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柄睿:我为什么要给秦汉游侠立传?

【编者按】“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曲柄睿一向偏好读汉诗,他认为和唐诗比较起来,汉诗没那么注重格律,表达感情也浅白直接,好像经历风雨长满苔藓的墙面,生出一种粗粝的美。汉朝人也是这样,简单、直接,有什么说什么,说了也不怕翻脸,他们活出了今人想要而不得的洒脱模样。而最直观体现这种人生观的人,莫过于游士和游侠。他们在数百年间出入诸侯王廷,周旋贵戚百姓,经行千里万里,谈笑霸业宏图。他们经历挫折,遭受磨难,朝为座客,暮成楚囚,很多人一生经历不到的浮沉,他们或许在一日之间就已万死万生了。这么看,游士与游侠的决绝,正是在向死而生中生出的大气概。惟其如此,他们的生命也如流星划过,不求永恒,但一定要璀璨。

近日,研究这一群体的《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叙述了秦汉时代游士与游侠兴起又渐趋消亡的过程,描绘了这一时期广阔的历史图景和多彩的社会风尚。在关注历史运动的大背景和大关节的同时,将学术研究和非虚构写作有机结合起来,对于范雎、张良、韩信、刘敬、贾谊、汲黯、郭解等前人虽有了解但又缺少细致解读的人物,由心理历程到生命历程,做了深入挖掘和解析。澎湃新闻对本书作者曲柄睿进行了专访,请他谈谈这一特殊群体的“任侠故事”。

曲柄睿副教授


澎湃新闻:为何会对游士、游侠这个群体产生兴趣?这项研究缘起是什么?

曲柄睿:这是个好问题。如果我说我自己从精神气质上感觉和游士和游侠比较接近,会不会显得有些自吹自擂?实际上,游士和游侠群体在秦汉时代,虽然有着很丰富的表现,但是他们却属于颇为边缘的一群人。正因为他们不属于“主流”,所以他们可以较为自由地彰显自己的个性。受到的束缚比较少,故而敢言人所不言,敢为人所不为。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对游士和游侠一直非常歆慕。

谈到研究的缘起,有两个原因。一个便是几年前,我在苏州大学任教的师兄丁义珏,请我来做场讲座评议。评议对象是我另一个师兄,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的孙闻博,闻博的讲座主题就是东方朔。两位师兄学问都很好,我不希望在他们面前露怯,不过我确实没有思考过和东方朔有关的问题,所以临时备课,讲了一点想法。

正是在备课过程中,我意识到东方朔以及司马迁、扬雄之类的人物,他们固然生活在汉代,身上却很有战国的气质。用胡宝国老师的话说,他们属于文化上的战国时代人。这种战国气质,就是“游侠气”。循着这个观察我进一步注意到,司马迁其实没有给东方朔立传,而到了《汉书》中才有了东方朔的传记,原因恐怕正与司马迁和东方朔精神气质接近有关。司马迁伤悼同类,所以不忍写下东方朔的事迹。他们同属于《报任安书》中说的“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之所戏弄,倡优蓄之”,也就是皇帝身边的弄臣。可是我们看东方朔来长安找汉武帝求官时,口口声声说自己要做“天子大臣”。大臣和弄臣,距离何啻天渊。“游侠气”到了汉武帝时就不灵了,那汉初是怎么样,汉末又是怎么样呢?循着这个思路我就写出了一篇题为《从东方朔看汉代政治与学术的转向》的文章。先受邀到中山大学与周文俊、李丹婕两位老师对谈,又得到了景蜀慧老师的评价,我对这个文章就很有把握了。文章后来投往《文学遗产》,也很顺利发表出来。由此我对游士、游侠这批人在整个汉代的情况,有了心得。

另一个原因就是《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这本书形成的近因。北大出版社的武芳老师是丁义珏的师姐,她得到丁义珏的推荐,联系我写一本和游侠有关的书。正值去年暑期北京下了很大的雨,我天天看着窗外的大雨,盘算着怎么把轻学术的书写活。于是每天动笔写几千字,后来到九月中旬,我去济南开会的时候也一直在写,返回北京就写完了。因为思考得深入,所以下笔就很顺畅。实际上第一稿比现在刊出的文本要多得多,是我自己觉得有些地方情绪太过饱满,很容易被带入到历史情境里去,所以便作了很大的删节。

澎湃新闻:游士、游侠产生的社会土壤是什么?游士、游侠的转变反映出社会形态怎样的变迁?战国、秦、汉的游士、游侠有哪些区别,转变从何时开始?

曲柄睿:游士和游侠的出现根源于社会的巨大变动。一方面是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在战国时代解体了,社会身份上的人的界限被打破了,上下阶层可以流动。于是可以看到有一些衰落的贵族和士人,他们和社会的底层有了接触。同时一些过去的平民,通过受教育,也能够向上突破,参与到政治活动中去。一上一下之际,就是游士和游侠活动的场合。另一方面是随着战国大争之世的出现,各个诸侯国都在招揽人才,人又在空间上摆脱了土地的束缚,周游天下。所以游士和游侠,就是摆脱了身份和空间束缚,进而又摆脱了心灵束缚的那批人。

诞生于权力缝隙间的游士和游侠群体,到了汉初还很有些表现。这是因为,汉初的政治格局,延续了关中和山东的对立格局,一如战国时代。所以李开元老师说刘邦的皇权是有限皇权,汉初的政治局面也是“后战国时代”。这个观点非常有启发意义。因为东方诸侯国与汉廷分庭抗礼,所以双方就展开了人才争夺。我们看到,游士继续在汉廷与诸侯王廷之间游走,或者侍奉这边,或者侍奉那边。特别是汉廷,为了从诸侯王那里争夺人才,很花了一些力气。在基层社会,也有一些天下知名的大侠。他们属于地方上的民间领袖,很有影响力。比如鲁国有个叫朱家的大侠,他保护了一个叫季布的人。季布是刘邦钦点的通缉犯,朱家不仅敢保护下来,还成功地扭转了刘邦的心意。这件事做成了,朱家就是有天下影响力的大人物了。据说“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如果说交朋友,没有人会排斥朱家的。可要是站在国家的角度看,朱家可是很危险的。只是刘邦本身也有游侠经历,对大侠们比较友善;加之他现在也顾不上处理关东的大侠,所以汉初游侠还有些生存空间。

等到了汉武帝时代,王国问题彻底得到解决了,汉朝真正实现了一统。这时候,长安成了游士们必然前往的地方,汉廷便是游士们当然的效力场所了。以前汉廷需要着意和诸侯抢夺人才,现在用不着了,可以对人才做一番挑选了,合适的留,不合则去。故而游士就分化,一些留在皇帝身边,成为专司文章的文学家;另一些,不再谋求仕途的进步,专心在地方上成为豪强,也就是大侠了,招揽宾客,武断乡曲。皇帝对于前者是欢迎的,对于后者则无情打击。因为此时再不能容许出现朱家一类的人物,和朝廷分享统治了。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郭解。郭解是汉武帝时全国知名的大侠,去哪里都有朋友,自己有什么心意,不用言语,一个眼神就有人替他办妥。所以很多人为了巴结郭解,不惜替他铲除那些批评他的人,制造了一些暗杀活动。这些事郭解或许知情,或许不知情。不过在朝廷眼中,一个布衣百姓,居然能够因为名声而令人生人杀人,岂不是夺了天子的权柄吗?故而郭解被处死。汉朝对大侠开始强力镇压。当时设立的刺史,也就是地方上的监察官有六个职责,被称作六条问事。其中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针对的对象就是大侠。

分析这些历史情况,我们能看到游士和游侠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逸出权力控制。一个是物理上的,一个是精神上的。游士和游侠到处周游,便是物理上的不受控制。而他们自由选择侍奉的对象,合则留,不合则去,不会因为对方权势大就合作,也不会因为对方权势小就不合作,完全凭借自己的心情和判断,这便是精神上的不受控制。

《忽如远行客:秦汉的游士与游侠》书封


澎湃新闻:您能否想象一幅秦汉游侠在社会生活中的图景?您把从刘邦、张良、韩信到三曹父子都归为“游侠”,是否说明秦汉士人都有“侠”的一面?

曲柄睿:我想秦汉游侠可能分几种。一种是初级游侠,他们刚踏上游侠之路,全部的资本就是自己。这种游侠应该是要去找一个大一点的游侠投奔,做宾客。比如韩信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们看韩信是个贫穷的布衣,做不了官,也不会做生意,天天寄人篱下吃饭。但是这么困顿的一个人,身上还要带着一把剑,剑就是显示自己身份的证明。饭都吃不上了,偏偏还要摆个架子,说明游侠是一种很倔强的人。

接着我们看中级游侠。这一类属于在游侠中有个人威名了,可以被豢养成宾客,且得到重用了。比如像荆轲就是这类人。他也是带着剑到处周游,遇到一些比自己厉害的人呢,就灰溜溜跑掉。最后来到燕国,受到太子丹的重用。太子丹养他,是作死士来利用的,所以尊他为上卿,安排了最上等的住宿,还每天来拜访他。荆轲日日食用美食,享用车骑美女,想干什么干什么。我们看,这幅图景其实非常恐怖。但是很多游侠都难以摆脱这种命运,因为食人禄终人事,好处并不是白拿的。诸如信陵君豢养的侯嬴,其实也是在信陵君窃符救赵以后便自杀了。他们一旦成为某人宾客,就进入到了一种委质的关系中,命运也就不容易自主了。

最后是高级游侠。他们就是能成为豢养宾客之人。有些是地方上的豪强,比如前面提到的朱家、郭解,还有些人就是诸侯公子,比如战国四公子、秦相吕不韦,都凭借政治权势豢养宾客。到了汉朝像一些公卿也豢养宾客,诸如窦婴、田蚡、郑当时,都是游侠之属。

但是我特别想强调的一点是,真正的高级的游侠,有时候可能混迹在人群中看不出来。从外貌上看这些人很平凡,甚至透着点平庸。比如朱家,这个人家无余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日常的活动就是干农活。要是我们穿越回汉朝,看到朱家可能就以为看到一个普通的农夫,很本分的样子。郭解也是,这个人短小精悍,不饮酒,以德报怨,厚施薄望,我们看也是很本分的样子。所以只从外表,是很难打量一个人的内心的,越是本事大的人,看起来就越普通。《老子》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放在最高级的游侠身上,非常的贴切。

游侠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禁绝的。前面提到,游侠产生的空间是权力的缝隙。缝隙是始终存在的,所以汉代社会一直都有游侠,这是从游侠的政治属性来看的。倘若从社会属性来看,司马迁在《游侠列传》里说游侠“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也就是急公好义。急公好义之人什么时候都有,符合了这个条件,自然就具备了侠义之心。一个人把别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前,为了别人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人当然可以称之为侠。站在游侠的精神属性上说,追求身体和心灵的自由,过一种不受拘束的生活,便是游侠了。这么看,很多人都可以说,自己便是游侠。

澎湃新闻: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游侠故事?

曲柄睿:在《忽如远行客》这部书里我写了很多游士和游侠的故事,其中不乏有胆有谋之辈,也有高行死义之士,后来人读起来,很有几分惺惺相惜的味道。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秦昭王时代的范雎。这个人的生命历程很坎坷。他想要在魏国出仕,但是魏国的国相魏齐不信任他,将他打个半死,还狠狠地羞辱他,令人在他身上便溺。范雎辗转流亡秦国,一开始也没受到重用。等了很久才和秦王说上话,又用了很久才被秦王信任。这以后他开始报复魏国,他说,魏国如果不把魏齐交出来,那我就发兵屠大梁。到这儿,我们看的是快意恩仇。范雎忍辱负重,一直到大仇得报,是一个男人成长的生命史,很有一种古典戏剧的风格。我们能看到的很多武侠小说的内核,都是复仇,比如《射雕英雄传》,比如《连城诀》。因为主题特别鲜明,看起来就很过瘾。

可是范雎故事的后半段同样精彩。魏齐知道魏王不会保护自己,魏国也不堪与秦国抗衡,所以他就逃往赵国,躲在平原君家里。秦昭王听说了这件事,便给平原君写信,请他来秦国作客。平原君一到秦国,就被扣押下来。秦王的意思是,你把魏齐交出来,我就放了你。平原君在战国四公子中不是很出挑的一个,这次却表现得很硬气。他的意思是贫贱之交不可忘,就是不交人。秦王又给赵王写信,逼着赵王交出魏齐。魏齐只好再次出逃,去了赵相虞卿家里。虞卿思考之后,放弃了赵相之位,和魏齐一起投奔了信陵君。

信陵君开始有点犹豫,要不要接纳这俩人呢?他的门客侯嬴告诉他,虞卿为了魏齐连国相之位都可以不要,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士人,还有什么人是呢?想到这里,信陵君开门迎客。可正因为他的迟疑,魏齐发怒,自杀而死。

范雎复仇故事分为上下两场。上半场,是一个男人的成长史和复仇史;下半场,则是魏齐的逃亡史。魏齐也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是一个同样能引发诸侯争夺,获得当世最一流的人物肯定之人。读史至此,竟不知应该更青睐谁。历史上很多事我们能够看到表象,有时也能看清本质,但是却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态度和评断。我们往往想从历史中得到一个道理,可有时候道理却是很复杂的。

另一个例子我想举的不是纯粹的游侠的例子,而是一个关于分别的故事。汉文帝的皇后窦氏,本来是侍奉吕后的宫人。吕后将自己的宫人分派给诸侯王,作为笼络乃至监视他们的工具。窦氏是赵国人,她想被分配回赵国,也和宦官打了招呼。宦官把这事记差了,把她分配去了代国。这么看,窦氏的命运无法自主,是很悲哀的了。可是到了代国,她深得代王宠幸,生下了一女两男。等到代王入继大统,做了皇帝,也就是汉文帝,窦氏的长子就被立为太子,她也自然成了皇后。无法自主的命运居然出现了巨大的转机。

窦氏的出身应该不太好。她有两个兄弟,哥哥叫窦长君,弟弟叫窦广国,字少君。窦广国小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只能把他卖了。卖到哪里去了,家里也不知道。就这样,窦少君被转卖了十几处人家,后来到宜阳入山烧炭。这天晚上,大家宿在山脚下。山塌了,上百个炭工都死了,唯独窦少君活下来了。他跑去算命,卜者说你运气来了,若干天内就要封侯。窦广国听说新立的窦皇后是赵国观津人,他约略记得自己家乡姓氏,也记得小时候和姐姐的一些往事,就前往长安试试运气。窦广国见到窦皇后,说了几件事都和记忆相符。窦皇后问他,还有没有别的回忆了。窦广国说,姐姐和我分别西去长安的时候,向别人借来淘米水给我洗头发,要来饭喂我吃,这才走了的。听了这话,窦皇后抱着窦广国泪如雨下,再无怀疑了。

这个故事胜在细节。一个几岁的小孩子,记得和姐姐分别时的细节,成为扭转命运的关键。可这个故事背后透露出的历史信息太丰富了。窦氏入宫和窦广国被卖可能都是家贫的结果,卖儿卖女以改变家庭生计,在汉代是很常见的做法。今天我们读《史记》《汉书》中外戚的记录,往往能从中提取出类似的信息。汉代社会中人口的流动、迁徙、远行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而其中有很多是不由自主的,和当时的游士与游侠的迁徙不相同的。与游士和游侠力图自主命运的,彰显人性光彩的情形相反,更多的人只能如同浮萍飘絮,随着命运之风的吹拂上下翻舞。这种对照给人带来一种相当沉重的感觉。

在这里我不想说一些鼓励人心的话,说什么坚持就会有未来,脚踏实地就能有所作为之类的。窦皇后成为了黄老的忠实信徒,自然有她的生命体验作为凭证。我想说当命运的风浪拍打过来的时候,不妨就在水中放松身心,躺平,先适应水的流动,感受风浪的气息。等一切平静下来之后,再考虑该做点什么。有时候,安静可能比挣扎,更有效果。

澎湃新闻:游士、游侠是怎样消逝的?对后世历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曲柄睿:其实游士和游侠一直也没有消逝。前面我们纵览秦汉历史,因为权力始终存在缝隙,所以游士和游侠的生存土壤一直存在,故而招揽宾客的人也一直存在。更何况,拥有侠义心肠,周人急难的人也一直存在,所以类似的人物不能说消逝了。只是随着不同的历史境遇,有着不同的历史表现罢了。

在后代的历史中,关于侠的记录和侠的想象始终都存在。汉魏六朝时期有很多诗歌描写侠,比如鲍照的《代结客少年场行》写道:“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雠。追兵一旦至,负剑远行游。去乡三十载,复得还旧丘。”到了唐代李白写《侠客行》,算是对魏晋以降讴歌侠客的一个大成。唐传奇中有各种各样关于侠客的故事,比如《虬髯客传》。值得注意的是,唐代有女侠出现,虬髯客的义妹红拂女就是有名的女侠。另外大家都熟悉的聂隐娘,也大致可以归入女侠的行列。再到宋元明清乃至当代,各种曲艺形式和文学作品中,都少不了侠的形象。虽然侠在实际的历史活动中表现可能各有千秋,但是人们对于周人急难,总是怀有几分期待的。

我最近读《王文成公全书》,就是王阳明集,才知道他少年时也好游侠。这样就不难理解他后来为什么建立起一种打开心量、无所不包的学说了。王阳明评述张仪、苏秦,说他们善于揣摩人情,中人肯綮,形容他们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的人。能从游士中得到共鸣性的体验,王阳明的广大之处与一般儒者自不相同。他的门人王畿同样少年豪迈,人们评价他:“宁为阔略不掩之狂士,毋宁为完全无毁之好人;宁为一世之嚣嚣,毋宁为一世之翕翕。”《明儒学案》中引唐荆川评价王畿说:“笃于自信,不为形迹之防。包荒广大,无净秽之择。”这番话,恐怕秦汉人看了也一样心有戚戚吧。

所以侠很大程度上凝聚成了一种文化符号,成为人们的一种想象。这无疑是对平静乃至凝滞的生活的某种反抗。我们回避平庸,厌恶流俗,试图在无常中劈开一条路。可与相伴者,惟有侠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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