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青铜重器九鼎七簋出土，按照礼器制度，天子九鼎，应该配八簋。九鼎七簋为何缺失一簋，成为考古界的未解之谜。
发誓不碰青铜器的专家马跃之，因为一封甲骨文写就的预警信，重回青铜器研究现场，主持九鼎七簋课题组。调查中，他发现人心之神秘远胜器物：有人视九鼎七簋为进身之阶，有人借职务之便私藏文物，有人以文物设局窥测命运，而他自己，似乎也只是一颗棋子……随着身怀听漏绝技的“听漏工”浮出水面，谜团渐渐揭开，人间却还隐藏着更加惊心动魄的命运。
刘醒龙在其最新出版的“青铜重器”系列长篇第二部《听漏》中讲述了这样一个诡谲的故事。值此书出版，7月5日，《听漏》研讨会在北京市湖北大厦举行。
刘醒龙
《听漏》以半个世纪以来考古人的生活与命运为经，以青铜器九鼎七簋承载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为纬，将个人命运、城乡变迁与文化传承、历史演变结合起来，回到田野考古现场，展现两代考古人的命运纠葛，也通过对礼器制度的追溯探讨了历史变迁中的人心与伦理。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介绍，《听漏》的节选曾在《人民文学》发表，考古挖掘、文物鉴定是文明溯源与历史研究的基本抓手，这个作品展现了参与文明进程的力量中的现代形态，也以重器的存在检验着人性，这些让《听漏》好看且耐读。“听漏者不是场面上的主人公，但这个极少出场又绝技在身的人物，探听与表达有着巨大反差，甚而构成了作品结构的张力，在一个弹性空间里，历史和现实往来穿梭。”施战军谈道。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阎晶明表示，刘醒龙善于在小说中追溯历史，《听漏》有一套独特的处理历史、书写历史的方法，既勾连远古历史的褶皱，又深入现实人心最隐秘处，并且弥散着强烈的楚文化特色。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认为刘醒龙的小说开辟了独特的叙事空间，人、事、情都有特殊的价值；对于文物鉴定与考古挖掘的书写也富有文化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白烨表示，刘醒龙一直在不断突破自己，《听漏》这部小说是现代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作品。古代的文化、传统、文明是很重要的写作资源，是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刘醒龙以此为题材，做得很好。考古在社会上比较热门，而在小说里表现得比较少，《听漏》在小说里写考古，弥补了小说里考古的不足，让社会热点在小说里有了应有的表现。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贺绍俊表示，刘醒龙青铜重器系列长篇可以称之为“青铜风格”。《听漏》的悬念设置和叙述技巧并不是纯粹的技术行为，而是包含着刘醒龙对考古和文物的认知。出土文物携带历史文化密码，考古是要破解这些文化密码，刘醒龙把小说当成考古。《听漏》既有飘逸的一面，也有厚重的一面；既有深沉的历史感，也有敏锐的现实感。
湖北省文联副主席李遇春表示，从《蟠虺》到《听漏》，刘醒龙一直致力于以长篇小说的形式讲述中国当代考古故事，此即“小说考古”，由此形成了“考古小说”，闪耀着强烈的知识分子文人精神，散发出浓郁的汉楚地域文化风味。这种“考古小说”将知识性叙事、文化性叙事与抒情性叙事相融合，打造了一种集“知识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抒情考古学”于一体的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叙事新形态。
《文艺报》副总编辑岳雯表示，《听漏》着眼于文物，文物埋藏于地下，不开口说话；作为小说主体的考古知识分子，也缺少具体的行动，如何在这两个“没有行动”的难度上展开叙述，《听漏》的解决办法，一是制造悬念，二是提供了神秘的意象，给小说赋魅。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庆祥谈道，《听漏》的关键词是“重与轻”。青铜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载体，代表了礼仪、制度、文化甚至是道义之重。青铜器很重，但是听漏很轻、很静，要非常细腻，才能听到历史深处传来的回音，这体现了小说的叙事之轻。
专家研讨之后，作者刘醒龙介绍了这本书的缘起和成书过程。《听漏》以九鼎七簋为对象，缺失的一簋是历史留下的破绽，也是历史为小说家打开的一扇窗户。刘醒龙表示，对于小说家而言，最容易的就是守着自己熟悉的一亩三分地不断写下去，最了不起、最有味道的是不断在新的领域进行发现。小说在成长，文学在成长，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发展，一位作家也需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进步，才能对自己有新的发现和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