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一个区域内的极度积聚可以变成统治他人、剥削他人的基础。在价值丧失的威胁面前，每个区域性的联盟都企图用他人作为手段来减轻自己内部的问题。与价值丧失相关的斗争转向了区域性的斗争。但是区域差异由此就变得不稳定了。
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一种帝国主义理论。他大概会在打算讨论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几本书中面对这个主题[《书信选辑》（与恩格斯的通信），第112—113 页]。由于没有这些著作，我们只能推测他会如何把帝国主义的主题——这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是有目共睹的——与资本积累的理论整合起来。
马克思与恩格斯
自马克思以来，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研究虽然大大促进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却很难在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框架中为各自的发现找到根据。于是，它们无法构造一种帝国主义理论，只能给出一大堆关于这个问题的陈述。当它们终于直接植根于马克思的思想时，它们又倾向于仅仅诉诸某个方面——对国外市场的追求、剩余资本的输出、原始积累、不平均的地理发展或诸如此类的方面——而不是诉诸整个理论。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则宣称要超出马克思，纠正他的疏漏和所谓的错误。许多这样的文献既是有力的，又是令人信服的。它们在贪得无厌的资本主义以人类进步的名义所实行的劫掠面前构成了令人动容的见证。它们也把握了人与人的相互作用所具有的巨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为世界上的民族是多样的，它们的历史、文化和生产方式是同等多样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价值规律的旗帜下被打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压迫性的统一体。在这些文献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形象把剥削与“空间修复”的主题戏剧性地统一起来了。中心剥削外围，都市剥削偏远地区，第一世界压制并冷酷无情地剥削第三世界，不发达状况是从外部强加的，如此等等。阶级斗争被分解成了外围的社会形态与压迫的中心来源之间的斗争。乡村针对城市进行抗争，外围针对中心进行抗争，第三世界针对第一世界进行抗争。这种空间形象极为有力，因而甚至轻松地流回到了对资本主义核心地带的结构所做的解释当中。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区域性的不发达状况被看作一种连贯的剥削过程：处于统治地位的都市剥削了这些区域，而这种都市本身也要维持作为“内在的新殖民地”的贫民区。《资本论》的语言似乎被一种同样扣人心弦的形象——一个地方的人剥削另一个地方的人——所取代了。
马克思《资本论》手稿
这里的挑战是对有时仿佛是相互对抗的思路加以重建，并把它们整合到单一的理论参照系当中。就现状而言，它们的联系要么是通过情绪、通过诉诸剥削的事实来建立的，要么被投射到了一些尽可能高度抽象的层面上——帝国主义被抽象地视为资本主义与其他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之间的暴力对抗；这些层面随后在特殊的格局中、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逐渐一层一层地“接合（articulated）”起来，而这种接合取决于所发动的斗争的结果。第三条思路是卢森堡和列宁所共有的：资本主义倾向于系统性地面临一些内在矛盾，而帝国主义被看作这些矛盾的外在表达，它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具有统治地位，而且是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庇护下出现的。这类作者直接求助于“空间修复”的观念，却将马克思对这个话题的忽视仅仅解释成了一个历史问题——历史使大师过时了。
这些思路都不是非常令人满意。帝国主义在马克思本人的时代活得很好，在他的通俗作品中也经常得到评论（见他与恩格斯合著的《论殖民主义》）；关于生产方式相互交错、相互冲突的观点在《大纲》中就创立起来了，尽管只是以初步的方式。可见，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的理论仍然有待延伸，以便包含许多人提出的不同理论——他们都试图通过帝国主义来陈述剥削的历史经验。我无法在这里以完全充分的方式应对这个挑战。但我对资本主义空间动态的叙述——正如最后这几章所呈现的那样——如果再有几分微妙的不同，可能就有助于在积累理论中为许多可以被当成帝国主义的东西界定一种物质基础。
帝国主义在马克思本人的时代活得很好
我在最后两章试图着重强调的核心观点是：空间格局的生产在资本积累的动态中必然是一种活跃的、建构性的环节。正如协作方法的改进、机器体系更加广泛的使用等因素一样，空间格局的形态和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手段对于理解这些动态也十分重要。所有这些特征都必须被吸纳到一种关于技术变革和组织变革的宽广概念当中。由于积累是以这个概念为枢纽来运转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以它为中心并从中涌现出来的，所以这种自相矛盾的活力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表达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我们已经看到，空间格局的生产和转化要借助不同种类的资本和劳动力所具有的五花八门的机动性（包括资本在不动的社会基础设施和物质基础设施中的运动）。存在于这些机动性的必然统一当中的互补和对抗为生产、交换和消费产生出了一种不平均的、不稳定的、充满张力的地理景观。积聚的力量与分散的力量相抗衡，从而产生了中心与外围，而惯性的力量可以将中心与外围变成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相对永久的特征。分工采取了领土的形式，受空间约束的资本流通也采取了为区域所限制的格局。由此提供的物质基础使得阶级联盟和派系联盟可以捍卫并强化在一个区域内运动的价值。只要阶级斗争可以在一个区域的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一片妥协的地带，有组织的劳工就有可能集结起来支持这样的联盟，以便保护已经赢得的职位和特权。因此，资本流通的区域化是与阶级冲突和派系冲突的区域化相伴随的，而且被后者加强了。价值规律倾向于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在越来越大的区域差异中包含了自身的否定。于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和不平等交换就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机会。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一个区域内的极度积聚可以变成统治他人、剥削他人的基础。在价值丧失的威胁面前，每个区域性的联盟都企图用他人作为手段来减轻自己内部的问题。与价值丧失相关的斗争转向了区域性的斗争。但是区域差异由此就变得不稳定了。
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一个区域内的极度积聚可以变成统治他人、剥削他人的基础。
进一步讲，资本和劳动力五花八门的机动性还倾向于损害在它们的帮助下创造出来的区域结构本身。国际竞争和使利润率平均化的冲动（尤其是使货币资本的利润率平均化）成了击沉区域性联盟的礁石。减少周转时间的努力使相对距离具有了新的秩序，又使区域的边界成了无稽之谈——这些边界无论如何都是很容易渗透的（即使有海关和移民局官员的巡逻）。当价值丧失即将来临时，资本和劳动力的个别要素既可以轻易地逃往最安全的避风港，也可以同样轻易地留在原地进行战斗，以便把代价输出到别的区域。
结果是一团乱麻：趋于同质性的和趋于区域差异的各种运动是混乱无序的。具有等级结构的组织——特别是金融体系和政治体系的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无法扼制这种无序。这些组织尽管完全缺乏直接的、创造性的影响，但在它们的高层一般积聚了巨大的、压迫性的权力——包括金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权力。这些权力可以用来直接提高剥削率（主要是通过运用国家机器的压迫性机关），或者用来在派系之间或区域之间对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进行再分配。任何派系或区域倘若想要把价值丧失的代价强加到另一个派系或区域头上，就要控制国家内部的战略中心、国际货币体系、金融资本的机构等等，因而相关的斗争是至关重要的。
帝国主义当然不只涉及这些。不过，许多可以被当成帝国主义的东西都立足于一种现实，即一个区域的民族在某个有优势的、统治性的、压迫性的权力的庇护下剥削另一个区域的民族。我们现在证明了这样一种现实恰好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当中。因此，传统的偏见、区域的和民族的争斗之所以能得到延续和重建，是由于它们在不平均的地理发展这个不断演化的框架中有一种物质基础。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理解联盟在区域内的形成、为了控制具有等级秩序的机构而进行的斗争以及民族之间和区域之间周期性的暴力对抗。然而，认为这些现象在资本流通中有一种“物质基础”并不是要宣称这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也并不是说这些现象——即使它们有时可以在同质性与区域差异之间、在地理上的积聚与分散之间达到某种大致的均衡——为未来的资本积累提供了一种坚实的基础。实际上，我们不难找出一个核心矛盾。我们所描述的过程让剩余价值在地理上的生产得以背离它在地理上的分配，正如生产与社会中的分配同样是相互分离的一样。由于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与分配的脱节是击沉持续资本流通的礁石之一，所以我们有把握总结说，我们在这里描述的过程拓展并深化了危机的形成所需的基础——这也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结论。简言之，可以在长期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加以抑制的“空间修复”并不存在。
本文选自《资本的限度》第13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中的危机：帝国主义辩证法》 著者：【英】大卫·哈维 译者：张寅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简介
新马克思主义代表性学者大卫·哈维分析全球普遍出现的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基于世界市场的发展状况，延伸、修正和改编了马克思的经典文本，以处理我们这个时代的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