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好像在我和所有出版商的地址以及书目之间关上了一道门。我对自己说，现在我可以写了。现在，我可以给自己做一个花瓶，就像被老罗马人带上床去的那个，他一边亲吻着，一边缓缓地磨损它的边沿。”
床，花瓶，一个老男人和他慢慢移动的手——如果这是一个电影画面，它一定很色情，色情到无可名状。
福克纳的这段话写于《喧哗与骚动》开工前的自序里，这本书1928年写完，次年出版，但在写的时候，福克纳考虑的只是满足自己的欲望：创作一件完美、纯洁的艺术品，纯洁到只能供自己据为私有。不过，他在作品还没写完、甚至还没开始的时候就在闭着眼抚摸和享受它；色情就是围绕着尚未存在的完美的一团灼热的默想。
花瓶的意象，不仅代表完美的作品，也代表作品中的人物。《喧哗与骚动》里有个姑娘，康普生家的女儿凯蒂·康普生，福克纳深爱她，称她为“美人”和“宝贝”。他之前写了个短篇《暮色》，完稿后，发现自己爱上了故事中的凯蒂：“我太爱她了，不能让她只活一个短篇故事的时间。她应得的不止那些。”
于是，《暮色》扩成了《喧哗与骚动》，书中的凯蒂能爬树，能下河，能号令一干男孩子，果敢强干。当凯蒂的身体慢慢发育，跟男人有了第一次，后来正式出嫁，她的哥哥昆丁和弟弟班吉痛苦不堪，他们都紧紧依恋着凯蒂，昆丁甚至想象自己跟凯蒂乱伦，当成了真事向父亲坦白。
《喧哗与骚动》，电影版与中英文书影
直到现在，有文学阅读习惯的人，依然得承认《喧哗与骚动》很难读，福克纳的世界门槛太高。当初，这本书系由一家新成立的出版社出版的，又赶上美国大萧条，虽有批评界的好评，销量惨淡得很，直到1946年才不过重印了两次，总共卖出3000本。在这十多年里，福克纳一直在为生计发愁，无奈之中的他想到，既然自己精雕细琢的花瓶不能引起大众的共鸣，那么索性写个反面的吧——写个完全跟艺术无关的，写个他不仅不喜欢，而且还打心眼里唾弃的女人。用现在的话讲，他下决心要写本小黄书了。
于是他写出了《圣殿》。书中的女主人公谭波儿，被他称作“痰盂”。
《喧哗与骚动》和凯蒂是花瓶，仅供私用，《圣殿》和谭波儿则是用来喂大众的了。一听说小说中有“一根玉米棒子主导的强奸戏”，大众还能坐得住吗？《圣殿》顷刻之间畅销。实际上，福克纳实验性很强的笔法，古怪的比喻，或明或暗的意识流，在这本书中同样不时出现，但这回读者不在乎这些了。他们期待着预期中的高潮：别玩若即若离的色情了，我们要看真刀真枪的交配。
《圣殿》，福克纳唯一开始就获得商业成功的长篇
虽然赚到了钱，福克纳却心中不安。虽然痰盂也是必需品，人人都离不开它，福克纳却明白，以他的自我定位，如今为投合大众的趣味而写，实在是一桩不大不小的罪孽。花瓶就是花瓶，大众再诋毁，再说它中看不中用，那也是花瓶。艺术的价值在于艺术本身，跟它能招徕多少观众，跟它能卖一个高价还是无人问津无关。他坦言，自己写作的动机不纯，他勾画南方黑社会里的暴力，醉醺醺的酒鬼，满嘴粗口的赌徒，夜总会里随处可见的嫖客，他把耸人听闻的强奸情节加亮成为小说的卖点。
故意告诉读者，我的书格调低下，不要去读——这样的事情不管发生在哪个作家身上都是很奇怪的，更何况，拿到现在来看，要把《圣殿》称作格调低下，还真是太看得起大众，这些被频道头条、边栏链接、爆款消息以及入木三分的小黄文培养得随地便溺的人，一般还真用不起痰盂这样的奢侈品。把《圣殿》作为“暴露和批判社会阴暗面”的作品来看是完全成立的。再去读谭波儿被奸污的那场戏，福克纳使尽了艺术家的解数，想让它产生如“恶之花”一般不无朽腐的美感。
奸污谭波儿的“金鱼眼”是个阳痿男，所以才用上了工具。福克纳深悔自己不得不写这样社会新闻的题材，而不能多写几次凯蒂。丑恶的东西不应该由他来写。谭波儿与糟蹋她的人同流合污，最后上法庭，还帮着把赃栽给了书中唯一一位性格方正的人物李·古德温，在一个流氓横行、黑白不分的社会中，古德温还算是一个做事有原则的人；他的妻子也在帮助他。此外还有一位侦探，做了很多却没什么用，恶势力太强大，而好人，则总是被自己的好所削弱。
对一个志在制造花瓶的人来说，制造痰盂实在是自我糟践，然而要是自我糟践了还赚不到钱……福克纳不敢想象。焦虑万分之下，他在《圣殿》完稿之前写信给朋友，说自己可能一辈子赚不了钱，算是先给自己一口毒奶。其实，这话或多或少也是安抚他内心的愧疚感。再怎么说，向商业低头了，妥协了，他就是在背叛自己。
《圣殿》是在《喧哗与骚动》还没出版时就动笔了。《喧哗与骚动》给了他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底气”：我已完成了艺术，现在可以写点大众读物了。而一般情况下，作家的底气恰恰来自相反的方向：只有在写出了足够畅销的书，名利双收之后，才有可能考虑写本严肃文学。没错，福克纳是反常的，另类的，肚子还填不饱的时候，他就把不能吃的花瓶看成了生命的第一要务，非得先不顾一切地造它出来，将自己内心中最珍贵的资源掏出来塑进去，才觉得安心。
作家们最大的焦虑就是写了没人读：书海浩瀚，自己的书就算占了个专架，旁边周围，仍有那么多敌人环伺。他们焦虑，他们要拉一帮在其眼里级别更高的同行前辈，给自己当拉拉队，或者吉祥物，面对镜头，这个人夸几句书，那个人夸几句作者不老的长相，作家就满意了，觉得自己名下可以兑换成销量的积分又涨了。
在一个什么都能折算成钱的社会里，既不敢鄙视大众又不敢嘲弄自己的作家，只能以此来回避自己已成可怜人士的真相；他们真不敢赌一把，像福克纳一样，在接近五十岁的时候才真正地被认可为伟大作家。
福克纳的运气还是不错的，但配得上这种运气的人又有多少呢？（文/云也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