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德国：1800年至今》，[德]卡斯滕·尤尔著，朱任东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416页，88.00元
卡斯滕·乌尔（Karsten Uhl）的《技术与德国：1800年至今》全面考察了“技术”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如何在塑造“德意志”国家、社会与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这并不是中文世界里第一部介绍德国技术发展史的书籍，不过，按照发行方的介绍，这却是首次以英语概述德国技术的著作，成为英语世界对相关问题感兴趣者的宝贵资源。本书中文版的翻译较为出色，阅读起来流畅且贴切。结合作品的主题，这无疑将增加它在中文读者群体中的吸引力。
该书的结构很有特点。乌尔将其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回溯历史，描述了德意志地区和统一后德国的技术发展。第二部分则展现了技术史、历史学以及相关研究的方法论。这种行文结构使作者能够将工业化、城市化等传统的历史学主题与身体在技术环境中的表现、农村技术等技术史主题并置。这种“二分法”为德国技术发展中容易被忽视的方面提供了较为全面的见解。
通过对乌尔著作的研读，可以让读者较好地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首先，“德国技术先进”，这种看法在全球化背景下被广为流传，甚至可以说是已成为一种“陈词滥调”。这种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德国有效的品牌推广和历史事实。正如书中所展现的，德国在汽车、精密器械与合成化工等产业占有领先地位。尽管其他国家也在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创新也已然成为一种全球现象，但德国在技术和工程方面的持续不断的贡献使其在这些领域成为当之无愧的主导者。一方面，这可以被解释为德意志地区在工业革命时期所产生的一种将“科学变为宗教”的思想。科学家团体对科学的进步与科学的潜力充满信心，从而将科学与工业结合起来。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带来德国技术的快速发展，并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另一方面，如书中所强调的，是德国采取了质量优先的多样化优质生产的方式。这是德国技术的主要标志。作者认为，它起源于1876年美国费城举办的世博会上媒体对德国展品的贬低——它们被形容为“廉价和肮脏”的。毕竟，在书中所描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很长时间里，德意志地区是英国工业产品的不太出色的模仿者。这届世博会刺激了德国政府，进而改良了德国工业产品的路径，即采用成熟技术、熟练劳动力和定制生产。但是，在被“德国技术先进”光环覆盖的背后，乌尔向我们展示了德国技术的复杂性。所谓的“先进”与“落后”在德国抑或是相对性，抑或是共存性。福特式生产是美国技术与管理的重大创新。如果将它作为“先进”的代表，那么德国技术无疑是“落后”的。没有足够的资金进行高科技创新，也缺乏消费需求，无法建立起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的美式经济，这使得德国难以建立福特式生产。而在德国的城市化也因不同地区的经济与传统，无法实现统一的规划。同样，作为二战“先进”武器的V-1与V-2火箭的生产方式又是极其“落后”的。于是，这就出现了相同场所内的“先进”与“落后”之分。
著作所展现的上述德国技术的多样性图景，带来了第二个问题，这种以“德国技术先进”为基础的技术发展是否是一种“特殊道路”呢？“特殊道路”是德国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政治史论题，即德意志地区走向统一与现代化的进程是否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Sonderweg”在二战后主要以负面形象出现。学者们主要集中于讨论为何在德国会出现纳粹主义，并导致德国人夸大的民族认同感所产生的错误的自我形象。那么在技术史领域，在德国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是否也走出了一条“特殊道路”？乌尔并没有在书中给出明确的答案。他做了一种模糊化的处理。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德国技术的“特殊道路”是存在的。上述问题中对德国技术特色的阐释，即在行会传统、熟练工人与现代化技术基础上形成的“质量优先的多样化优质生产”。并且，结合俾斯麦时期德意志帝国对产业工人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按照乌尔的描述，使得德国极其重视现代工业生产中人的作用，从而比美国的泰勒式管理与福特式生产更为“人性化”。这事实上成为“质量优先的多样化优质生产”的重要保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德国确实走出了与众不同的道路。也正如书中所言，这使得德国的工业生产成为欧洲的翘楚，并且优于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法国。再者，对科学与技术的推崇所形成的“科技民族主义”也与其他欧洲国家形成了差异。在乌尔看来，德国人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先进技术推崇为本民族特性的展现，并上升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情怀与政策。对飞艇的迷恋体现了德国社会对所开拓的新技术的崇拜与对一战失败后再次复兴的渴望。书中所描绘的纳粹政权时期对战斗机飞行员的吹捧以及对“奇迹武器”的开发也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例证。而在二战之后的核科技上，尽管对核能发电安全性的担忧在西方阵营内较为普遍，但像德国这样有核科学家参与，影响力极大的禁核运动却是很少见的，从而成为德国“特殊道路”的又一表现。但是，乌尔从另一个角度又想表明，德国的技术发展在“先进”与“落后”之间的张力从宏观层面来看，又显得其道路不是那样“特殊”。社会与用户对“先进”技术的接纳总是存在“适应”，譬如对美国福特式生产的学习，不同国家在本土化的过程中或多或少总带有些自身特色。 而“先进”与“落后”总是会在一个时期内并存。这是各国的城市化都遇到的问题，小到改良的煤气灯与电灯的并存，中到对新式厨房的接受与抵触，大到电车与汽车的同时使用等等。这些都不是德国特有的现象。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贝蒂墨（Timothy Baycroft）教授在关于工业革命的讲座中所提出的，每个国家在技术发展中均带有自身特点，如果将这些都归纳为某一国的“特殊道路”，那“Sonderweg”在技术史层面的研究也就被消解了。
如果说，不同的视角，能带来对不同技术史问题的解读，那么这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技术史研究的方向会是什么？技术史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新史学运动影响下逐步发展起来的。法国新史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的费弗尔在1935年《年鉴》的特刊中就指出需要设立“技术的技术史”，并指出技术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另一位创始人布洛赫则在该期里研究了中世纪经济与水力磨的关系。这使得技术史学科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外史”色彩。而二十世纪末，技术史学者加布里埃·赫克特对法国核能发电史的研究则展现政治、经济与人际关系对技术路线选择的巨大影响，开拓了技术的社会史研究。而乌尔的这本著作则通过对德国的剖析，展现了当前技术史学界的研究特点。这主要是在第二部分里所呈现的。作者通过在高技术与境中的“身体”、城市与乡村生活中的技术以及面对技术发展导致的环境和就业问题的担忧等方面涵盖了小到日常照明设备，大到航天器等不同技术形式及其对德国历史不同时期的影响。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细致入微地了解两个世纪以来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展示了作为技术“用户”的政府官员、城市消费者、工人和农民在不同场所如何利用、适应和改造技术。这有助于读者批判性地理解“技术进步”的多面性及其对德国社会的影响，即那复杂的、纠结于技术与人之间的互动，并感受技术环境对健康、劳动和日常生活的深刻介入。因此，读者将体会到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关系史等不同历史学研究方法对技术史研究内容的极大拓展。当然，在当下呼吁科学内容回归科学史的背景下，这样弱化“技术内核”的技术史研究与历史学的物质文明史是否还能够做出区分？这仍然是一个值得学者思考与探讨的问题。
总之，《技术与德国：1800年至今》一书，如同作者所言，是一本具有批判性质的综述性著作，对于任何想要了解技术对德国发展深刻影响的人来说，确实是入门的必读书籍。该著作不仅可以让读者了解到相关领域的经典著述，还可以为读者提供新的见解，并激发读者在学术研究领域深入探索的兴趣。此外，中文发行方也采用了新的出版方式，每一章节的注释都被浓缩在二维码中，需要通过扫码才能一览全貌，从而体现了数字技术对阅读方式与习惯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