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骨骼考古学（Human Osteoarchaeology）以出土人类生物遗存为研究对象，运用现代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将人类遗存的生物学特征与考古学相结合，全面重建古代人类的演化图景、体质特征、生活方式、亲缘关系等信息，是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在探究人类起源、社会复杂化等重大历史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学科融合发展是当今人类骨骼考古学的发展趋势。百年来，人类骨骼考古学已突破单一研究藩篱，进入纵深、综合发展的新时代，成为融合多学科为一体的前沿领域。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中国学者在古人类学、骨骼形态学、古病理学、同位素研究、古DNA等领域发表研究成果已逾百篇（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人类起源与演化
古人类学利用出土古人类化石标本，在进化论的指导下，研究人类的起源与演化等问题。周口店第1地点发现的ZDK-5直立人头盖骨化石除食肉类动物的啃噬痕迹外，右侧眶上还存在着多处创伤愈合痕迹，推测为暴力性钝器打击所致，为探讨中更新世古人类的创伤和行为方式提供了新证据。
距今约30万年的华龙洞六号（HLD 6）下颌骨具有镶嵌性形态特征，整体近似于直立人，呈现现代人初始形态，暗示与现代智人有关的现代形态在30万年前的东亚地区就已出现，为东亚地区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多样性提供了证据。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人类演化团队运用CT扫描与三维几何形态测量手段，对许昌人2号头骨化石枕骨部分进行了深入的对比与研究，发现许昌人的枕骨形态与中更新世古人类和尼安德特人相似。在此基础之上，研究者还对许昌人2号头骨的圆枕上凹结构进行了几何形态分析。结果表明，许昌人的圆枕上凹结构在形态上与智人更为类似，与尼安德特人则差异较大。为进一步探讨许昌人的分类地位提供了重要线索。
许昌人2号头骨化石与三维标志点
魏偏偏等对柳江人（PA91和PA92）股骨化石进行nanoCT扫描，发现与古老型人类不同，柳江人的股骨具有典型的早期现代人特征。和其他更新世晚期现代人相比，柳江人的股骨在前后方向上有着更薄的骨壁和更小的抗弯刚性，而且缺乏内侧壁柱；柳江人股骨粗壮度接近东亚更新世晚期的狩猎采集者，表明他们有着相似的整体流动性或活动水平。
在化石材料研究之外，有学者梳理了华南地区早更新世以来古人类的体质特征，认为早更新世时古人类的体质特征就已趋于多样化；对中国全新世人群两性身高差异的探析显示，新石器至青铜时期两性的平均身高呈降低趋势，可能与生存压力的增大以及下肢功能性需求的降低有关。
中更新世晚期至晚更新世中期旧大陆部分古人类化石的形态对比
生业模式与饮食结构
生业经济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与社会密切相关。生业模式的改变必然会对社会形态产生深刻影响。不同的食物来源，会导致骨胶原中稳定同位素结构的较大差异。因此，人和动物骨骼中的稳定同位素组成能够如实反映其生前一定时期内的饮食结构、生计方式等信息。
胡耀武详细阐述了稳定同位素研究的术语和规范，以及目前国内外学界在同位素生物考古研究存在的一些认知误区，并构建了科学诠释同位素数据的分析模型。
山东大同盆地龙山时期吉家庄遗址大部分先民以粟黍类作物为主食，兼有一定量的动物蛋白摄入。不同部位骨骼的稳定同位素数据基本一致，表明了相对稳定的饮食结构；太原盆地同时期阳曲西殿南遗址人骨和动物骨骼的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发现，先民的食谱主要以C4类（粟、黍等）植物与家猪为主。与邻近地区临汾盆地、忻定盆地的多处同时期遗址相比，西殿南遗址的粟黍农业相对单一，社会复杂化程度有限。
李楠等选取陕西周原遗址西周时期不同地点、不同等级的个体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结果表明，遗址内居民的食物来源以C4类为主，少数以C3类（小麦、大豆等）为补充。不同等级间的食谱存在差异，中层贵族比下层贵族及一般平民摄入了较多的肉类，而低等平民或奴隶则基本无法获得肉食资源，这表明等级制度对周原遗址居民的食谱具有广泛影响。另外，生活在近水地点的个体肉食摄入量较高，可能与生前摄入较多淡水鱼类、蚌类有关，显示出大型都邑性遗址内部复杂多元的人群构成。
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西周人群的食谱在不同等级、不同性别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在粟等C4作物被广泛作为主食的基础之上，贵族群体普遍摄入水稻等C3作物，以及少量以C3类为食的肉食动物；平民女性较男性摄入了更多的肉食，但摄入量从西周早期到晚期不断减少，或反映出平民女性地位的降低。
陕西西安马腾空遗址春秋时期秦人的生业模式以粟作农业及以此为支撑的家畜饲养业为主，有着稳定的食物来源及生存方式。通过对比东迁前早期秦人的稳定同位素数据，发现粟作农业在秦人东迁过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增强，为秦人国力增强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地处南北文化交界带的河南淅川先民骨骼碳、氮稳定同位素结果分析表明，仰韶晚期先民食物结构以粟黍为主，石家河文化时期则呈现稻粟黍混合的特征；龙山晚期至二里头时期，粟黍重新成为当地主粮。表明了文化变迁对当地农业体系的深刻影响，为研究长江与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交融提供了重要参考。
生膨菲等对公元6世纪长安城包括北周武帝宇文邕及其皇后阿史那氏在内的8例高级贵族，以及9例关中地区平民和3例家养动物的骨骼进行了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并与北方及周边地区已发表的同位素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大多数贵族的饮食模式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相似，而平民的饮食习惯则更接近于华北平原农耕民族。揭示出6世纪民族融合背景下长安地区人群饮食、社会地位和身份之间关系的复杂性。
吉林珲春古城寺庙址辽金时期先民以农业为主，畜牧业、渔猎经济同样居于重要地位。作为稳定的生计方式，农业的不断发展，推动了东北边疆地区民族融合的进程。
饮用水中的锶随着钙进入生物体的硬组织中，骨骼、牙釉质中的锶同位素可反映人或动物是否存在迁徙的行为。山西临汾下靳陶寺文化墓地人群牙釉质的锶同位素数据显示，来自不同文化群体女性的跨地域通婚在当时起到了关键作用，推动了当地青铜时代序幕的展开.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人骨锶同位素的分析表明，此地外来人群的占比超过本地人群，揭示了墓地人群构成的变动，M111、M28、M109等曾侯及其直系亲族可能来自郑洛地区，印证了此前基于考古类型学的年代关系问题。本研究也是国内首次对一个完整揭露的墓地出土人骨进行的锶同位素比值研究；新疆拉甫却克墓地人群牙釉质中锶、铅同位素分析，构建出了7-12世纪当地人群迁徙的模型，并探讨了影响人口迁徙的因素。
西藏阿里象泉河上游的故如甲木墓地及曲踏墓地早期金属时代人群的食物结构以牦牛、羊为主，青稞等谷物则占比较低，同时也存在粟、黍、稻米等中原汉地的典型作物，说明跨区域“盐粮交换”的商贸行为在早期金属时代已然存在，具有结构性缺陷的高原畜牧经济不仅是该地区的主要生业模式，同时也塑造了当地史前文化的面貌。
青藏高原极端的环境使人类生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从严寒的气候到稀薄的空气，无不考验着人们的适应能力。研究者选取来自西藏及青海西部15个不同时期考古遗址的40例人类牙结石样本，运用古蛋白质组学手段，证实了早在3500年前，奶制品就已成为生活在青藏高原腹地先民的食物来源，为他们向不宜耕种的高海拔地区扩张开辟了道路。
宁夏银川闽宁村M7西夏贵族墓墓主夫妇食谱以C4类粟黍为主，同时摄入大量肉奶制品，表明早期西夏社会总体受畜牧业经济影响程度较高。该研究填补了西夏社会经济史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人群迁徙与融合
古代人群的交流、融合，乃至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向来是人类骨骼考古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颅骨形态学、稳定同位素、古DNA等方法，为此问题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视角。
颅骨形态学根据人类头骨的性状来推断古代人群间的生物距离，从而探讨人群的交流、演化。河南郑州站马屯遗址仰韶晚期秦王寨文化人群的颅骨形态特征属于“古中原类型”，偏离于仰韶文化中心分布区诸颅骨组而与大汶口人群存在较大相似性。表明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各文化重组阶段，大汶口文化已在中原地区扩散，并延伸到站马屯所在的豫中地区。
河南偃师商城古代居民在体质特征上具有一定的复杂性。虽无法判定个别体质特征相异个体的具体来源，但对比各区域类型后，偃师商城古代居民应还以“古中原类型”为主。这种体质特征的人群亦是中原地区先秦两汉时期的原住民。
陇右地区墩坪墓地地处农牧交错带，自东周起就是北方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交锋的军事重地。墩坪墓地东周人群颅骨形态为“古西北类型”，同时也受“古蒙古高原类型”的影响；宋代人群的颅骨类型与亚洲蒙古人种东亚类型最为相近，体质上兼具“古中原类型”与“古西北类型”的特征，证实了历史文献所载的区域人口流动现象，反映出该地区不同时代连续不断的交流融合。
大同二中南校区墓地北魏居民的颅骨形态表明了其人种构成的多样性。大部分个体的颅骨呈现出亚洲蒙古人种东亚类型的特征，且与东北亚类型联系密切，受鲜卑人影响则较小。在体质特征上也更为接近先秦时期的“古中原类型”。据文献记载，平城时代的北魏中央政府曾多次组织大规模强制性移民。由此推测，以上个体应为迁徙而来的外地人口。而另外几例具有明显欧罗巴人种特征的个体可能为西来传教的僧人。本研究从骨骼形态学的角度证实了北魏时期大同地区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
在研究方法上，张旭探讨了生物距离研究中常用的4种计算方法，认为相较于欧氏距离及标准化欧式距离，马氏平方距离及修正马氏平方距离更加适用于小样本量人群之间生物距离的推算。
关中地区人和动物样本的δ13C和δ15N值以及北方及周边地区以往人类样本的同位素数据
古DNA研究以分子生物学技术为基础，综合古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等学科，探讨古代生物谱系、人类起源与迁徙问题。有学者综合45-10kaBP欧亚大陆东部地区史前现代人古基因组研究成果，梳理了欧亚现代人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发展脉络。
付巧妹团队从青藏高原不同时期和地区的29个考古遗址中提取并测序89例古人类的基因组后发现，约5100年前，青藏高原人群中就已存在独特的遗传成分，可能与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北方人群的扩张有关。约4700年前，黄河流域甘青地区和青藏高原的农业人口就已大量迁入青藏高原。此外，来自藏南雅鲁藏布江流域和喜马拉雅地区的古代人群自3000多年前起就表现出高度的遗传相似性。2700年以来，青藏高原各地区、各时期人群的遗传成分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与该地区曾经存在的王朝兴衰密切相关。从古至今，高原特异性EPAS1基因频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在此基础之上，团队利用青藏高原37个地点的百例古代线粒体基因组数据，重建了西藏人4000年的母系遗传史。研究表明古代西藏人与全新世早中期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古代人群有着最近的共同祖先。该研究是青藏高原迄今为止采样规模最大、地理覆盖最广的古DNA研究，初步还原了青藏高原5000年以来人群交流互动的历史图景，对重建青藏高原古人类的遗传演化具有重大意义。
青藏高原古人群的年代及地理分布
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是自古以来便是人群交流的前沿地带。四川宝墩文化高山古城与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人群的古基因组数据，揭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粟稻混合的生业模式很可能源于黄河流域粟黍农业人群的南迁。
河西走廊中部黑水国汉代墓地及西端敦煌佛爷庙湾曹魏-唐代墓地人群的古基因组数据表明，中原王朝的军事扩张曾深刻影响了该地区人群的基因库，揭示了近两千年来河西走廊人群融合的动态历史。
西辽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是中国北方的两个主要粟作农业中心。以往的研究表明，夏家店上层时期西辽河流域存在着农牧并举的生业模式。对夏家店上层文化大山前遗址一例个体的DNA测序发现，该个体的祖先源自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体现了该地区人群较大的遗传多样性。
除在史前人群DNA研究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外，对历史时期人群的古DNA研究同样成果斐然。古DNA研究发现，北周武帝宇文邕皇后阿史那氏（Ashina）的线粒体DNA与柔然、鲜卑、契丹等部族具有更近的遗传联系，与其他古突厥人遗传差异显著，显示出突厥诸部族来源的复杂性，为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证据。
对距今1700-1800年9例鲜卑人骨样本进行DNA测序分析后发现，鲜卑人应起源于今黑龙江阿穆尔河流域，在南下的最初过程中几乎不存在与周边人群的混血现象。但在来到北方并变为定居的农业人群后，鲜卑人在基因构成上逐渐和汉族人相似，为进一步研究鲜卑族源问题提供了证据。
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研究思路的不断拓展，推动了人类骨骼考古研究向跨学科、多角度研究的明显转变。陕西咸阳双照墓地三人合葬墓的骨学分析确定了人骨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信息。稳定同位素研究显示，三人有着相似的饮食习惯。古DNA的分析结果表明，三人无亲缘关系。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及考古学研究，推断此墓为一夫二妻的合葬墓，男性墓主在第一、二任妻子相继去世后被埋葬，为了解唐朝的丧葬礼俗提供了参考。
宁夏闽宁村西夏野利氏墓地M7夫妇合葬墓两例个体的古DNA分析表明，男性墓主的母系来源与氐羌人群有关，父系来源更接近欧亚草原人群；女性墓主可能来源于北方民族。为西夏族源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疾病与健康状况
古病理学通过观察和分析古代人类遗骸及其它遗存上的病理表现，探讨人类历史上疾病的发生、发展、分布及其规律，进而深入探索过去疾病与环境变化、人群暴力冲突、生业模式、生存压力、文化习俗等问题之间的关系。
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敢造遗址先民的口腔健康状况显示，该人群的食物结构以肉食为主，辅以富含淀粉的块茎类植物，对牙齿磨耗的观察也佐证了这一点。与农业人群和渔猎采集人群相比，该人群患龋率较低而牙结石罹患率较高，可能意味着鱼类、贝类等高蛋白食物的较多摄入。
重庆大水田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处的地形地貌以山地陡坡为主，其复杂性与相对封闭性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人群的行为模式。龋齿率显示该人群应主要以渔猎采集为生，并辅以原始旱作农业。古病理学研究发现，足关节炎在该人群中发病率最高，且男女两性间不存在显著差异，推测与山地环境下人群的日常上、下坡的机械性活动有关。男性椎、肘关节炎发病率较女性高，应为社会分工所致。
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人类遗骸古病理学研究发现，早期稻作人群筛状眶与牙釉质发育不全的出现率与南方狩猎采集人群相当，龋齿、生前失牙、骨膜反应等的出现率则更高。这表明稻米在河姆渡人群的饮食结构中并不占据绝对地位，河姆渡文化可能存在着多元化的生存策略，为东亚地区稻作农业人群的健康状况提供了新的考古学依据。
河南荥阳官庄遗址一例东周时期女性个体的两侧肱骨均出现了发育不全现象，经诊断后排除了生理性遗传因素及病理因素。结合行为模式分析，推测可能与分娩创伤导致的肱骨近端生长点受损，或儿童期生长板遭受创伤致使肱骨生长发育停滞有关。
山东高青县胥家村南遗址北朝至隋唐时期人骨的生存压力分析显示，牙釉质发育不全的患病率随时间的推移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暗示古代人群营养健康状况的恶化与农业发展水平的提升显著相关。不同生业模式下人群筛状眶和多孔性骨肥厚的出现率不存在显著差异，能说明饮食结构并非罹患贫血的主要诱因。
骨骼遗存上的创伤现象是古病理学研究的重点。对创伤的处理方法，也可反映当时社会文化、医疗卫生条件等信息。新疆鄯善洋海墓地青铜时代晚期一例成年男性颅骨出现了多处钻孔痕迹。研究表明，该男性在头部左侧遭受钝器击打后，接受了骨瓣开颅手术以消除血肿。手术区域骨骼存在愈合迹象，说明其在术后存活至少8周，是迄今为止新疆地区及欧亚草原其它地区发现的最为先进、熟练的开颅术。
新疆鄯善洋海墓地男性个体颅骨创伤及钻孔痕迹示意图
新疆乌兰英格墓地早期铁器时代一例30-40岁男性个体的多处创伤可能与骑乘行为有关。从肌肉附着点的变化看，该男子在伤后得到了群体的照料，使用了夹板和拐杖等辅助物，促进胫腓骨骨折愈合的同时也导致了假关节的形成。综合考古学背景看，该病例很可能是高流动性游牧生活下医疗救助行为的体现，或为中国境内目前发现最早的夹板固定疗法实物例证。
山东滕州岗上遗址大汶口文化瓮棺内的三例22-28周婴儿个体应为死产或分娩后不久死亡，体现出大汶口文化先民对儿童夭折现象的独特生死观；
山东平度市李家遗址一例西周早期成年女性的髋骨上存在生育痕迹和骶髂关节融合，与一例女婴个体共同葬于灰坑中，古基因组研究确定了二者存在母女关系。这种葬俗可能反映了当时社会对难产死亡的特殊态度。
山西绛县雎村墓地西周时期一位平民女性左侧颞骨受钝器击打后，出现凹陷型骨折及颅内血肿症状。骨折及开颅部位的愈合迹象表明，该女性在接受开颅手术后存活，为研究中国古代医疗体系提供了生物考古学实证。
陕西大堡子山墓地一例西汉时期男性个体曾长期罹患化脓性髋关节炎，导致了其身材矮小、行走不便，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
河南开封明代晚期御龙湾遗址出土人骨存在大量砍砸、切割痕迹，扫描电子显微镜发现，其中数例人骨应经受过低温加热，以及剥头皮、肢解、灼烧等暴力行为，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有可能属于同类相食的人骨标本，为了解古代“人相食”现象提供了实例。
御龙湾遗址明代晚期人骨表面的切、砸痕
学者还对一些骨骼疾病的诊断标准进行了回顾与革新。作为出土人类骨骼上常见的病理现象，有关筛状眶和多孔性骨肥厚的研究自20世纪以来一直备受关注。一般观点认为，贫血是造成筛状眶和多孔性骨肥厚的主要原因。赵东月等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梳理了国内外对筛状眶和多孔性骨肥厚的研究脉络，阐述了二者的诊断分级、病因及发病机制，并探讨了二者的关系，对后续相关病理现象的研究大有裨益。王邦彦等调查并重新分析了过去近30年来我国强直性脊柱炎的古病理学研究资料，结合临床医学、医学影像学等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提出了新的诊断标准及记录要点，推动了古病理学对强直性脊柱炎诊断的规范化、标准化。
在病理、暴力等因素之外，人工颅骨变形、拔牙、开颅、缠足等人类行为也可造成骨骼形态的改变，能够反映当时社会文化、审美取向、医疗技术等信息。李海军等回顾了我国古代先民遗骸人工改形现象的类型及相关研究案例，从民族学视角分析了人工改形的研究意义。何嘉宁等对中国史前人类头骨变形的整体时空分布和样式特点进行了梳理，并对头骨变形这一重要习俗在中国的起源、发展与传播进行了探讨。山西洪洞西冯堡清代墓地女性的骨骼损伤和关节疾病的古病理学显示了缠足对女性健康状况的影响。
头骨变形常见类型
古人口学
古人口学主要从人骨材料中获得人口性别、年龄、规模等静态参数，从而推测人口的出生、死亡、迁徙等动态过程，并使用人口学模型拟合方法进行人口动力学过程的研究，以揭示古代社会的人口规模、预期寿命，不同时空下人口的分布等问题。
新疆吐鲁番盆地洋海、加依、胜金店墓地青铜至早期铁器时代居民的古人口学研究表明，男性的死亡高峰集中在壮年期，女性整体在青年期和中老年期死亡个体和比例超过男性；壮年男性较高的创伤致死率。显著的成年女性和未成年个体的创伤分布，证明该地区人群处于极高的生存压力之下。
雄安新区西河墓地战国时期人群的古人口学研究发现，男性的死亡年龄多集中在壮年期和中年期，女性的死亡年龄集中在中年期。西河墓地地处燕国南部边境，推测可能与大量男性参与边防、女性需承担更多的社会劳动有关。
在研究方法上，李楠等采用转换分析（Transition Analysis）对陕西洛川月家庄墓地出土人骨的年龄进行了鉴定。与传统方法相比，转换分析可同时处理多个年龄标志物所提供的有效信息，提高了估算老年个体的死亡年龄的准确性，构建出的人口死亡结构更加接近正常情况。除此之外，侯侃总结回顾了生命表（Life Table）在古人口学研究中的局限，呼吁研究者在关注人骨材料与结论的同时，也应加强对研究理论、方法的思考。
出版物与社会实践
不同来源人群的迁徙、流动所带来的文化交融，是推动文明产生、发展的原动力之一。本年度的出版物均对此展开了精彩论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旭的专著《内蒙古大堡山墓地出土人骨研究》以内蒙古东南部地区大堡山墓地的出土人骨为研究对象，运用古人口学、古病理学、体质人类学等研究方法，结合历史文献与相关考古学研究，不仅对该墓地的人种构成及其来源、流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更是以其为中心，比较研究了同邻近地区人群间的融合情况，还以骨骼为切入点，探讨了不同生业模式下的人口结构与疾病出现规律。本研究弥补了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人骨研究的不足，为内蒙古地区的人群迁徙与民族融合等问题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张国文教授的专著《拓跋鲜卑——北魏先民生计方式的稳定同位素考古研究》以北魏拓跋鲜卑人群骨骼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综合考古出土动植物及其它相关遗存，运用碳、氮、硫稳定同位素分析方法，对不同时空框架下北魏先民的食物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对北方其他人群的骨骼稳定同位素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不仅揭示了北魏先民生计方式的变迁轨迹及动因，对全面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过程亦有重要借鉴作用。
澳大利亚著名考古学家彼得·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的著作《最早的岛民：岛屿东南亚史前史及人类迁徙（First Islanders: Prehistory and Human Migration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自2017年出版后，陈洪波、谢光茂、杜芳芳等进行了中译工作。本书从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等多学科角度出发，集成古基因组学等各领域有关东南亚史前史的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了中国东南沿海和南岛语族人群的起源及扩散过程，全面梳理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早期金属时代岛屿东南亚人群流动的历史脉络，对于理解东亚地区现代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形成意义重大，代表了国际学术界关于南岛语系起源及扩散研究的最前沿成果。
出版书籍
2023年8月，中山大学李法军教授回到家乡吉林桦甸，为孩子们带来“家乡走出来的考古人”考古科普课，向家乡学子讲述所学所研，教育、引导青少年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增强民族凝聚力与爱国主义精神。除此之外，他还在视频网站bilibili开设账号，向公众传播生物人类学知识。
复旦大学文少卿教授团队对山西吕梁方山县南村烈士遗骸的DNA数据进行分析处理，运用多学科交叉手段，成功复原出49位无名烈士的生前样貌，照亮烈士“回家”之路。团队还为每位烈士制作了生理和病理档案，结合碳、氮同位素分析，还原了个体生活史。2023年9月，“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在复旦大学开幕，集中展示了复旦大学科研团队此次吕梁之行的一系列原创性成果，铭记英烈故事，传承烈士精神，让英雄不再“无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张群副教授也参与到了烈士遗骸搜寻鉴定的工作中。
左：李法军教授为孩子们进行考古科普讲座；右：文少卿团队在吕梁南村墓地进行烈士遗骸发掘工作
余语
2023年11月24日凌晨，我国著名体质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潘其风先生因病离世，享年88岁。潘先生长期从事考古人类学研究，毕生致力于中国特色考古人类学的建设，不仅在理论研究上硕果累累，更是为本领域培养了大量后继人才。退休以后，先生仍勤耕不辍，发表研究论文数篇，为我国古代人骨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为阐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贡献了人类学力量。潘先生的离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体质人类学界，乃至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损失。
过去的一年，疫情带来的不便正在渐渐消弭，随之而来的必然会是更为明朗的研究方向和更加广阔的研究前景。人类骨骼考古学应进一步明确学科概念，以学术问题为导向，发挥多学科技术优势，开展实质性合作研究，有效结合考古埋藏学、骨骼解剖学等信息，实现“透骨见人、通古达今”，从而为阐释国家与文明起源等基本问题提供更加坚实的依托。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多学科合作的积极开展、人骨考古数据库建设的逐步完善，势必推动人类骨骼考古学在人类起源、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等问题上大有作为。人类骨骼考古学人当秉科技创新之念，守溯本求源之志，踏筚路蓝缕之途，开创中国特色人类骨骼考古学更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