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9年9月9日，浙江大学举办“小说的构成：王安忆的浙大文学课”启动暨浙江大学“驻校作家”聘任仪式，在此仪式上， 王安忆女士受聘为浙江大学“驻校作家”，并作了八讲报告，梳理后集结为《王安忆的浙大文学课》。此文王安忆所写为序言《驻校紫金港》。
二〇一九年秋，应浙江大学中文系驻校计划邀约，前往杭州。高铁下站，翟业军、陈力君二位教授来接，驱车往紫金港校区，一路大道通衢，未有半点山光水色。后来查看地图，发现市区无限扩容，浩渺的西湖陷在其中，仿佛补片，变得极小，不由感慨发展的迅猛。紫金港是浙大合并之后的用地，面积广阔，楼宇宏伟，尚有许多地方未开发，前途不可限量。和所有的新校区相像，规划设计呈现一崭齐的样式，循序渐进的历史沿革隐匿到了幕后。现代风格的建筑底下，涌动着学生的自行车队、运输物资的厢型车，还有工程车辆，就像二、三线城市的中心地带，好在，人和车不断向支路分流，那里有着湖泊和绿树，气氛便舒缓下来。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雨中月下看湖的浪漫情调云散了，但不意间很快得到补偿。这一日，去往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开馆日正是我到校的时间，赫赫的路标一字不落看进眼睛，以为识得方向，启程时候却迷糊了。经过一片水域，有天鹅和看天鹅的小孩，还有玩耍空竹的大人，草木扶疏中开着细小的长蕊的花朵，脚下遂成青石小径，不知道通往何处。正犹疑，迎面转出一个推车的男人，向他寻路，回答不是业内人，所以不清楚学校建构，擦肩过去又立定，问从哪里来，投亲还是访友，倘有亲友，就请他带去要去的地方。杭州人喜欢攀谈，有一回跑到西湖喝茶，邻桌的人怕我们吃亏，历数多种经济的搭配，然后又是“从哪里来”——同样的入径，去向则有不同，问在上海住哪个区，哪条马路？总之，言过几巡，生变成熟。回到紫金港，告别邂逅，听自行车轮在石路上“克朗克朗”响一阵，静下来，忽见路旁有石牌刻文，题头“南华园”三字，原本浙中民居特色村落遗存，为某人私产，二〇〇二年浙大迁移，聚土建校，属地政府买下赠送，保留几幢旧屋，再开辟庭院楼阁，作会议接待用，平时无人，虚席以待，茶水服务。自后，上课之余，几乎天天造访，凭栏依窗，看荷叶从青到绿，从绿到黑，莲子也枯瘦下来，异乡的人就该回家了。
王安忆
接下聘任，即考虑课程设计。初步拟定一门，专述小说的构成。这题目可说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作以来，就萦绕不去，曾假设为小说的“物质部分”；或用排除法，“故事不是什么”；继而陈述式，“故事是什么”，将小说限定为“故事”，也花费不少笔墨。这一时期的文章——自许“文学评论”，多发表于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创办、程德培主编的《文学角》。《文学角》是一份短命的刊物，但在新时期文学中，对当时的青年我们，起到推助，至今还在释放效应。文章集结，一九九一年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由李庆西责编成书，题名《故事和讲故事》，是我首次以理论登场。和浙江杭州的关系，可上溯曾祖辈，母亲的籍贯向来填的是杭州，此时结下的则是文缘。书依序出版面世，事情并没有落定，反倒一发不可收拾。“物质部分”呈现出有限，不能尽全解释小说何以为小说，折回头再向“精神部分”取路。一九九四年，由复旦大学中文系陈思和教授安排，受聘客座，那一学期的课程集稿出版，书名即为《心灵世界》。这是我第一次走上课堂，而不是讲座，课堂和讲座的区别在于，前者为系列，后者仅一锤子买卖。作为系列，一方面有“量”的要求，“量”又来自“质”，就是讲题的内涵，有没有充裕的资源足够分配于每一课时；另方面却也可宽限时间，舒缓节奏，从容展开。我想，这次课程是极好的培训，在四十岁的年龄里，既年轻有力气，实践和阅读且又积累了认识。整理讲稿也是训练的项目之一，缜密思想逻辑的同时，保持口语表达的明快。
正式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后，上课逐渐常态化，不再吝惜思想，也疏于记录，往往是受约稿的催逼方才成文，总起来有两辑，每辑三篇：一是入职现当代时期，嵌进张新颖本科教程中的三堂，二是研究生“方法论”中的三堂，添上其他零星讲稿，汇合成《小说课堂》一书。自从二〇一〇年开设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学位，主讲小说写作实践，课堂模式为导修和讨论，通常叫做“Work-Shop”和“Seminar”，一切都在临场发生，很难完整成文。后来，到二〇一六年香港城市大学“中国研究中心”驻校，举办系列讲座，我专辟一章，描述了这个课程。香港城大总共为六讲，面向社会，听众就不止本校学生，因此设计比较广泛，并不拘于某个母题，相互之间也没有密切的关联。前二讲更接近写作生活的个人体验，接下来的三讲涉及叙事的形态，似乎又回去小说的“物质部分”，第六讲从《红楼梦魇》看张爱玲的人生观，且又脱跳到“心灵世界”。显然，小说的“物质”很难独立于“精神”而存在，不得不在其间盘互往返。这一回，浙大的课程，是从“物质”出发，最后还是在张爱玲一节上归宿“精神”。为什么总是张爱玲，总是有她，又总是被她引到沟里去，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专门分析。在我却是简单的，选择的文本里，她是惟一的中国现代作家。她和我最近，说起来是前辈，时间上其实有大部的交集，只是被空间割据了，放大了看，则有着共同的背景，是熟悉的陌生人。你无法保持客观，冷不防就滑了脚，落入感性，扑面而来“心灵世界”。小说这样的写实性的产物，器和道仿佛水乳交融，前者有后者的内囊，后者有前者的外相，如何分离它？挑战在这里，劳动在这里，劳而无功也在这里。最后一讲张爱玲，多少有些缓解之前持续的紧张度，刀刃上走了七讲，眼看收官之际，真感到疲累，不免放自己一马，抽身退步上岸，进到小说的本体论。
王安忆
为应对预期的关隘，选定细读和分析的多是人们熟稔的经典，算是以易克难的策略吧。对照一九九四年复旦课程的书目：《巴黎圣母院》《复活》《约翰·克里斯朵夫》《百年孤独》，这一回的《傲慢与偏见》《贝姨》《安娜·卡列尼娜》《ABC谋杀案》，无论是题材的历史感、思想的哲学性、社会生活的宏伟度，还是解读的勇气，都收缩了尺寸，回归世俗，合乎大众的品味。创见的野心安静下来，趋于平常。《追忆逝水年华》和《坎特伯雷故事》，企图比较大，涉及起源，前一则是叙事活动的物理，后一则带有小说的经学的意思。对我而言，学识和经验都称得上冒险，事实上，讲座一开始，就翻了船。
《追忆逝水年华》，我只在第一卷第一部的八万字上手。全文二百万字，归纳统筹需要超级的工作量，我的立论且远不足以覆盖全局，单这八万字，都够我受的了。准备的过程就不怎么顺利，既要将叙事剥离时间载体，又要用叙事佐证载体的时间性质，他证和自证，两下里纠缠不清。后来，人文学院的楼含松院长为这堂混乱不堪的讲课总结：“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说得真是太形象了，我不断地掉下坑里，爬上来，再掉下去，直至彻底陷进去为止。其时，在案头上，还寄希望现场有不期而遇的契机，困境迎刃而解，我这人的运气向来不错。但倒运的一天终于来了，很不幸，事情比最坏的打算还要坏。浙大中文系在正式开课之前举行欢迎和受聘的仪式，因此第一讲就安排在五百人的礼堂。说实在，机灵的人一定会临时换个常识性的题目，谈谈个人经历、文学现状，总之，泛泛而论，类似读者见面会，而我极少参加读者见面会，性子又轴，要命的是，关于时间的题目如同魔咒，将我控住了。打开备课本，按原计划开头，几乎就在同时，讲课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我忽然间失去讲述的欲望，了无兴致，只想着马上结束，匆匆略去过程，直接到达结论，借楼院长的“挖坑说”，我还没有挖下坑，直接跳了下去。浙大的课程便在这挫败中拉开帷幕。
第一讲结束，回上海过了中秋，再来浙大，就有点从头来过的意思。第二讲上，补充了前一讲，后半时间开头第三讲，拖进第四讲……如此头尾衔接，顺延至第五讲方才整顿课时，循序进行，计划也过去一半。这是一次颠三倒四的课程，回忆一九九四年第一次在复旦上讲台，不由佩服那时候的鲁勇，勿管逻辑错接，文不对题，材料匮缺，那么多的“水词”，那么
多的来回重复，我又不善谐谑，缺乏急智，只能实打实地硬上，竟然毫不影响情绪，劲头不减，终于坚持到最后，按陈思和的话，“功德圆满”。现在却不行了，体力也许是个原因，职业性的消耗是个原因，但又不全是，似乎是，没有那么多的话要说，即便要说的话也不那么容易出口了。想的越多，说的反而越少，经验越多，也越生怯了。我不敢冲口出来一个结论，一个定律，而是需要更多的取证，更多的实例，等实例搜集到眼前，却又觉得无以对应，就要怀疑立论，结果是互相取消。有时候，在前辈或同行那里看到相仿的说法，一方面觉得安心，另方面则是失落，好像自己白忙了一番，现成的路上又走了一遍。接着慢慢想开了，殊途同归，但到底路径不同，经历不同，方法也有不同，增添了心得，至少对自己而言，有些许思辨的价值。总之，不再是当年“初生牛犊不怕虎”，以气势压人，而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每一课下来，心情多是遗憾和不满，遗漏了准备，丢弃要点，又受气氛左右，出虚浮之辞，换取肤浅的效果。所以，讲稿的整理对我尤为要紧。
虽然有详细的备案，但事实上，几乎从头来起。其中有三讲，“贵族”“理趣”“美国纪实小说”，由我们复旦中文系创意写作专硕二〇一九级同学整理录音，看记录稿，当堂的粗疏和散漫令人汗颜，好在勾勒了轮廓，保留了基础，转换书面终究方便许多。这一级同学入校正逢疫情，我拙于线上交道，就错过了面对面的课堂，在纸面邂逅，可谓以文会友，别有一番意味。顺便解释，整理的时间不完全按照讲课的顺序，实际的讲课也和大纲略有差池，“理趣”和“贵族”调换了先后，正式书稿的依序还是根据现场排列，所以，时间标示就不一致了。
浙大前后两月，多在紫金港度过，参观了地标性建筑求是大讲堂，古城楼的款，最惊人的是通体青铜材质，固若金汤。四边尚未建设，平野之上，可远眺西溪湿地。考古艺术博物馆则是现代风，直线和直角结构，虽为初始新建，没有全开，却也有几样值得记的。镇馆之宝颜真卿碑，碑体无存，只有表皮，想来中国无数壁画石刻，就是这样被洋人切剥，流失出去；数幅郎世宁“乾隆镇准噶尔得胜”铜版画，工整细致，中国界画的布局，细部则是写实主义，一个个小人头，眉眼表情无不亦动亦静，栩栩如生，几近勃鲁盖尔之趣；再有日人所捐浮世绘，西安借展俑人；等等。校区延伸出一条“堕落街”，和所有大学同样，补充学校伙食的匮缺，在复旦五角场，叫作“黑暗料理”，有点昼伏夜出的气氛。“堕落街”不分昼夜，到饭点便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有一款大盘鸡木桶饭，量特别足，仿佛看得见少年人的生长荷尔蒙。在甚嚣尘上的中心外围，星布了新落成和施工中的楼盘，并校的迁移还在进行中。西湖在遥远的地方，几乎被忘记了，母亲家败落的旧址——三十年前，承杭州文学朋友帮助，我走进去过，如今也模糊了方位，和后现代中国所有的城市一样，杭州向周边极速扩张，辖制下的“县”变为“区”，“镇”为“街道”，“村”为“居委”。江南绵密蜿蜒的田地和小径被水泥覆盖，硬化，取直，成北方式的朝天大路，于是风也粗犷起来。
在我第一讲的开端，也是整个课程的开端，引用了艺术史家巫鸿教授关于中国玉器造型的解释，空间性的艺术可以将隐匿的性质外化为显学，语言艺术却是从隐匿到隐匿。当我整理讲稿的时候，又读到巫鸿教授另一本书《物·画·影》，以镜子的起源带入“镜像”的概念。书中写到法国凡尔赛宫著名的镜厅，面向拱窗等高等宽的镜子，将室外花园的景物映照其中。
《扬州画舫录》卷十二，记“绿杨湾门内建事厅”中有一堂，壁画山水道路，“对面设影灯，用玻璃镜取屋内所画影”，于是，一真一幻，山重水复。小说也是镜像，起于复制，终于转换。这一过程在文字真不容易描绘，真和幻都在虚拟中，文字本就是个天大的虚拟。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同伴采访作曲家王酩先生，当时他正值壮年，不想已成故人。他向我们述说写作的经验，有一回，主题出来了，在第二乐句便圆满完成，如何突进第三句，也就是“起承转合”的“转”，苦思冥想不得，忽有一日，福至心灵，破壁而出。或可以归结“灵感”，事实上呢，是有现实打底，那就是调性关系提供了工具，开辟新天地。这个叫作“调性”的自然法则，在我们也没有明显的约定，文字依着不可见的轨迹进化。小说的材质就是这样，解析小说的材质也是这样，以不可见诠释不可见，我极力使两者分离，费尽口舌而不详一二。整理讲稿就像重蹈覆辙，再一次体验挫败。说到这里，不禁想起课程的开讲，就是一个隐喻——楼院长说的，给自己“挖了一个坑”，即便是“坑”，不也是物质性的？
二〇二一年九月九日 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