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于昨日揭晓，颁给了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国内各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与评论，他的代表作品《长日留痕》《别让我走》等原先已有中译本，获奖后想必会掀起再版的浪潮。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可以说是很受关注了，但你是否知道，这份关注早在民国时期就已经开始？
穿越回将近一百年前，当时的中国文人在没有互联网、资讯不太发达的情况下，仍努力维持与世界的联系。他们都怎么看待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钱锺书会说诺贝尔文学奖的危害比诺贝尔发明的炸药还大？今天，我们想和大家讲讲民国时期译介诺贝尔文学奖的那些事儿。
民国时期对诺贝尔文学奖作家的关注和译介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轰动，也带动了他的小说结集重新出版，成为畅销书，甚至说连同时期与他成名的其他小说家，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很多沉寂数年的小说家（余华、叶兆言、苏童、马原、阿来等）都随即宣布要出版自己的新作了。这可以说是诺贝尔奖带来的文坛效应。其实，这些年早已形成一个模式，每次公布获奖作家之后，很多报刊记者会打电话咨询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者，请他们就其人做番深度全面的介绍与评价，而同时出版社会组织翻译家及时译出相关的代表作。
最近一次配合获奖活动的报道最成功的译作出版，当属于世纪文景公司出版的《我的名字叫红》，此书中译本于 2006 年 8 月出版，10 月帕慕克获奖。于是有一个话题可以拿出来讨论，就是这种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在民国时期是怎么样的，有无可以参照的意义。翻查民国时期报刊里面的翻译文学的材料，得到了相关的一些资料，虽不足完备，但亦颇有规模，可以由此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希望可以抛砖引玉，产生出更有价值的讨论。
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
这份年表（表一），是初步在民国期刊杂志里统计有关中文刊物报道诺贝尔文学奖的情况。由于信息传达的滞后，起初大多都是隔年才有介绍，19 世纪 20 年代末开始逐渐能够同年报道了。表中的“著译者”是指报道消息或介绍作家的中文文章的著作者或翻译者，其中有不少是杂志的编者，后来也有特邀的外国文学专家。这份表格没有统计报纸的刊载情况，期刊杂志和每日发行的报纸不同：报纸刊载新闻消息可能更及时，但期刊上可以有较为长篇和深度的介绍，从而体现出当时文坛与舆论的关注程度。
从年表中看，最早得到报道的获奖作家是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 ）。他在 1913 年获奖（前一年其《吉檀迦利》走红欧洲）。是年早些时候，《东方杂志》第 10 卷第 4 期刊载了钱智修的一篇文章《台莪尔氏之人生观》，仅论及其道德哲学思想。1915 年，陈独秀翻译他的四首小诗《赞歌》，发表于《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2 期，结尾的介绍中特别提到了获奖的事：
但陈独秀说泰戈尔获得的是和平奖。有读者注意到了，就来信查问，《青年杂志》次年改题为《新青年》，1916 年 10 月第 2 卷第 2 期的通信栏目，在胡适关于“八事”之通信后就刊载此信，陈独秀做了详细解释，译作“诺倍尔”，并报道说 1914 年（此年未尝颁奖）获文学奖的有罗曼· 罗兰（ Romain Rolland，1866—1944 。其实是 1915 年得主，1916 年受奖）和瑞典的海顿斯塔姆（ Carl Gustaf Vernervon Heidenstam，1859—1940 。1916 年获奖，稍晚于此）、丹麦的朋托皮丹（ HenrikPontoppidan，1857—1943 。1917 年获奖）两个小说家。
至1924年泰戈尔访华时，陈独秀对他改观了，再著文提及，便多是讽刺的话。而在 1917 年《妇女杂志》、1919 年的《小说月报》，都有人翻译了几篇泰戈尔的小说，还有 1918 年刘半农在《新青年》翻译泰戈尔的小诗，这些译者都不曾提及诺贝尔文学奖的事情。1923 年《文学旬报》上有篇瞿世英（署名“菊农”）的讲演稿《太谷儿的思想及其诗》，还有 1924 年周瘦鹃在《紫兰花片》第 15 期的介绍，才对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了准确的介绍。周瘦鹃将诺贝尔奖译作“罗贝尔奖金八万圆”，可知译名在接受层上这时尚未得到广泛统一。
泰戈尔访华时与徐志摩（右一）、林徽因（右二）等人合影
1921 年《小说月报》改版，沈雁冰接手出任主编，第 1 期后面附“海外文坛消息”，首一则就是“脑威文豪哈姆生获得192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1922 年第2 期，沈雁冰又在该栏中补充报道法朗士获奖的消息（此前的篇幅着重于介绍去年年底去世的苏俄作家布洛克）。这年年底，比较及时地报道了西班牙作家贝纳文特（ Jacinto Benavente y Martínez，1866—1954 ）的获奖消息。
到 1923 年郑振铎担任执行主编，叶芝（ WilliamButler Yeats，1865—1939 ）得奖，《小说月报》不再置于“海外文坛消息”，而是以隆重的方式，出现一组专栏，有郑振铎的《评传》以及相关的《年表》和其他介绍。1924 年波兰作家雷蒙特（W?adys?aw Stanis?aw Reymont，1867—1925 ）得奖，也是出专文介绍（作者署名“孚”，即另一位编辑徐调孚）。此后《小说月报》似乎又开始忽略诺贝尔奖了，1926 年第一期最后的“文坛杂讯”说 1925 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奖者，居然不是萧伯纳（ GeorgeBernard Shaw，1856—1950），而是挪威女作家“安达西”，指温塞特（ Sigrid Undset，1882—1949 ），她获奖在 1928 年。于是中国的报刊歪打正着地又一次预言了诺奖得主。等这年最后一期的“文坛杂讯”，因为之前做了萧伯纳七十寿辰纪念号，方提到他才是1925年的诺贝尔奖得主，并报道其将奖金捐出的消息。
获得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萧伯纳
1927 年《小说月报》由叶圣陶代主编，有所恢复，第 12 期，赵景深翻译了1926年得奖者德莱达（GraziaDeledda，1871—1936 ）一篇小说，并做了详细介绍。赵景深对于这位意大利女作家似乎特有好感，意犹未尽，在第二年《小说月报》和《文学周报》上继续发文介绍。1929年第1 期《小说月报》又补上了此前两年得奖的情况（柏格森和温塞特），年底又有赵景深对托马斯·曼（ Thomas Mann，1875—1955）的得奖的介绍。1930 年底有赵景深对刘易斯（ HarrySinclair Lewis，1885—1951）得奖的介绍。至 1931 年，末代的《小说月报》第 12 期的目录上尚有海外文坛消息的细目，第一条便是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报道，但杂志正文中却不见报道的踪影。
1921 年《东方杂志》第 2 期，刊载了诺贝尔奖金最近消息，这应该是该杂志第一次介绍诺贝尔奖，其中提到“韩生”（即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 ）获文学奖的事情。1922年第1 期，刊载胡愈之关于法朗士（ Anatole France，1844—1924。1921 年获奖）的文章，较有深度地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方针的改变。现在我们知道诺贝尔文学奖早期（ 1901—1912 ）标榜奖励的是一种所谓的“健全的理想主义” ( a lofty and sound idealism ) ，一战期间又鼓吹作家的中立政治观，对于批判现实问题的文学被冷落一旁，哈代、易卜生、左拉、马克·吐温不能获奖，起初的评委又有反苏俄倾向，于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也遭到排除。但后来有人提出批评，说诺贝尔本人的文学主张不是这些评审所想象的那么狭隘，于是开始逐渐改变（参看 Espmark, K. ,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 A Study of the Criteria behind the Choices , G. K. Hall & Co , Boston 1991 ）。胡愈之认为法朗士的获奖代表着转向的成功。此后《东方杂志》也成为每年例行关注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杂志刊物。
民国时期的《东方杂志》
仅由“表一”所见进行统计，三个获奖事件被报道得最多的作家，分别是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1867—1936 。1934 年获奖）、刘易斯（ 1930 年得奖）和西兰帕（ Frans Eemil Sillanpää，1888—1964 。1939 年得奖）。皮兰德娄，同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一样，都是曾和墨索里尼走得很近，邓南遮的文才我们今天看似乎还胜过皮兰德娄的，但他太明显地跟意大利法西斯政权搅和在一起了；皮兰德娄其实只是个历史问题，曾受墨索里尼资助，以及某个阶段作品有法西斯主义思想（ UmbertoEco 的《密涅瓦火柴盒》中有篇文章《清一色右派》，以为将皮兰德娄当成法西斯分子是对其思想的侮辱）。所以报道中往往提及此事，小做文章。但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皮兰德娄在30年代前期这几位获奖作家里面算是艺术手法比较有革新价值的一位，主要是说他的怪诞剧 ( grotesque ) 成就，这可能在30 年代中期气氛活跃的现代文坛比较容易引发大家的讨论。
刘易斯是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当时关于他得奖非议很多，几篇中文报道多多少少都谈到了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引述英美文学批评家的话，谈刘易斯小说的不足，或是提出一个匹敌刘易斯的美国作家来，认为更有价值，诸如此类。西兰帕受到关注，可能是前几年因为战争原因，大家淡忘了诺贝尔文学奖，加之中文世界对这个芬兰作家非常陌生，所以报道得特别多，冯至看到有些报道篇幅太短，还特意写了一篇专文介绍其小说未经人道出的优长。
获得诺贝尓奖的芬兰作家西兰帕
得奖消息受到冷落的几个作家，有以下几位：1937 年，法国小说家杜·迦尔（ Roger Martin du Gard，1881—1958 ）得奖，很可能是战争原因，我没有找得到相关的报道，而且《蒂博一家》的这位作者在民国时期似乎也不怎么受到关注，他在中国为人所熟知要等到20世纪80 年代。1938 年，赛珍珠（ Pearl Sydenstricker Buck，1892—1973 ）得奖的报道目前在杂志上也找不到，可能也是非常时期的缘故，但此前大家对她一直很注意。几年之后便又开始有些文章补充介绍她得了诺贝尔奖。还有就是黑塞（ Hermann Hesse，1877—1962。1946 年得奖），民国时期对他非常缺乏认识，《东方杂志》关于他得奖的消息，是1947年底长文介绍当年获奖作家安德烈· 纪德（ 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 ）之后用了几行小字补充提到的。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一部《青春是美好的》，收入了两篇黑塞的小说《青春是美好的》和《大旋风》。其他的信息就很少了。
此外，像高尔斯华绥（JohnGalsworthy，1867—1933 。1932 年得奖），在中国成名很久，得奖后，有的刊物会发表其作品的翻译，或是西方学者的评传的译文，或提到或不曾提到诺贝尔奖的事情。这可能是因为高尔斯华绥在获奖后不久即去世，时在1933年1 月31 日，于是中文的报道多属于纪念性的文章而不是当作新闻盛事来关注了。萧伯纳（ 1925 年得奖，未领奖，将奖金捐出），也是在中国德高望重的，杂志上就没有此前类似的那种报道介绍，不过《学衡》是年10 月号刊载了他一幅肖像。《学衡》是不参与现代文学的介绍的，他们对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的结果都不感兴趣（除了还发过法朗士的肖像），由此反可以看作是对萧伯纳一种特别的致意。
补充一个有趣的例子，若论民国时代的中国文学家翻译家，谁最有慧眼，能够早早地提前发现后来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呢？答案竟然是林纾。他早在1912年翻译了一部丘吉尔青年时代写的政治小说《沙乌拉：罗兰尼亚革命记》( Savrola : A Tale of theRevolution in Laurania，1899 ) ，题为《残蝉曳声录》（ 1912 年连载于《小说月报》，191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我们知道丘吉尔获诺贝尔文学奖在 1953 年，林纾提前了 41 年就翻译他的文学作品。
丘吉尔
20 世纪中国文学一直非常重视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和学习，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是民国时期中国文坛对于世界文学现状进行了解的窗口之一，19 世纪 20 年代以后，诺贝尔文学家评委所秉持的新标准，比如 20 年代的“宏大风格”、30 年代的“普世关怀”、二战之后的“先锋姿态”，这推动了我们对外国文学更全面的认知。20 世纪30 年代的意大利文学热，就是和皮兰德娄获奖分不开的。
读者们得知文学奖的颁发消息，也自然希望可以读到获奖作家的作品。像《清华周刊》1923 年第 297 期刊载的《得诺贝尔奖金者及其杰作》，列举历年获奖作家及其代表作，却只是介绍各自的原著或英译本，一般人恐怕当时都做不到。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出版周刊》1934年第 116 期的一篇文章，题为《商务印书馆译印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人著作》。提到了 13 位作家的著作中译本，其中泰戈尔的最多，其次是萧伯纳和柏格森。这些书籍并不是有意识的凑出来要搞成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的，否则商业利益驱使下的急就章也许反而会特别糟糕。这些译作分别属于商务印书馆的几个丛书，比如文学研究会丛书，世界文学名著丛书、世界丛书、通俗戏剧文学丛书，还有万有文库以及尚志学会丛书等等。
当然，很多著名外国作家是毋庸由诺贝尔奖才使我们得知其价值的。比如显克微支（Henryk Adam Aleksander Pius Sienkiewicz，1846—1916 。1905 年获奖），他是第一位获诺奖的长篇小说家（此前折桂者分别是三位诗人、一位戏剧家、一位历史学家）。周氏兄弟《域外小说集》第一册（ 1909 ）译其《乐人杨珂》，第二册（1909）有其《天使》、《灯台守》。《灯台守》这篇，此前还有吴梼的译文，题为《灯台卒》，发表于《绣像小说》1906年第68、69 期，作者译作“星科伊梯”。周作人当时又译过他的《炭画》，于 1914 年由文明书局出版，以及《酋长》，1918 年发表于《新青年》。五四以后，显克微支作品译介得就非常多了。周氏兄弟（其实就是周作人）对显克微支的注意，与诺贝尔奖并无关系，主要是看到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1842—1927）的称许。诺贝尔奖颁奖的理由是强调其历史小说，而勃兰兑斯则素轻视这个方面，以为历史小说不过与大仲马并肩较量。后来周作人对于显克微支的评价便从不提诺贝尔文学奖的事。而吴梼是从日文译本转译出来的，他也许不知道诺贝尔奖。
周氏兄弟编译的《域外小说集》
还有像高尔斯华绥（ 1932 年得奖）、尤金· 奥尼尔（ Eugene Gladstone O’Neill，1888—1953 。1936 年得奖），中文世界对之译介俱远早于诺奖之年。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小说都很杰出，但是在得奖前，中国的文学家主要重视其戏剧成就，邓演存、郭沫若等人在20年代就翻译了他好几个剧本，偶有短篇小说被翻译发表在杂志上，但他的中长篇小说出版单行本的，目前可以寻见的，都是在得奖之后。《有产业的人》，有两个译本：王实味译的《资本家》和罗稷南译的《有产者》。《苹果树》也有林栖和端木蕻良两个译本）。此外再如40年代末安德烈· 纪德（1947 年得奖）、 T. S. 艾略特（1948 年得奖），声名早播于中土，影响到现代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和作家，其获奖与否，实已无关紧要。这或可说明，诺贝尔文学奖在民国时期的黄金时代已经逝去了，中国人对外国当代文学的认知业已成熟。
民国时期中文报刊媒体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和介绍，已经类似当今商业社会为我们熟悉的这套运作模式了，从报道消息，介绍作家和代表作，刊载肖像，到翻译其作品，刊发相关评论，紧锣密鼓，提供给当时的中国文坛一股世界文学之共时性的气氛。很多外国作家因获奖而受到关注，在此后的各种文学刊物的海外文坛消息、作家最新动态之类的报道中就常常看到这些得奖者的近事与近作。另一方面，这时期其实已经有所谓中国文学的诺贝尔情结的萌生。比如有的文章会抱怨欧美作家太多、评奖中有黑幕和政治交易等等，当时也就流传了一些现代作家获得提名的消息。
1949 年以后国内报刊对于诺贝尔文学奖的报道明显减少，所见的是不多的几条 50 年代的报道，起初尚言词温和，后来对于帕斯捷尔纳克（ Boris Leonidovich Pasternak，1890—1960 ）于1958 年获奖一事反应则比较激烈，这是因为《日瓦戈医生》充满了“对苏维埃制度的批评”，当时的国内报刊上还转载了瑞典共产党杂志的文章，揭露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内幕，说“值得当选的候选人并不少”，但很多文学大师都未得奖，“授奖帕斯捷尔纳克也是阴谋之一”。至 20 世纪 60 年代，则偶见一篇关于萨特拒受奖的消息。当然这部分统计不算全面，但大体应该就是这个情况。70 年代的报刊中，则会在授奖的时节，“应景”地重刊鲁迅曾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批评言论，而文革后，又忍不住地传言，茅盾或是巴金将有可能获奖……
萨特获得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但拒绝领奖
后来钱锺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接受香港记者采访，曾论及诺贝尔文学奖，提醒我们也不必太重视这个奖。他博览西方文学，随手举出了其不以为然的四个获奖作家，即1926 年获奖的德莱达、1910 年获奖的保罗· 海泽（ Paul Johann Ludwig vonHeyse，1830—1914 ）、1908 年获奖的德国哲学家倭铿（ Rudolf Christoph Eucken，1846—1926 ），以及 1938 年获奖的赛珍珠。钱锺书认为文学奖的设立实在是二桃杀三士的效果，引出种种是非不说，还时常选出些不好的作家，比诺贝尔发明的炸药危害还大（见林湄：《“瓮中捉鳖”记——速写钱锺书》，《明珠》，1986 年 6 月20 — 22 日）。这种理性的声音，至今也许还不能成为普遍的共识，在社会一般文学爱好者的心目中得到共鸣。诺贝尔奖由于广远的名声和丰厚的奖金，其文学价值的指标早已被商业的利益追求所取代。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时期曾经有过的诺贝尔文学奖热，虽与如今的宣传和追捧有形式的类似之处，但其中对世界文学潮流的真诚关注，也许是早已被淡忘了的。
（文/张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