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斯·兰金（章静绘）
2020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对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古典学家詹姆斯·波尔特（James Porter）进行了采访，介绍了《后古典主义》与美国古典学动态。在采访后面，波尔特强调批判性种族理论很快就会进入古典学。2024年春季，美国古典学最顶尖的期刊《美国语文学会会刊》(The Transaction of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简称TAPA)出版了“种族与种族主义：超越壮观的”（Race and Racism: Beyond the Spectacular）特刊，系统思考古典学与种族的关系。这一特刊的出版，表明波尔特的愿景成了现实。近日，《上海书评》专访这一特刊的两位主编之一——芝加哥大学古典系教授帕特里斯·兰金（Patrice Rankine）。兰金博士毕业于耶鲁大学，以塞涅卡悲剧为题目完成博士论文。然而，在接下来的学术生涯，兰金并没有成为拉丁文学专家，而成为黑人古典传统与接受研究的开创者。他在2006年出版的《黑色尤利西斯：拉尔夫·艾利森、古典主义与非裔美国文学》（Ulysses in Black: Ralph Ellison, Classicism, and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与2013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与黑人戏剧：民权不服的剧场》（Aristotle and Black Drama: A Theater of Civil Disobedience）开拓性地将古典学与非裔美国人研究结合，奠定了兰金在古典接受研究领域的地位。2024年，兰金出版新著《剧院与危机：美国的神话、记忆与种族算计，1964-2000》（Theater and Crisis: Myth, Memory, and Racial Reckoning in America, 1964-2020），对美国当代表演里的古典符号进行批判性梳理和研究。在这篇专访中，兰金谈了古典学与种族主义的相关问题。
《美国语文学会会刊》刊发特刊“种族与种族主义：超越壮观的”（Race and Racism: Beyond the Spectacular）
在《黑色的尤利西斯》的开篇，您谈及在耶鲁大学读博期间对《黑色雅典娜》的兴趣，现在《黑色雅典娜》已经译成中文，也引起了中国学界的广泛关注。您能不能介绍下《黑色雅典娜》对黑人古典学家的影响？
兰金：这个秋季，我要去宾夕法尼亚大学古典系做“古典古代与当代世界”（Classical Antiquity and the Contemporary World）系列讲座。在我的第二个讲座里，会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展开，不仅仅涉及《黑色雅典娜》，还包括其相 关背景：《黑色雅典娜》是如何为关于希腊文明亚非起源的辩论与话语提供了合法性，被边缘的黑人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过长期研究。比如爱德华·威尔莫特·布莱登(Edward Wilmot Blyden，1832-1912，利比里亚作家、政治家)，在他关于古典语文学的写作里，他感兴趣的是西方古典语言与非洲语言——特别是西非语言——的关系，他还将《圣经》与希伯来语带入古典语文学。作为这样一个回归非洲的非裔美国人，他对这些交流很感兴趣，但他对将希腊罗马古代孤立出来是没有兴趣的。在二十世纪初，杜波依斯也做过类似的事情。他对古代感兴趣，对于将非洲纳入古代视野是有兴趣的，但这样的路子在主流古典学系没有合法性，从二十世纪中叶至今都是如此，我曾经用“贫民窟化”（ghettoization）来隐喻这一情况。这些观点在主流学界被“贫民窟化”、被孤立。如果你去看对贝尔纳的批评及对他的背景化解读，你可以看到他的著作是在既定研究基础上做的，只是那些研究处于学术界边缘。对此，可以去看《非洲雅典娜：新的议题》（African Athena：New Agendas），这是2011年为纪念《黑色雅典娜》的一本论文集，编者们希望重新审视这些问题。这里有我的一篇文章，是关于非洲阿波罗的可能性，我的目的不是去找是否真的存在非洲阿波罗，而是表明，将古典学非洲化的尝试在非洲大陆已经发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弗兰克·斯诺登（Frank Snowden, 1911-2007，著名古典学家、历史学家）也撰文谈过这个问题。只是这些作者是非裔美国人，这样的声音不被听到。尽管斯诺登变得主流，但他是在霍华德大学任教。直到八十年代，一位来自康奈尔大学的著名犹太白人学者在三卷本大著里对古希腊的亚非起源进行强调，古典学界人士才对此进行关注，尽管贝尔纳不是古典学家。最后，主流古典学家们不得不去面对这一问题，才有了关于什么是古典学、作为一个领域的古典学是怎么形成的讨论与话语。大家对这一问题的回应做了很好的工作，将这一之前在学术界处于边缘的声音合法化。我在宾大的讲座会提到，如果你在九十年代中叶走在当时我居住的哈莱姆的街上，你可以在街边的书摊（不是书店）看到莫莱菲·科特·阿桑特 (Molefi Kete Asante，天普大学非洲学家)的《非洲中心论，社会变革理论》（Afrocentricity, th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或者关于埃及学的书籍，还有就是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而不是像格里高利·纳吉（Gregory Nagy，哈佛大学荷马史诗专家）这样的我们在古典学里顶礼膜拜的主流学者。贝尔纳的书出现在哈莱姆街角，成为学术界以外的、街头上的文化知识与观点交流的一部分。
作为20世纪初黑人文化复兴中心的纽约哈莱姆
《美国语文学会会刊》的“种族与种族主义”特刊，副标题是“超越壮观的”, 从特刊征文到您写的导论再到埃克斯顿写的结语，都强调了“壮观的”（Spectacular）一词，您能不能再进一步说明下“壮观的”一词包含的蕴味，它是怎么和种族问题结合的？
兰金：我的新书《戏剧与危机》里也使用了这个词。这是从杰奎琳·高兹比（Jacqueline Goldsby，耶鲁大学英语系教授）的《一个壮观的秘密：美国生活和文学中的私刑》（A Spectacular Secret: Lynching in American Life and Literature）中借用而来。在这本书里，她的论点是，美国对黑人——特别是男性——的私刑是壮观的。对我来说，到了二十一世纪，关于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 1973-2020)谋杀的录像、关于艾哈迈德·阿伯里（Ahmaud Arbery, 1994-2020）的录像，所有的这些被视频记录下来的相关美国事件，成了一道景观。在油管上，关于弗洛伊德的视频有数百万的点击量，这成为吸引我们视觉关注的一个壮观事件。在《一个壮观的秘密》里，高兹比讨论了1955年对埃米特·蒂尔（Emmett Till, 1941-1955）的私刑，这和当下非常相关。她之所以将其称作“秘密”，是因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世界里，我们被告知，种族在美国已经不是问题，我们需要不关心大家的肤色。这一话语将任何有关种族的意识、讨论都压制下来，将其变作潜意识、无意识或不得言说的装饰品：种族只是过去的事情，现在已经不再存在。但是，这些“壮观”的时刻几乎构成了一种窥镜（speculum），成了一种幽灵。通过对过去幽灵召唤的方式，这些事件用令人震惊的方式提醒我们，种族在美国是真实存在的问题，无论我们再怎么强调我们处于一个无肤色差异的社会。这些事件成为壮观，正如通过盖伊·德波（Guy Debord, 1931-1994）的观点，高兹比强调，我们处于一个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在景观社会里，任何景观、任何视觉比任何机制都更能吸引我们的注意、造就我们的记忆、促进事件的产生。因此，种族是什么？种族是壮观的。种族区别成为最先强调的一个问题。如果你们只是听说我的名字，你可能不会将我称作非裔美国人或者黑人或者任何带有族群属性的称呼，而这一区别是通过视觉展现出来的。我们之所以将这一问题讨论带到古典学里，是因为在2019年初在圣地亚哥古典学年会上发生的种族主义事件，让我们知道，这些壮观的事件也存在我们的领域里。古典学是一个白人主导的领域，这是一个没有多少多样性和不同肤色的领域。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我们假装是无肤色差异的领域里，欢迎所有人。而《美国语文学会会刊》这一特刊以及去年《美国语文学期刊》（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的特刊则是对2019年关于丹尼尔·帕迪拉·佩拉尔塔(Dan-el Padilla Peralta，普林斯顿大学罗马史学者)发生的事件以及其他事件的回应。如果没有这些事件，这些特刊不会出现。古典学需要去回应这些景观。我们强调，我们可以以这些事件为契机，去讨论这些壮观的事件。而就“超越壮观的”这一标题，我们需要承认，这些事件是真实的、是会发生的，每天很多人都会遇到这些事件，不仅仅是在古典学里，在美国与欧洲都存在。而要超越这一壮观，我们需要走出“秘密”这一观念。总体上，关于“壮观的秘密”这一主题，高兹比只是关注了私刑，而我和萨莎梅·埃克斯顿（Sasha-Mae Eccleston，布朗大学古典学家，该特刊另一主编）认为，尽管没有私刑那么戏剧化，种族本身就是“壮观的秘密”。我们被告知，不要去讨论种族问题、种族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我们只有阶级问题、没有种族问题。的确，在有时候，白人是会像黑人一样受到警察的骚扰。但有趣的是，对于很多非裔美国人，你的阶级属性并不重要，在特定时候，是你的外貌决定了一切，进而造就了危机时刻，这是哈佛大学教授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文学批评家、电影制作人）遭遇的事情。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当他在麻省剑桥无法进入他的家、尝试破门而入时，却被警察抓起来，尽管他是著名学者。当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是阶级问题时，作为一个百万富翁，他可能会告诉你，当种族介入之时，当这一种族景观被激发之时，你的阶级地位就不再重要。
《一个壮观的秘密：美国生活和文学中的私刑》（A Spectacular Secret: Lynching in American Life and Literature）
我认为特刊的一个主题是古代是否存在种族主义。源自现当代研究的种族理论是否能运用到古代，种族与族群的关系是什么？请您结合编辑经历，就这一问题再深入谈谈。
兰金：我不认为所有特刊作者都同意古代存在种族问题，这些作者觉得，古代不一定存在种族，而是我们用种族化的术语去讨论“差异”的方式造就了我们在研究古代时的一些死气沉沉的现象。也就是说，如果你忽视肤色是一个问题，像斯诺登在八十年代一样，去论证古代人没有肤色观念，因为像现在西方想象的那样，古希腊罗马人是人类文明的典范。斯诺登认为，如果古希腊罗马人没有肤色观念话，我们也可以回到那一无肤色的社会。这就成了对过去的一种理想化的想象，其不存在种族问题和冲突，我们应该对其模仿。而在这一特刊里，大家要做的是对这一思考方式进行历史化讨论、为其建立谱系。也就是说，我们在讨论古代人关于差异观念里是否有类似我们的观念以及看待种族问题方式的讨论，其实是我们在古代研究里创造的一套话语。当我阅读所有这些文章时，我看到的一大特征是，相较于“种族”，大家更喜欢使用“族群”这一概念。但是，当“族群”这一概念在二十世纪初成为关于“同化”的一个标准话语时，并一直是关于差异的正面术语。所有普通人都可以来到美国，大家都可以同化为美国人，但在原来的国家却存在族群问题，大家是爱尔兰人、意大利人。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有了像阿伦特这样的声音，认为美国黑人没有被同化为美国人，因为黑人试图保留差异（在特刊里有关于她种族主义言论的讨论）。我也对阿兰·布鲁姆非常感兴趣，他之前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在他的《封闭的美国精神》里——这本书差不多和《黑色雅典娜》同时出版——他也有过类似言论，认为六七十年代的黑人抗议者们需要被同化。这成为一个主题，也成为种族工程的一部分，这一工程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早期，然后将其强加到古代上。从整体来看，无论大家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大家讨论的文本是什么，特刊里文章的共性是大家都意识到当代学者是这一种族工程一部分的自觉性。根据这一种族工程，“族群”是思考差异性的正确方式，而“种族”则是一项现代发明，我们不应该将其用到古代世界。但是，这些前提与假说是我们思考种族问题的一部分。当你看到关于种族化的问题时，我们会把迈克尔·央弥（Michael Omi，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族群研究学者）与霍华德·威南特（Howard Winant，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社会学家）《美国的种族形成》（Racial Form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作为样板去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看到种族化根据时间和地点差异，表现方式不一。我们的种族工程的确是处理世界的一种特别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希腊人不存在种族化工程，以至于我们不能使用“种族”这一术语去讨论相关问题。古希腊人有古希腊人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建构肤色与差异的方法。我们并不是简单去说古代存在种族现象和问题，而是去追问，我们在谈论种族问题时，我们是在谈论什么？当我们说种族是建构出来的时候，我们在指涉什么？然后，一旦我们揭示了种族化的真正含义以及该术语的真正含义，它可以以何种方式帮助我们阅读古代文本与艺术品，去揭示由于我们种族工程创造出的对肤色的无视而可能忽视的方面？这是这些文章研究的问题。
之前，《美国语文学期刊》已经有艾米丽·格林伍德（Emily Greenwood，哈佛大学古典学家）主编的特刊，非常重视接受研究与对当代古典学的反思。所以在您参与主编的特刊出版之前，我也想象其内容会和格林伍德主编的特刊非常像，但相比之下，我认为新的特刊仍然有很强的语文学倾向，正如您在“导论”里强调的，比如汉娜·库里克-贝尔德（Hannah ?ulík-Baird，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拉丁文学学者）、马蒂亚斯·汉斯（Mathias Hanses，宾州州立大学拉丁文学与古典接受学者）关于西塞罗的文章、萨拉·德尔博（Sarah Derbew，斯坦福大学希腊文学学者）关于琉善的文章、弗兰西斯卡·贝雷（Francesca Bellei，阿姆斯特学院拉丁文学与比较文学学者）关于伪维吉尔的文章在方法上都为一般古典学家所熟悉，但您也期待一种新的语文学的出现，请您进一步谈谈您对语文学的理解和展望？
兰金：我想要微妙化的一个问题是回到对语文学的批评。在2019年圣地亚哥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家把语文学单纯看作是一种技艺，通过操练这一技艺，我们可以生产知识，只需要把希腊语和拉丁语学得很好就行。同时，我们也自认为自己和文本有天然亲笔感，从其内部可以得到智慧和知识。而我在2019年的特刊文章已经突出的是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如何嵌入对文本的阅读。从来都不存在纯正的语文学，语文学本身是有谱系的，是从一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在校勘文本时，都有自己的判断，去选择这些校勘而放弃那些，我需要对此有清醒认识。如果把文本带到我们面前，它已经被解释过，已经带有自己的包袱。如果你去看精校本的校勘记（apparatus），去阅读人们已经做好的对文本的评注，这些学者让我们重视的文本细节、为我们强调的文本方面，我们都默认并接受，它们成为我们阅读文本的一部分。因此，纯粹的语文学是不存在的。而这些文章所做的则是让大家注意到，构建我们认识结构的脚手架为文本里面的很多东西建立起了警戒线，我们需要将它们放置到一边。有人认为西塞罗对其他族群的攻击和诽谤言论只是修辞性质的，没有任何种族化和他者化含义，只是为了论证需要所使用的一个主题。如果这成为所有主流古典学家的共识的话，你再提交一篇文章，去论证西塞罗创造差异的方式只是修辞性质的，不仅仅只是西塞罗的一个文本里面，而是所有他的著作都这样，你的文章会被迅速拒绝。相反，特刊里面文章所做的是要提醒大家，在这些修辞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而大家是用语文学的方式来解释，去强调文本里面被无视、忽略的地方。因为某古典学权威说种族不重要，大家都跟着说种族不重要。而特刊里面的作者在用语文学对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同时注意差异化是如何产生的，运用社会学手段去思考产生种族差异意味着什么，怎么运用罗马在非洲殖民遗迹出土的艺术品与铭文去理解文本，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些文章对那些权威专家们说不重要的事情进行文化批判。特刊为这些声音提供了一个平台。当然，大家处理的文本都不是传统古典学里面的正典文本，这只是一个偶然。不过，学者们也在用同样方式去处理正典文本，现在有一群研究罗马书籍史的学者，大家非常感兴趣的是在书籍生产过程中，沉默但普遍的奴隶劳工，尽管卡图把自己吹嘘得好像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作者和人物。阅读卡图、西塞罗与塞涅卡这些正典作家的作品时，你从中不仅可以读出阶级，还有诸如对差异的书写，作为罗马人和意大利以外的外省人是不一样的，比如北非人或小亚细亚内陆人。这些文章开始让我们注意到文本里不被重视的方面，而这些方面在其他领域——像我才提到的罗马书籍史研究——已经被强调，大家用西塞罗和普林尼这样的主流正典作家作品去发掘之前被忽视的东西。特刊里丹尼斯·麦考斯基（Denise McCoskey，俄亥俄迈阿密大学古典学教授）的文章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她重新审视被西塞罗善待的奴隶提洛（Tiro），她去质询，难道西塞罗的书信里不是记载有大量的奴隶，其中至少两名逃跑？难道他不是也将这些逃跑的奴隶定义为不知感恩？为什么他们要逃跑？从某种意义上，证据已经在那儿了，我们阅读西塞罗时都碰到过，但奠定我们古典语文学的先驱却告诉我们，你只需要这样去阅读文本，其他方面都不重要，西塞罗对奴隶是非常友善的，并以提洛为例来证明西塞罗是好的奴隶主。因此，我认为，特刊里的作者做了一大区分，大家展示了语文学是认识古代世界、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个重要工具，但也只是众多工具中的一种。
正如库里克·贝尔德与汉斯在文章所说，他们希望像西塞罗的《为斯考茹斯辩护》（Pro Scauro）这样被忽视的作品可以进一步进入未来古典学主流研究与教学视野，特刊里涉及的古代文本的确都不是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古典作品，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期望未来古典学家进一步去关注这些被淹没的作品，或者创造出新的一批“古典”作品名单？
兰金：我认为我们没有故意要跳出正典作品，而是尝试去不要再对我们继承下来的古典学进行再生产。在这一努力下，我们将“差异”带入对西塞罗的《为斯考茹斯辩护》与伪维吉尔的《加蒜的奶酪》（Moretum）这些罗马文本的阅读，这些文本都不为众人熟知，之前也没有人这样研究过。对于艺术品也是如此。我不认为有逃离正典的途径，而是去寻找不同之处、去探索不同的研究路径，然后去研究这些正典里被边缘化的内容。这不仅仅是对于希腊罗马文本如此，对于其他文明也是如此。昨天，我参加了一场关于巴比伦奴隶制的讲座，讲者通过阅读汉谟拉比法典去思考在巴比伦语境下奴役和自由意味着什么。在我们古典学家的日常交流里，汉谟拉比法典并不是必读正典，尽管我们可能应该去阅读。像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在《西方文化形成中的自由》（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一书里就没有思考过汉谟拉比法典，但他可能应该去思考。如果他思考了，可能会写出一本不一样的书。因此，正是对差异的尝试，以及不要去再生产我们继承下来的学术的意识，新一代学者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他们会教我们怎么去实现这一目标，我对他们表示尊重。
就古代是否存在种族与种族主义，无疑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朴雅凛（Arum Park，音译，亚利桑那大学希腊文学学者）借鉴社会学的方法对美国古典学里的少数族裔的生存处境做了定量式调查，配有丰富图表与数据。您怎么看与研究种族问题的社科学者合作，并进一步学理化研究古典学界里的种族主义问题？
兰金：当有人去问“古希腊人是不是种族主义者”或者“罗马人是否能看到肤色”时，相比问题本身，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个提问者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通过问这个问题，我们想去寻找什么样的知识？我认为像社会学这样的学科能帮助我们的是，我们可以去认识到问题的关键所在，去理解知识是如何通过社会建构起来的。生活在1450年的一名意大利翻译家会不会去问：古希腊人能否看到肤色？他们是不是种族主义者？如果我穿越到1450年的意大利，问一名手抄者：古代人是不是种族主义者？这会是一个荒唐的问题！我假设的这一场景的荒唐性向我们揭露了，知识是社会建构起来的。不仅仅种族是建构起来的，我们问的问题以及我们思考周边世界的方式都是社会建构起来的。当我们问这些问题，却不去反思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不去寻找我们使用的工具以及我们掌握的工具，不去考虑我们如何去使用这些工具以及为什么要使用，这只能是本末倒置的。因此，与社会学家跨学科合作是重要的。当我们看古典学博士生的阅读书目，重点都是去了解古代文本、去提升希腊语和拉丁语水平，去通过相关资格考试，而二手文献都是这些一手文本的配套。我们古典学对知识的建构是何等的孤立、是多么的专门。我进入学术界是为了来寻求知识的，成为古典学家只是一个偶然。如果仅仅是成为去重复老一辈古典学家工作的古典学家，把自己与其他学科孤立起来的话，我认为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让社会学家、哲学家以及各种批判性研究者加入对话，去考虑如何塑造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古典学界的种族主义问题，特刊里面多少都涉及2019年在圣地亚哥古典学年会上针对帕迪拉·佩拉尔塔的种族主义事件。就我观察，这个事件在中国，由于文化语境不同，大家看到的更多是阶级而非种族，大家更会去思考这是一个没有稳定薪酬的独立学者面对普林斯顿大学薪资丰厚的教授做出的攻击，而忽视种族方面的因素。我认为这个事件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非常能反映中美学界不同的思维方式。我最近重新看了相关视频，其实在独立学者攻击帕迪拉·佩拉尔塔前，她都是在与莎拉·邦德（Sarah Bond，爱荷华大学罗马史学者）吵，帕迪拉·佩拉尔塔一句话没有说，我认为那位学者是把气从邦德转到帕迪拉·佩拉尔塔那里。如果她只是和邦德吵，那就是两名白人女性之间的事情，是纯粹的阶级问题，但与帕迪拉·佩拉尔塔则是种族问题。
兰金：你关于圣地亚哥事件的观察很好，当我们说弗洛伊德事件是壮观的时候，我们要问，这一壮观性是对谁而言？对于美国一些地区二三十岁的黑人青年而言，弗洛伊德事件是大家可以预料的，而这对于那些持自由立场的白人观众而言，弗洛伊德事件才构成一道景观。所以你观察到的事件，首先是关于两名白人女性的对话，是非常有趣的。就像马丁·路德·金在演讲里呼唤那些以白人为主的观众一样，他清楚自己的角色是被压制的、是少数的，因此他需要去吸引他的观众们。但是，我在想，这是否再次证明了种族的重要性？另一个看待这个问题的角度是，伊莎贝尔·威尔克森（Isabel Wilkerson，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有这样的观点，美国种族系统类似印度的种姓系统。种族渗透在一个人、一个群体的方方面面，终身难以磨灭。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一个有色人种向上爬到社会的任何一个阶层，社会的主流守门人们仍然会用负面眼光去看待这个人。
根据特刊里的文章，之后还会有《剑桥古典学与种族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Classics and Race）与《劳特里奇古典学、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殖民理论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lassics,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Theory），可以说这个特刊只是一个开始，远非结束。您对古典学与种族问题研究的有何展望？
《劳特里奇古典学、殖民主义与后殖民殖民理论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Classics, Colonialism,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兰金：正如我提到的，我们已经达到了反思阶段。在前言，我提到，这是一个分水岭的时刻。我可以想象，会有对其强烈抵制的声音，有些人会对其反感，说这不是古典学，古典学家不应该做这些工作。但是，我希望这方面的研究和产出会越来越多。尽管现在会有反对意见，在十年和二十年之后，这些研究的价值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凸显出来，会在古典学讨论里有一席之地。总体上，我认为我们处于一个激动人心的阶段。我觉得，古典学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只是矿井里的金丝雀，这只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古典学的一个例子。还可以做其他工作，比如奴隶制与罗马书籍关系的研究。虽然这不一定是关于种族的研究，而是权力与压迫。有了这样的研究，以后我们阅读罗马文学的视角都会不一样。
（在一些术语翻译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顾枝鹰博士提供了建议，在此特别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