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于1936年访问陕甘宁，采访毛泽东等中共重要领袖，深入观察红军与苏区社会，写成著名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1939-40年，斯诺为了推进工合运动，再次访问陕北。斯诺在陕甘宁获得了一批珍贵的文献，作为其写作的素材。1957年，斯诺任美国哈佛大学中国政治经济研究会特别顾问，将六七十份资料通过费正清教授，赠予哈佛燕京图书馆。但由于这批资料基本都是油印在马兰纸上的，有些为手写稿，尺寸大小不一，颇难修复扫描，一直没有全文刊布。近期斯诺特藏由哈佛燕京图书馆馆员马小鹤、王系着手爬梳，并写成系列文章由“澎湃新闻”独家刊发，以期为学界及大众提供一种新的历史资料与历史观察。
图1：斯诺特藏《历次战役俘获表》
斯诺《西行漫记》中的“毛泽东自传”可谓脍炙人口，其中有一节题为“红军的成长”，概述了红军从弱小到强大的历程。燕京斯诺特藏保存了相关的两份毛笔手抄文献，以表格的形式非常详细地呈现了中央红军的成长。一份是《历次战役俘获表》（图1）。
此表有明确的抄写时间：“1936.7.20.制”，非常有可能是红一军团政治部专门为斯诺采访而抄写的。此表记载了23次战斗中的俘虏人数（官、兵）、缴获武器（步枪、机枪、迫[击]炮、大炮、电台、飞机），以及附注（俘虏的重要军官等），一共分为四次战役，一次战役（1931.1.1.-1.4）即中央苏区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二次战役（1931.5.16.-6.1）即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三次战役（1931.8.7.-9.15）即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四次战役（1932.4.10-1933.9.2）的2场战斗（1933.2.24.-3.21）属于现在所说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其他9场则是第四次反“围剿”前后的战斗。
与此表对应的是《红军消灭白军一览表》（图2），标题下面注明“自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三月”，应为笔误，细看表格内容，应该是1931年1月至1933年3月。中共赣州市委党史办保存的1933年3月手抄件“中-33-5-267”正是如此。表前说明：“国民党更加积极大规模的向真正反帝的红军进攻。国民党政府的正式陆军90个师（奉军、川军、粤军、桂滇黔等军除外）与红军作过战的已有60个师。兹将此60个师中被红军消灭的情形列表如下”。内容为：白军师别、俘虏情形、缴获情形、作战时间、作战地点、胜利的红军、备考；共有4页，也应该是红一军团政治部抄写后送给斯诺的。
图2：斯诺特藏《红军消灭白军一览表》
这两张表格无疑是概述红军成长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只能勾勒重要战斗及其战果。
斯诺所撰“毛泽东自传”说：“这时南京已被江西苏维埃的革命潜力所震惊并在1930年年底开始对红军进行第一次围剿。总数超过十万的敌军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下，分兵五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可以动员起来抗击敌军的部队约有四万人。我们巧妙地运用运动战战术，迎击并战胜了第一次围剿，取得巨大的胜利。”
张辉瓒第18师和谭道源第50师是鲁涤平的嫡系，各约1.4万人，是“围剿”的主力。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渐次向江西吉安的东固、永丰的龙岗退去，凭藉复杂地形，严密组织地方民众，等待有利时机歼灭敌军。最初，红军选择谭道源师为首歼目标，但没有打成。张辉瓒命第54旅（旅长朱耀华）留守东固，12月25日率第18师师部和第52旅（旅长戴岳）、第53旅（旅长王捷俊）冒进龙岗。红军决定集中主力西进龙岗歼敌。30日拂晓，龙岗战斗打响，张辉瓒一面组织兵力抵抗，一面急电留守东固的第54旅赶来增援。下午3时，张辉瓒指挥4个团向红军阵地反攻未成，已陷入红军的四面合围。下午4时，红军发起总攻击令，第18师全师覆没。龙岗战斗俘虏第18师师长张辉瓒、第53旅旅长王捷俊、代参谋长周纬黄等3名军官、士兵6千余名，缴获步枪5千余支，机枪20余挺，迫击炮5门，无线电台1部（图3）。这部电台其实是一部发报机，因不慎损坏，只能收报，不能发报。
图3：红军在龙岗战斗中缴获的国民党军第18师的收报机
红军决定乘胜追击谭道源第50师，1931年1月3日上午10时，红军在宁都东韶向谭道源师发起猛烈进攻，下午5时，东韶战斗胜利结束，消灭谭道源师的一个旅，俘虏士兵2千余人，缴获步枪1500支，机枪5挺，电台1部。
张辉瓒于1931年1月28日在东固被公审后斩首。国军第18师收容放回的俘虏又补充成立，由朱耀华任师长。
“毛泽东自传”接着谈：“仅仅经过四个月的修整，南京就以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指挥，发动了第二次围剿。他的兵力超过二十万，分七路进犯苏区。当时红军的处境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装备奇缺，敌人的物质力量在各方面都大大超过红军。但是，红军仍然坚持迄今赖以制胜的战术来对付这次进攻。我们放各路敌军深入苏区，然后集中主力突然攻打敌第二路，打败了好几个团，摧毁了他们的进攻力量。紧接着我们迅速地相继进攻第三路、第六路和第七路敌军，一次打败他们。第四路不战而退，第五路被部分消灭。在十四天内，红军打了六个仗，走了八天路，结果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蒋光鼐和蔡廷锴指挥的一路军，在其他六路被打败或退却以后，没有认真打一仗就撤退了。”
国军参战部队有：第6路军（总指挥朱绍良）下辖第5、8、24、56师、新编第13师；第9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下辖第18、50师；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后由蔡廷锴代理）下辖第60、61师及第12师第34旅；第5路军（总指挥王金珏）下辖第28、43、47、4、77师；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下辖第25、27师、骑1师；另有预备队3个师、3个旅。
红第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图4）至宁都、瑞金地区，经过讨论，决定先打比较弱的王金珏第5路军，1931年4月20日红军主力开往东固地区隐蔽集结。5月13日王金珏直属第47师1个旅与公秉藩第28师离开筑堡固守的富田，14日黄昏，红军利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所获电台，窃听到第28师次日晨将开往东固的明码电报，遂决定包抄。16日晨，红三军主力埋伏在东固附近的中洞南侧，待第28师尾部离开中洞时，突然从山上猛攻下来。战斗到下午4时，将第28师大部和王金珏直属第47师师部歼灭。中洞战斗俘虏第28师师长公秉藩、副师长王庆龙等2名军官，公秉藩未被认出来，谎称系军中书记，旋与士兵一同被释放；此战俘虏士兵3千余人，缴获步枪2千余支、机枪15挺、迫击炮4门、大炮3门、电台1部。后第28师收容放出俘虏又补充成立，由原第28师第82旅旅长王懋德任师长。第47师溃败后，王金珏去职，改由上官云相任师长，又补充成立。
图4：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的中央红军在行军
中洞战斗胜利后半个月中，红一方面军从赣江东岸打到闽西北山区。
5月16日当夜，红军攻占富田，18日追击敌军至吉水县水南，击溃第47师残部和原驻于此地的第5路军第43师（师长郭华宗）一部。水南战斗俘虏600余士兵，缴枪200余支。
5月19日，追击的红军部队在白沙歼灭第43师一部和第47师1个旅的残部。白沙战斗俘虏军官1名、士兵2500余人，缴获步枪1500支、机枪25挺。第43师溃败后，郭华宗去职，刘绍光任师长，又补充成立。红十二军于当日乘胜进攻第5路军第54师（师长郝梦龄）。
5月21日，红军前锋在追击过程中接触永丰中村的第26路军第27师（师长高树勋）第81旅，旋即展开进攻，将该旅大部歼灭。中村战斗俘虏军官1名、士兵1500余人，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6挺、迫击炮4门。
5月27日，红军攻占广昌，歼灭第6路军第5师4个团。广昌战斗击毙第5师师长胡祖玉，俘虏士兵800余名，缴获步枪600余支。
5月31日，红军主力攻占福建建宁，歼灭第6路军第56师3个团，缴获第56师师长刘和鼎的军衣和证章。建宁战斗俘虏士兵1000余名，缴获步枪800余支、迫击炮3门。至此红军打破了第二次“围剿”。
“毛泽东自传”接着谈：“一个月以后，蒋介石亲自统帅三十万军队，企图‘最后扑灭’‘赤匪’。协助他的有他最得力的将领陈铭枢、何应钦和朱绍良，每人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指望用长驱直入的办法占领苏区—迅速地‘扫荡赤匪’。他一开始就每天进军八十里，深入苏区的腹地。这为红军提供了最有利的作战条件，很快就证明蒋介石的战术犯了严重错误。我军主力当时只有三万人，依靠一系列巧妙的机动行动，在五天之中进攻了五路敌军。第一仗红军就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了大批弹药、枪炮和装备。到九月间，蒋介石就不得不承认第三次围剿已失败，十月间撤退了他的军队。”
蒋介石调集大批嫡系部队，组成两个集团军，左路集团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下辖第6、11、14、5、8、24、9师，寻找红军主力决战；右路集团军由陈铭枢任总指挥，下辖第60、61、52、25、27、47、54师，负责就地清剿苏区；另有总预备队2个师加1个旅。
红一方面军尚分散在闽北、闽西一带，决心集中主力，绕道千里，回师赣南，消灭进犯军一路，于7月8日到达兴国西北的高兴圩。红军根据敌情，决定东进，于8月6日中午到达莲塘，次日在莲塘歼灭右路集团军第47师（师长上官云相）一个旅；随即在良村歼第54师（师长郝梦龄）大部，击毙第54师副师长魏我威。莲塘战斗俘虏第54师监军刘春荣、士兵3000余名，缴获步枪2500余支、机枪15挺、迫击炮5门、电台1部。
8月11日，红军在黄陂歼灭左路集团军第8师（师长毛炳文）约4个团。黄陂战斗俘虏军官1名、士兵2000余名，缴获步枪1500余支、机枪5挺、迫击炮2门。战后红军隐蔽转移到兴国休整。
国民党内部宁粤矛盾激化，两广军阀进军湖南衡阳，1931年9月初，蒋介石下令“围剿”实行总退却。9月7日，红军从兴国西北隐蔽的地方主动出击，在兴国的老营盘歼灭北撤的左路集团军第9师（师长蒋鼎文）的一个旅。（图5）老营盘战斗俘虏团长王铭、士兵1000余名，缴获步枪500余支、机枪2挺。同时，红军又在兴国高兴圩与右路集团军第60师（师长蔡廷锴）、第61师（师长戴戟）激战。
图5：老营盘战斗遗址
9月15日，红军在东固附近的方石岭全歼右路集团军第52师，师长韩德勤被俘后混入俘虏兵中逃出，该师后由第11、14师各抽1旅重新成立，师长李明。方石岭战斗俘虏军官3名、士兵4500余名，缴获步枪4000余支、机枪15挺、迫击炮6门、电台1部。其他各路敌军纷纷撤出苏区，第三次“围剿”就此结束。
“毛泽东自传”接着说：“这时红军进入一个比较和平的成长时期。发展是非常迅速的。……红军现在发动自己的攻势了，1932年它在福建漳州打了一个大仗，占领了这个城市。在南方，红军在南雄进攻了陈济棠，而在蒋介石的站下上，红军猛攻乐安、黎川、建宁和泰宁。”
1932年4月10日红军歼灭福建龙岩西北门外驻守的张贞第49师的一个主力团，随后攻占龙岩，打开了通向漳州的道路。龙岩战斗俘虏军官1名、士兵1100余名，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5挺、电台1部。
红军攻占龙岩后，继续向漳州进发。第49师主力配置于漳州外围，利用天宝大山阻挡红军入漳。红军19日攻占天宝、南靖，20日占领漳州。漳州战斗基本上消灭了第49师主力第145、146旅，俘虏了1名副旅长、1名旅参谋长、2000余名士兵，缴获步枪3000余支、机枪30余挺、迫击炮10门、大炮5门、飞机2架，并缴获了一个兵工厂。
红军在1932年8月发起乐安、宜黄战役，8月17日红军强攻乐安城，歼灭高树勋第37师第80旅（2个团另1 个营），俘虏军官1名、士兵1500余名，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6挺、迫击炮3门、电台1部，击落飞机1架。
红军继续向东北进军，8月20日进攻宜黄之第27师的另2个旅，攻占宜黄。宜黄战斗俘虏士兵1000余名，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10挺、迫击炮5门、电台2部。
10月中旬，红军主力利用敌军第四次“围剿”尚未准备就绪之机，到东面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建宁、黎川、泰宁等地开辟新的根据地。11月中旬，红军主力北上打击敌人。
1932年11月17日红军攻占资溪，19日攻占金溪，陈诚命令驻守南城的许克祥第24师向金溪出击。22日，在南城东北的礼西赵，红军消灭了许克祥第24师运动中的1个团，俘虏1500余名士兵，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12挺。
1932年底，红军重新北上，进行金溪战役。1933年1月4日、5日在金溪黄狮渡首战告捷，消灭驻守黄狮渡的周浑元第5师的1个旅，俘虏旅长周士达、旅参谋长1名，士兵1500余名，缴获步枪1300余支、机枪15挺、迫击炮6门、电台1部。
黄狮渡战斗之后，周至柔第14师、吴奇伟第90师集结于金溪浒湾，准备向红军反攻，1月8日战斗打响，红军在金溪同浒湾的公路中间点枫山埠与敌军遭遇，展开激战；周至柔第14师6个团先被阻于彭家渡地区，后被歼一部，余部逃走。彭家渡战斗俘虏士兵1000余名，缴获步枪800余支、机枪3挺。
“毛泽东自传”接着谈到第四次反“围剿”：“一九三三年二月，南京开始向中央苏区第四次，而且对它来说也许是败得最惨的一次‘围剿’。这一次红军第一仗就歼灭了敌人两个师，俘虏了两名师长。敌第五十九师被部分消灭，第五十二师被全部消灭。在乐安和宜黄之间东陂、黄陂地方打的一仗中，红军一举就俘虏了一万三千敌军。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国民党第十一师，接着也被歼灭，几乎全部被缴械，师长受了重伤。这几个战役构成了决定性的转折点，第四次围剿随即结束。”
第四次“围剿”蒋介石为赣粤闽边区“剿匪”总司令，何应钦为实际指挥官，兵分三路：左路军为蔡廷锴的十九路军和福建地方部队；右路军为余汉谋指挥的广东军队；中路军为主力，由陈诚指挥，编为三个纵队：第1纵队，罗卓英指挥第11、52、59师，向乐安、宜黄地区集中；第2纵队，吴奇伟指挥第10、14、27、90师；第3纵队，赵观涛指挥第5、6、9、79师。
红一方面军决定抓住第1纵队第52师（师长李明）、第59师（师长陈时骥）从乐安向宜黄县黄陂开进，与其他部队相隔较远之机，于1933年2月27日在黄陂的蛟湖（图6）伏击第52师，师长李明受伤被俘，后伤重毙命；28日全歼第52师。27日红军还在霍源伏击第59师，师长陈时骥被俘，经过2天战斗，全歼第59师。蛟湖战斗俘虏军官6人、士兵15000余名，缴获步枪13000余支、机枪120挺、迫击炮10门、电台1部。
图6：蛟湖战斗旧址—蛟湖村
3月中旬，陈诚以第2纵队为前军，以第1、3纵队为后军，向广昌地区进攻。红军主力潜入后军北方，3月21日在宜黄草鞋岗（即草台岗）牵制后军的第9师（师长李延年），主力突然袭击后军的第11师，歼灭其主力，重伤其师长萧乾，并歼灭第9师一部。草鞋岗战斗击毙旅长1人、团长3人，伤旅长1人，俘虏士兵6000余人，缴获步枪5000余支、机枪30余挺、迫击炮5门。至此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结束。
“毛泽东自传”在描述了第四次“围剿”后说：“当时蒋介石写信给他的战地司令官陈诚，说他认为这次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搞这种围剿的。他当时对人说，在他看来，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生的工作’，也是一种‘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