”——当然，为此他不得不放弃德式的二元君主立宪制，改以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为典范。康有为论证，议会与责任内阁掌握实权已经满足“国家公有”的要求，而一个居于虚位、不参与党派斗争的世袭君主，可以比选举的总统更能凝聚权威，保存国家的良好风俗。但是，将君主立宪包装成“虚君共和”的策略，在革命派那里并不奏效。在“虚君共和”话语策略屡屡遭遇挫败的情况下，康有为自己的“共和”话语也就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紊乱：有时候他继续以自己界定的实质标准来讨论“共和”，淡化有君无君的问题，从而继续将自己的君主立宪方案包装成“共和”；有时候又将形式意义上的“共和”作为自己的攻击对象。有时候甚至在一篇文章里会同时出现两种意义的“共和”，如1917年的《共和平议》即如此，在其中有以“共和”为贬义的用法，也有以“共和”为褒义的用法。
康有为
《万国竞争》之所以要研究“不能共则不能和”这个康有为1923年在西安系列演讲中提出的表述，就是想说清楚康有为的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之间的关系。在1923年的这一系列演讲中，康有为把“共和”两个字拆开，“和”是政治追求的效果，要达到“和”，就必须有“共”，而“共”，在康有为那里是“公”与“通”两个关键词的合成。
举例来说，国家军队应当是公有的，服务于公共利益，而不应是私有的军阀军队；要建设铁路、电报来沟通全国各方，避免隔绝不通，要举办银行来促进全国经济流通。这些思考是对当时军阀割据局面的直接回应，军阀割据的本质就在于“私”与“不通”，因此违反“共和”的实质精神。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康有为其实是在强调国家基础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而这种强调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中国今天搞高铁、5G通信网络、大数据、物联网等等， 都可以被理解为以“共”促“和”的努力。
但是，康有为并没有放弃对于君宪的执念，他又要论证，以“无君”为形式标准的“共和”政体，对于他所追求的实质意义上的“共和”是不利的，因为中国内部差异极大，“共”的东西很少，所以首先要考虑如何尽快让这个国家“共”起来。康有为认为君主制有自身的优势，第一是臣民效忠于一个具体的身体而非一个抽象的制度，非常易于理解，相比之下，抽象的制度需要代表（representation），围绕代表权就很容易出现纷争；第二是君主可以颁布多种荣典，无需顾虑“人人平等”的要求，这就有助于团结各种值得团结的政治势力，打造一个政治统一战线。康有为这些论述并不突兀，欧洲的君主立宪理论家也有类似论述，康对此或有借鉴。
但是，要在辛亥革命之后重建君主制，谈何容易。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当君主？中国跟欧洲有个很大的不同是，我们的贵族传统很早就衰弱了。“天命”转移，关键不在血统，而在“德”，但觉得自己有“德”的人肯定比觉得自己血统纯正的人更多。在中国古代，亭长、驿卒、落第秀才、和尚甚至乞丐都敢觊觎皇位，竞争圈子大的结果是，通向皇位的道路上充满剧烈的政治与军事斗争。在这时候，审慎的野心家就会考虑贸然称帝可能引发的反弹。在三国时期，曹操对北方的控制力这么强，也不敢废汉自立。袁世凯是鲁莽的野心家，在还没有获得北洋集团内部共识的情况下就贸然称帝，引起了北洋集团内外激烈的反应。在袁世凯死后，中国在军阀割据中越陷越深。在这时候，不要说称帝，就是以共和的名义去“削藩”，推动中国的实质统一，都会引起地方实力派的强力反弹。
康有为对时局的复杂性并非没有考虑，他在1917年给张勋提过两点建议，第一国号要称“中华帝国”而非“大清”，第二是要请北洋元老徐世昌来当内阁总理大臣。第一个建议是要避免汉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弹，第二个建议是溥仪不过是个“虚君”而已，新政府将保障北洋势力的既得利益。但是张勋没有采纳康有为的意见，迅速被北洋势力镇压。
我们可以问的是，即便张勋听从康有为的意见，北洋地方实力派就会支持溥仪复位吗？康有为可能还是低估了汉民族主义的影响力，低估了这个连亭长、驿卒、落第秀才甚至乞丐都敢觊觎皇位的国度里政治斗争可能达到的烈度。再退一步，即便出现了溥仪做“虚君”、北洋掌实权的局面，那也只是个脆弱的上层结构，军阀割据、基层土豪劣绅横行的局面，是否有破解之法？ 脱离底层的碎片化现状来做“顶层设计”，是很难行得通的。所以我强调，如果从“不能共则不能和”中剔除康有为对君主制的执念，这就是一个深刻的、值得今人“接着讲”的理论命题，也是康有为对于中国本土的共和理论传统作出的一个重要贡献，尽管是一个比较意外的贡献。
维新派标杆人物，思想影响广泛
澎湃新闻： 你在书中简略地谈到了康有为和梁启超之间的互动与思想的关联，能否进一步阐述他们思想的异同？康有为还对哪些近代思想家与政治家产生过重要影响？
章永乐：康梁关系是一桩复杂的学术公案，这里或许只能总结一些我的研究涉及到的侧面。梁是康的学生，受过康有为经学解释的陶冶，长期在康领导下工作，长于汲取外国新知，行文大气磅礴，不断引领知识潮流，对康有为的国际知识有反哺之功，但在流亡之前已对乃师“托古”有所保留，流亡之后更是逸出康有为设定的今文经学框架，对康有为思想上描绘“大同”、却在行动上阻止门人积极追求“大同”更有不同意见。
梁一生政治立场多变，与康之执着（或执拗）形成鲜明对比，师徒二人分分合合，梁比康更鲜明地更认同国家而非王朝，在民国建立之后即不再寻求重建君主制，反对袁世凯复辟，并在丁巳复辟问题上与乃师最终决裂。梁逸出今文经学框架后，受民族主义思想熏陶程度远深于康，在世纪之交一度鼓吹“反满”，并呼应欧榘甲分省自立之论，受到康有为严厉斥责。在20世纪初旅美之后，梁启超意识到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竞争的残酷性，从而回归康有为加强中国内部整合以应对“外竞”的方向，主张以国立族的“大民族主义”，反对以族立国的“小民族主义”，但始终没有回到康的今文经学框架。
梁重视欧洲的民族独立和统一运动，关心菲律宾革命等殖民地的反抗事件。相比之下，康有为在今文经学视野里，更重视“国”而非“族”，同样是德国的统一，在梁看来是民族主义事件，在康看来是大国整合小国、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典范，康对殖民地反抗宗主国的民族革命也缺乏梁启超的关注热情，盖因其“三世说”内嵌文明等级观念，认为诸多被殖民族群文明程度低下，殖民帝国的扩张成就或可直接为未来的“破国界”奠定基础。梁启超从建构民族国家的需要来重审中国的文明遗产，提倡适应民族国家的知识形态，恰应20世纪中国国家建设之需，声名日隆；但康有为将民族国家作为阶段性的历史现象，进一步思考了“超越民族国家”的问题，随着中国逐渐摆脱“救亡”焦虑，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显著地位，康对于前民族国家与后民族国家政治形态的思考，恰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关注。
康有为是维新派标杆人物，思想影响广泛。“戊戌六君子”中，康广仁是康有为的同母兄弟，谭嗣同自认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林旭是康的正式弟子；1900年领导自立军起义失败就义的唐才常在日本向康有为行过拜师礼。康门弟子陈焕章以《孔门理财学》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并发起组织孔教会，在民初有比较大的影响。但也有一些弟子最终摆脱康的影响，甚至加入对立阵营。梁启超出身康门下，但最终在舆论界获得“康梁”并称的待遇，师徒在1917年围绕丁巳复辟而决裂；欧榘甲写《新广东》提倡分省自立，又主张孙、康合作，遭到康有为严厉斥责，师徒最终分道扬镳；马君武是康有为万木草堂时期的弟子，但后来加入同盟会，译介过《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参与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康党走向革命党，路途并不遥远。
毛泽东早年深受康有为影响。毛泽东十八岁（1911年）时曾发表政见，提议由康有为担任国务总理。1915年6月《致湘生信》中还推荐康梁二人为自修典范。但到了1917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长信中批评康有为的主张虽然看似“略有本源”，但细读却发现“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毛泽东主张解决“大本大源”的问题，通过改变“天下之心”而改造“天下之事”。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又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 不过，“大同”与“小康”这两个源于《礼记》的关键词，却在共产党人的话语中保留了下来，而康有为可谓共产党人最为熟悉的近代阐释者。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大同书》被陈列在相当显著的位置。
康有为对德国推崇备至
澎湃新闻： 我在阅读《万国竞争》一书中感觉到，与其说维也纳体系对康有为的影响很大，不如说德国对他的震撼更大。你在书中似乎也更强调德国一个国家对康有为思想的影响，能否进一步解释？
章永乐：《万国竞争》的副标题并不是“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而是“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 “衰变” 这两个字不是随便加的，德国的震撼正是与“衰变”这两个字关联在一起。怎么理解这个“衰变”呢？维也纳体系刚建立时，这个体系的霸权是由英国与俄国分享的，这两个国家在欧洲大陆两翼，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多少还有点腾挪空间，但德国从中欧崛起之后，对东西两方面都形成挤压，引发许多国家的生存焦虑，“大国协调”日益变成“万国竞争”。没有这种焦虑，也就不会有二十世纪初英、法、俄三国协约的形成。
康有为对德国推崇备至，当然跟德国在20世纪初国势的进一步上扬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康有为还有一个不同于之前旅德士大夫的旨趣：他领导的保皇会正在与革命派进行激烈论战，需要证明在当下的历史阶段中，君主立宪优于共和，落实到其欧洲游记的写作上，就要从君主立宪国比共和国更为繁荣的事实，反推君主立宪国道路更为优越。德国给他提供了最理想的例子：普鲁士君权很强，却打败了共和制的法国，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宣布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成立，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德国人口与各项经济指标对法国呈现碾压之势，这样一个强烈的对比，不正说明共和没有前途么？同时，德国是一个“赶超型”国家，崛起于欧洲大陆“百战冲要之地”，对康有为来说，尽管德国与英国都拥有世袭君主，但德国的经验比英国更容易模仿。
德国不仅是康有为在论战中最佳的治理典范，它甚至影响到了康有为历史哲学的表述。康有为在《大同书》论述如何破除国界，在升平世阶段，需要从建立区域公会议，到建立区域公政府，而德国的统一进程，在康有为看来堪称典范。德国实行两院制，上议院中普鲁士一个邦就掌握了17票，而第二大邦巴伐利亚只有6票，更不用说其他更小的邦了；与此同时，各邦王侯们的爵位与礼仪仍然得到了较为完整的保存，权力虽然削减，但还保留了面子。在康有为看来，这样一种联邦制，有助于大国整合周边国家，推进区域一体化，甚至比中国三代“造新公国”的经验都更具有可推广性。考虑到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是君主国，德式联邦制也会比美式联邦制更有助于统合其他君主国，因为美国宪制无法接受君主与贵族的爵位与礼仪。 当然，随着区域一体化的继续推进，世袭君主最后还是要被民选长官所取代，德国经验将在此完成自身的历史使命。
对康有为来说，如果君主制国家引领的“区域一体化”是晚近的历史潮流，那么中国当然应当顺势而为，应当推动君权的现代化，而非废除君权；应当加强中国的内部整合，反对民族分离主义。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可能在亚洲的区域一体化中获得整合者的地位。而革命派的反满与共和主张，在他看来就可能会破坏这个事业。 但他万万没有料到，一战之后，很多事情好像反过来了。康有为倾注了如此多理论关怀的德国，最后成为其理论软肋所在。《万国竞争》正是从这个软肋入手，阐述康有为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澎湃新闻： 康有为对于“国竞”逻辑的推崇，以及积极复制别国经验的想法与行为，在中国近代史上并不少见。近代的思想者很多都是为了救国而学习西方，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在你看来，康有为的失败与他们是否有共通之处？而康有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出于对西学不符实际的照搬吗？
章永乐：我理解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知行关系。中国近代经历了一个从政治改革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的递进过程，每一个阶段都有对西方的学习和借鉴，也都产生了许多失败者，他们失败的原因很难一概而论，但我们可以从知行关系角度做一些探讨。康有为向来以先知先觉者自居，但其主张确实存在不接地气、罔顾政治情境的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恐怕还不是“照搬西学”。举个例子来说，严复在1916年致熊纯如的一封书信中曾激烈批评康梁：“今夫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者，非他，康、梁也。”严复提出的核心问题就是，本来光绪是有机会熬死慈禧，重新亲政的，但康梁在海外不断攻击慈禧太后，引发慈禧极大警觉，最后光绪在慈禧前一天死了，清廷也就失去了在光绪领导之下继续推进维新变法的可能性。严复的质疑是有道理的。康梁在海外打着光绪的旗号拼命攻击慈禧，显然不利于光绪复位。如果真要让光绪顺利复位，合乎逻辑的做法是宣扬光绪是多么孝敬慈禧，让老佛爷放松警惕。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既害了光绪，也限制了自己影响慈禧改革决策的可能性（尽管梁启超通过为清廷出洋大臣“代笔”的方式获得了影响“新政”的途径）。而不与恰当的执行者相结合，康有为给中国开再多的药方，也都无法变成改革的行动。
民国建立之后，政坛混乱，民生凋敝，康认为这是君主制崩溃之后带来的问题，力图重建君主制。这是当时许多人的共同判断，康有为有这个想法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但在一战结束之后，中国两次重建君主制的尝试早已失败，国际上君主制也不再是主流，康有为仍然奔走于各路军阀之间，希望军阀能支持他拥溥仪复辟，这就确属误判形势了。当时军阀已经形成“均势”，一派军阀如果表现出强烈的统一全国的意图，就会受到其他军阀的强力反击，至于打出君主的旗号，更是给自己多找一个挨打的理由，比三国时的袁术好不了多少。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人对君主制感兴趣，也必须考虑汉民族主义情绪，拥立溥仪显然不是好的选项。强调认清形势，不等于必须要附和主流——思想史一再证明，反潮流者也完全可以对历史与国家作出独特的贡献，但看清形势至少可以少做很多无用功。
康有为重新解释“三世说”，强调治法重在“适时宜民”，但他的史学功底显然远不如经学功底，其对“变”与“通”的强调，还是原则性强，实操性弱。在阅读康有为时，我能感觉到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对于制度模式的痴迷，仿佛只要把制度模式搞对了，国势逆转就是自然而然之事。德国在20世纪初国势上扬，他就断定这是德国制度模式正确的结果；英国、法国看起来走下坡路了，他就认为它们的制度模式过时了。他不具备的，也许是一种自下而上、动态把握政治关系的视野与方法。在前工业化的中国社会里，国家官僚机器和军队基本上是组织化程度最高的制度，但当官僚与军事制度出现衰变乃至碎片化，欲重新打造政治权威，就不能不立足于社会，
全面考察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有多少个可能被动员起来投入政治的群体，每个群体有什么利益和诉求，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从而进一步思考如何围绕自己的政治目标，打造并扩大政治统一战线，团结多数力量，从而孤立和削弱持相反主张的势力，赢得并巩固领导权。但即便是在国家官僚机器和军队运作正常时，这样的视角对于提升国家制度的效能也十分重要。这种动态的视野与方法的典范文本，是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革命者一开始有种种源于中学或西学的教条都很正常，但只要足够清醒，就能够在实践中调整自己的认识，形成新的形势判断与理论主张。不过，上述政治分析方法本身也是19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发展的成果，对于康有为这代人来说并非固有知识，即便是比康有为更重视底层动员的孙文，在知行关系上也具有很强的“自上而下”的倾向，主张“知难行易”，强调由“先知先觉者”来做顶层设计。因而，获得一种接地气的、真正体现“变”与“通”之精神的认识方法，殊为重要。
康有为思想对当下世界的借鉴意义
澎湃新闻：这是一个变动、转型甚至分裂的时代，康有为的思想对于当下世界的借鉴意义又有多大？
章永乐：我们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冷战之后的美国单极霸权体系正在走向衰落，但新的国际体系还没有成型。19世纪的国际体系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无法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于是“大国协调”破裂，被各国统治者联手压抑住的反抗势力喷薄而出，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爆发民族主义革命，一些国家还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
从现在来看，20世纪民族主义革命的诸多成果得到了巩固，今日大量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就是明证；但是，19世纪资本主义从未克服的发展不平衡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也一并回归，而且因为金融资本的升级而变本加厉。冷战之后，是美国的单极霸权在国际上起到19世纪“大国协调”的作用，抑制住全球各种反抗力量，但到了今天，美国“去工业化”严重，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负担太重，一边削减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一边抓住既有的特权牢牢不放，这就让美国的霸权变得日益脆弱。
在今天，美国作为跨国资本保护人的角色在弱化，全球化资本迫切需要重建某种19世纪式的“大国协调”。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刻来谈康有为呢？康有为提出了超越列国时代、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这个议题，这在“救亡” 焦虑深重的时代看起来像是天方夜谭。但今日中国已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经济大国，拥有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门类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即便仅仅从经济上考虑，中国也已经具有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强烈需求。但是，康有为设想的区域一体化路径，是像普鲁士统一德国一样，依靠区域霸权国家的铁血政策与制度建设，将周边国家合并进来，这个思路在一战中就遭到了重大挫折。而毛泽东提出的是自下而上的 “民众的联合” 的视角，各民族先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再在平等的基础上联合起来。20世纪革命在民族解放方面有非常扎实的推进，但就如何推进国际联合，毛泽东贡献了一个“自下而上”的视角。
澎湃新闻： 你在全书最后写道“如果没有一种包含了差异的姿态，我们可能只是回到过去，而无法抵达未来”。你认为面对当今的世界形势，我们需要“包含的差异”有哪些？
章永乐：“基源性”阅读的前提预设是，不同时代的历史情境可以有某种相似性，因此前人的思考才成为对今人有用的资源。但是，尽管许多历史现象看起来会重复出现，每次重复都不会是完全的自我复制，而总是包含着一些差异。还是以当代世界为例，在20世纪革命落幕之后，世界仿佛又回到了漫长的19世纪。但是，20世纪革命留下的遗产并不会被一笔勾销。19世纪欧洲列强称霸全球，当下则是非西方国家蓬勃兴起；19世纪的“市场自由”“贸易自由”观念，在今天受到了20世纪推进的劳工权利和妇女权利的一定约束。对中国而言， 20世纪革命中打造出的国家政权与19世纪欧美列强的主流政治方案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紧张；更不用说，我们现在面临着21世纪的新技术发展带来的种种挑战。考虑到这种差异，如果要“回到康有为”，首先需要回到康有为提出的问题，而非康有为提供的答案。
举例来说，康有为借助“三世说”思考的区域一体化问题，是具有当下现实性的重大问题，但他提供的路线图过于注重“自上而下”的视角，忽略“自下而上”的视角，这就需要我们借助20世纪的历史经验来加以补正。而在康有为思考的君宪、孔教等其他问题上，今日中国面对的已经不再是“保国、保种”的焦虑，而文教的改进，也需要结合 20世纪革命产生的“新传统”与全球局势的未来演变，加以通盘考虑。康有为是个放眼全球的思想者，当我们接着思考康有为提出的一系列问题时，不能关起门来搞反思，而必须考虑全球格局的当代演变。这是《万国竞争》指向未来的主张，希望本书的尝试，能够引发更多朋友共同思考这些重大问题的兴趣。（文/章永乐）
【简介】章永乐，浙江乐清人，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政治学博士，兼任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大学全球中国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等，曾为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2014-1015年）。著有《旧邦新造：1911-1917》（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初版，2016年第二版）及《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近期研究重点关注国家建构与宪制变迁、帝国与国际法、政党与代表制、法律伦理与政治伦理等议题。他的专著《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于2017年8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