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之所：国会中的暴力与美国内战起源》，[美]乔安妮·弗里曼著，赵辛阳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580页，148.00元
1856年5月22日参议院散会后，南卡罗来纳州民主党众议员普雷斯顿·斯密·布鲁克斯（Preston Smith Brooks）来到参议院会议厅，沉声向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宣布了他的罪行：“萨姆纳先生，您的发言稿我已经仔细看了两遍，这是对南卡罗来纳州和我的亲戚巴特勒先生的诽谤。”语毕，布鲁克斯用“一根用来训练不守规矩的狗的轻型手杖”狠狠抽打萨姆纳。直到手杖被折成几段，萨姆纳奄奄一息，布鲁克斯才安然离去。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广为人知的国会暴力事件——“萨姆纳鞭笞事件”。这起事件是一起单一的暴力事件还是内战前国会的常态？南方议员为何会在国会诉诸暴力？国会暴力反映出美国内战前怎样的政治文化？国会暴力是否对美国内战前的局势造成影响？长久以来，国会暴力的真相都被紧锁在议院大门内，尘封在书信和档案中。
2018年，耶鲁大学教授乔安妮·弗里曼（Joanne B. Freeman）在她的新书《血腥之所》中首次全面挖掘美国内战前的国会暴力事件，对上述问题作出解答。通过对国会书记员本杰明·弗兰奇日记、议员书信、《国会议事大全》以及报纸上的政治新闻等史料进行研读，弗里曼发现“萨姆纳鞭笞事件”只是内战前广泛出现的国会暴力事件的一隅，自1830年至1860年间，在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会议厅或附近的街道和决斗场上，议员们之间竟发生了七十多起暴力事件。
数量如此之多的暴力事件难道都是议员们情绪失控导致的吗？事实并非如此。弗里曼发现，国会暴力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文化动因和政治考虑。长久以来，南部议员喜欢在国会以威胁、侮辱和暴力的方式来实现其政治诉求。这是因为在南方选民看来，他们选出的代表与其他人发生暴力冲突是为选民权利而战的表现，是充满男子气概的行为。南方议员在国会陷入暴力冲突不仅不会使他们的形象受损，反而会提升他们的人格魅力和政治影响。相反，如果议员在受到暴力挑战时默不作声，其政治地位则会受到严重影响。西部的情况也与南部相似。但是对北方议员来说则不然。在北方，人们在发生冲突时更倾向于诉诸法律和制度手段来解决问题，决斗被视为野蛮的南方习俗。北方议员并不会因为陷入暴力冲突而积累任何政治资本。正因如此，南方议员在国会这个“战场”上，具备着北方议员所没有的“战斗优势”，在出现矛盾时，南方议员常常以武力威胁北方议员使其噤声。
弗里曼未停留在对国会暴力事件文化动因的挖掘上，她真正想解决的问题是：国会暴力文化如何影响了美国内战。为此，弗里曼选取了三起典型的国会暴力事件：
一、乔纳森·西利与威廉·格雷夫斯的决斗
1838年2月23日，缅因州民主党人乔纳森·西利（Jonathan Cilley）和肯塔基州辉格党人威廉·格雷夫斯（William J. Graves）站上了决斗场。根据决斗规则，西利面临着两个选择：向格雷夫斯道歉，或者拿起枪战斗。西利选择了后者。在三次交火后，西利倒在地上，中枪身亡。
描绘乔纳森·西利与威廉·格雷夫斯的决斗的讽刺画
两位议员，一个流血死亡，一个成为杀人犯。何至于此？回顾这场事件，人们会发现西利与格雷夫斯都是被局势推着走向决斗场的。2月21日，辉格党报纸《纽约信使报》的编辑詹姆斯·沃森·韦伯（James Watson Webb）来到议会大厅，请求格雷夫斯帮他将一封信转交给西利。格雷夫斯敏锐地察觉到这封信可能与决斗有关，但是在韦伯保证不会让格雷夫斯卷入决斗后，格雷夫斯答应帮他送信。然而，在西利得知是韦伯送来的信时，他拒绝了格雷夫斯。事后，西利和格雷夫斯分别与各自党派熟知荣誉守则的成员商讨。辉格党成员断定西利没有接过信是对格雷夫斯的侮辱，除非西利道歉，否则只能站上决斗场。民主党成员则向西利提供了武器以帮助他应对接下来的决斗。在两党成员的注视下，西利和格雷夫斯就这样被送上决斗场。
那么辉格党编辑韦伯又是为何向西利发出决斗邀请呢？这要从辉格党和民主党的矛盾说起。民主党总统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针对印第安人的政策招致辉格党人亨利·怀斯（Henry A. Wise）的批评。作为民主党人，西利为范布伦的政策辩护，并嘲讽身为弗吉尼亚人的怀斯竟同情有色人种。怀斯继而暗指辉格党报纸上提到的三十六岁贪污的民主党议员是西利，以此作为反击。西利表示，辉格党编辑詹姆斯·沃森·韦伯（James Watson Webb）的话不值得信任。正因如此，西利激怒了擅于借助决斗来提高个人声望的韦伯。于是发生了韦伯托格雷夫斯送信一事。
从个人而言，西利和格雷夫斯二人对彼此并无恶意，决斗并不是由愤怒或复仇引起的。究其根本，西利和格雷夫斯是代表各自的党派站上决斗场的。在荣誉文化的影响下，议员无法独善其身，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政党、家乡和选民的荣誉而战。西利和格雷夫斯决斗一方面表明议员决斗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集体荣誉的考虑，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一时期决斗的主要诱因是辉格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政见不合。
二、托马斯·哈特·本顿与亨利·富特之间的冲突
在1850年4月17日的参议院中，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冲突。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身材瘦小的亨利·S. 富特（Henry S. Foote）拔出手枪，将枪口指向来自密苏里州的身材高大的托马斯·哈特·本顿（Thomas Hart Benton）。面对富特，本顿无意退缩，挺身上前。最终，围观的参议员们夺下了富特的枪，没有出现流血牺牲的局面。
《山姆大叔国会里的一幕》
如果说乔纳森·西利与威廉·格雷夫斯的决斗是民主党与辉格党之间的党派冲突引发的，而同为民主党人的本顿与富特之间的冲突显然不是因为党派分歧。1849年，加利福尼亚地区具备了申请建州的资格。加利福尼亚应作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加入联邦？这一问题成为南方议员和北方议员争论的焦点。虽然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本顿自己也是奴隶主，但是他更希望南方与北方达成妥协以拯救处在危局中的联邦，他选择支持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本顿的立场是身为南方人的富特所不能理解的。在他看来，即便不能阻止加利福尼亚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也应该推动谈判以捆绑通过一个妥协法案，防止南方利益受损。双方无法说服彼此，于是冲突爆发。
本顿与富特之间的冲突反映出内战前政治局势的变动。在1836年至1844年间，国会通过“钳口律”（gag rule），试图通过使南北双方在奴隶制问题上保持静默来维护脆弱的和平。然而，随着奴隶制问题逐渐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人们不得不正视奴隶制问题。围绕奴隶制问题产生的分歧将内战前的国会划分成更多的政治派别，其中既有支持奴隶制向西扩张的奴隶制拥护者，也有反对奴隶制向西扩张的废奴主义者，还有介于二者中间的妥协派，而妥协派也在如何达成妥协上存在诸多分歧。从同为民主党人的本顿与富特之间的冲突也可以看出来，既往的辉格党与民主党已经不再适应此时的政治局势，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各方将依据地域路线重新组成更为紧密的政治联盟。
三、普雷斯顿·斯密·布鲁克斯对查尔斯·萨姆纳的鞭笞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萨姆纳鞭笞事件是一起南方民主党议员向北方共和党议员发起的暴力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萨姆纳在参议院就堪萨斯应该作为蓄奴州还是自由州加入联邦发言时，其充满谩骂的废奴主义言辞激怒了布鲁克斯。弗里曼发现，到1855年，“国会蓄奴主义者发动战争的门槛已经很低了，而且一直在降低”，而“1855年之后国会暴力中最具戏剧性的创新就是北方人的反击”。1855年至1861年间，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在国会进行了激烈抗争。北方人为了避免蓄奴主义者控制联邦政府而斗争，南方人为了保护南方的安全与稳定而斗争是这一时期国会暴力的主旋律。
议员的态度是选民态度的缩影，国会的政治局势也是美国内战前地方分裂的写照。在萨姆纳鞭笞事件的后续中，布鲁克斯的政治生涯并未受到实质性影响。1856年7月，他主动辞去议员职务，但是很快便在8月的特别选举中再次被选民送回众议院。萨姆纳鞭笞事件发生后，北方选民对待国会暴力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不再抗拒议员卷入暴力事件，而是意识到议员采取暴力手段是为选民争取权利。南方议员和北方议员都在国会这个“战场”上“战斗”。正如弗里曼所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内战的第一场战役是在国会内部打响的。”与之相对的，这一时期国会的乱象也反映出美国正在一步步走入战争泥潭。
以弗里曼选取的这三场国会暴力事件为线索，我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美国内战前政治局势的变动。引起这三场暴力事件的原因从民主党与辉格党的党派利益纠纷，到民主党内部的政见分歧，再到共和党与民主党围绕奴隶制问题展开的旗帜鲜明的斗争，可见美国国内奴隶制矛盾愈演愈烈。而从国会暴力的激烈程度来看，从遵守“荣誉法则”的公开决斗到用手杖肆意鞭笞，暴力被越来越随意地施加在政治对手身上。从选民的态度来看，到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北方选民也在媒体的宣传下支持议员为权利而战，共和党议员不再选择隐忍，而是针锋相对地发起反击，反映出奴隶制矛盾的激化。无论如何，国会作为人民代表相互谈判，达成妥协的地方，在内战前的数年间无疑已经丧失了其政治功能。从国会暴力透视整个美国，内战似乎在数年前就已经有迹可循。
凭借着对国会暴力事件的全面挖掘和深刻剖析，《血腥之所》一经面世便获得了2018年“《纽约时报》年度瞩目好书”“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年度最佳书单”和“《史密森尼杂志》十佳历史图书”等殊荣。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在《伦敦书评》（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评价《血腥之所》道：“鉴于内战时期的研究已经如此浩繁，历史学家很难再说出什么真正的新东西，但是弗里曼做到了这一点。”那么《血腥之所》“新”在哪里？
《血腥之所》“新”在全面挖掘国会暴力事件。此前学界不乏对内战前国会的研究。约翰·布鲁克（John L. Brooke）的《政党、国家和文化撕裂：美国内战的危机》（Party, Nation, and Culture Rupture: The Crisi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诺曼·奥恩斯坦（Norman Ornstein）和托马斯·曼（Thomas E. Mann）合著的《破碎的分支：美国国会如何走向衰败以及如何使之重回正轨》（The Broken Branch: How Congress Is Failing America and How to Get It Back on Track），这些研究从国会政治职能失效的角度说明了美国如何走向内战，为弗里曼提供了有益启示。弗里曼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国会暴力引入对美国内战起源的解读中。在《血腥之所》问世之前，学者们对美国历史上的国会暴力知之甚少。一方面是因为当时的报纸对国会暴力事件的报道常常避重就轻，使公众难以准确了解国会内部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国会议事大全》（Congressional Globe）卷帙浩繁，学者们在使用它时总是目标明确地根据索引查找所需内容，除非特意搜寻，否则国会暴力事件的相关记录难以引起学者注意。根据国会议员信件和日记中散落的蛛丝马迹，弗里曼沿着这条线索追寻，最终结合国会书记员本杰明·弗兰奇的记录、《国会议事大全》以及报纸上的政治新闻等史料，较为完整地将美国历史上的国会暴力事件呈现在读者面前。
《血腥之所》的另一个为人称道之处在于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创新。正如弗里曼所说，“暴力威胁对国会辩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要证明某人被欺压而保持沉默并非易事”。要想说明国会暴力与内战起源有关，不仅要证明这些暴力行为影响了国会辩论，更要证明这些暴力行为造成议员失语，进而导致国会运作不畅。弗里曼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她采取的方法是“建构战斗”与“解构情感”。在《血腥之所》中，弗里曼通过语言来分析历史人物行为背后的情感，关注他们在具体历史情景中微妙的情绪表达，挖掘议员们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在弗里曼笔下，议员对同僚、党派、家乡以及联邦的情感都是国会暴力背景的一部分，种种情绪共同发酵，使得内战爆发变得有因可循。弗里曼的研究摆脱了以往的解释框架，她并没有否认奴隶制蔓延对内战爆发的作用，也没有忽视南北文化差异、第二政党制度、媒体发展等因素带来的影响。弗里曼以国会暴力为主线将这些因素整合起来，为探寻内战起源提供了新视角。
然而，白璧微瑕。弗里曼擅用情感分析还原历史语境，在遣词造句上时常用风趣幽默的笔调增强可读性。也正因如此，《血腥之所》被一些学者批评用词过于随意，不够正式。除此之外，《血腥之所》中较少提及选民与代表之间的互动。在谈到南方议员能够通过国会暴力行为积累政治资本，帮助他们在下次选举中获选时，作者选取的论据是这些使用暴力的南方议员的当选情况。若能增加选民对代表的支持性言论，或更有助于提升说服力。
余论
在既往的美国政治文化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关注的是“文质彬彬”的政治精英在言语上的交锋以及背后的政治思想逻辑。而弗里曼通过情感分析，呈现了当时的政治精英暴力的一面，剥离了政治精英身上的光环，实现了对政治精英的“祛魅”。
《血腥之所》还搭建了一座沟通历史与现实的桥梁。近些年，我们时常能够从媒体的报道中看到美国国会暴力的影子。2023年11月，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记者目睹前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加州共和党）在走廊里推搡众议员蒂姆·伯切特（田纳西州共和党）。更有甚者，2017年10月，众议员唐·杨（阿拉斯加州共和党）曾在一场关于专项拨款的激烈辩论中将前议长约翰·博纳（俄亥俄州共和党）按在墙上，并用刀架在他的喉咙上。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弗里曼感到“不断发生的事件让我匆忙跑到键盘前解决问题”。不可否认，当今美国的政治局势在一定程度上和内战前有些许相似之处，希望弗里曼饱含现实关怀的历史著作能够给读者带来更多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