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威夫特的晚景

阿兰·布鲁姆在《巨人与侏儒》中宣称,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将慧骃国描绘成“一个建立在柏拉图《理想国》基础上的乌托邦”,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斯威夫特本人的社会理想。在此地,“他们一般都活到七十岁到七十五岁,很少有活到八十岁的。他们在死前几个星期就一天天衰弱下去,但是并不感到痛苦……因此当将死的慧骃回拜朋友的时候,他就要向朋友郑重告别,好像他要去往某个遥远的地方,并准备在那里安度余年”。

与慧骃国相反,在《格利佛游记》(1726)第三卷后半部分,斯威夫特刻画了拉格奈格(Luggnagg)岛上“斯特鲁布鲁格”(Struldbrugg,老而不死之人)的凄惨景象:“他们不但具备一般老年人所有的缺点和荒唐行为,并且还有许多别的缺点,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永远不死感到恐怖。他们不但性情顽固、暴躁、贪婪、沮丧、虚荣、多嘴,而且丝毫不讲友谊和情爱,即使有,顶多也只能对儿孙还有些感情。嫉妒和妄想是他们的主要情感……在他们中间最幸福的人倒是那些年老昏聩、记忆全失之人。”——而国家一旦落入此辈之手,正如格列佛在本章末尾所说:“由于贪婪是老年的必然后果,那些不死族必定会成为整个国家的所有者,并吞噬公民权力;由于缺乏管理能力,它必定以公众的毁灭而告终。”照评论家的看法,此处描写是对年迈昏庸的英王乔治一世(1727年驾崩)的强烈讽刺,但与此同时,它也表明讽刺作家斯威夫特(时年五十九岁)本人对行将到来的晚年生活“充满忧虑”。

斯威夫特是一名遗腹子,出生后先被保姆诱拐,不久又遭生母遗弃,由伯父抚养成人。早年生活不幸造成他终身难以克服的心理创伤,同时也使得他对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格外关注——尤其在与“涂鸦社”(Scriblerus Club)文友、宫廷御医阿布思诺特(John Arbuthnot)的往来书信中,健康问题占据了相当篇幅。

早在1709年致都柏林大主教威廉·金(William King,曾任教于三一学院)的信中,斯威夫特声称,他之所以迟复导师来函,乃是因为“脑子里有一种可怕的瘟疫,一种头晕,让我无法写作或思考任何事情”。1711年,在致女友斯特拉(“Stella”)信中,斯威夫特描述“我的左手非常虚弱,在颤抖……只能右手提笔作书”。1720年,和年轻诗人爱德华·杨(Edward Young)的旅行途中,斯威夫特突然翻身下马,匍匐在地,要求同行的友人和他“一起热切祈祷,这样我就永远不会像这棵橡树一样——它的顶部腐烂枯萎,而其他部分却完好无损”。

起初,斯威夫特将自己的病症归咎于饮食方法有误——食用“过多的青苹果”(surfeit of green apples)导致肠胃功能紊乱,进而影响到大脑,并决定自此以后,终生禁食水果。他的医生朋友也开出各种治疗良方,其中包括吞食苦不堪言的秘鲁树皮(Peruvian bark)这样的“偏方”,然而以上种种皆收效甚微。

1730年代以后,斯威夫特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眩晕、恶心、耳鸣等症状已成家常便饭,令他饱受困扰。1736年,他写信给“涂鸦社”另一位好友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多年体弱多病让我心碎。我的意思是我脑子里那种令人厌恶的持续混乱。我既不能读,又不能写;失去记忆,也无法交谈。”1738年2月,他在致蒲柏的信中再次提及自身记忆力减退的可怕症状:“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是斯威夫特博士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的影子……年老,头晕,耳聋,健忘……”蒲柏闻之痛心疾首而又无可奈何,一时竟无言以对。

对于斯威夫特而言,老年生活最大的悲哀并非身体的苦痛,而是江郎才尽的怨叹:“对于作诗而言,他已过了巅峰期/他花了一个小时才找到韵脚。”在戏拟的自挽诗《咏斯威夫特博士之死》中,他自我调侃道:“他头脑中反复发作的眩晕感/直到他死为止都不会离开;更何况他的记忆力衰退,/他不记得自己说过什么。/他无法想起朋友的名字;忘记上次吃饭的地方;/他不断地给人讲故事;他之前已经告诉过他们五十次。”

维多利亚时代传记作家威廉·莱基(William Lecky)对斯威夫特晚年病状做过细致刻画:某一天,“他的一只眼睛上长出麦粒肿,伴随难以忍受的疼痛。整整一个星期,不顾别人阻拦,他一直试图亲手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这不是疯癫(madness),而是痴呆(idiocy)……他有时也想从麻木中清醒过来,但又找不到词语来造句,于是他长叹一口气,又回到以前的状态”。1760年代,北美医生兼社会活动家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曾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在一部老年医学著作中判定,斯威夫特的症状属于老年失智——包括“年迈昏聩”(dotage)、“老年低能”(imbecility)和“老年疯癫”(lunatic),具体表现为失聪、失语和失眠(据探视亲友记录:发病期间,斯威夫特“……近一个月每天睡眠不足两小时”)。拉什援引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名言“大脑是记忆和思想之源”,认为斯威夫特的健忘乃至失智乃是衰老的必然结果——这也回应了十七世纪伦敦内科医生威利斯(Thomas Willis)在《医学实践》(Practice of Physick)一书中关于衰老导致愚蠢(foolishness)的论断:“一些人早年足智多谋,但逐渐变得迟钝,最终日渐愚蠢——仅仅因为年事渐高,而非因为生平所犯其他错误。”

根据阿布思诺特等医生出具的病理报告书,并结合斯威夫特本人自述(中年时左手无力及面部瘫痪),十九世纪爱尔兰著名眼科医生威廉·王尔德(剧作家奥斯卡·王尔德之父)在《斯威夫特教长生命的最后几年》一文中诊断,斯威夫特患有美尼尔综合征,其主要症状为突发性眩晕——发作期间患者会出现眼球震颤,以及视力明显下降。此外,“脑动脉硬化”(cerebral arteriosclerosis)和“退化性忧郁症”(involutional melancholia)临床也极有可能表现为眩晕和语言及行动障碍。1993年,美国学者刘易斯(J.M. Lewis)在《柳叶刀》发文,将斯威夫特作为阿尔茨海默病的典型例证:“斯威夫特教长晚年的特点是不能长时间行走、渐进性失语和无法辨别任何人……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也未能幸免”——该病症疑似与斯威夫特(以及爱默生)等文化名人长期用脑过度有关。据考证,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就读期间,斯威夫特时常和剧作家同学康格里夫(William Congreve,1670-1729)等探讨洛克哲学和政治论,深信“任何人都可能因错误的联想而陷入疯狂”——这似乎也印证了约翰逊博士在《诗人传》中的感慨:“老年痴呆是卓越头脑最后的病弱。”

进入1740年代,斯威夫特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在给侄女怀特韦夫人(Martha Whiteway)的一封信中,他满怀凄惨地写道:“我整晚都痛苦不堪,以至于我无法表达我身体和心灵上的屈辱。我只能说,我并没有遭受酷刑——但我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期待着它……今天是1740年7月26日星期六。如果我能活到星期一,我希望见到你,也许是最后一次。”

同时,爱尔兰牧师德拉尼(Patrick Delany)的报告也从另一侧面描绘出斯威夫特晚景凄凉:“从他的诉苦中,我完全确信他受到了惩罚;他悲叹的样子刺穿了我的心,他说自己是个白痴,而不再是人类(human creature)。”随后,经过医学委员会鉴定,斯威夫特的确丧失行为能力,应当予以监护。于是,根据哈佛大学教授利奥·达姆罗施(Leo Damrosch)在《乔纳森·斯威夫特:他的生平和世界》一书中的描述:斯威夫特“受到了像新生婴儿一样的待遇,被从床上抱起,穿好衣服,由仆人和保姆牵着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喂饭,脱衣服,然后像小孩子一样上床休息”。

1740年5月,斯威夫特“尽管身体虚弱,但思想健全”,在此情况下,他制定了遗嘱:决定捐献全部家产一万两千英镑(当时普通劳工阶层一年收入约十二英镑),在圣帕特里克大教堂附近兴建一所疯人院。1745年,斯威夫特病逝。经地方议会批准,疯人院破土动工,三年后建成,即日后享誉英伦三岛的圣帕特里克精神病院(St Patrick’s Hospital for Imbeciles) 。

精神分析学派通常将斯威夫特种种不幸归咎于他的疯癫[他在爱尔兰家喻户晓的绰号是圣帕特里克大教堂的“疯教长”(Mad Dean)],并认为其诱因有三:童年饱经磨难、中年政治失意以及晚年情感纠葛。自三一学院毕业后,斯威夫特先是投靠远亲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并担任这位政坛名流的秘书,由此得以结识宫廷显要。随后,他与艾迪生(Joseph Addison)、斯蒂尔(Richard Steele)联手办报[号称“三剑客”(Triumvirate)],为执政的辉格党摇旗呐喊。没几年,辉格党垮台,他又被托利党招募,成为该党舆论宣传的“喉舌”(由是在党争中与昔日同僚反目成仇)。斯威夫特文才颇受安妮女王赏识,然而在论功行赏之际,他的讽刺长诗《木桶的故事》(A Tale of a Tub)因打击面太广遭政敌构陷,结果被“发配”到边远的爱尔兰。和友人博林布鲁克子爵(Viscount Bolingbroke)告别之际,斯威夫特不无悲观地预言,他会“愤怒地死在爱尔兰,就像洞穴里中毒的老鼠一样”。

与政坛郁郁不得志相比,情路历程的坎坷对斯威夫特无疑影响更大——传记作家一致认为,终其一生,女性是他“最大的软肋”(greatest weakness)。早年他曾向贝尔法斯特一名富家女求婚,因家贫遭拒。寓居坦普尔府邸时,他对管家之女斯特拉一见倾心——斯特拉拒绝伦敦一众求婚者,甘愿追随斯威夫特至爱尔兰,二人居处相隔不远,除了书信往来,也时常见面谈心,只是关系未能进一步深入。与此同时,另一位年轻女子凡妮莎(Vanessa)对二人的亲密之情却大为不满。凡妮莎出身名门,是斯威夫特居留伦敦期间私相传授的“女学生”——情诗《卡德努斯和凡妮莎》(“Cadenus and Vanessa”,卡德努斯是“教长”一词的拉丁文变体)便是这一阶段的产物,结果惹得年轻女子害起了单相思。可惜,凡妮莎的大胆表白并未奏效。斯威夫特折返爱尔兰后,她不顾一切前往追寻,在大教堂附近赁屋别居,期待斯威夫特回心转意。十年后,心力交瘁的凡妮莎感染肺结核,而斯威夫特与斯特拉秘密结婚的传言则给予她致命一击——她在最后一封书信中对斯威夫特坦言自己已“生无可恋”(little joy in life)。临终之前,教区指派普莱斯教长(Dean Price)为她作祈祷,而她的回答是:“我不要普莱斯(Price),也不要人祈祷(Prayer),我唯求一纸《木桶的故事》。”

凡妮莎的直觉无误——在斯威夫特毕生交往女性中,斯特拉地位最为特殊。在她的每一个生日,斯威夫特必定赋诗纪念。斯特拉自幼接受淑女教育,性情温婉,善解人意,斯威夫特的焦躁易怒症也唯有她方能抚慰。斯特拉患上消乏症(fatigue)后,斯威夫特几乎逐日记录她的体重变化和饮食情况,为之多方寻医问药,可惜无济于事。1728年,斯特拉病逝。在她的病榻前,斯威夫特感喟:“世间最愚蠢之事莫过于介入一段严肃而稳定的亲密关系之中,因为一旦失去,那种悲痛无以复加……人生最后一幕(Act)至多是一出悲剧。”斯威夫特本人去世若干年后,有人从他抽屉角落里发现一个信封,封内别无他物,只有一缕秀发,据说是斯特拉当年手赠——由此可见斯威夫特用情之深。1736年,他在致蒲柏的信中感慨:“最令我困扰(vexed)的是,所有的女性朋友……如今都已离我而去。”从此,命中注定他在世上只能踽踽独行。

尽管如此,身在病榻的斯威夫特仍是爱尔兰人心目中无可替代的英雄豪杰。在震惊朝野的“伍德铸币”(Wood’s coinage)事件中,他挺身而出,连发七封《布商信札》(Drapier’s Letters),抨击英国政府掠夺、压榨殖民地人民的丑恶行径,拒不接受钦定的“币制改革”。当局悬赏三百英镑捉拿作者——尽管作者身份尽人皆知,但无人出面领赏。民意汹汹,政府被迫收回成命。当晚,都柏林市民尽情燃放烟花爆竹,欢庆反抗暴政的胜利。斯威夫特在书札中论断,爱尔兰并非英国的附属国:爱尔兰效忠于英国国王,但并不效忠于英国国会——半个世纪后美国革命领导人的论调与之如出一辙。基于上述理由,英国国会制定的法律对于爱尔兰人没有约束力,因为“未经被统治者同意(consent)的一切政体(government)都是奴隶制(slavery)”。斯威夫特坚称爱尔兰和英格兰一样是自由民族,然而不幸的是,“一个长期习惯于受苦受难的民族逐渐失去了自由的概念,他们把自己看成受他人支配的工具”——日后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鼓吹的革命思想很大程度上正是斯威夫特政论的延展和回声。

据英国文学评论家J.A.唐尼(J.A. Downie)在《乔纳森·斯威夫特:政治作家》一书中的考证,晚年的斯威夫特虽然病魔缠身,但他仍矢志不渝从事慈善事业——1735年,他对友人坦承:他念兹在兹的是如何将有限的遗产“最大限度地运用于社会公益”。他呼吁开办慈善学校,让贫困儿童免费入学;他筹措并发放无息贷款(从五十镑到一百镑不等),帮助小商人和手艺人创业;他对教堂附近农场加以改进,并一再减免地租;此外,他还号召社会各阶层更广泛的施舍,协力解决都柏林贫民窟的社会问题,尤其是贫困人口问题——这也是他撰写雄文《一个温和的建议》(“A Modest Proposal”)的初衷。

1736年,爱尔兰下议院通过一项收回教堂租地的法案,此举将令成千上万租地耕作的贫民无家可归。斯威夫特怒不可遏,发表讽刺诗作《疯人俱乐部》(“The Legion Club”),痛斥议会议员丧心病狂,他们把爱尔兰变成了一座疯人院。《疯人俱乐部》是斯威夫特晚年最后一部主要作品,而作品中锋芒毕露的讥刺和嘲讽却丝毫也不逊于当年。他在《格利佛游记》结尾交待:格利佛自慧骃国归来,宁愿每天与马厩中的马匹“交谈数小时”,亦不愿访友接客——在举世皆醉的外部环境下保留了一份难得的清醒。

在1730年代出版的自挽诗中,斯威夫特曾不无伤感地怨叹他的寂寞身后名:“一年过去,情景迥异,/教长已经不再被提起;/唉!现在没人泪眼模糊,/就好像他从未存在过。/阿波罗宠爱之人现在哪里?/他已离世,他的作品也随他而去/二者的命运何其相似。”但历史证明,他的担心纯属多余。两个世纪后,爱尔兰诗人、爱国志士叶芝将斯威夫特自撰的拉丁文墓志铭译成英文(收入其诗集《旋梯》[The Winding Stair,1933]):“斯威夫特的航船已驶入安息之港;/在那里,狂暴的义愤/再也不能撕裂他的胸膛。/糊涂迷惘的世人,要是有胆量,/你就仿效他吧;他是/为人类的自由而献身。”——毫无疑问,对于捍卫自由的英雄豪杰,历史当永久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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