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
1.受聘贵阳书院
闻得王阳明之令名的提学副使席元山有一天询问王阳明朱学与陆学的异同，可王阳明却绝口不谈朱陆之学，只阐述自己所悟得的“知行合一”之旨。席元山听了之后，当天带着疑问回去了。结果第二天他又来造访。于是王阳明以“五经”“诸子”的言论为依据，进一步说明了“知”与“行”的本义。席元山这才理解了“知行合一”的主旨。
之后，席元山又几次来向王阳明请教，最后终于恍然大悟，并说道：
“今天终于看到了圣人之学。朱陆之学，各有得失。不能仅靠辩论来求其异同。只要求之于自己的本性，就自然明白了。”
不久之后，席元山与毛应奎一起修复了贵阳书院，聘请王阳明前去讲学，并亲自率领诸生一同师从王阳明。
2.朱陆同异论
朱陆同异论的讨论发生于从元代至明初的这段时期。众所周知，朱子与陆九渊（陆象山）是论友，由于他们的学术见解相左，两人经常辩论。但是，在陆子去世后，朱子学便兴盛了起来，由于元朝和明朝都以朱子学来选拔官吏，故而到了王阳明的时代，已是朱子学万能的局面了。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时代的风潮是会发生变化的，自元代起，对于陆学的关注便日益高涨，在自元至明初的这段时间里，甚至出现了“朱学和陆学所阐述的其实是一回事”的议论。不过这也仅存在于一小部分人之间，以朱子学为正统之学毕竟还是社会大势。因此，对如此现象加以批评且赞成陆学，有时还会受到朝廷的严惩。
正如前文所述，陆学以“心学”为宗，以为万物之理皆在于心，因此只要悟得“心即理”这么个道理，也就能穷尽万物之理了。
而朱子以为心也并非绝对纯净的，本心自然是理，但如果称“心即理”，将现有的心直接当作理，那就连不纯的心也当作理了。而这样反而会乱了世道纲纪。因此，对于心，必须严肃对待，重要的是要使其成为本来的心。并且，虽说“本心即理”，格心求理，也会因求理之心与被求理之心之间所产生的矛盾而变得不可收拾。反倒是格物穷理，心能穷尽天理。
也就是说，“格物穷理”是十分必要的，并且要运用理智来究明什么是天理，必须通过实践来真正了解天理。
不过，尽管朱子力主以理性的方式来穷理，却也并未忘记心之“存养”，只是相较于陆学，其理性倾向十分明显而已。
用《中庸》里的话来说，朱子那偏于理性的，究明心外之物的理的穷理之学，就是“道问学”；而格心求理的陆子之学，则是“尊德性”。因此，通常认为，朱子以“道问学”为主，陆子以“尊德性”为主。但“朱陆同异论”则认为，朱子其实也讲“尊德性”，陆子也未抛却“道问学”，两者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如前所述，席元山曾就朱陆之同异问过王阳明，但王阳明却没作正面回答，只跟他阐述了“知行合一”说。那么王阳明为何不正面回答席元山的提问呢？恐怕是因为在那个以朱子学为万能的时代里，讨论这个问题有招致四方责难之虞。
席元山十分敬服王阳明的学问、道德，日后还向天子推举他为辅弼大臣。
3.阐述“知行合一”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起初连他的门人弟子都无法理解。这一点从他的弟子，即被他称作“吾之颜渊”的徐爱为了理解这一学说所作的艰苦努力，就可略窥一斑。这是因为长期以来，朱子的“知行二分”说，具体而言就是“先知后行”说，即理性主义已经成了人们的常识。譬如说，即便知道了对父兄必须孝悌，也有人实际做不到。由此可见，“知”和“行”是两件事。天长日久，就成了常识。但王阳明却偏偏要说“知”和“行”是“合一”的。
为什么“知行”是“合一”的呢？因为朱子的“知行二分”说是基于理性主义的，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是基于感性主义的。也即，就朱子学的立场而言，感觉到一念发动之时，尚未付诸实践，所以这是“知”，而非“行”；而与此针锋相对的是，王阳明认为这是“行”，因为意念与知觉、好恶与知觉本就是合为一体的，是无法分开的。
在此，我们无暇详细讨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就将他有关“知行”的言论摘录如下吧：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传习录》上）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传习录》上）
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传习录》下）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先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传习录》中《答人论学书》）
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传习录》中《答人论学书》）
夫学问思辨行，皆所以为学。未有学而不行者也。（《传习录》中《答人论学书》）
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觉，便是冥行。（中略）知而不能真切笃实，便是妄想。（《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友人问》）
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功夫，这一个功夫须著此两个字，方说得完全无弊病。若头脑处见得分明，见得原是一个头脑，则虽把知行分作两个说，毕竟将来做那一个功夫，则始或未便融会，终所谓百虑而一致矣。若头脑见得不分明，原看作两个了，则虽把知行合作一个说，亦恐终未有凑泊处，况又分作两截去做，则是从头至尾更没讨下落处也。（《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友人问》）
某今说知行合一，虽亦是就今时补偏救弊说，然知行体段亦本来如是。吾契但着实就身心上体履，当下便自知得。今却只从言语文义上窥测，所以牵制支离，转说转糊涂，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友人问》）
到了王阳明晚年，其“知行合一”说变得越发切实，且凭借着“致良知”，也变得越发明白了。
本文摘自日本当代著名儒学家冈田武彦《王阳明新传》第五章《“知行合一”说》。
《王阳明新传》，【日】冈田武彦/著 徐建雄/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好读文化，2024年5月版
